2011年以來，中東政治中最引人關注的一大事件，就是西方持續空襲利比亞。這場武力干涉從3月19日開始，至今沒有結束跡象。從更寬視野看，從二戰結束后，中東始終沒有停止過動蕩，僅阿以之間迄今就已爆發過6次戰爭，此外還有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而當前的利比亞戰爭僅僅是半個多世紀來中東持續動蕩的縮影和最新體現。由此產生一個問題：中東地區為何動蕩不斷？阿拉伯國家為何頻頻成為西方武力干涉和打擊目標？

在談及中東為何動蕩、西方為何頻頻在中東滲透擴張時，人們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吸引，如爭奪石油、民族教派分立、與西方文明差異等等。但實則不然。如果說中東動蕩是“石油惹的禍”，西方是“為石油而戰”，但這很難解釋一個基本事實，俄羅斯同樣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為何西方國家卻不敢打俄羅斯的主意？因此，石油因素只能是促使中東動蕩的誘因，而非沖突根源；有人認為是中東民族教派矛盾復雜，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文明間沖突”所致，但這很難解釋，中東早就存在多種民族宗教，為何過去可以相安無事，而現在卻紛爭不斷？同時這也很難解釋土耳其與歐美的親密關系。用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信仰，解釋當前地區動蕩和西方干預，實際是將現實世界神秘化。在這一問題上，基辛格正確地指出：“中東的沖突并不像人們常說得那樣持續了幾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們20世紀的產物。” [1]本文認為，中東地區之所以動蕩不斷，阿拉伯國家頻頻遭受西方欺凌，與中東地緣政治版圖“破碎化”直接相關。

一、制裁分裂：阿拉伯世界災難性的建國史

從地緣政治角度闡釋國家權力由來已久。歷史上曾先后出現過麥金德的“陸權說”，馬漢的“海權說”，斯拜克曼的“邊緣地帶說”等，盡管這些學說強調側重點不一樣，但無不將國家權力與地理因素聯系在一起。地理位置、版圖大小、資源配置等地緣政治基本要素，對決定國家權力大小有著持久性影響。“（國家）實力取決于與全部領土有關的大小、位置，以及它所擁有的必要的物質和人力資源等因素。”[2]如果將權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緣版圖就是骨骼，一個國家實力能強大到何種程度（即能長多少肌肉），說到底還要受骨骼（疆域）大小限制，它決定著國家實力增長的極限。[3]從經濟角度看，經濟發展規模同樣取決于國家規模。亞當·斯密曾指出，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結果。而分工的水平和程度取決于市場范圍的大小。 “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4]因此國家規模大小直接決定經濟發展潛力。斯大林一向以鐵腕著稱，曾使蘇聯短期內由使用木犁的國度，一躍成為擁有原子彈的超級大國，但他仍感嘆“對于地理，我們無能為力”。[5]

因此，在國際政治中，削弱對手最徹底的辦法，就是分裂領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國力增長的基本前提。西漢政論家賈誼曾說過：“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6]摩根索也曾指出：“減少較重砝碼的方法典型地表現在‘分而治之’這一準則中。試圖削弱競爭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國家，都采用這種通過分裂競爭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 [7]說白了，就是國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尤其對已經成為破碎地帶，并深受其苦的歐洲列強來說，更是極度依靠這種戰略手腕。英國本土面積不及殖民地面積1%，卻建立起“日不落帝國”，憑借的就是“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國殖民者A·拉其普特曾說：“我們的態度是盡力維護現存的宗教的種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8]而兩次世界大戰后，戰勝國懲罰戰敗國，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將其疆域分解，如一戰后肢解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二戰后將德國一分為二等。聯合國剛建立時，世界只有五十多個國家，而現在國家總數已將近二百個。

而中東地區同樣是這種地緣政治戰略的犧牲品。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統治者的短視軟弱，使中東成為世界地緣版圖中最大的破碎地帶，徹底消除了該地區出現世界性大國的可能性。

