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阿拉伯革命”及其對中亞和中國新疆的影響

    

  2010年底至今，一場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民眾抗議風暴短時間內席卷整個北非馬格里布地區。這場被西方學者稱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開端的突變，由于發生在信息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的時代，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從而吸引了各國學者的注意。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現代化進程獨特性的阿拉伯依附經濟體所擁有的那些引發事件的深層次原因更需要加以探究。同樣迫切的是，這場發源于馬格里布的動蕩，已蔓延至中東阿拉伯國家，在中長期內有波及包括中亞在內的整個伊斯蘭世界的趨勢。無疑，它的負面因素也會對中國新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一、大中東計劃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溫和化背景下的泛阿拉伯民主運動
    
  此次被冠以“泛阿拉伯革命”的歷史進程，本質上是在美國推行大中東計劃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適時溫和化為政治伊斯蘭的特殊背景下，發生的一場阿拉伯民眾反對權貴資產階級威權統治的大規模民主運動。
    9•11事件后，美國智庫把以暴力、恐怖手段謀求全球問題伊斯蘭解決方案的原教旨主義視為伊斯蘭世界強烈仇美情緒的根源，認為正是伊斯蘭地區廣泛存在的凱馬爾型威權政府刺激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發展和壯大。基于這種認識，美國從小布什政府開始，大力實施“大中東計劃”，而該計劃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對大中東地區進行西方民主化改造。
    幾乎與此同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主體部分，如伊斯蘭兄弟會，在西方及本國威權政府的雙重壓迫下，同時為了使自己的意識形態能夠吸引更有知識的年輕一代，修正了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同基地組織為代表的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刻意拉開了距離，開始了溫和化進程。
    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薩拉菲主義改革派教義雖然繼承自原教旨主義，認為伊斯蘭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伊斯蘭中后期理論對原始教義的背離，以及西方消費主義對伊斯蘭社會純潔性的腐蝕，從而要求回到原教旨，但是薩拉菲主義改革派同時強調“創制”，試圖協調伊斯蘭原始經典同現代科技、文化、社會進步之間的關系。
    在實踐中，溫和化的政治伊斯蘭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極端的反西方傾向，放棄了恐怖主義，放棄了暴力推翻世俗政權等激進活動，轉而希望在體制內通過民主的方式上臺執政。同時它接受了有關支持政治和文化多元性、保護人權等各種源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在經濟上，政治伊斯蘭承認私有制、自由企業制度，同時放棄了建立伊斯蘭經濟共同體這一試圖挑戰現有中心一邊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構想。這些都表現出政治伊斯蘭精英謀求與中心達成某種和解的愿望。
  這樣，美國的大中東政策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溫和化的進程在維護西方占優勢的中心——邊緣結構上實現了契合。雖然西方沒有預料到此次泛阿拉伯動蕩事件的突然爆發，但是，它很快在試圖騎劫這次自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的團體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并在自信可以將這一運動納入自己的軌道后支持了這場可控的民主化運動。

  二、宗教文化惰性所形成的泛阿拉伯現代化發展瓶頸
    
  阿拉伯民族創造的伊斯蘭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燦爛的精神遺產之一。但是，那些在時空中曾強勢存在的文明，在歷史發展的轉軌處更容易受制于本身強大的慣性。同時，此種文明所塑造的阿拉伯民族的心理深層結構也具有相應的惰性，不易生發出推動現代化所必需的理性主體的能動性。
    現代化需要理性主義，需要把社會自身當作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需要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對社會進程加以控制，需要從事經濟、政治、社會活動的主體在權利平等基礎上的主動性。但是，這一切現代化的必需條件在阿拉伯世界被非理性、保守的篤信以及消極的順從所代替。盡管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潮也強調“創制”，但是它一開始就把理性的思辨建立在非理性之上，任何利益群體都可以從自己的立場對伊斯蘭做出合乎自身利益的解釋。自然，合乎統治階級經濟利益的解釋，在阿拉伯世界遺存的前工業化社會結構里，在保守的、對傳統和權威盲從的社會意識下，在忍耐和對二世幸福的憧憬中，在以伊斯蘭屬性嚴格區分我者和他者的世界認知中，更容易披上全民族以至于整個伊斯蘭利益的外衣。
    盡管有些伊斯蘭現代思潮也主張剔除伊斯蘭教中落后的、不合時宜的信條，但是這種思想永遠也沒有進入伊斯蘭主流。于是在阿拉伯世界保守的氣氛下，本來能夠推動第三世界依附國家進步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潮長期受到統治階級和宗教的聯合打壓，甚至得不到被它所捍衛的那個階級的理解，它的影響只局限于左翼知識分子之中。由于宗教的影響，阿拉伯世界擺脫依附性困境的最可行道路被堵死了。
  同樣，由于與宗教信仰相悖，阿拉伯世界發展所亟需的人口控制計劃長期得不到實施，嚴重影響到了經濟社會發展和阿拉伯地區脆弱的生態安全。而這些又作為反向刺激因素影響到人口素質，大量沒有受過教育的、因貧困而憤怒的人群又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埃及開羅1600萬人口中，有5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而開羅只是阿拉伯各國的縮影。嚴重的人口超載問題，個人、社會經濟活動主動性、計劃性的欠缺，宗教世界觀同自然科學的沖突引發的教育和科技欠發達，對宗教權威以至于對世俗權威的順從引發的個體意識的湮滅，現代政治文化的發育遲滯等一系列由宗教文化惰性帶來的限制因素，共同構成了阿拉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瓶頸。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塑造的阿拉伯依附性社會及其不穩定
    
