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民刊《關注》評論

為什么是本·拉登？

作者：馬千里

本·拉登被殺死了，奧巴馬宣布正義勝利了，美國人狂歡了，心懷“戰略”的國家統治者紛紛表示慶賀了……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們興奮了！

注視著屏幕上殷罡一流的喝彩與歡呼，令人立即想起百年前梁啟超的一句話：“就只有這一群獻殷勤拍馬屁的下作奴才，天天想著新花樣兒來糟踐自己。”（《新中國未來記》）目睹著這樣的下作表演，讓人感到……內心震驚而傷感。

不為在娘胎里就不干凈的美國而感到震驚，也不是為本·拉登而傷感，我們是為這個國家。——“悠悠”五千年與“泱泱”十三億的自許之下：民族精英，國家公器，怎么會容許這樣一群下作奴才代表和占據呢？

所幸，我們深知：從來都是沉默的人民，才代表著這個國家的良知和真實立場。

但是我們仍然要對喝彩和歡呼者們說：

且慢喝彩戰士的倒下，暫緩歡呼戰略的勝利。擊斃一個本·拉登，并不能讓你們的天下從此太平、秩序從此穩固。只要導彈繼續橫飛、謊言繼續殺人，只要吃人的戰略、強盜的秩序在這個世界上依然存在，那么，將有無數個本·拉登，從秩序的夾縫中，從你們的座椅底下，從大地的各個角落站起來！

他們將與奧薩馬·本·拉登一道、與20世紀的國際主義戰士一道、與人類不屈服史上的所有英雄烈士一道，被歷史牢牢記住，被后世永久地懷念，共享這個時代的榮光。

而你們，將被不留痕跡地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這不是詛咒也不是預言，而是不改的歷史規律。

為什么是阿富汗？

一提到“阿富汗”這個名詞，很自然地，人們的眼前就會呈現出：綿延無盡的荒涼山地，焦枯貧瘠的河床峽谷，黑污干瘦、目光中充滿驚恐和仇恨的人群，滿臉臟垢、在垃圾堆里翻尋食物的孤兒，長衫頭巾、手持沖鋒槍的恐怖分子……自然與風景，目光和表情，一切從來都是如此。

從來如此？是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如此的“阿富汗印象”？CNN、FOX、NBC、時代周刊、國家地理……以及臨摹抄襲前者的中國中央電視臺，是它們。我們眼中的“阿富汗”，從來就是它們日復一日地展示、描述、刻畫儲存進我們的腦海記憶之中的。

那么為什么？這樣的一個阿富汗，為什么會引起如此濃烈而持久的興趣？從19世紀的英國、沙俄到20世紀的蘇聯，再到21世紀的美國——整整兩個世紀里，這些偉大而高尚的帝國們，為什么要一次次前赴后繼、爭先恐后地撲向這個貧瘠荒絕、無足輕重的彈丸小國？——對于多數人而言，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疑問。

設想一下，假如讓阿富汗人自己來回答這個疑問，他們一定會說：我們唯一的罪愆，就是我們生錯了地方。——是的，阿富汗人的全部罪愆，兩百年里他們所遭受的一切苦難，唯一的原因和過錯就在于：他們生在了阿富汗這塊土地上。而人出生和生存在什么地方，是不能夠選擇的。就像印第安人會痛恨自己出生在物產豐饒的美洲、美洲黑奴會痛恨自己的體質先天強健有力，假如被允許選擇，阿富汗人一定愿意選擇出生在一個遠離“文明”、與世無爭的大洋孤島上，而不是今天的阿富汗。

阿富汗的罪過，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再具體一點說，與一條叫作“興都庫什”（ Hindu Kush Mountains）的山脈有關。

打開世界地形圖，可以清晰地看到：沿著歐洲的東南緣線，自西向東，大高加索山脈—格羅斯山脈（伊朗高原）—興都庫什山脈，銜首咬尾，如一道天成的屏障，共同構筑起一道保衛或者囚禁的萬里長城。而興都庫什，正處在這道萬里長城的東端，不恰當的比喻是：它如同中國萬里長城的鎖鑰山海關。

這道“萬里長城”在保衛著誰？又在囚禁著誰？——這兩個問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同興都庫什山的南北兩側：南麓視它為屏障，北麓視它為監禁。分開說的話：受保衛者，首先是印度、全體南亞大陸，以及阿拉伯海、印度洋所連接的“亞非拉”整個貧弱世界。

