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么反對中東民主化?

正如二十多年前的“蘇東波”毫無預兆一樣，一個在突尼斯自焚的失業大學生竟然意外點燃了“中東波”的烈火。然而，和二十多年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興高彩烈、歡欣鼓舞大相徑庭，面對“中東波”，籠罩在西方的是憂慮、不安，對民眾的民主訴求曖昧、遲疑。對搖搖欲墜、人心盡失的獨裁者就是無法干脆利落的說“不”。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法國前外交部長在眾議院公開力挺本阿里，甚至要求提供法國警察在處理此事的豐富經驗。美國面對埃及，則自始至終沒有公開要求穆巴拉克下臺，而他的執政團隊要么公開否認他是獨裁者（副總統拜登），要么公開支持穆巴拉克留任主導民主轉型（奧巴馬的中東特使）。當巴林對抗議民眾大開殺戒之時（還邀請沙特共同鎮壓），在巴林本來就有駐軍的美國卻紋絲不動----當然對待一向和西方有尖銳沖突的利比亞之時，則仍然不遠萬里派軍前往。

西方對“中東波”的雙重標準，并不難理解。蘇東集團是西方意識形態和全球利益的競爭對手和威脅，而且由于兩個市場相互隔絕，蘇東集團的垮臺對西方可說百利而無一害。但大多數中東國家卻是西方重要的政治和經濟盟友。政治上可滿足西方反恐的需求，經濟上則為西方提供經濟血液石油。而“中東波”的出現，則完全顛覆了西方在中東的戰略布局。一言以蔽之，“中東波”不符合西方利益。

突尼斯和埃及的前獨裁政權被推翻后，革命的后遺癥紛紛浮上臺面。首先是大量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包括基地組織成員）紛紛獲得自由，許多被監禁的哈馬斯成員也重新回到加沙地帶。令西方脆弱的安全面臨更大的威脅。其次，獲得自由的百姓紛紛選擇逃亡西方，令歐洲出現大規模的難民危機。以至申根協議都被迫修改，許多國家又重新實施邊境檢查。三是新成立的過渡政府在民意的壓力下，不得不給予伊斯蘭政黨以政治空間，同時改變親西方的外交政策。這在被稱為中東核心的埃及表現最為明顯。它不僅歷史性的允許伊朗戰船通過蘇伊士運河，更出手促成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哈馬斯和法塔赫的和解。不僅如此，由于哈馬斯選舉獲勝而導致穆巴拉克配合以色列封鎖加沙的政策也被廢止：自5月28日起，邊界將永久開放。考慮到埃及在中東的指標性、導向性作用，其影響不可低估。而長期接受美國援助的軍方之所以如此行事，這可從2010皮尤國際態度調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的結果尋找答案：僅有17%的埃及受訪者對美國有好感，而82%的受訪者表示厭惡美國，高居全球之首。事實上，不管選舉后誰執政：是前政府殘余，還是伊斯蘭政黨，都將會在民意的壓力下再也不會隨西方需要而舞。其最終發展趨勢將可能是擺脫西方的分化、控制而使得阿拉伯世界走向團結。

美國反對中東民主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為了給處于被充滿敵意的阿拉伯國家所包圍的以色列提供支持，美國付出發極其不相稱的代價：僅在聯合國就動用51次否決權----最新的一次是在阿拉伯革命之后；寧可發動代價高昂的反恐戰爭，也絕不改變袒護以色列的政策。但阿拉伯革命極大的改革了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環境----這也是為什么以色列公開反對中東民主化的原因。現在巴勒斯坦在革命后的中東日益強硬，在內部實現團結之后，堅決要求今年九月在聯合國提出建國要求。其實以色列只所以敢于胡作妄為（襲擊非武裝的國際救援船、持西方國家假護照潛入迪拜暗殺哈馬斯領導人、在被占領土上槍殺巴勒斯坦平民：最新一起造成13人死亡，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則是1982年的貝魯特難民營千余人大屠殺），除了美國全力支持外，還由于它以自己是中東唯一民主國家而自詡。但隨著中東波的出現，至少再也無法在國際上打著“中東唯一民主國家”的旗號了。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也成為美國反對中東民主化的一個國際因素。2007年的西方經濟危機令美國元氣大傷，但新興國家卻基本不受影響，逆勢飛揚，已直接撼動美國全球獨大的地位。卡恩由于強奸門而辭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一職后，新興國家（中、印、俄、巴、南非）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改變不合理的一直由歐洲人擔任的傳統。其實，表面上是針對歐洲，但實質還是指向美國。如果新興國家可以成功改變歐洲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傳統，為什么不能改變美國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傳統呢？應該說，應對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崛起的挑戰，確保全球霸權才是美國首要的戰略利益。2010年美國全面對中國制造議題和挑釁就是其戰略的體現。然而，“中東波”的出現迫使美國進行不甘心的戰略轉移，將再次錯失遏制中國的時機。