  上世紀末，戰后形成的兩個平行的世界經濟體系，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被解構。舊有的資本主義中心——邊緣結構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并逐漸固化。
    北非馬格里布國家獨立后的經濟發展經歷了由阿拉伯社會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型。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甚至稍后一些的利比亞都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時加大力度吸引外資，鼓勵出口。北非馬格里布國家都保持著不錯的經濟增長數據，尤其是突尼斯，過去20年平均增長率為5％，被世界經濟權威人士和機構稱為出類拔萃的經濟體。但是，經濟數據掩蓋不了依附發展的本質。與經濟私有化并行而至的是大規模的失業現象，近10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常年保持在9％左右，突尼斯為14%左右，阿爾及利亞為10％左右，并且這些數據不包括臨時就業人口和農業富余人口。而利比亞2004年的數據竟然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30％。“如果就業機會極其有限，并且都被有政治關系者占據；如果財富極其有限，大筆金錢卻被政府官員囤積，這樣的體制將催生人民對不公正現象的憤怒。”
    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中，北非馬格里布國家明顯地呈現出不同于拉美、東南亞依附體的另外兩種依附形式：海灣型與典型阿拉伯型。利比亞作為單一能源經濟國家屬于前者。海灣型依附體是依附經濟的特殊類型，它擁有只增長而不發展的特征。利比亞同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一樣，面臨著能源枯竭后令人絕望的前景。而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在本世紀初完成私有化后，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為出口導向目標所取代。但是，由于先進資本主義的向心性以及隨之產生的邊緣工業化延滯，它們獲得了依附性國家特有的畸形的生產結構，并清晰地顯影在社會結構上。
    埃及、阿爾及利亞的現實社會結構呈現出具有金字塔形的社會分層，而突尼斯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較早實施的人口計劃政策等因素，初步形成了橄欖形的社會結構。不公平的中心——邊緣金融貿易體系維持著中心穩定的橄欖形結構，相反，依附經濟體準橄欖形結構中維持結構穩定的中間階層，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作用而發生大規模的向下滑動，從而使整個結構失去穩定。
  無論是金字塔形的阿爾及利亞、埃及，還是準橄欖形的突尼斯，由于中心傳導來的經濟危機的影響造成失業劇增，由于中心自私的貨幣政策以及自然災害所引發的食品價格為先導的全球通貨膨脹，這些因素甚至使先前可憐的生活標準都得不到維持，于是平常由于麻木而視若無睹的統治精英的奢華、腐敗以及小官吏的壓迫都變得不可忍受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典型阿拉伯依附體的維穩機制，即因代表著中心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而得到中心支持的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威權政府，在中心或主動或被迫放棄支持的情況下，再也無法運作下去了。