問題的另一側：被囚禁者是誰？與另一道文明的萬里長城——東起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沿經北非一線、西至直布羅陀海峽的，由地中海東、南、西三條岸線構成的伊斯蘭防線——手挽手地，在世界的古典時代里，興都庫什山脈與它的戰友并肩一道，堅決而有力地囚禁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惡魔：源起于歐洲并以此為巢穴的、罪惡的資本主義殖民野心。一個1000年來從未放棄過控制和掠奪世界的圖謀的惡魔。

而阿富汗的地理意義尚不僅止于此。

站在帝國主義殖民戰略的立場上來看世界地圖，會同樣清晰地看到：阿富汗，恰恰處在一個“東進西出，南下北上”地理要沖。正如巴勒斯坦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一樣，在帝國主義殖民戰略的眼中，阿富汗，正是這么一個布棋落子于亞洲心臟而控制歐亞、攫據中亞資源又能制約大國勢力的戰略樞紐。就像在地域區劃上，它一會被劃分為“西亞”、一會被歸類于“中東”。——無論“西亞”或“中東”，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暴露著東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無恥心態。

如此一來，圍繞著阿富汗這個“獵物”的近現代帝國主義撕咬史，就變得容易理解多了：1747年奠基立國，不到一百年后，1839年至1842年期間，即遭受英帝國的第一次殖民侵略；1879年至1880年，英國發動第二輪侵略戰爭，終于迫使阿富汗簽訂了《干達馬克條約》，淪為英國的殖民附庸。隨后，為爭奪對這個國家的控制權，沙皇俄國與英國又一度劍拔弩張、險些火并。1919年，阿富汗人民再次打敗英國侵略軍獲得獨立，走上社會主義改造道路；1929年，帝國主義勢力策動和支持下，國內反動力量發動叛亂，政權再次落入親英派手中。二戰期間，德、日、美等國相繼插手阿富汗，最終導致了五十年代與巴基斯坦的戰爭……

而在撕咬搶奪的第一階段中，從沙皇俄國到蘇聯帝國、再到今天的俄羅斯，群獸之中，俄國始終是最重要、也最兇狠的一個。

如果說興都庫什山脈是一道囚禁歐洲殖民主義野心的鐵鏈，那么群獸之中，首先不能忍受這一禁錮的就是十八世紀以來獸性急遽膨脹的沙俄。據說，著名的彼得大帝曾留下一份一直秘存于保險柜里的遺囑，直到他死后50年的1775年才公布于世：無論誰繼承了沙皇的帝位，都必須將帝國的勢力范圍向南推進到印度和君士坦丁堡，“誰統治了那里，誰將成為世界真正的主宰。”活著的時候，彼得大帝就曾預言：“當俄國可以自由出入印度洋的時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統治。”為此，他為沙皇事業的后繼者們設計了三條南進的路線：西線是從黑海經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中線，從南高加索經伊朗進入波斯灣；東線，從中亞經阿富汗到阿拉伯海（印度洋）。——而三條南進路線之中，阿富汗又是最為便捷的一條！

“南進”的概念出現了：這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兇悍一翼——沙俄帝國的一項“三百年大計”，一個真正威脅著世界和平的不死陰魂。它的核心目標是：打通上述西、中、東三條戰略通道，占領中東和印度，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從彼得大帝時代基本成型，直到后來以普京的重要智囊葉戈爾·蓋達爾為代表的“俄羅斯選擇”黨，包括列寧之后的蘇聯時期——“南進戰略”從未被放棄。

從18世紀到21世紀，四個世紀三百多年來孜孜以求推動“南進戰略”過程中，“杰出”的代表作大致有：從1700年綿延至今的高加索戰爭，“南進”高潮的克里木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成因，1979年至1989年的阿富汗戰爭，1999年和2000年的兩次車臣戰爭。

其中與本文主題有關的一個“南進戰略”經典之作是：20世紀八十年代，最終導致大約100萬人死于戰火、600萬人淪為難民的阿富汗戰爭。

1979年12月27日，蘇聯驅動十個師的現代化武裝軍隊悍然侵入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奮起抵抗。十幾支穆斯林抵抗武裝，借著祖國山河的掩護，在興都庫什山兩麓對侵略軍展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艱苦抗戰。

