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的日本人與“大和民族優越論”

卓南生

不少外國媒體在對日本人遭受強震后體現的“鎮定”“井然有序”的現象進行解讀時,不慎掉入了戰后日本和平人士深引為憂的“大和民族優越論”。外國傳媒在地震后第一時間對日本人臨危不亂及其忘我精神的稱贊,到了日本國內,卻被部分保守人士視為推廣戰前“教育敕語”以便培育“日本人的美質”的借口和良機。

“地震、雷電、火災和父親,這是日本人的四最怕?！惫P者40余年前初抵東京時,就從日語班的課文中牢記了這句話。雷電和火災我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地震和發怒的父親在日本人眼中為什么那么可怕,老實說,我們幾位來自東南亞的留學生都不太理解,只是把它當作有趣的日文來背誦。

但很快,大家都對地震有所體會,特別是里氏二三級或更微弱的小地震,可以說是常有的事。由于這些微小的地震頻繁發生,不少住在老朽的日式木屋的同學經常開玩笑地將來訪腳步粗重者和小地震相提并論,表示兩者難以區分。

日本人淡定無關國民性

正因為日本是一個火山多、地震頻繁發生的國家,到日本久的人都多少知道地震來時的一些基本知識。比如,迅速躲到一個牢固而空間不大的地方,保持鎮定,不要慌張,迅速聽廣播或者看電視以便獲取最新最準確的“地震速報”信息,以及千萬不要輕信任何“風聞”與謠言,等等。

至于學校、機關單位和各社區等,更定期舉辦防震、防災的演習,特別是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導致災區居民慘遭生命財產損失之后,防震、防災意識在民間更獲得深入的展開。百貨店堆滿各種防震、防災必備的配套背包,各學校、機關單位和社區的防震、防災的避難演習也更為頻繁。與此同時,不少單位和社區都有內部緊急聯絡網,以便在“萬一”的時刻可以相互照應和聽取指揮。

可以這么說,對于與地震共生,或者說地震是生活一部分的日本人來說,他們早已做好地震隨時到來的心理準備,阪神大地震的突如其來和慘痛的經驗教訓,更加強了他們這種有備無患的意識。在地震面前,必須鎮定和聽指揮,儼然不是非地震多發國國民所能想像的。日本人之所以臨危不亂和井井有條,顯然是上述對地震所持敬畏與無奈之對策,及長期以來不斷的防震避難訓練的結果。

了解了日本人這種有備無患的危機感心理及其自幼就反復接受的各種避難訓練,人們對日本人在這回地震的第一時間保持冷靜、鎮定態度及其井然有序的現象,固然可以給予高度評價,但卻不宜將之解讀為或提升至“高素質”的“國民性”或“民族性”的層次。

“民族優越論”一度是忌諱

地震問題之所以忌諱與日本的“民族優越性”相提并論,是有歷史原因的。

1923年,緊隨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就是“朝鮮人要趁亂放火、搶劫及朝井水投毒”等惡毒謠言的大量流布。接著便是軍警和各地的 “自衛團”有組織地“獵捕朝鮮人”,結果造成6000多名無辜的朝鮮人被屠殺,另有700多名華工遇害?！暗卣稹?、“謠言”與排外的“種族歧視”,遂成為日本近現代史上每當談起其中任何一項話題時都常會相互聯想起的關鍵語。

筆者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日本學習新聞學的,當時就發現,有不少老師和同學(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系出身者)都在熱心探討和研究“地震與流言蜚語”的課題。與此同時,也有部分開明的知識分子在對“關東大地震與屠殺朝鮮人”事件進行反思,并致力于反對“大和民族優越論”、“日本人特殊論”的提倡。

對于這些現象,筆者當初是感到百思莫解,但在了解上述歷史背景及與旅日朝鮮人交往、交流之后,筆者終于明白了“地震”、“謠言”與“種族歧視”三者的相互關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市民團體和大學生之所以對當局主導的東京奧運會(1964年)、明治百年紀念運動(1968年)和大阪世界博覽會(1970年)持批判或消極的態度,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大國意識”的鼓吹會重燃或助長戰前“大和民族優越論”的氣焰。

也許是因為關東大地震與流言蜚語曾給有良知的日本人和旅日朝鮮人帶來心靈的深痛,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后,一些有識之士除了批評當局低效率的救災手法之外,也為1923年的排外悲劇并未重演而感到欣慰。

保守派大肆渲染外界贊揚

與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的混亂現象相比較,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的日本社會,不論是災區或非災區,確實是有巨大的改進。不少人在總結阪神大地震的經驗教訓時,之所以刻意強調“國際化城市”神戶不同民族災民互助精神之可貴,及對來自各地志愿者給予熱烈的掌聲,無非是要借此機會, 向日本民眾灌輸和推廣多元社會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思想和精神。

在探討有關大地震與國際化社會的問題時,也有一些日本熱心人士力促當局以各種文字和語言印刷和廣播有關防震、防災、避震、避險的手冊及其相關信息。在這回大地震發生之后,不少地區都有面向外國人的不同語言的廣播,顯然和這些開明人士長期以來的努力分不開。對于這些國際視野寬闊的日本人士的努力,我們是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

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不少外國媒體在第一時間對日本人平時有備無患的訓練,以及接受慘痛經驗教訓后逐步體現的“鎮定”“井然有序”與“國際化”的現象進行解讀時,并不十分了解或已然忘記了前述的基本事實和史實,而不慎掉入了戰后日本和平人士深引為憂的“大和民族優越論”、 “日本人特殊論”的陷阱。

針對最初海外潮涌而至的日本贊頌論,一向與“國益”捆綁在一起的日本主流媒體無不大肆渲染。其中,也許最令日本保守人士驚喜的就是將地震后日本人的“守禮”與“知恥”的言行簡單地歸結于“武士道精神”。對此,一名一向鼓吹戰前思想的日本國粹主義者便借題發揮,提倡戰前明治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強調在國難面前,推行敕語中“一旦有緩急義勇奉公”核心思想的重要性?！敖逃氛Z”由于被視為系戰前軍國教育的精神支柱,而被戰后的和平憲法摒棄于校門之外。

外國傳媒在地震后第一時間對日本人臨危不亂及其忘我精神的稱贊,到了日本國內,卻被部分保守人士視為推廣戰前“教育敕語”以便培育“日本人的美質”的借口和良機。這也許是不少在無意識中對“淡定”的日本人嘆為觀止的外國人士始料不及的吧!

2011年4月12日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