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

——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政局動蕩給我們的啟示

武 兵

201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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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紅網編者按：武兵同志的這篇文章，是繼3月21日本網刊發的《簡評美英法發動的對利比亞的侵略戰爭》之后，又一篇針對中東與北非一些國家政局動蕩的評論文章。此文從“兩種不同‘革命’的不同解讀”、“美國與西方所扮演的角色”、“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當投降派是沒有好下場的”等五個方面，對這些國家政局動蕩的根源和歷史沿革、利比亞戰爭的性質、美國和北約的圖謀、中東北非國家人民的斗爭方向，以及正確區分敵我友等焦點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論述。此文資料比較翔實，觀點比較鮮明，邏輯比較嚴謹，文筆比較犀利，是一篇值得一讀也比較好讀的評論文章。

目前，中東北非一些國家的動蕩還在深化，特別是美英法打著聯合國安理會1970、1973兩個決議的旗號悍然發動的本世紀第三場侵略戰爭——利比亞戰爭，還在繼續。

毛主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我們相信，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在中東北非地區干涉別國內政、侵略利比亞等搗亂行動，最終必定遭到可恥的失敗。利比亞人民的反侵略戰爭與其它國家的反干涉斗爭，最終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這兩個邏輯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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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進入2011年度，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就劇烈地動蕩起來。

先是突尼斯。1月4日，突尼斯中南部省會城市西迪布吉德一失業大學生阿齊茲，因擺攤求生而遭城管部門驅趕，憤而自焚。由此，以大學生為主的有組織的群眾示威抗議活動揭竿而起，并迅速向全國蔓延。突尼斯當局雖然采取了鎮壓措施，但未能緩和動蕩的局勢。10天后的1月14日，統治突尼斯達23年之久的本•阿里下臺，逃亡國外避難。這場權力更迭，被西方稱之為“茉莉花革命”。

接著是埃及。自1月25日始，埃及國內連續發生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僅僅18天時間，穆巴拉克就被趕下臺，從而結束了他持續30年的總統生涯。

再接著是利比亞。2月16日，利比亞多個城市開始出現抗議活動，隨后波及首都的黎波里，后來發展到武裝沖突。3月19日，美英法挑起的本世紀第三次侵略戰爭打響了。從此，利比亞戰爭的性質已經由帝國主義背后支持的國內戰爭轉化為美英法直接發動的侵略戰爭。至今，在美英法侵略者的海空軍和地面派遣人員的支援下，反政府武裝仍在與利比亞政府軍進行激烈的戰斗。

此外，2011年年初以來發生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動蕩沖擊波，還蔓延到巴林、約旦、也門、敘利亞、阿爾及利亞、伊朗、伊拉克等國。

在一個地區，在短短的一兩個月時間里，動亂所波及的國家如此之多，政權更迭如此之快，各種政治勢力背景之錯綜復雜，以及對整個世界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影響之巨大，都是近年來所罕見的。

對中東、北非這些動蕩國家的輿論主導權，已經被美國和北約等西方國家所控制，因此，人們得到的事態發展信息，虛實不清，真假難辨，更難聽到那些國家馬克思主義者的聲音。人們偶爾從其它國家媒體的報道中，聽到一些比如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卡斯特羅同志和反帝勇士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正義之聲，但很少，很少。因此，對于我們分析、研究這些國家動蕩的真實情況和走向，如何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望遠鏡和顯微鏡來觀察和分析，就顯得非常必要。

筆者一直關注著中東和北非這幾個國家的事態發展，但苦于手頭所掌握的資料不多，因此，這篇稿子寫得比較費勁。筆者的分析可能有失偏頗，權當引玉之磚吧。

一、對兩種不同“革命”的不同解讀

年初以來在這幾個中東、北非國家發生的政權動蕩或更迭的事件，無疑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的一個政治話題。許多國家的政界、新聞界和學術界，都在以不同的立場和視角關注和研究它，這是因為這些事件關系到阿拉伯世界將是誰主沉浮，關系到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走向，關系到各國的經濟利益，關系到世界性經濟危機是否推遲復蘇等一系列重大課題。可以說，中東與北非一些國家的動蕩，其影響之大，確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

3月2日，參考消息以一個整版的版面發表了該報駐外多名記者的聯合報道：《中東百姓深受動蕩之苦》。該報道說：“局勢動蕩使埃及、也門、約旦、巴林、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經濟蒙受了重大損失。這些國家原本社會比較穩定，人民生活相對富足，而持續不斷的動亂將這一切都變成了美好的回憶。”顯然，這樣的用語，已經表達了該報記者這樣一種立場：對這些國家的“動蕩”或“動亂”，不贊同。

的確，對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動蕩、動亂或權力更迭，國內外均有許多不同視角的分析和評論。筆者發現，持有不同視角的各方，使用頻率比較高的一個詞就是“革命”二字，甚至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也是嘴不離“革命”。以下是筆者選摘的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革命”觀點：

一是各國人民反對美以的“革命”說。法國著名政論家、暢銷書《9•11：彌天大謊》的作者蒂埃里·梅桑2月25日在接受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采訪時指出：雖然埃及、突尼斯、也門、巴林、利比亞等國的動亂，各有各的原因，但它們共同趨勢是“各國人民反對美以”。他說：“這是一波阿拉伯浪潮，將這些革命聯系在一起的是它們的根源。最近幾年，阿拉伯國家的成長進程一直沒有停歇，政治成熟導致這一切同時爆發。……這其中有一種共同的熱潮顯而易見：揭竿而起的各地人民都反對美國和以色列。把阿拉伯革命聯系在一起的是對擺脫帝國主義的渴望，是同源同根的感覺。既然我們都同時起義，說明我們是統一的民族。這是納賽爾總統及其泛阿拉伯主義思想的勝利。”梅桑認為，不能把埃及革命同“顏色革命”相提并論。他說：“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是真正的事變，與政治藝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美國立即進行了干預，并企圖使革命運動向它所需要的方向發展。”“為什么美國人一心要把穆巴拉克趕下臺？……美國人原來的想法是扶持副總統蘇萊曼上臺，這樣美國就可以得到一個更靈活的伙伴，取代強悍的穆巴拉克。但未能如愿以償，人民不想要蘇萊曼。結果，皮諾切特式的軍事委員會上臺執政。”他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在于革命一個接一個，而在于美國的那套體制全面崩潰。”（2011年3月1日 參考消息）

二是反對親美以政權的“革命”說。中國青年報2011年2月17日在一篇《南鄰變天，以色列震動最烈》的文章中稱：“埃及騷亂期間，以色列方面多次向華盛頓呼吁：不要拋棄穆巴拉克。1979年與埃及締結和平協議后，昔日最強悍的敵國一變而為以色列最可靠的鄰國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以色列安全狀況因此大為改善，國防開支從30年前的23%降到了9%。最關鍵的是，穆巴拉克在控制各種反以組織向加沙地帶的哈馬斯走私武器方面下了大功夫，而哈馬斯是被以色列視作頭號恐怖組織的。在埃及民眾普遍對以色列持不友善態度的這些年里，穆巴拉克卻一直與美國一道堅定不移地與以色列保持合作。”

反共的多維網2011年2月16日在一篇“特稿”中也承認，中東地區的這一波動蕩與反美有關。文章說：“上世紀70年代末，伊朗推翻親美強人政權后，建立起來新政權成為了美國的敵人。”“在中東國家，被強人政府壓制的反美情緒可能超過一般的想象，這些都將會在今后幾年內得到驗證。”“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已經失去的伊朗，敘利亞仍然仇美，眼下埃及易主，如若在中東地區，形成了一條‘伊朗-埃及-沙特-敘利亞’軸心，這將是美國不敢想象的夢魘。”

伊朗是最為支持這種“革命”觀點的國家。伊朗當局認為：“埃及政變是埃及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的偉大勝利”，是“埃及人民的意志戰勝了依靠世界強權撐腰的埃及政府官員。”伊朗外交部公開表示：“希望沿著這個道路走下去，埃及民眾的所有歷史訴求都將獲得落實。”（大紀元2011年02月11日訊）