在這個戰場上，一名勇敢的戰士出現了。他的名字叫作：奧薩馬·本·拉登！

為什么是美國？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奧巴馬先生所宣稱的、美國民眾為之狂歡雀躍的——勝利了的“正義”，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正義。

2009年12月1日，在不久前剛剛向阿富汗增兵兩萬余人的基礎上，奧巴馬宣布再向阿富汗增兵三萬，并呼吁北約各國向阿富汗增派兵力。至此，駐阿富汗美軍總數超過十萬人。為什么：美國一面從伊拉克撤軍，一面又在向阿富汗增兵？——阿富汗的窮土僻壤中，究竟是什么吸引著美國人戀棧其間、不肯罷手？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不得不提到一位重量級的猶太裔美國政治人物——肯尼迪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約翰遜總統的科學顧問、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現任總統奧巴馬參加大選的重要支持者，著名的國際關系學和地緣戰略學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1985年，布熱津斯基在《競賽方案：進行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一書中明確提出，美國的戰略利益，集中在三條戰線上：一是歐洲戰線，與蘇聯斗爭的焦點是東歐，其中最關鍵的國家是波蘭和西德；二是遠東戰線，斗爭焦點分別在日本、中國、朝鮮半島；三是遠西戰線，戰略焦點則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1]

冷戰結束后，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設計，美國以“反恐”為名，發起全球性的戰略進攻，搶占戰略要地，加速實現控制全球的戰略目標。在這一征程中，美國視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為它控制世界的三大障礙和潛在敵人。針對這三大敵人，美國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打壓策略：對伊斯蘭世界，是率領西方和以色列，直接軍事打擊；對俄羅斯，是繼續進行冷戰，擠壓俄羅斯戰略生存空間；對中國則是多管齊下，綜合遏制、打壓。

現在，事情就變得十分清楚了：阿富汗，就處在美國三大戰場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的結合部。

阿富汗的西部，與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重點打擊對象伊朗有漫長的邊界線，東部通過瓦罕走廊連接著中國西部地區。美國軍事力量楔入阿富汗，同時可威懾伊朗、牽制俄羅斯并瓦解它在中亞地區的傳統勢力和影響，又可以打擊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并對其西部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可謂一石數鳥。

所以，不管愿不愿意，阿富汗也就當然地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一個志在必得的制高點。所以，不管有沒有本·拉登的基地組織，不管有沒有阿富汗的塔利班，也不管有沒有“9·11”……阿富汗，只要它處于今天的這個地理位置上，就注定了要成為美國“反恐”的首要目標。

當年小布什將這場戰爭定義為“反伊斯蘭法西斯”的戰爭，因為“他們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摧毀我們”。今天的奧巴馬增兵擴大這場戰爭的理由是：我們面臨著“黑暗邪惡勢力”的威脅，需要增加我們自身的安全感。——無論“伊斯蘭法西斯”還是“黑暗邪惡勢力”，如果他們所指的不是整個伊斯蘭或全體穆斯林的話，那么至少就是塔利班政權和所謂的基地組織。

但是十年過去了，塔利班政權并沒有被徹底消滅，基地組織也依然活躍——非但如此，我們卻看到了另一個更加巨大、更加恐怖的基地組織已經悄然形成：

2001年戰爭打響伊始，美國軍方就租用了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最大的機場——瑪納斯機場，并迅速將它擴建成功能齊全的軍事基地；2008年3月，經多方斡旋，美國恢復了在烏茲別克斯坦的軍事存在，烏國同意美國使用臨近阿富汗邊界的鐵爾梅茲前沿基地；再加上已建成的比什凱克甘西空軍基地、阿富汗坎大哈基地、巴格拉姆基地……這樣，一張以阿富汗為核心、覆蓋整個中亞地區的美國軍事基地網絡已悄然完成。

它意味著，假如有一天美國需要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美軍立即可以從四個方向對伊朗形成合圍；它意味著，美軍戰機從阿富汗軍事基地起飛只需一個小時左右就可抵達中國西部邊境空域，從鐵爾梅茲空軍基地出發只需半個小時，從比什凱克瑪納斯國際機場基地出發需要的飛行時間是幾十分鐘……

