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發展權、探索權三小論

1、  2010雷人語錄中的民生事實陳述權之爭

2、  誰的喜劇，誰的悲劇：突尼斯、埃及的政治變動屬于未來的革命嗎

3、  尼泊爾總理選舉：共產黨輪流執政的兩黨制雛形

2010雷人語錄中的民生事實陳述權之爭　　

當趙高讓人牽著鹿來到秦二世皇帝的面前說這是馬時，剛正不阿的大臣們紛紛展示出他們對秦始皇帝國的忠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極力說這是鹿，最終因“不知時務”而被趙高設計構陷一一趕盡殺絕。而那些連帝國一頭牲畜身份的事實陳述權都放棄的大臣們，好處也不過是晚死了幾年，失去的卻是名節和生命等全部政治貞操，換來的不過是秦亡漢興、身敗名裂的結局。

“指鹿為馬”典故展現的是對事實真相陳述權的競爭，趙高關注的不是牲畜的真實身份，而是誰把持向最高權力中心陳述事物真相的信息權力。在信息時代創造的微博社會里，據說每個人都成為新聞的發布者，這似乎賦予了每個人以至高無尚的尊貴身份，但隱藏在原子化信息發表權的背后，是大型利益集團對民生事實真相陳述權的競爭和控制。

2010年，有太多的雷人語錄，某些房地產的代理人會說“老百姓沒有買房能力，就不要來埋怨政府、社會和開發商”，某些酒類企業發言人會起身捍衛瘋狂的漲價“為了滿足消費者的身份需求”，某些制藥企業老總會在政協上放言“醫改如果成功了，將是全國人民的悲劇”，還有之前的躲貓貓、俯臥撐……這些充滿了諷刺性的雷人語錄和網絡新興用語，反映的是民聲對這類現象的呼應：某些精英們對民生陳述權的濫用和面對民生事實的“確實非常冷血”。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機遇與挑戰的時代。挑戰包括一些矛盾，是正視矛盾，還是掩蓋矛盾，是國家和執政黨是否成熟的標志。發展中的問題需要依靠發展，但是如果沒有“問題”本身的現象和內容作為起點，那“依靠發展解決問題”就成了海市蜃樓。問題在于，某些人不但畏懼“重新分配利益”，而且害怕在“發展解決問題”中不能繼續得到利益，力爭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優勢。因此，連“房價不高”、“沒有房奴”、“沒有看病難”等這樣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現象，也會有明星式的人物公開在媒體上否認此事，而且還會有板有眼地附錄出所謂的研究報告，可謂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料。

世界愚蠢之人的愚蠢，并不體現在他的心智不全上，而是體現在由于利欲熏心導致過度聰明，過猶不及，因而連基本的事實和邏輯都不顧了。晉惠帝，那位有白癡之名的“著名皇帝”，當他聽說百姓受災餓死，驚問：“為何不吃肉粥?”因此留下千古笑柄。但是晉惠帝不過是心智不全，比起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精英”來說，已經是絕好的結局了。不妙的結局通常發生在事實陳述權被專一占有的年代里：那些控制著國家真相并使之不能到達皇帝耳目的東漢、朱明宦官集團，權傾天下，一時風光，最終導向了落花殘燭，身亡國滅。

民生事實的陳述權是黨和政府獲得正確決策的依據，從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到“文化陣地戰”以來，輿論控制就是利益世界里各種勢力的搶手貨。當某些企業家、某些官員從還有點良心，轉向了公然“扯蛋”，我們無法想象他們的眼睛里究竟還剩下多少悲天憫人的淚滴。我們的黨和政府為了解決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已經在采取必要的政策和行動。在這一點上，百姓們都是舉手贊成、鼓掌歡迎的。但是這樣的措施必定會損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們跳出來叫幾聲，咬幾口，胸腔里的小九九不過就是想辦法引導輿論朝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根本上說，這是在和國家爭奪話語權，是和百姓爭奪對真相的陳述權。

民生問題如同廟宇里的火苗，風來了偶爾會傾斜，隨之融化的只有半邊蠟燭，但是如果傾倒，燒毀的將是整個廟宇。廟宇燒著時，警告的鐘聲被置若罔聞，視同虛無，甚至說根本沒有火，風平浪靜，那么燒毀的絕不只是廟宇，而是所有的和尚。