20世紀初，阿拉伯世界所屬的奧斯曼帝國已成“歐洲病夫”，英國為了抗衡俄國，曾長期采取維護現狀政策。一戰爆發后，由于奧斯曼帝國愚蠢地將自己綁到德國、奧匈帝國等組成的“同盟國”戰車上，因此英國改弦易轍，將奧斯曼帝國視為削弱和瓜分對象。當時，英國在中東主要有兩大目標：一是在中東尋找和扶植盟友，確保戰勝德國；二是將阿拉伯地區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由此造成英國對中東政策總體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在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制造裂隙，削弱奧斯曼帝國與英國作戰能力；而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則是繼續制造矛盾，借此實現將其納入殖民地的設想。

為此，英國一方面挑動奧斯曼帝國內阿拉伯諸省發動叛亂，英國看中了哈希姆家族首領侯賽因。從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國高級專員麥克馬洪與侯賽因就劃分勢力范圍及戰后邊界問題討價還價，共交換了八封信件，史稱“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英國承諾在戰爭勝利后建立一個北到亞歷山大勒塔，東到伊朗邊境，南到波斯灣，西接紅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人隨后在1916年6月5日發動“阿拉伯大起義”，配合英軍向奧斯曼帝國進攻。參加阿拉伯起義的英國人勞倫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說，阿拉伯起義有利于英國，“因為它有助于促進我們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蘭陣營，打敗、毀滅奧斯曼帝國；也因為它繼土耳其之后建立的國家對我們沒有危害，……如果我們措施得當，他們就會保持政治分裂狀態，成為一個由一些缺乏內聚力的相互忌憚的公國組成的組織。” [9]不難看出，英國人支持阿拉伯人起義的真實動機，除了針對奧斯曼帝國，還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的禍心。據此不難理解，為何在與侯賽因達成協議不久，英國又與法國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特協定”，暗中將阿拉伯世界劃分出不同勢力范圍：法國得到敘利亞和黎巴嫩，波斯成了英國保護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則成為英國勢力范圍。

與此同時，英國還鼓勵猶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發表講話，稱樂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這就是著名的《貝爾福宣言》。“顯而易見，該宣言與麥克馬洪給侯賽因的許諾相矛盾，也與協約國就瓜分奧斯曼帝國而達成的秘密條約背道而馳。”[10]英國這樣做，表面上自相矛盾，實則萬變不離其宗。英國人十分清楚，阿拉伯民族注定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一旦獨立建國，西方列強將根本無法掠奪當地石油。而安插一個猶太人國家，將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亂與分裂，更易于西方進行控制。丘吉爾就認為，“巴勒斯坦的猶太國不但對猶太人有好處，而且能充當英帝國在中東的一個堡壘和盟國。”[11]（后來的事實證明，以色列確實成了西方防范阿拉伯民族實現聯合的心腹大患。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納賽爾、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曾風靡整個阿拉伯世界，并顯示出巨大的政治經濟能力。但正是由于1967年與以色列戰爭的失利，導致納賽爾壯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而當時阿拉伯人的主要領導人侯賽因，過分相信和依靠西方，更多考慮個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國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設計出一套“分家另過”的悲劇性戰略構想：由他的一個兒子費薩爾統治敘利亞和伊拉克，另一個兒子阿卜杜拉擔任巴勒斯坦國王，而他本人擔任漢志國王。[12]這種戰略構想，與當年歐洲遭遇十分相似。在歐洲歷史上，查理曼大帝時期，歐洲一度實現了版圖統一，但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其三個孫子就將“家產”一分為三，從此使歐洲日漸陷入版圖碎片化和戰爭持久化狀態。因此侯賽因的設想，正中西方分裂阿拉伯世界版圖下懷。現代中東的邊界，正是由一戰的戰勝國根據1916年制定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劃定的。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使中東像歐洲那樣，也患上了粉碎性骨折，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內部動蕩和外部干涉的禍端，而始終難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說，當代中東問題中最難解決的那些沖突和矛盾，大多與英法“委任統治”有關。它是造成中東諸多問題的淵流所在。[13]

二、破碎型地緣版圖為中東開啟動蕩禍端

地緣政治解析中東政治的總鑰匙。按照亨廷頓的說法，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就像家庭里一個年長的成員，為其他親屬提供支持和制定紀律。一旦缺少核心國家，文明內部或文明間建立秩序，就變得更加棘手。[14]這種分析實際完全適用于地區體系分析。中東地區沖突的內向型和持續性，就與該地區核心國家的缺乏直接相關。“核心國家的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 [15] 奧斯曼帝國時期，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核心國家的長期存在，保障了中東的秩序與和平。其除了與歐洲基督教國家，東部的薩珊帝國偶有沖突外，內部各民族、宗教間一直保持高度和諧。