三是金融危機引起“革命”說。環球時報2011年3月4日發表的北航教授王湘穗的一篇文章認為：“席卷大中東地區的社會動蕩，其實是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深化的表現。它標志著此次危機已經沖破金融和經濟范疇，進入更加兇險的社會領域。”突尼斯、埃及的經濟“像沙灘上的房子搖搖欲墜。”“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經濟和社會以難以承受的沖擊。”他說：“一旦國家的經濟基礎垮掉，建立在其上的社會和各種上層建筑，也將不可避免地坍塌。”他引用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的論述說：“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中心——邊緣’結構。西方國家處于體系的中心，支配著‘邊緣’國家。邊緣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這種依附性導致世界性的不平等，平時南方國家的依附型經濟向中心國家輸送大量利潤，在危機時期，依附型國家就成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國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國家當然會轉嫁危機。”阿明說：“為掩蓋這不道德的轉嫁機制和轉嫁行動，幾乎所有西方評論家都指向發生動蕩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的內部，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現行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

四是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說。英國《每日電訊報》稱：“美國秘密支持了埃及的異見者，他們3年前向華盛頓承諾在2011年組織‘政權更替運動’。”“2008年4月6日，超過10萬名埃及網民決定通過‘臉譜’社交網站支持大邁哈萊市的工人罷工，這場運動隨后發展為全國性罷工。這也成為‘4月6日’青年運動成立的推動力。”《每日電訊報》證實，“‘4月6日青年運動’得到了華盛頓的關注”，“2008年12月初，他們中的一些人受邀前往紐約與來自全球的青年領袖見面，一批高級專家也被召來‘尋找利用數字技術推動自由和公平，反對暴力、極端主義和壓迫的最佳手段’”。“這次會議提出，來自15國的17個青年組織‘應當建立青年運動聯盟’”。《每日電訊報》稱，“這個聯盟已經建立起來。‘臉譜’、谷歌、YouTube、M TV等美國公司以及為美國政府培養年輕接班人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直接參與了該聯盟的建立。在導致穆巴拉克總統下臺的開羅騷亂中捕捉‘4月6日運動’的身影本是一件有趣的事，遺憾的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但可以認定，3年前正是該運動的領袖在紐約向美國國務院承諾要在2011年大選之前‘推翻政權’”。（2011年02月23日參考消息1版）

2011年2月12日《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一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在《“埃及革命”與美國“大中東戰略”》一文中說：“驅使數百萬人涌上北非和中東的街頭示威游行的種種因素背后，一個難以忽略的事實是，這一時機正是由美國決定的，美國意欲引發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全面政權更迭和動蕩。在組織有序的埃及民眾上街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臺的當天，埃及軍方的主要指揮官包括總參謀長Sami Hafez Enan中將一行正在美國五角大樓做客。這一舉措輕而易舉地阻止了埃及軍隊的中堅力量在前期重要時刻壓制反對穆巴拉克的游行隊伍。

據報道，穆斯林兄弟會與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共濟會都有聯系。”

五是“經濟沒發展上去”說。此說見之于吳建民在2011年3月4日人民日

報發表的《中東印證“發展才是硬道理”》一文中。吳建民是不談“革命”的。

他認為，中東劇變是這些國家經濟沒搞好，沒發展上去，所以他的結論是：“劇變說明‘發展才是硬道理’”。吳建民的這個分析和結論顯然是個偽命題，且驢唇不對馬嘴。事實并非如吳建民所說的那樣。發生動蕩的中東北非幾個國家，并不是最窮的國家，它們盛產石油，人均收入甚至超過我國。以利比亞為例，資料顯示，2010年的年經濟增長率為6.7%，GDP高達902.51億美圓，人均14533美圓，預期壽命達74歲。（見《參考消息》2011年3月2日第3版）其他大多數國家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中東各國的經濟增長率仍能達到4%左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不過，吳建民先生也說了幾句真話，如他介紹說：“在中東地區民眾中，反美情緒非常強烈和普遍。”

這五種觀點，四種“革命”，如果分類的話，似乎就是兩類：一類是人民自發起來進行反剝削、反壓迫、反帝、反投降主義的革命；一類是帝國主義操縱的“顏色革命”。對于兩類不同性質和內涵的“革命”，必然會有不同的解讀，甚至是根本對立的解讀。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說的“革命”是屬于原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一類的“顏色革命”，例如說突尼斯的動亂是“茉莉花革命”。此類“革命”都貼著美國生產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標簽，推行新殖民主義，干涉別國的內政和主權，掠奪別國的財富與資源。而另一類的“革命”，則與美國和西方標榜的“顏色革命”完全相反。這類“革命”是阿拉伯人民反剝削，反壓迫，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真正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革命。

誠然，埃及、突尼斯、約旦、巴林、利比亞等幾個國家的“革命”情況是各不相同的。各國反對派的成分構成和政治背景也比較復雜。有媒體報道，埃及的反對派就有四種政治勢力結合在一起，他們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和追求。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又說：“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按《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這個標準和尺度來衡量，年初以來發生在中東北非這些國家的“革命”，還不能說就是“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的無產階級革命。從筆者所能獲得的一些信息和資料看，除了利比亞的情況比較特殊外，其他國家參加這個“革命”運動來的群眾，大多還是出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新殖民主義的目的，屬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疇，并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在這些國家的反對派中，特別是反對派的領導層中，的確有親美親西方勢力在操縱，更有美國與西方國家黑手存在。隨著事態的深入發展，這只幕后的黑手會越來越明朗化、公開化。對于美國與西方在幕后操縱的情況，筆者在下一個題目闡述。

二、美國與西方所扮演的角色

美國推銷的各種標簽的所謂“顏色革命”依然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稱霸世界，就是要當世界警察，就是要壓迫、剝削、掠奪世界各國人民。

有學者撰文說：“美國外交理念一直呈現著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此消彼長的交鋒，而美國對中東外交則是這組悖論的集中體現。”（2011-02-16 01：11：47 多維網）

所謂“理想主義”，就是要用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霸權主義的理念統治世界各國，而“現實主義”，就是一切為維護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掠奪和剝削世界人民的政策和目的服務；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兩個“主義”，說到底，是一個“主義”，即帝國主義。

中東北非幾個國家先后發生的動蕩，既有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反抗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性質，也有美國與西方國家插手、操縱的圖謀；國內因素和國外因素交織在一起，國內階級斗爭與國際階級斗爭交織在一起。就美國和西方國家而言，它們的目的，就是利用和操縱這些國家一些政治勢力，煽動“街頭革命”，為其控制這些國家的主權、占有這些國家的石油資源服務。這一點它們的表現是十分露骨的。近來，國內外媒體不乏有真知灼見的揭露和剖析。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

一是美國大力推銷的“民主”與“自由”的本質。

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會網站2月22日發表一篇題為《自由——就是我們來的時候》的文章。該文針對中東北非一些國家的動蕩，對美國所扮演的帝國主義角色揭露的不僅深刻，而且辛辣。該文毫不隱晦的指出，美國無視聯合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準則，是中東亂局的真正“黑手”。該文認為：“美國國務院以金錢潤滑的強大機器一刻也沒有停止在敵國和友國的破壞工作，美國對外政策的‘民主獨裁’，心理就是這樣。美國整個外交機構和整套實施外交政策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在美國外交官所到之處灌輸‘美國思維’和‘順從美國’的思想。‘民主=我們’的公式意在向全世界指出，如果沒有美國，如果不以美國的利益、目標和需求為上，這位‘穿著美國制服的女士’(指民主)就根本不會存在。”該文接著指出：“最近幾周在阿拉伯國家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再次表明，美國毫不理會諸如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的準則，它將一批‘獨裁者’從昔日的朋友名單中刪除，以便安排‘人民選出的’新獨裁者。顯然，只要有助于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美國國務院愿意看到別人廣場上的人群和鮮血。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內部’巧妙發起的革命不失為一種理想工具。”

