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保持統治世界控制中東能源

    

托姆•迪斯帕奇的引言

    美國的“R”軍事基地。在2003年發動侵略以后，五角大樓開始在被占領的伊拉克建設一系列魔鬼般的基地，其規模有美國的小城市那么大，多數基地里具有舒適的條件。可以駐扎3至4萬美國士兵，布什政府的高級官員希望他們永久留在那個國家。最終建立了數百個基地（許多基地已經關閉或是交給了伊拉克人，一些基地已被搶劫）。現在美國在伊拉克的士兵不到4.7萬人（雇傭兵不算在內）美國的負責人實際上在要求一個伊拉克政府越來越接近伊朗人，以便使美國的一些部隊在2011年底正式撤軍的日期之后能夠留在少數大型軍事基地里。
    與此同時，2003年以后美國開始沒有節制地建設或擴大在波斯灣的基地，加強和擴大在科威特、卡塔爾、阿曼、阿聯酋和巴林的軍事設施，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家”。奧巴馬政府在其他地方預言“民主”，而在這個島嶼王國里看到的是巴林-沙特對什葉派多數爭取自由的運動進行殘暴的鎮壓。美國國務院決定在伊拉克建設一個世界上現代化的超大型“使館”，那是一個設有指揮部的城堡，那里應當容納數千名外交官和他們的武裝保護人員。現在美國正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建設一個類似的設施，在阿富汗的喀布爾擴建第三個使館。
    事實上，在入侵阿富汗以后的幾年里在這個國家發動了一個真正的建設基地的熱潮，至少建設了40個基地，從微型的前哨陣地到魔鬼般的巴格拉姆和坎大哈的空軍基地，那里設施完整，有體操房、超市、咖啡館和快餐店。現在是一場災難性的戰爭的第10個年頭，很明顯奧巴馬政府瘋狂地進行談判，以便爭取至少其中一些基地在2014年美國“戰斗部隊”長期撤離以后仍然保留。正如在伊拉克那樣，美國的負責人謹慎地避免“長期”這個詞。（2003年五角大樓將伊拉克的基地稱為“持久的戰場”，今年2月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阿富汗的形勢做了這樣的描述：“無論如何不應當誤解我們或我們的盟友作為國家違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占領的愿望的持久承諾……我們不尋求在這個國家有任何長期的軍事基地。”）
    但是，盡管美國在大中東建設了所有的基地，它們擁有一切武裝力量，它以相當困難的方式被迫面對一個越來越快的失去控制的地區。也許人們記得美國在越南同樣大型的復雜的基地以及它們在戰后的命運，美國的官員簡單地決定避免“長期”這個詞，作為針對現實合理的謹慎。美國知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最近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在這個世界上為了垮臺它太大了。
    是這個世界為了垮臺它太大了嗎？全球秩序的輪廓
    在阿拉伯世界民主的建立特別表明了民眾力量的價值、獻身和承諾，這意外地與在美國邁迪遜、威斯康辛和其他城市數萬人明顯地支持工人和民主發生在同一時間。如果說在開羅和邁迪遜同時發生抗議活動，但是它們的方向是相反的：在開羅是為了實現被獨裁政府拒絕的基本權利，而在邁迪遜是為了保衛在長期艱巨的斗爭以后實現的權利，現在他們遭到嚴重的打擊。
    在全球的社會，每個情況都是一種傾向的微型宇宙，經歷不同的進程。可以肯定正在發生的事情必然對最富有和在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衰敗的工業心臟產生重大的后果，艾森豪威爾總統將之稱為“世界戰略勢力最好的領域”，是“戰略勢力最好的源泉”，“可能是在外國投資領域最豐富的經濟獎”，按照40年代所透露的美國國務院的說法，這是一個美國想留給自己和它在世界新秩序中的盟友的獎。
    盡管從那時以來發生了所有的變化，有很多理由可以設想現在的政治負責人基本上仍然贊同艾森豪邁威爾總統很有影響力的看法，即控制了中東無比豐富的能源儲備就意味著“對世界的重要控制”。相應地，失去這種控制將威脅顯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制定的統治世界的計劃，從那時以來面對世界秩序發生的主要變化美國保持了對世界的統治。