而奧斯曼帝國解體后，由于英國統治者有意制造分裂，實行委任統治，使中東地緣版圖日益碎片化。阿拉伯民族憑借龐大的人口、宗教、歷史紐帶，本來有潛質建立統一國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英法委任統治，使該地區最終被分裂為22個阿拉伯國家。而國家是一個自我生長的自組織，其一經建立，便自動將鞏固、追求自身權力和國家私利列為首位，并開始依據領土概念進行統治，如統治生活在境內的居民、控制邊界、建立官僚體制等[16]。黎巴嫩歷史學家凱馬爾·薩利比曾指出：“當有政治野心的人們開始為權力和地位，在各個國家中競爭時，并且當這些國家都各有其自己的統治機構和行政管理的官僚組織時，那些把他們分開的邊界線，盡管幾乎沒有一條是天然的或是歷史的，卻開始加固起來。”[17]

由于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明顯發揮主導作用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難以發揮支配性，形成“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的復雜均勢狀態。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聚合場中的力量中心越少，極性越單一，聚合場的總能量越大；反之，聚合場中力量中心數量越多，極性越復雜，聚合場的總能量越低。”[18]而阿拉伯世界小國林立，而且國家間政體、意識形態、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各國間難以組建長久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于己，因此不約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地區安全困境加劇。如二戰后，沙特害怕伊拉克、敘利亞和約旦在同屬謝里夫家族的統治者下實現聯合，而埃及一心想成為人所公認的領袖，繼續充當許多小政府之間的仲裁者，也反對這種聯合，因此與沙特聯手阻止伊拉克、敘利亞和約旦三國聯合。[19]同時，敘利亞和伊拉克誰也不肯依附對方，敘利亞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國來保護它。而黎巴嫩則害怕被敘利亞吞并。在約旦與敘利亞之間，開始是敘利亞怕被約旦吞并，后來變成了敘利亞威脅了約旦。總之，由于缺乏綜合實力強大、足以主導地區局勢的“核心國家”，中東至今沒有形成穩定的地區結構（包括地區安全機制），使其既無法實現自強，也無力阻擋外部勢力進入中東，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進入中東，從而使地區局勢持續動蕩。

首先，無力阻擋以色列建國和坐大，使中東增添地區動蕩的永久性因素。阿以沖突是中東地區歷時最久的地區熱點，雙方沖突不斷是導致中東動蕩不定的最主要因素。而所有這些問題的開端，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建國。前文已經提到，西方當初慫恿猶太人向中東移民，本來就有“摻沙子”，搞亂阿拉伯世界的用心。但阿拉伯世界由于內部矛盾眾多，在對抗以色列問題上各懷心思，始終難以形成合力，因而使以色列屢次逃過劫難，日趨由弱變強，最終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大安全威脅。如第一次中東戰爭（1948年）爆發時，敘利亞為求得更多的武器而延誤戰機；埃及直到戰前臨時決定參戰；外約旦則一心想搶在埃及之前占領耶路撒冷，并盡可能多占領巴勒斯坦領土。各懷鬼胎導致各國各行其是，“他們互不透露各自的計劃，他們互不協作，只著眼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地區。” [20]阿拉伯軍隊間也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臺，如埃及由于擔心阿卜杜拉在巴勒斯坦的胃口太大，竟然截獲英國運給外約旦武器彈藥，結果造成阿拉伯軍團被動。而在第二次開戰后，當埃及軍隊處境危急時，阿拉伯盟國除了口頭聲援外，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援助，外約旦甚至不屑答復。埃及不得不主動提出停戰談判，其他國家也相繼與以色列停火，使這場戰爭最終以色列勝利而告終。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后感嘆道：“在敵人面前，阿拉伯人沒有統一的國家，只有幾個小朝廷、幾個集團，而不是統一意志的民族整體。他們彼此心懷恐懼，互相監督，爾虞我詐。” [21]正是由于“分裂出來的眾多阿拉伯國家各懷鬼胎，這才使以色列能夠成功各個擊破阿拉伯軍隊。”[22]