阿根廷《號角報》2月28日發表一篇題為《利比亞，一個新的伊拉克？》的文章。該文指出：“民主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西方概念，與伊斯蘭哲學相去甚遠。這些起義活動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復被西方征服者嚴重破壞的伊斯蘭文化，還是恰恰相反，為了引進新自由資本主義，在這個目前仍未加入其中的地區實現全球化？”（2011-3-2參考消息）

德國商報2月2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在過去40年里支持了整個中東

地區的反動和非民主的制度，它參與了三場規模較大的和一些小型的戰爭。它錯誤地干涉了該地區的結構，播下了混亂的種子，這影響了中東和地中海地區的地緣政治。”（2011.3.3參考消息）

也門總統薩利赫3月1日發表演講時，憤怒地指責美國和以色列策動也門動亂。他說：“他們（抗議活動）受到白宮指揮，而破壞阿拉伯世界穩定的控制中心在特拉維夫。”“我們想知道，為什么奧巴馬干涉阿拉伯國家事務，奧巴馬是美國總統還是眾多阿拉伯國家總統？”（2011.3.2參考消息）

哥斯達黎加《今日報》3月1日一篇題為《民主的局限》文章引用幾個例子來說明美國和西方民主的本質：1、“這種民主失敗的最好的例子發生在2001年12月的阿根廷。群眾涌上街頭，要求政客‘全都滾蛋’，幾天內推翻了5位總統。”2、“在以色列，2000年對巴勒斯坦起義的暴力鎮壓表明，掌權的種族不會通過民主化或允許獨立的方式讓出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3、“前南斯拉夫聯盟的民主化就是最近的例子，因為它帶來的是10年的戰爭、國家的分裂、大屠殺和種族清洗。”4、“最古老的例子當屬美國。宣稱要建立‘人民的政府’的民主體制是從屠殺印第安人開始的，因為他們并沒有被包括在美國的‘人民’當中。”（2011.3.3.參考消息）

這些歷史與現實的鐵證，讓人們進一步認清了美國在阿拉伯國家高聲叫賣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不過是為掩蓋其骯臟的霸權“黑手”，戴上白色的“手套”而已。

二是揭露美國造謠惑眾，操縱輿論。造謠惑眾，是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拿手好戲，也是他們推行霸權主義的重要手段和一大特色。2011年2月24日法國《現代價值》周刊發表一篇題為《操縱媒體的藝術》的文章，作了深刻地揭露。參考消息3月8日在轉發這篇文章時，使用了《美國政府操縱媒體“劣跡斑斑”》這樣的標題，實乃恰如其分。此文從美國利用謊言侵占墨西哥大片領土開始，到借口發動侵略越南、伊拉克等戰爭的美國侵略發家史證明：“美國歷屆政府，撒謊成性，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都使用造謠和誤傳的欺騙手段，故意誤導事情的真相，目的是把一些在政府看來比較孤立的想法變成一種必要的需求，特別是為發動對別國的戰爭尋找借口。”

美國不愧是造謠的高手，并且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次在中東，特別是在北非的利比亞，美國再次運用造謠的手段，來達到他們顛覆利比亞政權，進而占有其石油資源的目的。阿根廷《號角報》刊文指出：“國際媒體，特別是幾大國際通訊社99%的新聞都是關于利比亞形勢的。而這一形勢混亂難辨，……我們所知道的都是通過一些社交網站傳播的，上面談論的都是轟炸和大量人員傷亡，但沒有照片，沒有錄像，也沒有證據。那么問題就出現了：美國那些強大的衛星都怎么了？它們能窺探到人身上最微小的細節，現在卻什么都看不到了。”文章又說：“這么多國家突然同時發生動亂，推翻自己的統治者，而各情報站和摩薩德卻一無所知，這太奇怪了。”（2011-3-2參考消息）

自利比亞動亂以來，美國與它西方盟友的媒體，大肆渲染利比亞政府所謂屠殺平民等消息。而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在接受“法國24小時”電視臺采訪時，否認他的安全部隊曾對無辜民眾開槍。他在采訪中還反復強調，那些暴力活動是由反政府武裝策劃的。他說：“非洲聯盟將派遣一個委員會來調查事實真相，并向全世界證實，外界所宣傳的有關利比亞的消息全部都是謊言，100%的謊言。”（路透社3月7日報道）

面對眼前美國在中東和北非幾個國家所做的蠱惑人心的宣傳和欺騙性的表演，使人們聯想起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炮制的和平演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條戒令》。這篇集古今中外制造謊言與騙術之大成的“杰作”就寫有這樣的話：“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要不斷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壞他們的道德人心。”“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十條戒令》上的這些損招與今天他們在阿拉伯一些國家煽動動亂的伎倆對照一下，何等相似乃爾，真的如出一轍。

三是揭露美國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阿根廷《號角報》的文章說：“（利比亞）這樣一個政府，是不會被美國看好的。對利比亞形勢的分析應與埃及不同（埃及的穆巴拉克是美國的盟友）。它有助于讓人們看清美國的行徑有多無恥。美國叫囂著要制裁一個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的政權，但當以色列在‘鑄鉛行動’中轟炸巴勒斯坦平民時，美國并沒有呼吁聯合國采取行動，也沒有實行制裁，最近還否決了對以色列殺死平民的行為實施制裁。美國在大談人權的時候卻沒有想起關塔那摩，也沒有想起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監獄。美國在大談人道主義感情的時候卻對阿富汗實施了長達10年的侵略，并摧毀了伊拉克。”（2011-3-2參考消息）

新華社在一篇文章中也談到這個問題。文章說：“近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在對待伊朗和巴林的騷亂時遵循兩種路線》的文章。該文稱：伊朗和巴林為避免出現讓埃及政府倒臺的那種情況，都采取了鎮壓抗議者等做法，對于這兩國政府，奧巴馬政府的反應截然不同。為何美國在兩個類似的情況下做出的反應不同？對此，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東項目主任瑪麗娜·奧塔維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解讀美國政府的決策邏輯：‘伊朗是一個敵視美國的國家，因此華盛頓希望看到伊朗的抗議能夠帶來政權改變。而美國在巴林有第五艦隊的海軍基地，因此它不希望看到巴林發生可能會讓美國失去海軍基地的政權更迭。’對于美國在中東動蕩問題上的不同對策，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防務和外交政策副主席泰德·卡彭特也向本報記者表示，這反映了不同的美國利益。‘巴林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巴林對于美國的軍事基地非常重要。而利比亞一直和美國關系不佳，并且曾公開和美國敵對。因此，美國對于兩個國家政權被推翻的可能有著不同的反應’。卡彭特認為：‘這已經極大傷害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信譽。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名聲非常壞。看看中東地區的民意調查就可以知道：不喜歡美國的比例大約在70%到85%之間。’卡彭特表示：‘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政策一直是：如果在一個民主、但敵視美國的政府和一個專制、但親美的政府間進行選擇，美國將選擇后者。”（2011年02月28日參考消息）

西班牙《公眾日報》3月28日的文章指出：西方對于巴林或也門的問題處理原則都是：不干預。目前這兩個政權對反對活動的鎮壓導致數百人死亡。2008年12月-2009年1月，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的轟炸行動導致1500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2011.3.30參考消息）

以上三點，已經把美國帝國主義在中東北非一些國家動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的丑惡嘴臉分析的十分到位，無需筆者再加筆墨了。

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結合我國抗日戰爭的實踐，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進一步發展了克勞塞維茨的這個命題。毛主席指出：“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又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總之“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開政治。”

這次中東北非部分國家的動蕩，利比亞是一個特例，因為那里的政治斗爭已經發展為戰爭。筆者在起草這篇文稿期間，利比亞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美國支持下的反對派，已經從文戰演變為“疆場彼此彎弓月”的武戰。利比亞昔日平靜而爽朗的上空已是硝煙彌漫，炮火連天。