  四、獨特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所引發的合法性缺失
    
  政治現代化，應當是包括人類政治生活本質和政治制度技術層面兩個層次的進化過程。而西方現有的政治模式，如同它陷入危機的經濟基礎一樣，出現了所謂的“西方民主困境”，絕對不能為馬格里布國家在內的邊緣國家照搬。
    但是，西方政治實踐中那些基于人類對政治生活規律的正確理解而成功加以控制的制度設計，那些塑造了具有獨立思考、追求公平、平等的政治文化的制度設計，那些促進公民政治參與從而較大程度地限制了特權、腐敗同時也使公民的憤怒有正當的宣泄渠道的政治設計，北非馬格里布國家應當在充分考慮到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特性和程度的基礎上加以借鑒，甚至應為實現這些制度而進行主動的文化更新。
    啟蒙運動是西方政治民主的肇始，它破除了歐洲人對神權社會完美性的迷信，從而促進了基督教的現代化以及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世俗化。但是，由于文化的異質性，直到當代，啟蒙運動也沒有對阿拉伯世界產生太大的影響。伊斯蘭強烈的人世性締造了專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傳統，而這一傳統正是產生現代阿拉伯威權統治的溫床。上世紀中期，北非馬格里布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得到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力支持。獨立后，各國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政策嫁接到伊斯蘭教義中，形成了阿拉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政治上普遍采取一黨制或實質上的一黨制，同時突出領袖的權威。必須承認，阿拉伯社會主義政策時期，各國政府與各具魅力的領袖人物，由于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采取了國有化、土地改革、建立初步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激進的社會經濟政策而取得了公眾的廣泛支持。各國政權在伊斯蘭信仰、反帝、泛阿拉伯統一、阿拉伯社會主義的社會公正的原則下取得了廣泛的合法性。而遜尼派伊斯蘭教徒對權威的服從更加為它的存在提供了適宜的政治文化基礎。
    蘇聯解體前后，北非馬格里布國家紛紛放棄阿拉伯的社會主義實踐，轉而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同時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下進行了憲政改革，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這20年間，在保守的氣氛下，由于找不到不公正的世俗原因，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懷有不同目的的各階層都得到了相當的支持。從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轉為權貴資產階級的北非馬格里布精英，為了維護自己的尋租特權，在中心國家出于對原教旨主義者統治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恐懼而給予的支持下，保持著實質上的威權統治。資本主義的威權統治必然導致貪腐盛行、執法機關恣意妄為、司法腐敗、黑社會活動猖獗、黑白共治，嚴重危害了社會公正，敗壞了社會風氣。這一切合乎規律地在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的歷史舞臺上一一重現。
  由于文化影響、歷史傳統的不同，北非馬格里布國家絕對不會產生拉美依附體在民主化后出現的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民主左轉現象。而不改變政治生活的資本主義虛偽本質，只是建立徒有虛表的西方多黨民主形式，將在實踐中把一部分阿拉伯國家引向東南亞依附體的民主亂相。如同在泰國那樣（中產階級居然代表著精英的利益在沖突雙方公認的權威－－皇室的默許下進行著反對貧民的戰爭），在將來的阿拉伯世界，代表政治伊斯蘭的中產階級也會同時代表著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沖突雙方公認的權威－－宗教的支持下走到鎮壓窮人抗議的最前列：你們接受施舍吧，僅此而已！而另外一些阿拉伯國家，如也門，或許將陷入吉爾吉斯困境，即國家控制力削弱后，劇烈的、暫時無解的經濟、社會矛盾將使社會動蕩周期性發生。