政治學中有個“獵鹿博弈”：幾個獵人聯手去圍捕一只鹿，他們如齊心協力，抓住鹿的可能性很大。這時正好有只兔子從身邊經過，其中任何一個獵人只要一轉身就能抓到這只兔子，但鹿將乘機逃跑，其他獵人將一無所獲。而持續幾十年的阿以沖突，實際就是個典型的“獵鹿博弈”，即阿拉伯國家圍獵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國家各行其是，將本國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埃及為收回西奈半島，減少戰爭負擔，率先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實際充當了率先脫離隊伍、獨自去抓野兔的獵人。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聯合圍堵功虧一簣。以色列前總理本·古里安曾經指出，“能保護以色列的不是原子彈，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23]前國防部長達揚說得更加形象具體：“如果你從車上卸下一個輪子，車就開不走”，“如果埃及不介入沖突，仗就打不起來。”[24]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表面看似乎是薩達特贏了——他不費一槍一彈收回了西奈。但實際上以色列的收益要大得多，因為再也不會發生所有阿拉伯國家反對以色列的戰爭了。而敘利亞和約旦對以色列根本不足為患。[25]

事實上，正是由于埃及率先倒戈，才導致后來約旦1994年與以色列建交。而摩洛哥、毛里塔尼亞、突尼斯、阿曼、卡塔爾等國，也先后與以色列建立不同級別的外交關系。阿拉伯國家聯手圍堵以色列的局面，日漸不復存在。而阿以沖突也逐漸變成以色列與前線國家的沖突，再后來演變為巴以沖突，乃至現在變成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沖突。“‘巴勒斯坦人’逐漸成為故意跟以色列過不去，搗亂和平的恐怖分子的同義語”。[26]而沒有了強大對手制約，以色列在中東的行為日趨肆無忌憚，成為阿拉伯國家安全的經常性威脅。迄今為止，中東地區幾乎所有地區戰爭和沖突（除兩伊戰爭），都與以色列有關。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尤其是埃及退出反以陣營，使阿以沖突幾乎成了以色列一邊倒的屠殺。如2006年，以色列僅僅因真主黨綁架幾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2008-2009年，以色列又因為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又對加沙地區發動武力清洗，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而主要阿拉伯國家反擊乏力，基本喪失了反擊能力。事實表明，阿拉伯國家各行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觀上幫助以色列立足和強大。反過來，這又嚴重惡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緣生存環境，并使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埃及最終也受到損害——推行這一政策的穆巴拉克黯然下臺。

其次，從國際范圍看，阿拉伯世界成為西方滲透擴張和武力干涉的對象。中東地緣版圖的破碎化，導致中東每個國家都國小力薄，難以在國際舞臺充當棋手角色，而只能淪為大國角逐的棋子，其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力量。伯納德·劉易斯認為，“中東地區發生的一切取決于來自別處的勢力，中東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他各種關系，是由非中東國家之間的敵對競爭狀態來左右的。”[27]自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只需要很小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

由于缺乏核心國家，阿拉伯世界中的主要國家，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沙特等明爭暗斗，競相爭奪地區事務主導權，為此不惜引入外部大國做靠山。而疆域幅員更小的阿拉伯國家，更是離不開外部大國支持。阿拉伯世界內訌不斷，由此使外力介入成為必然。20世紀30年代，沙特把它的石油特許權給了美國的康采恩，而阿布扎比則給了英國石油公司。“兩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沖突把大國英國和美國也卷了進來。華盛頓和倫敦都對各自的盟國負有義務。”[28]納賽爾希望將英軍驅逐出去，但有些阿拉伯國家首腦（如伊拉克首相努里·賽義德）則歡迎英國軍隊。這樣“既可以替他們保衛邊疆，又可以幫他們保全自己的地位。”[29]從1930年伊拉克獲得獨立起，賽義德一直依賴英國的武器和指導來治理國家。他曾坦率地對埃及人說，要是沒有英國幫助，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就無法生存下去。[30]因此他反對納賽爾將英軍從阿拉伯世界全部趕走的想法。這樣，納賽爾前腳剛把西方列強從本國驅逐出去，那些所謂溫和國家（伊拉克）后腳便將其重新迎接回來。而納賽爾在面臨西方圍堵的情況下，也不得不另辟蹊徑，與蘇聯日益走近。