從3月19日起，利比亞的這種“武戰”又進一步轉變為帝國主義直接插手的侵略戰爭。

事情是這樣演變的：當利比亞的內戰發展越來越不利于親美的反對派、叛軍和奧巴馬所說的“美國在利比亞的核心利益”受到影響的時候，美國就操縱聯合國安理會于2月26日和3月17日先后做出經濟制裁、武器禁運和設立禁飛區兩個決議。所謂“制裁”其實是顛覆利比亞政權的代名詞；所謂“禁飛”，其實是武裝侵略利比亞的借口。果不其然，在1973號決議通過后僅僅24個小時，美英法就打著安理會“決議”的旗號，打響了這場罪惡的侵略戰爭。

對此，筆者難以抑制心中的怒火，不得不停下這篇稿子，臨時趕寫一篇對這場戰爭的簡要評論。這篇評論的題目是《簡評美英法發動的對利比亞的侵略戰爭》。筆者寫了十個問題：

（一）這次戰爭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早有預謀、早有準備的侵略戰爭。

（二）奧巴馬是這場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

（三）對列寧的名言“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一些人淡忘了，一些人不信了。在這些不信的人中，有政治上的不清醒者，更有已經上了美國賊船的親美派和帝國主義的走狗。

（四）美英法等國發動的這場戰爭，是不義戰爭，是見不得陽光的戰爭，因為它充滿了虛偽、無恥、謊言和殘暴。

（五）針對利比亞的兩個安理會的決議，我國外交決策者們所扮演的角色是違背我們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原則的。

（六）聯合國安理會早已墮落了，早已不是一個講道理，講公平，講正義的地方。《聯合國憲章》也已變成一張廢紙。它像美國等西方列強手里的一個面團，可以隨意被捏成個小貓，或者小狗，或者其它什么玩藝兒。

（七）美英法等都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它們犯下了累累戰爭罪行，可謂罄竹難書。

（八）當今世界真正反人類罪和戰爭罪的罪犯，不是米洛舍維奇，不是薩達姆，不是卡扎菲，而是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薩科奇、布萊爾、卡梅倫，以及所有參與這幾場侵略戰爭的西方國家的領導人。

（九）當今世界各國真正被人民瞧得起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革命家，已經屈指可數。古巴共產黨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是筆者敬重的革命領袖之一。他既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英雄。委內瑞拉領導人查韋斯，也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一位反帝勇士。

（十）利比亞人民是有著反對外來侵略、反對帝國主義光榮傳統的。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利比亞人民！

筆者的這篇評論于3月21日發表以來，利比亞的戰爭又出現一些新的態勢，就此，筆者再做如下補充。

（一）1970、1973號決議是利比亞由國內政治斗爭向被侵略的戰爭轉化的轉折點。

我國作為具有否決權的“五常”之一和安理會輪值主席，卻對這兩個極其錯誤的決議沒有行使否決權。這件事已經引起國內外輿論的眾多分析和解讀。

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23日刊文指出：“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法國等國家在利比亞對卡扎菲政權實施的軍事打擊展開了新一輪大肆嘲諷——而這一軍事打擊是在北京默許下進行的，顯示出中國政府提升自己作為世界大國地位的愿望與中國對多國干預他國內部沖突和人權問題的擔憂之間的矛盾。”該文說：“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22日刊登一篇文章，指責推動設立禁飛區的國家以關切人道主義為理由不過是個‘精心粉飾的借口’，認為利比亞的動蕩‘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國家政治煽動的結果’。上述批評附和了中國官員發表的言論，而此前，在17日聯合國安理會對第1973號決議進行的投票表決中，中國決定不行使否決權，使軍事打擊行動得以進行。”“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北京首次選擇不阻撓安理會支持的、以國內人權或人道主義為理由對他國政府采取的軍事行動。自17日的投票之后，中國政府一直堅稱它對決議的部分內容是有嚴重保留的，而它沒有阻止決議的通過是考慮到阿拉伯國家和非盟的關切。之前中國還在2月投出更加罕見的一票，支持安理會批準以反對血腥鎮壓平民示威者為由制裁利比亞政府的決議。”該文認為：“近幾天來中國官方針對美國及其盟國的大量批評意見表明，北京希望澄清，它不認為自己在安理會就利比亞問題的兩次投票開了一個先河。”（2011.3.25參考消息）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3月31日在題為《利比亞危機：全球政治的三大教訓》的文章指出：“印度、巴西、俄羅斯和中國這些國家都對第1973號決議投了棄權票。這些國家承認卡扎菲的行為正在制造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必須立即停止對平民采取暴力。”“它們之所以決定棄權，原因也在于盡管它們本身不愿意承擔全球責任，但仍然希望全球秩序得到維護。”“新興大國通過投棄權票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道主義行動的默許態度，從而可以享受聯盟行動帶來的好處，卻又不需要分擔軍事干預的重擔。”該文又說：“它們都仰仗美國為它們謀取好處。”（2010.4.2參考消息第3版）

（二）我國外交部門的解釋自相矛盾，難以服人。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聯合國安理會就利比亞問題的1970號決議草案進行表決后表示：“中方十分關切利比亞動蕩的局勢，認為當務之急是立即停止暴力，避免進一步流血和平民傷亡，盡快恢復社會穩定和正常秩序，通過對話等和平手段解決當前危機。”本來這個決議是偏袒反對派、打擊卡扎菲及其合法政府的“拉偏架”的決議，是用所謂“人權”來壓制和顛覆主權的決議，而中國的代表這個解釋，沒有明確利比亞的“暴力”是誰引起的，又要誰“停止暴力”？如此含糊其辭，模棱兩可，實在是令人費解。然而，美國和西方的解讀和行動，卻是十分明確毫不含糊的。

在1970號決議全票通過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非常高興地“恭賀安理會能夠上下齊心作出表決。”奧巴馬則根據這個被他稱為“國際社會”的決議，要“卡達菲必須立即下臺”，與此同時，美國提出要把所謂“利比亞的危機事件”——即利比亞政府反擊叛軍——交由國際刑事法庭處理。對此，使得美國媒體都驚嘆：“1970號決議案具有里程碑意義，連人權組織都因此對安理會刮目相看。”（2011.2.28聯合早報）

3月17日，當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常任理事國投了棄權票，使1973號決議得以通過后，李保東大使的聲明還是語焉不詳的那一套。他一邊聲稱：“我們支持安理會采取適當和必要的行動，盡快穩定利比亞局勢，制止對于平民的暴力行徑。”一邊又說：“中國一貫反對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一邊說：“遺憾的是，不少問題沒有得到澄清和回答，中國對決議的部分內容有嚴重困難。”一邊又表示：“中方高度重視由22個成員組成的阿拉伯聯盟關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相關決定，也高度重視非洲國家和非盟的立場。”

3月22日，也即美英法侵略利比亞戰爭打響后的第4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國）作為安理會輪值主席，中方秉持公正、透明的原則履行職責。”“最終安理會采取何種行動，由安理會各方決定。”姜瑜在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對美英法的侵略行為，僅僅表示“遺憾”。

筆者認為，李保東大使和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是言不由衷、邏輯混亂、自相矛盾。第一，明明知道安理會采取的“必要的行動”，就是動武，還一邊表示“支持”，一邊又說反對“使用武力”，這不是很虛偽嗎？第二，所謂“盡快穩定利比亞局勢”，“制止對于平民的暴力行徑”，顯然是干涉一個獨立國家的內政。由安理會對一個主權國家采取“必要的行動”，去“制止”，去“穩定”，去設立“禁飛區”，實際就是允許入侵利比亞。決議的這個概念，如果不是白癡，誰都會看得明白。所以，決議一通過，美英法皆大歡喜，并且立馬開打。我國外交官的如此解釋，實屬“此地無銀”，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第三，所謂“也高度重視非洲國家和非盟的立場”。重視這個，重視那個，為什么就不重視將要被侵略的利比亞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呢？要知道，中國可是與利比亞有著正式外交關系、相互承認主權的國家啊！第四，所謂“中國對決議的部分內容有嚴重困難”，且不說，此話語法不通，詞不達意，我們權當“很為難”的意思來理解吧，中國何“難”之有啊？難道給帝國主義開綠燈，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就不“難”了？！第四，筆者注意到，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和官方媒體，對利比亞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是避而不談的，“侵略”這個詞在他們的發言和聲明中始終就沒有使用過。這是為什么？第五，所謂“秉持公正”、“履行職責”，默許幾個強盜打著“合法”的旗號去別的國家殺人放火，自己作壁上觀，甚或為虎作倀，還有什么臉面侈談“秉持公正”和“履行職責”？！當然，這樣重大的問題也不是這個大使和發言人這樣的小人物所能決定的，他們也做不了這個主。第六，筆者還注意到，當利比亞的侵略戰爭已經進行到第10天，已經造成大量利比亞人民的傷亡，而我國竟然沒有一位部級以上的官員對這場戰爭發表過講話。到3月30日，總算聽到我國領導人表態了，竟然還是在會見那個侵略利比亞的急先鋒、法國總統薩科奇時談到對利比亞局勢“深表關切”，表示“不贊成在國際事務中使用武力。”但也沒有指出這是侵略行為。