    從1939年戰爭開始，華盛頓就預見到戰爭的結果將使美國處于擁有壓倒性的勢力的地位。在戰爭的年代里，美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和對外政策的專家舉行會議，目的是為戰后的世界制定計劃。他們提出了一個“大地區”（這是美國的說法）的理論，包括西半球、遠東和原來的英帝國，以及能源資源豐富的中東。當俄羅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后對德國納粹的軍隊開始打擊時，這個“大地區”的目標盡可能擴大到歐亞的大部分地區，至少是西歐的經濟中心。在這個“大地區”內美國保持一種“無可質疑的勢力”，占有“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優勢”，同時美國確信其他國家“行使任何主權都是有限的”，因為它可能影響到美國的全球計劃。戰爭時期仔細的計劃很快就制定了。
    人們總是承認歐洲可能傾向于一條獨立的道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標部分地是為了反對這種威脅。當198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存在的官方借口消失的時候，它卻擴大到東歐，違反對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口頭承諾。從那時以來，北約在美國的領導下已經變成為一支大范圍的干涉力量，該組織的秘書長霍普•斯切弗對此做了說明，他在北約的一次會議上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必須保護將石油和天然氣運往西方的管道”，更一般地說是保護油輪使用的海上通道和能源系統的其他的“關鍵的基礎設施”。
    “大地區”的理論明確允許隨意進行軍事干涉。結論是由克林頓政府明確提出的，它宣布美國有權使用軍事力量確保“自由地得到關鍵的市場，能源的供應和能源資源”，美國必須在歐洲和亞洲的“前哨陣地”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目的是“形成人們對我們的輿論”，“形成將影響我們的生存和我們的安全的偶然事件”。美國侵略伊拉克采用同樣的原則。當美國把它的意志強加于人遭到的失敗不可否認時，已經不可能掩蓋在漂亮的理論背后侵略的真實目的。2007年11月，白宮公布了一項原則聲明，要求美國的軍隊無限期地待在伊拉克，讓伊拉克承諾美國投資者有優先的特權。兩個月以后，布什總統向國會說他將拒絕可能限制美國武裝力量長期駐扎的法律，或限制美國控制伊拉克石油資源的法律，拒絕面對伊拉克的抵抗美國迅速撤離的要求。
    在突尼斯和埃及，最近的起義取得了令人吃驚的勝利，但是正如卡內基基金會所說的，盡管有變化，但政府仍存在，“在統治精英發生了變化，距改變統治的制度的目標還很遠”。報告討論了民主的內部障礙，但是無視外部的障礙，后者歷來是重要的。
    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肯定將盡一切努力阻止阿拉伯世界一種真正的民主。為了理解原因只需要考慮美國的民意測驗機構對阿拉伯輿論的研究就足夠了。盡管只通報了有關方面，策劃者對此是確實了解的。絕大多數阿拉伯人認為美國和以色列是他們面對的最大的威脅：90%的埃及人認為美國是最大的威脅，在那個地區一般說來75%的認為美國是最大的威脅。只有10%阿拉伯人認為伊朗是一種威脅。他們強烈地反對美國的政策，多數人認為如果伊朗擁有核武器會更加安全，在埃及持這種看法的人達80%，其他國家的比例類似。如果公眾輿論影響到政策，不僅美國不可能控制這個地區，而且將被趕出這個地區，削弱美國全球統治的基本原則。
    看不見的權力的手
    在思想家和宣傳者的競爭中，對民主的支持下降了。在現實世界對精英的民主的嫌惡成為準則。明顯的是在民主對社會經濟的目標做出貢獻時，民主才能支撐下去，這是多數人的民主，更嚴肅的知識淵博的人對接受這一結論是有所抵觸的。