它也意味著：美國在中亞地區軍事存在的永久化已成事實。

在前文“為什么是阿富汗”一節及本節前半部分，實際上我們只回答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即阿富汗所處地理位置的戰略意義。但事實上，“為什么是阿富汗”的答案并不止于此——卑鄙的CNN、FOX、NBC、時代周刊、國家地理和中國央視們，在經年累月向我們宣傳的“阿富汗形象”中，不僅完全抹去了這個國家曾經擁有的燦爛古代文明，更絕口不提：

阿富汗貧瘠荒絕的焦山棄土之下，埋藏著儲量驚人的礦藏資源。

阿富汗不僅擁有儲量豐富的石油、天然氣、鹽、鉻、云母及綠寶石、青金石等礦藏資源，擁有7300萬噸煤儲量，首都喀布爾南部的埃納克銅礦已探明礦石總儲量約7億噸，銅金屬總量達1133萬噸，估計可能是世界上第三大銅礦帶，還可能擁有全球第五大鐵礦脈。

《羊城晚報》2010年6月15日報道說：美國地質學家在阿富汗“斬獲”價值大約1萬億美元的礦藏資源。英國《獨立報》同一天的報道稱，此次勘探工作，由美國國防部和由美國軍方組織的地質勘探部門聯手進行。勘探發現，阿富汗已探明但尚未開發的礦產資源儲藏量驚人，這些礦產包括鐵、銅、鈷、黃金和鋰等，儲量最大的是鐵礦和銅礦。更值得一提的是鋰儲量，五角大樓的一份內部文件稱，阿富汗簡直就是“鋰儲量中的沙特”，阿富汗將成為世界礦業的又一個中心。

再來看看《俄羅斯報》的一篇文章：早在2004年，美軍就重兵護送一大批地質學家到阿富汗工作，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喀布爾圖書館查閱資料。因為蘇聯地質學家繪制的坐標準確的地圖，完好無損地保存在那里。美軍地質學家只需按圖索驥，對數據進行驗證即可。該文分析稱，要開發資源，就得先平定塔利班，所以美軍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清剿行動。該文最后說，這些科學家拿著五角大樓的錢在阿富汗工作，莫非是為了造福貧窮的阿富汗人？不，鋰礦是美國計算機工業的未來，也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

資源和霸權——這就是美國正義的真實內容。這也就是為什么：今天出現在阿富汗的是美國。

對于掠奪世界資源，其實沒有必要作太多的論述。原因很簡單，美國本身就是全世界除以色列之外、唯一一個通過殖民侵略而建立的現代國家。更直接地說，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強盜以強奸的方式，強加給這個世界的一個兇狠殘暴的兒子。它的出生就伴隨著屠殺滅絕其他民族、霸占別人的土地、搶劫他人的財富，擄掠并奴役另一個遙遠的種族，來實現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連人的生命都可以被視作“財富資源”進行野蠻的掠奪，更不用說領土、礦產或者其它。對于這樣一個眼睛里面只有利益、血液里面充滿獸性的國家，我們很難找出什么人倫道德的標準來評論它。——所以，就“美式正義”中掠奪世界資源的一面，全世界都看見了并且至今忍受著。

至于“美國正義”中的霸權一面，以1846年發動侵略墨西哥戰爭為起點，到1898年挑起世界上第一場帝國主義爭霸的美西戰爭；再到20世紀初強占巴拿馬運河、用兵加勒比海、擴張遠東、扶植中東前哨以色列；相繼發動侵略朝鮮和越南戰爭，制造印度支那戰亂，甚至連一個信奉佛教愛好和平的小國老撾、奉行中立的柬埔寨也不肯放過，顛覆民選政府、破壞民族關系制造分裂，使這些國家永無寧日；而插手最多的還是被它視作后院的拉美國家，顛覆了一個又一個民選政府、扶植了一個又一個獨裁政權，至今仍在繼續；直到侵略、覆滅了南聯盟和伊拉克，直到今天野蠻武力打擊利比亞……美國的整個歷史，美國的全部正義，可以概括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橫霸權意識：它從未把自己看作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而是超然于一切國家一切規則之上，并以防止任何國家挑戰它獨一無二的地位為國家戰略核心目標。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武器庫、擁有最雄厚的經濟實力，卻經常指責別國對自己構成“威脅”、經常以“自身安全感”為由攻擊別的國家；無視國際平等規則，以最高審判者自居，隨心所欲對其他國家作出道德判決（如“無賴國家”、“邪惡軸心”等），來決定結盟、攻擊或者武力打擊；無視別國平民生命，依恃掠奪積累起來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肆無忌憚地對他國實施制裁、封鎖、顛覆、野蠻屠殺……