就在我國領導人發表談話的同一天，薩科奇依然命令法國空軍猛烈轟炸利比亞首都的軍隊和平民。（2011.3.31新華社）

就在同一天，卡扎菲發表公開信，指責多國部隊對利比亞的侵略“與希特勒在二戰期間的軍事行動類似”。（2011.3.31新華社）

就在同一天，香港亞洲時報刊文說：“1973號決議就像特洛伊木馬允許英法美同盟和北約成為支持武裝起義的聯合國空軍。這項安排不但與保護平民無關，而且絕對違反國際法。就連營養不良的非洲兒童如今都知道，必然的結局是政權更迭。”（2011.3.31參考消息）

就在此前一天，美國總統揚言，美國將向利比亞叛軍提供武器。而國務卿希拉里則說：“我們認為，聯合國安理會第1973號決議改變了或者說推翻了對利比亞的武器禁運決議，因此，如果哪個國家向利比亞叛軍提供武器，它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做到這一點。”（2011.3.31參考消息）

就在此前5天，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殷罡也在訪談錄上說：“實際上安理會的1973號決議，已經授權西方聯軍對利比亞采取有限的軍事行動。”（中穆網2011.3.25）

就在此前8天，俄羅斯總理普京明明白白地指出：安理會的1973號決議是“欠完整和有缺陷”的。他又明明白白地譴責美英法是“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2011.3.23參考消息）

（三）我國沒有行使否決權后患無窮。

一是嚴重傷害了我國同利比亞人民的感情。道理很簡單，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反對，就是對被侵略國家的不支持。本來，利比亞政府和人民一直與我國政府和人民保持友好關系。我們不能忘記，在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非洲20幾個國家投的贊同票中，就有利比亞的一票。而現在，當利比亞被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圍攻，我們怎能見死不救？怎能忘恩負義？我們還不能忘記，利比亞是我國重要的石油進口國之一，在這方面利比亞人民給予我國的幫助和支持也是巨大的。

二是嚴重傷害了我國在世界人民心中本來美好的形象。正如有媒體所說，中國沒有行使否決權，開了一個危險的“先河”，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完全、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作為一個曾經主持正義、反對侵略、支持被壓迫國家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良好形象。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看，這樣做，就是混淆與顛倒了敵我友的關系，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背叛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背叛了毛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制定的馬克思主義外交路線，也背叛了我國發起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三是使我國經濟遭到巨大損失。據美國中文網在《中企面臨千億巨損》一文的報道介紹：利比亞政局劇變前我國共有14家中資公司在利比亞擁有一大批項目，這次劇變，給這些中資公司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損失”。中國駐利比亞使館網站信息顯示，2007年以來，利比亞集中啟動了一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資公司承攬了鐵路、住宅設計與建設、城市基礎設施設計與建設、農業灌溉、大學城等一批項目。《華夏時報》報道指出，中國鐵建、中國建筑等一大批中國公司在利比亞有數百億美元的海外工程項目，3萬多中國工人奮戰在利比亞的鐵路和市政工程等項目。報道稱，如今，這些公司將不得不放棄利比亞的項目撤回全部人員，大型設備被搶，工程陷入癱瘓，中國公司迅猛擴張的海外業務或面臨巨大損失。（美國中文網 時間:2011-02-26 15:43:51）可以預見，如果戰爭持續下去，或利比亞政權被美英法顛覆，那么，我國在利比亞的巨額投資將化為烏有。

四、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一文指出：“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65頁）

毫無疑問，美英法剛剛發動的利比亞戰爭是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利比亞政府所領導的反侵略戰爭則是正義戰爭。

（一）利比亞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愛好和平的國家。

打開新華網的《新聞資料》，在“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的條目里是這樣介紹的：

古代利比亞居民是柏柏爾人、圖阿雷格人和圖布人。公元前７世紀左右迦太基人入侵。公元前201年利比亞人在反抗迦太基統治的斗爭中曾建立統一的努米底亞王國。公元前146年羅馬人入侵。７世紀阿拉伯人打敗拜占庭人，征服當地的柏柏爾人，帶來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教。16世紀中期奧斯曼帝國攻占的黎波里塔尼亞和昔蘭尼加，控制了沿海地區。1912年10月利比亞在意土戰爭后成為意大利的殖民地。1943年初英、法占領利比亞南北部。英國占領北部的黎波里塔尼和昔蘭尼加地區，法國占領南部費贊地區，并分別成立了軍政府。二戰后，由聯合國對利全部領土行使管轄權。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亞宣告獨立，成立利比亞聯合王國，實行聯邦制，伊德里斯一世為國王。1963年４月15日取消聯邦制，改國名為利比亞王國。1969年９月１日，由卡扎菲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統治，成立了以卡扎菲為首的革命指揮委員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并宣布建立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1977年３月２日卡扎菲發表《人民權力宣言》，宣布利進入“人民直接掌握政權的民眾時代”，取消各階級政府，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改共和國為民眾國，同時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1986年10月，又改現國名。

從這個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利比亞是一個從未侵略過別國，而被別國多次侵略，飽受苦難的國家。不幸的是，2011年3月19日，這種被侵略的苦難再次降臨到利比亞人民的頭上。

（二）正確認識卡扎菲及其領導的政權。

卡扎菲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從他1969年9月1日執掌利比亞最高權力以來，一直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利比亞人民贊許他是“大救星”、“民族英雄”、“革命領袖”，而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及他們在利比亞培植的親美勢力的眼里，他是“狂人”、“瘋子”、“暴君”、“獨裁者”、“恐怖主義支持者”。然而，無論人們怎樣評價他，他作為利比亞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已經走過了41年的漫長歷程。

我國人民和許多媒體，對卡扎菲這個政治人物，還是基本肯定的，對他的介紹大多也是正面的，客觀的。筆者見到的比較系統地介紹和客觀評價這個傳奇人物的文章有這樣幾篇：《卡扎菲的社會主義思想》（2005.05.30百度）、《“沙漠雄獅”——利比亞領袖卡扎菲》（2008.04.06新華網）、《鳳凰衛視：“專訪卡扎菲”》（2010.07.26）、《沙漠的傳奇——卡扎非》（2011.02.28南島晚報）、《利比亞領袖卡扎菲：傳奇的“沙漠雄獅”》（2011.03.21新華網）、《中國前駐利比亞大使王厚立談卡扎菲》(2011.03.25美國中文網)。

這些文章給筆者印象最深的有這樣幾點：

在對外政策方面。卡扎菲和他領導的政府奉行反帝、反殖、反霸、反對種族歧視和不結盟政策，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主張阿拉伯統一，與非洲、伊斯蘭國家加強合作，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關系，支持民族解放運動。