 “核心國家的缺席造成了中東地區的動亂，而動蕩不定的局面與無能為力的狀態，又為外來勢力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條件。” [31]中東內部紛爭不止，使外部大國成為最大受益者。冷戰時期，美蘇都將中東當做實現世界霸權主戰場，各自扶植代理人，借制造危機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美蘇既可以利用中東緊張和混亂的機會，使中東國家牢牢地依附于它們，從而鞏固和擴大它們在中東的勢力范圍，又可以互相勾結，在必要時拿中東國家的利益作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對抗。”[32]冷戰結束后，中東成為美國禁臠。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狀況，使其基本喪失了自我保護和反抗能力，而成為任人宰割的地緣政治犧牲品。冷戰結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發動了5場地區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中，其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直接針對阿拉伯國家。而阿拉伯世界眼見西方大國在中東橫沖直撞，損害阿拉伯權益、地區穩定和國際道義，卻難以做出有力回擊。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的：“美國政策一直都對阿拉伯人民的熱望表現出輕蔑與公開的敵意，并且取得了驚人的成功：自納賽爾逝世以來，阿拉伯統治者凡事有求必應，其中反抗者鳳毛麟角。”[33]

有人曾正確地指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團結。但殊不知，阿拉伯人“不團結”，并非是其天性如此，而是源于中東地緣版圖的“巴爾干化”，地緣版圖碎片化直接導致各小國間利益訴求不同，從而在對外行動中難以同心協力。迄今，第三世界的其他兩大地緣破碎地帶——非洲和東南亞，已分別通過非盟和東盟地區性組織，很大程度實現地區聯合，而中東至今沒有地區性政治經濟組織，即使囊括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阿盟，內部凝聚力也不斷弱化，從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終難以擺脫動蕩、孱弱狀態。

三、從蘇丹分裂到利比亞戰爭：中東地緣悲劇的新案例

我們知道，“中間地帶”一直是西方列強謀求和維持霸權的根基所在。一位地緣政治學者曾指出：“大部分沖突出現在受大國擠壓的地區。霸權國家的勢力范圍要超越其中心地區，以它們的權力征服較小的國家，包圍次強國的勢力范圍，并相互蠶食對方的邊緣地帶。”歷史上，英法曾仰仗龐大殖民地供養，長期稱霸世界，二戰后殖民體系瓦解使英法很快淪為美蘇角逐的配角。冷戰時期，美蘇爭奪的重點同樣在“中間地帶”。毛澤東曾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周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上進攻蘇聯的。”冷戰結束后，西方大國對中間地帶的爭奪意圖更加明顯。布熱津斯基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要成為歐亞大棋局的贏家，主要條件就是“棋盤的中間地帶能逐步并入擴大中的、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勢力范圍。……如果中間地帶拒絕向西方靠攏，而成為非常自信的單一的實體，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就將嚴重受損。”[34]因此不難發現，冷戰后美國等西方先后發動的幾場戰爭，全部是在歐亞大陸幾大力量極（歐盟、俄羅斯、中國）之間的廣大緩沖地帶。

而阿拉伯世界因地緣位置重要，石油資源儲藏非常，最關鍵是因地緣版圖破碎而缺乏自我防護能力，因而成為西方覬覦和擴張的主要對象。反過來看，西方繼續沿用“分而治之”的陰損辦法，設法將阿拉伯國家進一步碎片化。2011年初，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蘇丹通過南部全民公投，最終使國家一分為二。而這一國家分裂的種子，早在2005年蘇丹南北達成“全面和平決議”時就已埋下。而這一和平協議正是在西方誘迫下簽署的。2011年3月19日，英法等西方國家又借口卡扎菲政府鎮壓平民，迅速對其發動空襲。利比亞成為西方獵殺對象，正是因為其資源豐富（石油儲量非洲第一，世界第七），國際處境孤立，加上已經“自廢武功”，因此打起來不費勁。而當前“中東波”使地區局勢大開大合，利比亞政局動蕩，也為外力介入提供契機。

但不少有識之士指出，西方打擊利比亞，同樣有著深刻的地緣政治考慮。它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以及內訌不斷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制造新的地緣分裂、熄滅阿拉伯團結復興火種的新開端。