可以說，20世紀、尤其最近四五十年來，整個世界都在這頭巨獸的淫威之下瑟瑟發抖！

但是，有一個人向它表達了最堅決的反抗。這個人就是：奧薩馬·本·拉登。

為什么是“9·11”？

奧巴馬說：正義……

這讓我們看清了：一個詞匯，是怎樣被扭曲、怎樣被玩弄和被污辱的。

這也使我們立即想起了著名劇作家哈羅德·品特1990年5月31日在BBC演講中的那段話：“所有這一切終將導致語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語言最后變成永遠的假面具，一張謊言織就的大網。……我相信：正是我們使用語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個可怕的圈套——在這圈套之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詞匯仍然被用來替可恥的政策與野蠻的行徑作托詞。”

染上疾病變成謊言、被利用而成為托詞的，不僅僅是“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這幾個詞匯，也不僅僅是奧巴馬嘴中的“正義”。過去的十年之中，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病毒詞匯不是其它，正是：“9·11”。

——相比之下，無論AIDS病毒還是SARS病毒，在“9·11”這個話語病毒的面前，無疑都要相形見絀、自嘆弗如！

過去的十年中，我們日復一日地接受著、但并未意識到的一個事實是：這個被稱作“9·11”的病毒，經由媒體、政治、學術的嘴和手，被反復宣傳和強調，被無限地渲染、放大——撲天蓋地的復制和經年累月的傳播，最終使它變成了一場世界范圍的、幾乎無人幸免的可怕流疫。

這場流疫的感染和侵蝕下，我們漸漸喪失了聽覺、視覺和辨識、判斷的能力。“9·11”成為起點，成為證據，成為全部的原因和一切理由，成為邏輯支持和道德依據。有一天人們會反思并承認：在某一個程度上，這場流疫曾導致人類對謊言的警覺能力、對歷史的理解能力、對罪惡的感知能力的集體喪失，也曾造成人類道德判斷水準和自我批判意識的普遍下降。

但無論如何，有一個最低的標準、一個樸素的邏輯，是不會被這場流疫所侵蝕和顛覆的：就算“9·11”是罪惡、是一樁穆斯林的罪惡，它也不能成為兩場十年戰爭、兩個國家被毀、上百萬與此無關的平民被屠殺、數百萬平民集體家破人亡的理由；它更不能成為罪惡的“反恐理論”以及借此發動一場世界范圍的、針對全體穆斯林的種族迫害與文明歧視的證據！

何況，無論基地組織還是塔利班，無論本·拉登還是任何一個穆斯林個人或組織，至今從未公開承認“9·11”是自己所為；何況，不間斷地殺人十年、把兩個國家變成焦土之后，美國依然拿不出來任何能夠證明“9·11”是基地組織所為的證據；何況，對于紐約雙子塔爆炸案這一事件的質疑從未停止，從穆斯林世界到美國國內、從專門質疑“9·11”的英文網站甚至到中國的東方電視臺……十年之中，這些質疑的聲音所提供的證據，遠比五角大樓和白宮所能提供的證據不僅多得多、也有力得多！

更何況，即便站在白宮的立場上，認定“9·11”是基地組織所為——那么，為什么它是一樁罪惡，而不是一次勇敢的反抗、一個正義的回擊？即便報復能夠被人類道德所許可，那么，當美國以千萬倍的烈度發動的瘋狂報復受到支持甚至歡呼之前，為什么對“9·11報復”的討論卻被回避了：“9·11”本身首先是不是一個報復行為？誰在報復？為什么要報復？……沒有人討論或思考這些，政治、媒體和學術，所有的聲音都巧妙地回避了。

回避得如此干凈而徹底。“9·11”產生的背景，以“9·11”為藉口對穆斯林世界制造的恐怖后果，統統被忽略了。新聞的屏幕上，被重復再三播放、被經年累月展示的，是濃煙遮天、殘骸狼藉的雙子塔遭襲情景——“9·11”被掐頭去尾，仿佛它是一個沒有由來也從未產生過什么后果的、孤立的事件，仿佛在它之前從未發生過什么、在它之后什么也未曾發生過。