卡扎菲認為，利比亞的最大敵人和威脅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因此，卡扎菲上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關閉美國在利比亞的軍事基地以及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國有化。1971年，2000多名利比亞人為支持伊朗扣留美駐伊朗大使館人質的行動，燒毀了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大樓。在里根時代，利美關系達到了冰點。1981年，以利比亞涉嫌“恐怖主義”為由，美國在錫德拉灣上空擊落兩架利比亞飛機，因此兩國一度斷絕外交關系。1986年4月，美國為了教訓這個桀驁不馴的卡扎菲，再次動用3艘航空母艦、34艘其他艦船和幾百架飛機大規模轟炸的黎波里和重要港口班加西市。1988年的洛克比空難被美英認為是卡扎菲的蓄意報復。由于卡扎菲拒絕交出嫌疑人，在美國操縱下，從1992年起，聯合國安理會對利比亞實行了長達11年的制裁。

進入21世紀，美國先后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在美國的淫威下，保持沉默，不敢吱聲，而不信邪的卡扎菲則站在薩達姆和伊拉克一邊，公開批評美國。當薩達姆被俘后，卡扎菲的女兒阿伊莎·卡扎菲主動請纓，加入到薩達姆的辯護律師團，為這位伊拉克前總統辯護。2006年12月30日薩達姆被美國處以絞刑的時候，許多國家領導人依然不敢吭聲，少數國家雖然表達不滿，但語氣都不重，而卡扎菲卻不怕得罪美國，他又一次站出來，批評美國絞死薩達姆是“荒謬的”。他還宣布利比亞全國降半旗，對薩達姆表示哀悼。（2011.03.12參考消息）

為了團結非洲各國，為了在世界上有非洲統一的聲音，為了能讓非洲有能力捍衛自己，為了使非洲不再遭受奴役，1999年9月，卡扎菲提出建立“非洲聯盟”的設想，他強調，非洲應在包括聯合國改革等重大問題上團結一致，要“用同一個聲音說話”。2001年1月，在卡扎菲的推動下，非洲聯盟正式成立。時至今日，非盟已有53個成員國。在這次利比亞問題上，非盟的表現就比較公正，大多數非盟國家反對美國對利比亞動武。不像阿盟，帶有偏向美國和西方的色彩。

卡扎菲是一個有抱負有理想的人。他的“宏圖大志”，是要以利比亞為據點，把他的“人民社會主義”（也稱伊斯蘭社會主義）推到全世界。他設想，要完成“四個圈”的任務，即阿拉伯一個圈，非洲一個圈，伊斯蘭一個圈，全世界一個圈。為此，他積極輸出他的革命思想，在世界各地捐款興建清真寺和伊斯蘭中心。他提出，要“把九•一革命傳播到全世界”，讓利比亞成為“全世界革命者和自由人的圣地”。

在治理國家和建設方面。卡扎菲按照他設計的“伊斯蘭社會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是空想社會主義——的藍圖來治理和建設利比亞。卡扎菲年輕時信仰埃及領導人納賽爾的社會主義。納賽爾逝世后，他繼承納賽爾的思想，并且獨樹一幟，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即“世界第三理論”。卡扎菲說：“我的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都嘗試消滅剝削與強權”。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了既不同于共產主義、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的“世界第三理論”。卡扎菲認為，資本主義理論是世界第一理論，共產主義是世界第二理論，它們都解決不了當代世界的問題，只有他的“世界第三理論”才對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提出了最終的解答”。從1976年至1979年，卡扎菲發表了三本闡述這一理論的《綠皮書》，從民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闡述了他的“世界第三理論”。他聲稱，他的社會主義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是伊斯蘭社會主義，所以他把《古蘭經》奉為社會法典。

在政治體制上，卡扎菲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以地區和行業為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各級權利機關，人民委員會是政府機構。1977年他發表《人民權利宣言》，解散了革命指揮委員會和政府，建立總人民代表大會的總書記處和總人民委員會，改國名為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卡扎菲任總書記處的總書記。1979年3月，他又放棄總書記的職務，稱九•一革命領導人。現在，利比亞實際上沒有任何政黨。

在經濟制度上，卡扎菲對外國石油公司全部或部分地實行國有化；對國內的關系國計民生的國家資源和企業也實行國有化。但是，他并不消滅私有制，而是允許、保護必要的私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卡扎菲在利比亞實行接近于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對勞動者實行平等的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對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實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卡扎菲說，他要消滅剝削，但在利比亞保留私有制的情況下，消滅剝削他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管怎么說，卡扎菲領導的經濟發展成就，還是令非洲和中東各國人民所羨慕的。利比亞經濟繁榮，資金充足，交通發達，高速公路縱橫交錯。卡扎菲在利比亞消滅了失業，使利比亞基本擺脫了貧困。現在，利比亞人均國民收入高達1.4萬美元，成為非洲首富，是第三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利比亞的每個居民都住上了新蓋的樓房和磚房，家家有汽車、電視和冰箱。利比亞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和公費教育，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社會治安也比較良好和穩定。

此外，被傳為佳話的是，卡扎菲生活比較簡樸，為政比較清廉，不好煙酒和女色。他尊重婦女，主張公平。他反對奢侈豪華，與妻子一直住在兵營的帳篷里，過著簡樸的生活。他不喜歡自己的兒女在政界工作，或者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安理會1970號決議，提出凍結卡扎菲和相關人員的海外資產。瑞士也跟著造勢，聲稱將發布指令立即凍卡扎菲及家人和親戚在瑞士的全部資產，其中現金六億一千三百萬瑞士法郎，信托資金兩億五百萬瑞士法郎。對此，利比亞外交部發表聲明，完全否認卡扎菲在瑞士或世界其他地方擁有銀行賬戶，“要求瑞士拿出證據來證明利比亞領導人在他們的銀行有存款。”（2011.2.27參考消息）然而時至今日，瑞士銀行并沒有拿出證據來。

（三）卡扎菲與中國的關系。與中國的關系上，卡扎菲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網上有傳言，說卡扎菲支持臺獨，根據是，2005年卡扎菲之子賽義夫以利比亞“基金會主席”名義訪問過臺灣，并同陳水扁商談過互設代表處問題；還有在的黎波里軍用機場利比亞方面會見過境加油的陳水扁。但也有反駁者說，這“系無稽之談”。反駁者根據有三。其一是，利比亞是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非洲朋友之一，如果卡扎菲支持臺獨，他不會這么干。其二是，卡扎菲曾對時任外交部長的李肇星表示：“利比亞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決反對臺獨，支持中國的統一大業”，并特別強調，“不管發生什么情況，這一立場都不會改變”。卡扎菲的這些話，是發生在兒子賽義夫訪臺后不久，也算是個合理解釋。其三是，2010年7月鳳凰衛視播出過《利比亞為維護中國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的專訪，有卡扎菲親口聲音：“我們是中國的好朋友，我們同屬于一個陣營——第三世界，……利比亞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支持維護中國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許多非洲國家本來和臺灣政權有關系，但是和中國沒有，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去說服這些國家，并推動他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政治關系”。

（四）卡扎菲雖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但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英雄。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筆者認為：

第一，卡扎菲所推行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空想的或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因此雖然他主張消滅剝削，主張公平和民主，并且也取得一定程度的社會進步，但因為有私有制的存在，有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部落主）的存在，他的“世界第三理論”——第三條道路，是不可能實現的，至多是對利比亞的階級關系和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緩和、改良和改善。而這種緩和、改良和改善，因為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做保障，也是不會穩固的，一有風吹草動，這些改良和改善的成果就會煙消云散。

盡管卡扎菲不是我們所想象的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或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所建立的伊斯蘭社會主義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社會主義，但縱觀他的一生和他的一系列變革和成果，應該說，他算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是一位維護和捍衛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反帝勇士和民族英雄。

對于卡扎菲身上存在的階級局限性，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他的階級局限性，既有他個人的因素，也與他的國家甚或整個非洲的歷史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狀況等社會因素分不開的。這些社會因素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起到主導的作用。