    精英們對民主的輕蔑在對維基解密的反應中暴露無余。最受關注并受到熱烈評論的是關于阿拉伯人支持美國對伊朗的立場的電報。這指的是掌權的獨裁者。沒有提到公眾的態度。指導的原則是由卡內基中東基金會的專家馬萬•穆阿舍制定的，他是約旦政府的前官員。她認為“沒有任何壞事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簡單地說，如果獨裁者支持我們，還有其他的事情可能是重要的嗎？
    穆阿舍的理論是合理的和令人尊敬的。現在有一點是很突出的，1958年在一次內部討論中，艾森豪威爾總統表示擔心在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仇恨運動”，不是來自政府的仇恨，而是來自人民的仇恨。國家安全委員會解釋說，在阿拉伯世界有一個支持獨裁和封鎖民主和發展的概念，目的是確保對本地區資源的控制。此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結論是這一概念是相當具體的，美國應當做的是以穆阿舍的理論為基礎。“9•11”襲擊事件以后五角大樓進行的研究確認這一理論繼續有效。
    在正常情況下將歷史扔進垃圾桶，受害者則嚴肅對待歷史。對這一重要的問題做一些簡短的觀察也許是有用的。埃及和美國在類似的問題上對立這不是第一次，其行動的方向是相反的。在21世紀初這一觀察仍是有效的。
    經濟史學者論證說埃及處于開始與美國同樣的經濟迅速發展的地位。兩國都有包括棉花在內的豐富的農業，都有早期工業革命的基礎，盡管美國與埃及不同，它必須通過征服、滅絕和奴隸制發展棉花的生和和勞工的力量，其結果現在表現在為幸存者的儲備力量，從里根時代起迅速擴建了監獄，以便容納被非工業化拋棄的多余的居民。
    一個根本的區別是，美國實現了獨立，因此它可以自由地無視經濟學理論的規則，如當時由亞當•斯密提出的規則，非常類似于現在對發展中的社會作出的預測。斯密要求被解放的殖民地生產初級產品去出口，進口英國高級的制成品，確實沒有試圖壟斷重要的商品，特別是棉花。斯密警告說，“任何其他的道路將推遲年度的生產價值，而不是加速增產，不會推動國家的進步創造真正的財富和偉大”。
    殖民地在實現獨立以后，可能無視它的勸告，繼續走英國的道路，由獨立的國家指導發展，收取高額關稅以保護工業，反對英國的出口，首先是紡織品，然后是鋼鐵和其他產品，采用其他許多工具以加速工業的發展。獨立的共和國也尋求做到對棉花的壟斷，以便“出口到其他我們腳下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的敵人，如同美國杰克遜總統的時代對得克薩斯和墨西哥的一半所宣布的那樣。
    在埃及一條可以比較的道路被英國的勢力封鎖。帕梅斯頓公爵曾宣布“任何對埃及的公正的思想對于英國如此巨大和崇高的利益來說應當是一種障礙”，如保持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霸權，表示他對無知和野蠻的穆罕默德•阿里的仇恨，此人竟敢尋求一條獨立的道路，面對英國的艦隊和金融勢力，尋求埃及的獨立和經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的“霸主”，華盛頓采取同樣的立場，表明除非埃及遵守弱者的標準的規則，不會向它提供幫助，美國繼續違反規則，采用高關稅排斥埃及的棉花，削弱埃及使其缺乏美元。這是常用的市場原則的解釋。
    艾森豪威爾擔心的對美國的“仇恨運動”過去了，它承認美國支持獨裁者，封鎖民主和發展，如同對它的盟友所做的那樣。這并不令人驚奇。
    為維護亞當•斯密，必須補充的是他承認英國繼續明智的經濟的規則，即今天所說的“新自由主義”。他警告說如果廠家、商人、和英國的投資者再次走向國外，可能獲利，但是英國將受苦。他考慮將遵循國家的方向，以致“一只看不見的手”將使英國免除經濟合理性的災害。
    “看不見的手”這句有名的話唯一出現在《國家的財富》中。古典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創始人戴維•里卡多提出了類似的結論，期待內部的傾斜將使富人對在自己的國家獲取低利潤感到滿意，而不是尋求一種在外國對他們的財富更有優勢的就業，對他們被削弱感到遺憾，古典經濟學家的本性是健康的。
    伊朗的“威脅”