  五、新一輪雙泛思潮在政治伊斯蘭溫和化的掩蓋下將沖擊中亞和中國新疆
    
  獨立后的中亞各國分別完成了市場化、私有化轉型，先后以新邊緣的角色被整合到世界中心—邊緣體系中。甚至中亞最為封閉的烏茲別克斯坦經濟體，在經濟危機前，也已表現出明顯的開放態勢。與此同時，中亞各國維持著與中東、北非相同的威權政治體制。這樣，伊斯蘭文化影響同樣強烈的中亞國家，與中東、北非發生動蕩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方面擁有了諸多共性。顯而易見，這種共性在兩個地區造成了同樣的社會問題：不節制的高生育率與私有化共同作用導致的高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高失業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的貧富分化，赤貧人口的大量出現；威權政治所造成的大范圍存在的腐敗現象。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中亞各國的社會公正，敗壞了社會風氣。
    蘇聯解體后，在契合中亞各國塑造民族國家意識、彰顯文化自覺的一系列措施中，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的宗教機構向中亞提供了巨大的財政援助和宗教意識形態支持，這樣，短時期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迅速填補了因蘇聯解體在中亞所形成的意識形態真空，并且在境外激進勢力的幫助下，對各國世俗的威權體制構成了極大威脅。
    在這種社會現實中，在中東地區活躍的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在日益濃厚的宗教文化氛圍里，中亞大量人群開始尋找社會問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解決方案。
    中亞各國中，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宗教氣氛更加濃厚，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是在這兩個國家最先找到了立足點。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復興黨在內戰中還短時期內奪取了政權。而烏茲別克斯坦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烏伊運”作為基地組織的外圍組織，曾在烏境內掀起安集延事件，發起多起針對世俗目標的恐怖襲擊。在境外，它積極參與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派出“圣戰者”參與車臣沖突。更為重要的是，在基地的協調下，“烏伊運”負責培訓和統一指揮中國東突恐怖勢力。由于到處樹敵，“烏伊運”在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與烏政府軍的打擊下損失慘重，并且它的激進暴力的原教旨思想始終不能在烏茲別克人為主體的社會中成為主流。
    與上述擁有非法武裝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組織不同，來自中東的激進組織伊布扎特（伊斯蘭解放黨），以薩拉菲主義改革派教義為指導，在實踐中采取模糊政策，一方面自我標榜要以和平的宣傳方式將信眾吸引在它的旗幟下，要以文明的方式改變中亞國家現行的政治體制；一方面又經常在宣傳中攻擊世俗體制，煽動推翻政府。1998年至2005年，它先后在中亞各國被禁止，從而轉入地下活動。伊布扎特圖謀建立包括整個伊斯蘭世界在內的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家，從異教徒統治下解放所有的穆斯林。無疑，它具有明顯的泛伊斯蘭性質。
    伊布扎特于20世紀90年代初在費爾干納盆地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建立了根據地，后又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加緊了對相鄰的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新疆地區的滲透。1999年開始，它分別在上述地區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秘密分支機構。中亞各國分支通過互聯網、通過信使向位于烏茲別克斯坦的中亞總部匯報工作，中亞總部匯總后向設在約旦的伊布扎特全球總部匯報，得到指示后向下傳達指令。目前，該組織已成為中亞境內最有經濟、政治實力的伊斯蘭原教旨組織。它的成員結構也已發生明顯變化，出現了由烏茲別克人占絕對優勢向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成分逐漸擴大的趨勢。伊布扎特在中國新疆的發展同樣迅速，據來自中亞的信息，僅在烏魯木齊市就存在20個互不隸屬的伊布扎特分支，并秘密向全疆擴展。
    9•11事件后，由于受到國際社會與本國威權政府的雙重打壓，同時為了適應全球政治現代化的影響，中亞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或主動或被動、或本質上或形式上、或真誠或虛偽地開始了溫和化的進程。因為，這種變化既可以在新時代、新的社會條件下吸引更有文化的信徒，又可以使中心強權放松警惕，從而擴大自身的生存空間。
    首先開始溫和化進程的是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內戰中的失敗使該黨深刻認識到塔吉克人民拒絕接受激進的原教旨主義的現實，從而開始了意識形態重構的過程，初步形成了以伊斯蘭信仰、自由市場制度、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為基礎的政治伊斯蘭價值觀。而塔吉克斯坦的憲法也為此做出了相應的改變，在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下，明文規定公民有權建立宗教性質的政黨，平等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原本與暴力恐怖組織“烏伊運”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勢力龐大的伊布扎特，近年來在行動策略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已不再進行反政府宣傳，開始加大力量通過因特網等一切手段宣傳自己的主張，聲稱隨時準備同一切反對派進行公開的對話，表現出一派開明形象。伊布扎特重視無文化勞動階層的知識化，它認為只有知識化才更容易完成全社會動員，而從事政治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于是，它利用自己強大的財力資源參與教育和慈善事業，得到下層人民的廣泛認可。目前，某些中亞國家出現了對其解禁的趨勢。溫和化的伊布扎特在同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爭奪支持者的競爭中已然勝出。它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效果。根據2009年的數據，在伊布扎特的影響下，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族人有超過20％認為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是吉爾吉斯人。這說明宗教意識相對薄弱的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泛伊斯蘭意識也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泛阿拉伯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原教旨主義溫和化傾向一定會影響到中亞，并且加快中亞地區本已開始的類似進程，從而對存在嚴重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中亞各威權體制構成內外壓迫。在中亞的這一歷史進程中，土耳其所起的作用尤其需要加以關注。