我們知道，卡扎菲1969年通過政變上臺時，正值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之際。可以說，那個時代是需要英雄也產生了英雄的時代。卡扎菲深受當時政治氛圍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據說他把納賽爾的演講背得滾瓜爛熟，碰到問題就到這些演講中去尋找答案。在納賽爾影響下，卡扎菲漸漸形成反對王朝統治、反對西方干預的基本政治理念。現如今，盡管卡扎菲政策主張盡管一變再變，如其基本輪廓仍清晰可見，其政治話語體系仍充滿了對現行不合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嚴厲抨擊，保留了大量諸如 “殖民主義與反殖民”、“霸權主義與反霸權”、“國際體系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等政治警覺性甚高的政治語匯。“話語即權力”，這種政治語言蘊含的真理顆粒和思想閃光點，實際蘊含著巨大的政治動員能量。只要這種思想火種保存下來，就有可能動員產生自主性的政治力量。尤其在外交領域，卡扎菲曾長期以納賽爾繼承人自居，倡導阿拉伯民族主義。卡扎菲曾說過“普魯士統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統一了意大利，我覺得，我們這個小小的共和國也將扮演這樣的角色，統一整個阿拉伯民族。”[35]卡扎菲之所以強調統一，是因為其深刻認識到，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要想真正實現復興、自強，就必須首先要實現內部團結。他在一次講話中指出：“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統一是阿拉伯國家進行斗爭的可靠規劃和最終理想。統一是對付猶太復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挑戰的歷史性的、決定性的范疇。”[36]

執政以來，他先后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因此落了個“瘋子”的綽號。盡管如此，卡扎菲所指出的阿拉伯聯合路徑，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集體自強的唯一路徑。而這種“異端思想”顯然是令西方真正感到恐懼和不能接受的東西。

對西方國家來說，阿拉伯世界團結統一，西方將失去對該地區控制，而其保持分裂內訌、半死不活狀態，最符合其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奉行本國至上的阿拉伯領導人，如埃及的薩達特和穆巴拉克、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后來的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各海灣酋長國，普遍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政治獨立，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自動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卡扎菲作為這批領導人的最后幸存者，西方自然巴不得他早點死去。而這次西方聯手倒卡，無疑是其急于終結、埋葬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悲劇性事件。

而阿拉伯世界非但未強力阻止，卡塔爾和阿聯酋還參與“圍毆”，這種“兄弟鬩于墻”的現象，表明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之深，已到無以彌補的程度。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后，阿拉伯世界很可能更難形成合力。屆時，阿拉伯人空有眾多人口，廣闊疆域和豐富資源，但只能充當西方大國的跟班，而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

結論：

地緣板塊的統一和維護主體性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地緣板塊的分裂則是國家動蕩的最終根源。布熱津斯基認為“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標準。”[37]但中東由于缺乏核心大國，至今未形成穩定的地區結構體系（包括地區安全機制），由此造成兩個結果：無力阻擋外部勢力進入中東，甚至一些國家會主動邀請外部力量進入中東，從而使中東矛盾更加激化和復雜（如這次利比亞戰爭）。另一方面，中東是地緣政治中心，同時也是資源中心。二者合二為一。這種誘惑性很容易導致大國覬覦，不斷加大對中東事務問題介入力度。

而對西方大國來說，中東地緣版圖的破碎化，固然使其進入中東門檻和阻力較小，但與此同時，由于中東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政治力量林立，使外部大國很難找到可以依賴、長久穩固的戰略支撐點。艾森豪威爾曾感嘆說：“由于民族主義精神的覺醒和高漲，這個地區出現了一些獨立的然而是不穩定的政權，它們彼此猜疑，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復無常、日趨貧困的民眾基礎之上的。……這樣一口充滿了政治動亂和頻繁的‘邊境’戰爭的沸騰的大鍋，結果必然使美國很難把這個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開展和堅持一項穩定而廣泛的政策。即使是美國與各個個別國家的雙邊關系也要考慮到各種急驟的變化，因為鄰邦之間的對立往往如此強烈，以致對某一國的友誼竟自動地造成另一國的敵意。”[38]在某種程度上，中東政治就像流沙一樣，成為誘惑大國稱霸，進而又埋葬大國霸權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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