    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有時可以與1989年在東歐的情況相比較，但是其原因的基礎是可疑的。1989年建立民主是俄國人所容忍的，得到西方強國的支持，根據的標準理論是對經濟的和戰略的目標清楚地進行調整，因此那是一個高尚的很榮幸的結果，與在中美洲保衛基本人權的斗爭有區別。這是薩爾瓦多一位被暗殺的主教的看法，他是華盛頓武裝和訓練的軍事力量殺害的數十萬受害者之一。西方的勢力現在以充分的理由繼續敵視阿拉伯世界的民主。
    “大地區”的理論繼續適用于當代的危機和對抗。在做出政治決定的階層和西方的政治評論中，認為伊朗的威脅是對世界秩序最大的危險，因此聚焦美國的對外政策，歐洲繼續它有禮貌的面孔。
    具體地說伊朗的威脅是什么呢？一種可靠的回答是由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提供的。去年關于全球安全的報告說明威脅不是軍事的。伊朗的軍事支出與那個地區的其他國家相比是相對低的。它的軍事理論是“嚴格的防御性的，是為減緩侵略和強制用外交解決敵視而設計的”。伊朗“將軍隊投放到邊界以外的能力是有限的”。關于核選擇，“伊朗的核計劃和保持開放發展核武器的可能的措施是它說服戰略的中心內容”。
    殘暴的教權主義的政權無疑對本國的人民是一種威脅，盡管很難超過美國在那個地區的盟友。但是出在其他地方，這確實是壞的預兆。一個因素是伊朗的說服能力，非法地行使主權可能干擾美國在這個地區行動的自由。可以看到伊朗為什么尋求一種說服的能力，看一看這個地區的軍事基地和核力量就足以說明一切。
    7年前以色列的軍事史學家克萊維德說，“世界看到美國沒有理由攻擊伊拉克，這已被證實。如果伊朗人不想生產核武器，他們是瘋了”，特別是當他們面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經常的攻擊和威脅的時候。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強調，但是伊朗的威脅不只是說服。它還試圖擴大它對鄰國的影響，以這種方式在地區制造不穩定。入侵和占領伊朗的鄰國就是“穩定”。伊朗努力擴大它對鄰國的影響就是“制造不穩定”，因此顯然是不合法的。
    類似的習慣已是家常便飯。因此美國對外政策有名的分析人士詹姆斯•查斯在技術意義上正確地使用“穩定”這個詞去說明為了在智利實現“穩定”，必須使這個國家“不穩定”（推翻民選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建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的獨裁政權）。同樣有趣的美國對伊朗的關注還與帝國文化的指導原則和地位有關。正如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策劃者們在當代世界體系開始時所強調的：美國不能容忍“任何人行使主權”來干擾美國的全球計劃。
    美國和歐洲聯合起來懲罰伊朗對它們的威脅，但要記住它們是何等孤立。不結盟國家有力地支持伊朗濃縮鈾的權利。在那個地區阿拉伯的公眾輿論甚至堅決支持伊朗的核武器。地區的主要大國土耳其與與在南方最受崇敬的巴西一起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反對美國提出的對伊朗進行懲罰的動議。它的不順從導致美國的嚴重非難，這已不是第一次，在2003年土耳其就痛苦地遭受譴責，當時政府遵照95%的居民的意愿拒絕參與對伊拉克的侵略，以此表明它對西方式的民主軟弱的理解。
    去年土耳其因其在聯合國的“不良表現”受到奧巴馬政府負責歐洲事務的最高外交官菲利普•戈頓的警告，稱土耳其應當“表明它對西方合作的承諾”。一位外交委員會的專家問道：“如何使土耳其人保持在規定的范圍內？”讓他們如同好的民主黨人一樣執行命令。 巴西的盧拉受到《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告誡，因為他和土耳其一起在解決伊朗濃縮鈾的問題上的努力離開了美國的權力框架，被認為是“巴西領導人精神財富的一個污點”。
    美國認為以色列是個例外：沒有任何建議可以要求以色列的核計劃置于國際太陽能機構的保護之下，或是公布以色列核設施和核活動的消息。已經不再以這種方式談論伊朗的.