而在另一面，經由對雙子塔遇襲情景畫面的強化宣傳，“恐怖主義”、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深刻恐懼和仇恨被植入了人們的意識深處。接著，再利用“72處女”、“升天堂”一類字眼的暗示，這種恐懼和仇恨被巧妙地導向了一個宗教、一個人群。

卑鄙的媒體和“專家”，一面念念不忘本·拉登的億萬家產，一面津津樂道 “72名處女”、“殺死異教徒進天堂”等“恐怖主義意識形態”——白癡都要問：億萬美金的家產，換不來一個何等樣的現世天堂、買不回720名或者7200名處女？——而這就是中國社科院西亞研究所專家殷罡一流的“國際問題專家”，成天在媒體上叫囂著要鏟除的“恐怖主義邪惡土壤”。

與美國率領全球媒體、學者和統治者一道，渲染、夸大并利用“9·11”如出一轍的一個老版本，是猶太復國主義勢力對“屠猶”事件的渲染和利用。所以，“9·11”這個話語病毒，實際上是美國學習“猶太智慧”的一個出色成果。

二戰結束后，猶太復國主義勢力通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歐美的影響力，利用媒體宣傳、學術出版、影視制作等各種手段，甚至通過在歐美各國普遍設立法律、捏造出一個“反猶”罪名的暴力恐嚇手段，拼命地渲染二戰中的“屠猶”事件，甚至用《舊約》理論來神化“焚燒”概念，以此來強調“屠猶”是上帝出于對猶太人“優選”和“偏愛”而欲借此升華他們，所以連他們受的苦難都是神圣的、是與眾不同的——所以他們絕口不提二戰是一場全人類的共同浩劫，絕口不提與他們一道被焚燒的，還有大批的羅姆人（吉普賽人）；所以當“屠猶電影”《浩劫》導演郎茲曼訪華時被問及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的30萬死難者，他立即叫道：“南京大屠殺與猶太人不能相提并論！”……因為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負有上帝的特殊使命。

后來我們看到，這個特殊使命就是：占領巴勒斯坦，驅逐和屠殺阿拉伯人，建立以色列。

所以我們說，只有用心卑鄙者，才會對某一個事件、某一段歷史有意地忽略前因后果，不去考察它的形成背景和實際后果，拒絕討論來龍去脈，而只是單純地夸大事件本身的效果，孤立地強調歷史的某個“點”的作用，來為自己的險惡目的服務。猶太復國主義者如此，美帝國主義十字軍如此，殷罡之流的中國“國際問題專家”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拒絕接受這一視角。

我們堅持以人類共同的思維邏輯和道德標準，來提出我們的疑問。

比如說，為什么是“9·11”，而不是“8·6”或者“8·9”？

在被定義為“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之際，在德國已經投降、“法西斯同盟”已經被瓦解，在日本長期用兵實力大大削弱、海上封鎖已使國內物資供應極度匱乏，在英美軍隊已經基本摧毀了日本海軍、日本投降已成定局，在J·弗蘭克等一大批從事核武器研究的科學家極力反對……的情況下，美國仍于1945年8月6日、9日兩次向日本城市廣島和長崎投下僅有的兩枚原子彈！

以下是兩段關于廣島和長崎“原爆”的文字：

“當時廣島人口為34萬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當日死者計 8.8萬余人，受傷和失蹤者為5.1萬余人，以上數字不含軍人（據估計軍人傷亡在4萬人左右）；長崎全城 27 萬人，當日便死去 6 萬余人，……兩枚原子彈共造成近20萬人死亡。”

“原子彈爆炸的強烈光波，使成千上萬人雙目失明；10 億度的高溫，將一切都化為灰燼；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 20 年中緩慢走向死亡；沖擊波形成的狂風，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毀殆盡；處在爆心極點影響下的人和物，象原子分離那樣分崩離析；離中心稍遠的地方，可以看到一霎那間被燒毀的男人和女人及兒童的殘骸；更遠一些的地方，有些人雖‘僥幸’活著，但不是被嚴重燒傷就是雙眼被燒成兩個窟窿……”