1959年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見喀麥隆人民聯盟代表和幾內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青年代表時說過這樣的話：“整個非洲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跟著帝國主義走的人，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在非洲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犯錯誤。事實是帝國主義依靠它的走狗，聯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壓迫非洲。目前非洲這種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般說來，整個非洲的斗爭還是長期的。一不要以為馬上可以勝利，明天早上就勝利，要準備長期斗爭。如不作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而帝國主義那么強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為主，爭取外國援助為輔。”毛主席強調：“非洲當前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搞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共產主義問題，而是民族解放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毛主席對非洲朋友的這個談話雖然距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但非洲今天的情況證明，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搞民族解放運動，依然是包括利比亞在內的非洲和中東各國人民的重要任務。從這個宏觀視野看問題，我們對卡扎菲的階級局限性是可以給予諒解的，而對他堅持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帝斗爭的正義性應該給以充分的肯定和積極的支持。

第二，在國際關系和反帝斗爭上，卡扎菲有過誤判，有過妥協，有過失誤，走過彎路。在美國發動伊拉克侵略戰爭后的2003年4月29日，利比亞宣布，同美國和英國達成協議，同意承擔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客機爆炸事件的民事責任，支付給洛克比空難事件270名罹難者家屬每人1000萬美元的賠償。同年12月19日，卡扎菲宣布，放棄研制核武計劃，并愿意接受核查。幾天之后，卡扎菲又將利比亞掌握的幾百名“基地”組織和其他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情報交給了美國和英國。2008年9月1日，卡扎菲在慶祝利比亞革命勝利39周年大會上的演講稱，利比亞將結束被美國孤立的時代，利美關系將進入全新發展時期。

像卡扎菲這樣堅定的反帝勇士，與他幾十年的敵人作出如此重大妥協，必然要引起眾多非議。有說他被美國“招安”，有說是美國的“壓力促變”，有說是薩達姆的“教訓”，有說是他“順應潮流”。筆者認為，卡扎菲的妥協與讓步，肯定是不對的，盡管近日有報道說，這些與美國和西方妥協、媾和的舉措，都是叛逃英國的原外交部長庫薩的建議、主張和積極推進的，卡扎菲有過懷疑，最后勉強接受。（2011.4.3參考消息：《庫薩：比卡扎菲更可怕的“死亡使者”》）但到頭來，美國還是不買他的帳，還是要整他。這對卡扎菲來說，無疑是個沉痛的教訓。這次利比亞動蕩開始不久，他在接受法國一家報紙采訪時很不理解地感嘆道：“對于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斗爭，我感到驚訝。”“我們的安全部隊很合作，過去幾年，我們對你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我們在利比亞反恐時，為什么沒有人幫助我們來作為報答？”（2011.3.7參考消息）。卡扎菲沒有認識到，他的“反恐”對象與美國的“反恐”對象是不一樣的。他想緩和與這個豺狼國家的關系，是大錯特錯了。在今天看來，雖然卡扎菲犯了一個非常幼稚的錯誤，但對他在這次面對美英法的侵略，堅持抵抗，絕不投降的表現，還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正因為卡扎菲領導的這個國家，同美國和西方國家抗爭了這么幾十年，加之他的國家又盛產石油，所以被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所嫉恨，所仇視，所侵略，急于除之，就勢所必然了。

（五）利比亞的反對派和叛軍具有美國和西方的背景。2月16日，就在希拉里對包括利比亞在內的20多個國家的所謂民權活動分子發表煽動性講話的同一天，利比亞反對派在多個城市展開抗議活動，要求政府下臺，抗議活動隨后波及首都的黎波里。接著，反對派與安全部隊發生沖突。后來，利比亞反對派和叛軍，一直在美國等西方的支持下，攻城掠地，干著出賣利比亞主權的勾當。

2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克勞利在例行記者會上透露，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基恩•克瑞茲早在今年1月初就在華盛頓私下會晤了數名利比亞反對派人士。美國政府表示，準備對尋求推翻卡扎菲政權的利比亞反對派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同日，利比亞反政府武裝奪取的幾個東部和西部城市，并成立了過渡性質的全國委員會。（2011.2.27參考消息）

2月28日，希拉里在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時，敦促卡扎菲必須“毫不拖延地”立即下臺。在實施一系列打擊卡扎菲政府的制裁措施的同時，美國政府也展開了針對利比亞反對派和難民的支援行動。據悉，美國已經撥出了額外的1000萬美元緊急協助款項來支持利比亞的反政府組織。

3月19日美英法對利比亞發動空襲和轟炸以后，反對派與叛軍借助美英法的力量占領東部部分油田和城鎮。當反對派和叛軍被利比亞政府軍反擊潰退時，他們又呼吁外國侵略者為他們提供重型武器和空中支援。在戰斗中，反政府武裝竟然高喊：“薩科奇，你在哪里？”

3月29日，反政府武裝剛剛成立的國家過渡委員會發言人古里亞尼在北約召開的利比亞問題倫敦會議上再次呼吁美英法等國際社會向他們提供武器，并稱向他們提供武器的國家是他們的“友好國家”。就在這個會議上古里亞尼還證實，美國特使史蒂文斯抵達反對派占領的城市班加西訪問。法國也將派大使去班加西。（2011.3.31參考消息）

3月30日香港亞洲時報在線網站的一篇題為《戰爭買賣是最妙的買賣》文章也對利比亞反對派和叛軍有深刻分析。該文指出：“盡管利比亞青年運動抱有可敬的民主愿望，但最有組織的反對派團體卻是受沙特王室、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法國情報機構資助多年的利比亞全國拯救陣線。叛軍的臨時國家過渡委員會與利比亞全國拯救陣線是一回事，只不過多了一些叛變軍人。這就是北約極力保護的‘無辜平民’中的精英。”這篇文章還只指出：“班加西起義從2010年11月就開始醞釀，這場表演的策劃人是2010年10月叛逃到法國的利比亞前禮賓司司長努力-邁斯馬里、利比亞空軍上校阿卜杜拉-格哈尼和法國情報部門。”（2011.3.31參考消息）

以上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利比亞的反對派和叛軍，是美英法侵略利比亞的內奸和別動隊。他們在干著出賣祖國的勾當。

在這場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邪惡的殊死較量中，站在哪一邊，可以說既是考驗利比亞各種政治勢力的分水嶺，也是檢驗世界各國政府和領導人的試金石。

五、當投降派是沒有好下場的

毛主席在評我國古典小說《水滸》時說過這樣的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

從埃及、突尼斯等國這次局勢動蕩，政權更迭的情況看，他們也在演繹《水滸》的故事。由于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改變了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政策，轉變為與美國和以色列妥協、媾和甚至同流合污，因而失去了人民對他們的支持，導致他們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失聲”、權力旁落。

新華社駐開羅記者李志暉等的一篇題為《中東動蕩暴露西方兩面派手法》的報道就證明了這一點。該報道指出：“中東民眾普遍存在反美情緒，面對民意對抗的政權認識到，依靠接受美國援助，不僅無法真正滿足民眾發展要求，反而容易淪為眾矢之的，政權根基很難牢固。”

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學者侯賽因•阿迦在美報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的更為具體。他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阿拉伯人開展反殖民斗爭，領導人有自己的立場、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張，他們還設定了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反抗外國統治的任務，凡此種種都讓阿拉伯人引以為豪。但那個阿拉伯世界已成為過去，阿拉伯政治銷聲匿跡了。”他說：“它們奉行的政策又違背了民眾的意愿。在出兵伊拉克問題上，該地區大多數政府是聽天由命，甚至發揮促進作用；……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阿拉伯世界除了支持自己都不再相信的和平進程外，幾乎沒有為巴勒斯坦人實現目標做任何事情。在伊朗問題上，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令人費解；它們把最終決策權交給了美國，并慫恿美國采取強硬立場，卻又警告說這種舉動會釀成嚴重后果。”“在以色列圍困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時，埃及被該地區廣泛視為與以色列串通一氣。”他說：“如果說阿拉伯領導層曾經支持過一系列失敗的事業——泛阿拉伯團結、反抗西方國家、抵抗以色列——那么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爭的目標。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眾感到自豪。”他說：“當美國和歐洲認為阿拉伯國家表現出克制與合作時，阿拉伯人卻覺得喪失了尊嚴和自主決策的能力。用貨真價實的獨立折價換取西方的軍事、財政和政治支援。這種親密關系扭曲了阿拉伯政治。狹隘的統治階層離不開外國的慷慨，于是越來越響應外國的要求，而不是國內民眾的渴望。”他說：“依靠對西方國家亦步亦趨、充當西方應聲蟲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這一策略是錯誤的，這種策略只會令這些政府喪失名譽”。“美國給穆巴拉克政府的支持越多，損失的埃及民心就越大。”（2011.02.16參考消息）