    堅持世俗主義的土耳其一直是西方向伊斯蘭世界推廣的現代化樣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埃爾巴坎的原教旨傾向的繁榮黨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引起西方的疑慮為止。而整個伊斯蘭世界原教旨主義政治溫和化的進程始自土耳其。在世俗主義的保衛者－－土耳其軍方和西方的聯合打壓下，以埃爾多安和居爾為首的青年派在土耳其憲法法院先后解散繁榮黨、美德黨后，同更加保守的埃爾巴坎決裂，建立了正義與發展黨，軟化了宗教立場，把伊斯蘭文化傳統和現代西方民主結合了起來，從2002年開始連續兩次在大選中獲勝。并且，在這一時期土耳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奇跡般地從3500美元飆升到1萬美元。這樣，繼土耳其國家成為西方極力向伊斯蘭世界推廣的世俗化樣板后，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又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在國家民主化后實現溫和化的樣板。
    于是，政權更替后結束流亡回到國內的埃及宗教長老格爾達威、突尼斯宗教領袖加努什，近期都表示在今后的國家發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甚至黎巴嫩的真主黨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都出現了與伊朗保持距離而靠近土耳其的趨勢。
    自奧斯曼帝國解體以來，土耳其儼然重新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埃爾多安的新奧斯曼主義包藏著泛突厥和泛伊斯蘭的糟粕，完全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依靠的是鄉村守舊的地主、自耕農和城市中宗教色彩濃厚且混合有大土耳其沙文主義情緒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層。埃爾多安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戳破了伊斯蘭政黨維護社會正義的謊言。而建立在8年大額雙赤字基礎上的土耳其經濟奇跡也未必能長久維持下去。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與北非那些正在溫和化的伊斯蘭政黨相同，這些政治伊斯蘭恰恰在政治上是最反動的，它們把資本和市場都解釋成符合《古蘭經》教義，它們要求的只是個人、社會生活領域道德層面的伊斯蘭化，即用宗教來解釋剝削和壓迫的合理性，同時用信仰為資本主義構筑防火墻。
    泛阿拉伯革命不會直接對中亞產生影響，但是，土耳其會通過影響阿拉伯世界的歷史進程而最終影響到與其有著歷史文化傳統和語言親緣性的中亞。泛突厥主義的新的表現方式在埃爾多安對新奧斯曼主義的遮遮掩掩的表達中已初見端倪。
    俄羅斯突厥語族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已經開始長篇大論地宣講伊斯蘭現代化的土耳其樣板，更遑論土耳其經濟、政治、文化、宗教滲透嚴重的中亞地區。近期內，土耳其政府、宗教組織及其執政黨可能會利用自己對中亞原教旨主義勢力和泛突厥勢力的獨特影響力促其溫和化，其實質就是對西方的無害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伊布扎特，還是“烏伊運”及其附屬的東突勢力，都將逐漸同拉登的基地組織拉開距離。同時，美國將與土耳其合作推動中亞威權體制的民主化。這樣，原教旨主義勢力比較強大且社會經濟矛盾比較突出的烏茲別克斯坦，其現政權的穩定性將受到很大挑戰，而烏茲別克斯坦是地區內最重要的國家。它的政權更替決定著地緣政治格局，并會對中國新疆的穩定帶來相當的影響。而今年4月3日進行的哈薩克斯坦總統大選是觀察美國和土耳其下一步中亞戰略的重要契機。
    短期內，土耳其圖謀在中亞建立類似歐盟的組織－－突厥共同體的構想與美國的大中亞戰略有交集，即將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的經濟、政治影響降到最低，并使中亞成為瓦解中國、俄羅斯的前方基地。長期內，出于對土耳其的提防，美國的大中亞計劃并沒有由土耳其主導中亞的打算，而是希望將相對更弱勢的盟友印度引入中亞，建立包括中亞五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內的大中亞經濟政治空間。
    而北非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溫和化，對西方來說，實質上是對原教旨主義進行對西方的無害化處理，使其不要以西方利益為敵。溫和化的伊斯蘭仍保留了它的泛伊斯蘭思想，它吸取教訓后只是變得更加現實，在力量未強大之前不再會公開對抗西方，而會選擇與西方存在矛盾且力量相對弱小的對手作為攻擊方向，它會在西方出于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鼓勵下支持多民族國家的伊斯蘭分裂勢力，從而給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帶來消極影響。伊斯蘭國家在波黑內戰中一邊倒的反應就是前車之鑒。
  這樣，中國有可能將面臨更為復雜的國際環境，遠處不甚友好的泛伊斯蘭、近處敵對的泛突厥在西方的支持下將對中國的經濟安全、國防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在一片溫和化的背景中，唯獨東突恐怖勢力的活動將更加多樣化、更加暴力化，因為它在西方那里完成無害化處理后，已經不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了，而將是西方分裂中國的工具。說到將來，西方將因為自己的短視而自作自受，看一看歷史上基地組織的發展壯大就很明白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4期，摘自2011年第6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