——這個恐怖比起“9·11”來如何？

我們的疑問是：廣島和長崎被殺的20萬，是制定政策的天皇、發動侵略的軍國主義頭目、在別國土地上燒殺搶掠的侵略軍士兵，還是無辜民眾？若說“9·11”非正義，那么同樣以無辜民眾為目標的“8·6”、“8·9”正義嗎？若說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家就該遭到襲擊，那么，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美國對穆斯林世界又做了些什么呢？若說“8·6”、“8·9”是兩樁犯罪，那么，有誰來對美國進行懲罰或者報復？有多少人認為“8·6”和“8·9”是更大的罪惡？

那么，今天被紀念、被強調、被宣傳的為什么不是“8·6”或者“8·9”而是“9·11”？

我們還可以問：為什么是“9·11”，而不是“10·7”或者“3·20”？

如果說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兩架飛機，對美國的一個城市、幾座建筑進行了恐怖襲擊，那么同樣是2001年，10月7日這一天，美國率領47國軍隊，對阿富汗整個國家發動了一場長達十年之久、至今仍在進行的恐怖襲擊；兩年之后的3月20日，美國再次對另一個穆斯林國家伊拉克發動了更大的恐怖襲擊，直至顛覆了國家政權、絞死了國家元首，徹底打爛了一個國家……

為什么被記住的不是“10·7”和“3·20”，而是“9·11”？

今天，我們還可以問：為什么是“9·11”而不是“3·19”？就在兩個月前的這一天，美國的航空母艦、戰斧式導彈再次光臨另一個穆斯林國家利比亞人民的頭上。

……我們相信，這樣的追問還將繼續下去，下一個將是敘利亞？也門？還是伊朗？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下一個很快就會出現。

既如此，為什么我們不能說：不管真相如何，我們都寧愿相信“9·11”是奧薩馬·本·拉登所為。因為它本來就是一次正義的襲擊、一個英雄的行為！

為誰而死？

為誰而死——雖然這不能作為一條絕對的判斷標準，但在某一些生命面前，它確實已經成為一道逼近本質的檢驗。

20世紀，是一個壓迫與反抗空前激烈的世紀。在這樣一個世紀里，出現了一條叫作“國際主義”的、更加純粹的反抗道路，和一批掙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選擇踏上這條道路的人：

1937年，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表達了他渴望幫助他人、反抗腐爛世界的心愿：“西班牙是我心中的一塊傷疤，你理解嗎？我不想生活在滋生著腐爛和謀殺的世界里，而要伸出手同它宣戰。西班牙和中國同屬一個戰場，我要去中國，那里最需要我。”

兩年后的12月1日，中國反帝反封建的紅色基地延安，各界“恐怖分子”隆重集會，舉行一場追悼大會，紀念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的白求恩。追悼大會后不久，“恐怖頭目”毛澤東親自撰文，寫成著名篇章《紀念白求恩》，高度贊揚了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優秀的一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20世紀六十年代初，以主張暴力恐怖主義而著稱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羅伯特·威廉，在家鄉南卡羅來納州被誣告殺死一名白人婦女而被判死刑，同時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追殺，被迫逃亡古巴。在那里，羅伯特·威廉給中國的毛澤東主席寫信，要求他公開表態支持美國黑人的反種族主義斗爭。毛澤東在1963年8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聲明”把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納入世界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偉大斗爭，并提出“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的著名論斷，最后堅定預言：

“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2]

1965年，切·格瓦拉決心放棄權柄、尊榮、安逸和家庭，走向反帝斗爭第一線。行前，在給戰友卡斯特羅的那封著名的辭別信中，格瓦拉寫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水在召喚著我獻出微薄的力量……我將走向新的戰場，將帶去你給我教導的信念：哪里有帝國主義，就到哪里去戰斗！”

兩年后，格瓦拉犧牲在玻利維亞的叢林中。薩特聞訊后，評價他說：“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純粹的人。”

1972年，在貝魯特，阿拉伯赤軍女首領重信房子在接受李香蘭采訪中，當被問道：“日本人能不能為他國人而犧牲”的問題時，重信房子驕傲地回答：今天，我們正在為亞細亞人民而死。

回到日本，滿洲國電影明星出身的李香蘭不僅向日本國內準確地傳達了重信房子的回答，而且撰寫了《誰也沒有寫過的阿拉伯》一書，向日本讀者描述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為阿拉伯赤軍作了熱情的辯護，表達了自己的敬重與支持。[3]