敘利亞的《祖國報》在分析突尼斯、埃及等國的事變時指出：“等待西方買主的阿拉伯領導人應當根據阿拉伯人民、而不是那些遙遠國家的利益來作出阿拉伯人的決定”。（2011.02.28參考消息）

就連親美的多維網，雖然極力為美國的戰爭政策辯解，但也不得不承認：“由于穆巴拉克從以色列到伊朗事務上，遵守美國戰略效用，才獲得美國對其將近30年獨裁統治的容忍甚至教唆。”（多維新聞2011.01.31）

這些文章告訴人們這樣一個真理：走反對帝國主義、堅持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光明的路，就能深得民心，而像當宋江那樣，走向敵人投降道路，就是身敗名裂的路，就會徹底失掉民心。如果說政權是舟，那么民心就是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突尼斯的本-阿里統治23年，12天的動亂就把他趕下臺，而埃及的穆巴拉克，當了30年的總統，在18天的時間里，就告別了政壇。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被“覆”了“舟”，被趕下臺的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既是人民對他們的拋棄，也是帝國主義對他們的拋棄。對于后者，他們是想不通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里有這樣一句經典的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后人又演變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樣的成語。在民間，還有更通俗、更生動的比喻，叫“卸磨殺驢”、“過河拆橋”。

這次中東、北非時局動蕩、政權更迭，美國對他的盟友就是照此辦理的。埃及的穆巴拉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翻開穆巴拉克的歷史，是這樣記載的：1928年5月4日，他出生在埃及曼努菲亞省米塞利赫村一個農民家庭。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三次赴蘇聯學習。

穆巴拉克本來是以反對美國和以色列侵略政策、捍衛民族獨立而起家的。他有過一段令人敬仰的光榮歷史和輝煌業績。五次中東戰爭，穆巴拉克就先后參加過三次。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穆巴拉克作為埃及、敘利亞和約旦方面空戰指揮員，在與以軍作戰中表現非常出色。由此，1969年他升為埃及空軍參謀長，1972年又升任埃及空軍司令。1973年1月，他獲得阿拉伯國家聯盟防御理事會任命，成為埃及、敘利亞和約旦三條戰線的空軍司令，同年十月，他指揮空軍與以色列作戰，史稱第四次中東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時任埃及空軍司令的他，指揮埃及空軍勇敢參戰，并與其它阿拉伯國家人民一起，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開創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戰爭史無前例的勝利。由此，他榮獲埃及共和國勛章，成為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1976年，在他以副總統的身份訪問中國時，還得到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

但后來，由于時任埃及副總統的他和總統薩達特一起走向親近美國和以色列的路線，結果，他們在埃及，以及阿拉伯穆斯林各國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一落千丈。由民族英雄，變成被本民族批評和攻擊的對象。先是薩達特總統被刺殺。隨后，也給予他與薩達特同樣的待遇——刺殺，至少10次，但他都幸運地逃脫了。

2011年2月12日聯合早報在一篇文章中是這樣評論穆巴拉克與他的前任薩達特由反對美以轉變為親美親以的：“在他就任總統之初，由于之前的薩達特單方面同以色列媾和，使得埃及被逐出阿盟，由此在阿拉伯世界變得極為孤立，而他上臺之后則積極改善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并最終使得埃及于1989年重返阿盟，此外他還充分利用埃及在地緣政治中的關鍵地位，積極發展同美國的關系，以爭取美國在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等領域對埃及提供支援與幫助，同時也繼續發揮自身在中東及阿拉伯世界的固有影響力，逐步成為了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紐帶，并積極充當中東局勢的調停人角色。”該文又說：“在美國和以色列希望施壓巴勒斯坦重回和談之時，穆巴拉克擔任核心成員的角色不太可能被任何繼承者重復。”這就是說，穆巴拉克不僅把埃及拉到親美親以的投降道路上，而且還充當美以的說客，幫助美以去說服更多的阿拉伯國家也走這條妥協投降之路。

中國青年報2011年2月12日一篇題為《中東騷亂給美國出了大難題》的文章，也談到美國“如何對待過去的盟友”的問題。該文引用美國智庫學者馬丁·因迪克的話說：“美國政府在緊要關頭拋棄穆巴拉克，使鄰近國家的眾多領導人寒了心。認定這個美國盟友不可靠的盟友群包括以色列、也門、約旦、沙特等國。事實上，他們已經公開表示過對美國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的極度不滿。分析人士指出，未來美國與中東盟友的合作必然因互信欠缺而產生功能性障礙。”該文說：“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也曾與奧巴馬通電話，厲聲警告奧巴馬‘不要侮辱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色列多學科研究中心研究員約翰森·斯皮爾甚至認為，美國對穆巴拉克這個30多年的盟友是‘落井下石’”。

參考消息2011年2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穆巴拉克下臺后，埃及國內親美和反美勢力都會重新審視美國政府的可信度。美國對于埃及問題的處理方式會使其他阿拉伯盟友擔心，一旦自己陷入困境，也會遭到美國拋棄。”

對于美國來說，這樣的卸磨殺驢的故事，不只是對穆巴拉克和本-阿里這樣的個案，歷史上已經演繹不知多少回了。人們記憶猶新的包括1986年菲律賓推翻馬科斯政權的革命、1990年智利軍政府的下臺、1998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倒臺，以及發生在波蘭、塞爾維亞等國的“民主運動”等。

穆巴拉克的悲劇之路，是他自己走進去的，這叫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也怨不得美國，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不講道德，不講情義，不講誠信的狼心狗肺的國家。

盡管事已至此，人們對穆巴拉克在恨其不爭之余，總還是有點遺憾，有點惋惜。惋惜的是，他畢竟在埃及民族解放事業上做出過貢獻；畢竟他領導的埃及是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為了發展中埃兩國的友好關系，他曾9次訪華，并在他任埃及副總統時的1976年4月被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據說，穆巴拉克一直把毛主席接見他的照片掛在辦公室里。

    據媒體報道，穆巴拉克對美國的“落井下石”、“卸磨殺驢”，至今還耿耿于懷，怒氣難消。英國《阿拉伯耶路撒冷報》2月17日的一條消息介紹說：“穆巴拉克下臺后，健康狀況不斷惡化。但現在已經開始好轉并已能接打電話，但穆巴拉克拒絕接聽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電話，因為他仍感到屈辱，而且對奧巴馬發表的讓他‘必須立即下臺’的講話感到非常痛苦。”（2011.2.19參考消息）。

在阿拉伯語中，“穆巴拉克”的意思是“被祝福的人”，但在他對美國以色列妥協媾和之后，這位昔日的民族英雄，就不再被埃及人民與阿拉伯人民所“祝福”了；而他認為是可以依靠的盟友美國，也不再為他“祝福”了，結果是，穆巴拉克就由“被祝福”的人變成“被拋棄”和“被詛咒”的人。

我國和各國那些已經當了投降派，或準備當投降派的人們，可要記住穆巴拉克的前車之鑒啊！美國帝國主義炮制的“卸磨殺驢”的故事并沒有終結，不知哪一天這個故事就會落到你們的頭上。或許這就是老百姓們街談巷議的口頭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吧！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筆者引用1964年1月1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毛主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非洲，美帝國主義加緊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力圖取代老殖民主義者的地位，掠奪和奴役非洲各國人民，破壞和撲滅民族解放運動。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也嚴重地威脅著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美帝國主義到處橫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為敵的地位，使它自己越來越陷于孤立。美帝國主義手里的原子彈、氫彈，是嚇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隸的人們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擋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一定會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完稿于201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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