    將地球私有化
    盡管“大地區”的理論繼續占主導地位，建立“大地區”的能力卻在下降。美國的權力頂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當時從文字上說它占有世界財富的一半。但是當其他的經濟體從戰爭和殖民化的破壞中恢復的時候，美國衰落了，開始走上在風浪中艱難前行的道路。70年代初，在世界財富中美國占比下降近25%，工業世界形成三極：北美、歐洲和東亞（當時集中在日本）。
    70年代在美國的經濟中還有一個劇烈的變化，走向金融化和生產的出口。多種因素匯合后建立了一種財富急劇集中的殘酷的時代，特別是集中到最上層的1%的人口—尤其是行政領導者、高風險基金的經理等。這使政治權力集中化，同時導致增加經濟集中度的國家的政策：財政政策、公司管理的規則，解除調控以及更多的事情。與此同時，選舉運動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將政黨帶入越來越金融化的集中的資本的口袋：共和黨人如此，民主黨人（如同是溫和的共和黨人）也不甘落后。
    選舉已經變成一種由公關業領導的字謎。在2008年選舉中獲勝以后，奧巴馬因當年開展最好的市場運動而獲得公關業的獎。行政人員很高興。企業的媒體解釋說從里根時代起候選人已像其他的商品一樣被商品化，但是2008年成績更大，改變了公司顧問的風格。美國2012年的選舉成本有望超過20億美元，特別是來自公司的資金。奧巴馬正在選擇商人擔任高級職務，這并不奇怪。公眾已被激怒和感到失望，但是占主導地位的仍是穆阿舍的原則（即“當人們總是安定和消極時，我們將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在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時候，多數居民的實際收入停滯了，人們安排更多的時間工作，借債和資產膨脹，金融危機一般破壞了他們的資產，從80年代起調控機構被撤消以后金融危機就開始了。
    對于很富有的人來說，這不是任何問題，他們從政府的保險單位獲益，即所謂“要倒臺它太大了”。銀行和投資公司可以從事有風險的交易，獲取巨額利潤，當制度不可避免地垮臺時，它們可以尋求國家的支持，要求用公共資金拯救它們，抓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理論不放。
    這就是從里根時代以來的調整進程，每次危機比前一次更激進，這是對普通居民說的。現在對大多數居民來說，真正的失業已經達到大蕭條的水平，而當前危機主要的策劃者之一戈德曼•薩奇斯比任何時候都富有。不久前他宣布擁有175億美元資產。所有的人都得勒緊褲帶。
    教師成為一個特別合適的目標，成為美國政府通過私有化故意破壞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系統的努力的一部分，這對富人來說又是一件好事情，但對居民則是一種災難。長期來說對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一種災難。當把市場的原則放在首先要地位時，民眾被拋在一邊。
    另外一個合適的目標總是移民。在美國的整個歷史上都是這樣，哪怕是在經濟危機的年代。現在美國的危機加劇，白種居民很將變成少數。遭到凌晨的個人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的殘暴是令人震驚的。
    誰是有問題的移民？在我生活的馬薩諸塞州，有很多馬雅人，他們是在危地馬拉土地上遭到謀殺而逃出來的，里根政府支持這類謀殺。還有一些是墨西哥人，他們是克林頓時期北美自由貿易條約的受害者，一項政府間的協議的安排在三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對人們造成損害。當美國國會1994年在壓力之下通過北美自由貿易條約時，克林頓也開始了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的軍事化，而以前邊界是相當開放的。人們知道墨西哥的農民不能和受到巨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加工業競爭，在與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墨西哥的企業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所謂的自由貿易協議之下，美國跨國公司應當享受“國民待遇”，一種只給予公司法人的特權，而不是給具體的個人。這些措施導致出現大批絕望的難民，在國內造成國家-公司政策的受害者反對移民的癔病。這并不令人吃驚。