1998年，通過一盤錄像帶，奧薩馬·本·拉登向世界傳達了他的恐怖主義理論。他舉起食指，宣布以真理起誓：

如果美國繼續踐踏我們的神圣領土，如果以色列繼續殺死巴勒斯坦的孩子，如果美國人繼續屠殺伊拉克的無辜人民，如果大多數美國人支持他們放蕩的總統——這就意味美國在向我們宣戰，我們就有權反擊他們！

2011年5月2日，奧巴馬派出的行刺小分隊刺殺了奧薩馬·本·拉登之后，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一盤尚未來得及公布的錄音帶。在這個只有1分多鐘的錄音帶中，他語氣平靜地對奧巴馬說：“在巴勒斯坦人民重獲安寧生活之前，美國就別希望擁有安全。您安享著平靜的生活，我們在加沙的兄弟卻毫無安全、穩定可言，這不公平。”

面對“為誰而死”的考問，他們選擇了一致的回答。但世界給予他們的回答，卻是如此地不一致！

回答白求恩的，不僅是一位偉人的熱情贊揚，還有一個國家民族的世代感恩；回答羅伯特·威廉的，是一個國家立場的聲援；回答格瓦拉的，是一位偉大哲人的肯定，和整個世界的懷念；回答重信房子的，是一位娛樂明星的敬重與支持，以及直至今天猶未退潮的日本左翼聲潮……

回答奧薩馬·本·拉登的，卻是世界各國統治者的一片喊打，全球媒體潑來的滾滾污水和對劊子手的一片喝彩叫好，還有學者專家們咬牙切齒的詛咒、以及對體制秩序的無限贊美。

諷刺的是，在穆斯林的“奧賴馬”（學者）和中國的“專家”們對奧薩馬·本·拉登的一片磨刀霍霍、咬牙切齒聲里，我們卻聽到來自帝國主義心臟的一個聲音：

“歷史人物將因為他們終生的奮斗目標恰好符合民眾的普遍疾苦和共同自尊，而被提升到神圣的位置。于是歷史被演繹成神話，例如奴隸起義英雄斯巴達克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華金、格瓦拉、圣雄甘地，奧薩馬。……不論是死是活，奧薩馬·本·拉登都已經成為一個傳奇。這個名字將與中東國家無數人民的心靈一道，超越他的生命而永存人間。”[4]

注視著這個世界，目睹著十字軍在大地上放肆無忌，橫行殺戮，我們看到：不僅它們的兇器早已升級換代，并且在它們的身后，新增了一支言論的大軍——名為“媒體”和“學者”的后援，正肩扛著戰斧式電視、對準話筒的瞄準鏡，把一枚枚含著劇毒的言論導彈，精準投向重圍之中的孤單戰士、襤褸民眾！并源源不斷為一線十字軍提供著理論的盾牌和掩體。

如同“正義”，如同“9·11”，“真相”、“學問”、“理論”、“戰略”……我們感受著一個個無辜的詞匯，如玩魔方一般，被扭轉向它們的反義。更重要的也許是另一些：“侵略”與“解放”、“恐怖”或“反抗”、“英雄”和“小丑”……若說扭曲詞匯能夠扭曲人的思維，語言方式會改變人的道德判斷，那么這個世界，是否已經被改變了？

體驗著這個世界的同時，我們也默默體驗著奧薩馬·本·拉登，這位偉大的反帝戰士、伊斯蘭的光榮兒子——他的心情與他的意義。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在這樣一個改變了的世界里，他的出現，他的生死，他的純粹選擇與絕不妥協，他的被污辱和他的犧牲，甚至他的對敵人構成了絕對嘲笑的美男子形象——是否在昭示著某種不死的天道？是否傳達了天道對這個卑污世界的譴責？

突然，一個消息跳出來：上海東方網做了一個有關本·拉登的網絡民意測驗：在一道“你如何看待美軍擊斃本·拉登”的問題下面，有兩個答案供網友選擇。截止5月31日的調查結果顯示：選擇“高興，恐怖主義頭子終于被打死了”者占13.79％；選擇“傷心，反美斗士倒下了”者占63.79％。

——不掌握“真相”也沒有“學問”，不懂得“理論”但胸中并無險惡“戰略”的普通網友，唯有他們憑著本能的判斷和選擇，反映的也許才是真正的人心。這則小小的信息告訴我們：奧薩馬·本·拉登代表的，不僅是天道的譴責，也代表著人心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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