面對中東新局，美國不得不進行政策調整。一是盡管自己依然債臺高筑、捉襟見肘，但仍不得不加大對埃及、突尼斯等國的援助。特別是對埃及，還減免了十億美元的債務。要知道今日美國的自身的債務規模已突破國會制訂的上限，如果國會不將上限提高，將不止影響美國發放軍餉、社會福利與償還債務利息，投資人更可能拋售美國國債，導致全球利率攀升，沖擊全球復蘇。在此之前，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美國標準普爾評級公司把美國長期主權信用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為“負面”----這是標普自70年前開始對美國主權信用進行評級以來，首次將其前景評級從“穩定”降至“負面”。二是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要求承認1967年前的邊界，希望在巴以和談上取得突破。希冀重新獲得在中東的影響力。相較過去美國和獨裁者們的同盟模式，無疑極大增加了中東的外交成本。這也同樣是美國反對中東民主化的原因。

還需要指出一點的是，以中東歷史為鑒，無論是打著革命還是民主的旗號，最后收割果實的往往是伊斯蘭勢力。伊朗革命、巴勒斯坦的民主化、阿爾及利亞九十年代的選舉、今天的黎巴嫩，概無例外。在革命期間，所有民眾都會披上民主的外衣，一旦革命成功，則立即將之拋棄----當在法國流亡的霍梅尼乘包機返回德黑蘭時，數百萬歡迎的人們都在歡呼“伊瑪目霍梅尼，我們向你致敬，愿主賜你平安”、“伊斯蘭、伊斯蘭、霍梅尼，我們會追隨你”，甚至出現了“立霍梅尼為王”的口號。隨后就通過全民公投建立“伊斯蘭共和國”----而且是98.2%的高支持率、誕生了完全基于伊斯蘭的憲法。今天的埃及雖然大選還沒有舉行，但曾在抗議期間團結奮斗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穆巴拉克下臺之后立即發生激烈暴力沖突，臨時執政的軍政府紛紛改變親西方的立場，就已經是這場革命最終走向的預兆了。前車之鑒，美國怎么能不反對中東的民主化呢？

不過，美國雖然實際上如此反對中東的民主化，但在公開場合卻仍不得不表達支持之意。因為此時的美國，已不是冷戰時的美國，它被自己所宣揚的意識形態所綁架、所制約。而當年蘇東集團的垮臺，也同樣是由于受限于自身的意識形態而無法變革（連市場經濟都無法接受就是一例）。因此，展望未來，美國即使做出再大的努力，但其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它既無法阻擋中東民主化的大勢，更無法改變其走向。特別是由于以色列堅決不接受美國的中東新政，并且有有效手段阻擊奧巴馬----在美國的猶太人已經聲明將不支持奧巴馬的連任：包括政治獻金和選票（真不知道美國這個國家的凝聚力何在？對于這些猶太裔美國人來說，怎么居然是以色列利益高于美國利益？）。而以色列拒不妥協，美國的一切努力就都是空中樓閣，必然在這場大量投入、爭奪人心的大戰中落為下風。屆時，整個中東無論任何制度，都將在反對以色列和西方干預上達成一致，甚至結為盟友。美國不但在中東無法再恢復其舊有的影響力，更無法保證其現有的利益。也許令美國有苦說不出的是，這一切竟然都源自它的價值觀：民主。當一個民主卻又是敵視美國的中東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之時，不由的想起中國一句古話：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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