    看來在歐洲發生同樣的事情，在那里種族主義比在美國更不聽眾指揮。一個人看到意大利抱怨利比亞的難民擁來會不知所措，那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第一次進行屠殺的場所。或是當法國現在繼續是它過去的殖民地殘暴的獨裁者的保護者，它做出安排以便讓人忘記法國在非洲可怕的暴行，與此同時法國總統薩科齊悲哀地反對移民的涌入，勒龐對沒有為阻止移民做任何事情提出異議。不必提及比利時，它可能贏得亞當•斯密所說的“歐洲人野蠻的不正義”獎。
    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新法西斯政黨的上升是一種恐怖的現象，如果我們不記得最近在歐洲大陸發生的事情。如果猶太人繼續被法國驅趕走向貧窮和壓迫，必須想到隨之而來的反應，然后面對對吉卜賽人發生的事情是缺少反應，還有大屠殺的受害者，他們是歐洲最受虐待的居民。
    在匈牙利，新法西斯黨Jobbik在全國選舉中獲得17%的選票，四分之三的居民認為共產主義制度對他們不是好事，也許這不會讓人吃驚。在奧地利極右的海德在2008年的選舉中只得到10%的選票，我們可以松一口氣，如果不是因為極右的新自由黨分散選票，他可能得到17%的選票。記得1928年在德國納粹得票不超過3%，這讓人打寒戰。
    在英國，極右和法西斯的英國國家黨和英國聯盟是重要的力量。在德國移民正在破壞國家是一個銷售的巨大成功，蒂洛•塞拉辛對此感到遺憾，默克爾總理對此進行譴責，稱多種文化主義已經“完全失敗”：引進的土耳其人在德國做骯臟的工作，沒有變成藍眼睛的金發人，而是真正的雅利安人。
    人們記得畫報上的主要人物之一本哈明•富蘭克林警告說，新解放的殖民地應當小心，不讓德國人移民，因為他們太褐色了，瑞典人也是一樣。20世紀到來時，盎格魯薩克遜純種的可笑神話在美國是很普遍的，甚至是總統和其他的杰出人士當中。文學文化中的種族主義是一種明顯的猥褻，在實踐中是更壞的。根治骨髓灰質炎比根除這種可怕的禍害更容易得多，在經濟短缺的時期，這種禍害更為猛烈。
    在市場的制度中，金融體制的制度性風險可能被納稅人補救了，但是如果環境被破壞，沒有任何人去拯救。企業的領導人進行宣傳想說服居民全球的升溫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欺騙，他們完全知道威脅有多嚴重，但是他們必須在短期內使其利潤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滲入市場。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其他的人也會去做。
    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可能是致命的。為了看到這種危險有多嚴重，只要分析一下美國新的國會通過企業提供資金和宣傳掌握的權力就足夠了。幾乎所有的國會議員都否認氣候的變化。他們已經開始削減用于可能緩解生態災難的措施的資金。更糟糕的是，一些議員是真正的信徒，比如國會一個負責環境的分委員會新的負責人說，全球升溫不可能是一個問題，因為上帝曾向諾埃承諾將不會有另一次洪水。
    如果這發生在某個邊遠的小國，我們可能笑死人。但這發生在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勢力的國家。在發笑之前，我們可能認為現在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走向對教條的狂熱信念，如對有效的市場的設想，如同15年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宗教”更好地了解市場，阻止中央銀行和經濟學家發現8萬億美元的房地產泡沫沒有任何經濟的根基，當泡沫破裂時國家受到破壞。
    在一般的居民是消極的、冷漠的和偏向于消費主義或是仇恨容易受到操作的人的時候，有勢力的人就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幸存下來的人不得不觀察結果。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譯自2011年4月25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