誰的喜劇，誰的悲劇：　　

突尼斯、埃及的政治變動屬于未來的革命嗎？

蘇丹、突尼斯、埃及、也門……西亞北非這一傳統大國角力的區域風云突變，遭遇政治魔咒，如同演繹一場場春節里的社戲，在悲劇里同時鬧劇著：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蘇丹舉行全民公投，南方獨立已成定局；城管和“大學生”小販沖突引發的政治浪潮使在位二十年的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倉皇出逃；埃及游行示威，穆巴拉克三十年的統治搖搖欲墜；阿拉伯半島的也門也爆發了游行，被恐怖主義和分離勢力折磨得筋疲力盡的也門政府雪上加霜。針對這場被賦予茉莉花香味的“革命”，各方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這是美國準備拋棄某些政府、調整中東政策的表現，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的陰謀，目標是切斷中國在這一地區的石油供應鏈，還有人認為這是親美和反民主的失敗，諸如此類。那么，這場革命究竟是誰的喜劇和誰的悲劇，它是屬于未來的革命嗎？

諾貝爾和平獎典禮“缺席名單”：一種國際政治爭議中站隊的現象　　

我們還記得發生于2010年底的那場是否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爭端，各個國家紛紛站隊，19個國家沒有買西方世界的帳，因為“各種各樣原因”（諾獎評委官方用語）選擇了遠離挪威奧斯陸。

也許這些國家真誠地認為，“君子之交淡如水”，它們能夠在小小的一個獎項面前保持獨立性，哪怕棄權票也好。

打開這19個國家的名單，細心的讀者可以驚訝地發現：蘇丹、突尼斯、埃及、伊朗……除了也門不在其中之外，蘇丹、突尼斯、埃及均榜上有名。

也許是蛋孵化為雞，也許是雞生的蛋，諾貝爾和平獎典禮“缺席名單”作為一種現象，無論是和茉莉花革命互為因果，或是同為因之果，都足以說明這些國家并非與西方世界真正“站在同一個戰壕里”。奇異的是，這些國家在經濟層面上又是親美的，給予美國以各式各樣的經濟機遇使他們能夠介入本國的經濟，拿著跨國資本的鐮刀收割稻穗。經濟利益的非對立，常常表現的是一種交換關系表達的現象，即通過給予美國經濟利益來換取對本國政治體制的認同。但是美國的意識形態世界里，恰恰是政治掛帥，向世界推銷美國民主的目標，乃是確保交換關系中美國收益的“憲政”化。經濟收買認同，即經濟親美、政治遠離美國的“突尼斯-埃及”模式，已經在后諾貝爾和平獎的“秋后清算”里，證明而告終。

維基網絡政治的集束炸彈：一種顛覆性的平臺　　

當《外交政策》雜志將突尼斯的變化稱為“第一場維基革命”時，很多人也許發現通過解密方式使對國家機密好奇的民眾深信不疑，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翻山越嶺”，更是一種將壓抑和不滿激發出來的一劑“藥引子”。曾幾何時，還有人撰文說，民眾對有些真相不了解，也許是保證他們對國家還有信心的一劑良藥，爭霸世界里的蘇聯在“文化陣地戰”（葛蘭西語）即敗于信息公開化。

維基解密的文件讓突尼斯人對政府形成“集體憤恨”，當擺水果攤的阿吉吉在警察的驅趕下自焚時，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示威。警察打死示威者的消息在推特、臉譜等網站悄悄流傳時，民眾的憤怒終于演化為一場暴風驟雨的暴動。

你能絕對相信偶然嗎？傳播維基解密關于突尼斯文件的居然是一個神秘身份的網民“阿里”。當他在決定傳播這些文件，開始注冊網名時，他已經暴露了他的目標：總統“阿里”的統治。他有能量在突尼斯各地組織人手“調查”真相，發布信息；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能夠在所謂“警察國家”的視線之外，安然無恙。

青年人的發展權：蒼蠅盯蛋顛覆性革命的本質含義　　

我們無從知道這究竟是一場“被革命”，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當代演出。嚴肅態度得到的真相，不過是訴說疑點，拋磚引玉，在信息大浪中披荊斬棘，尋找蛛絲馬跡。

無論這是否意味著一場陰謀性顛覆的開始，“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都在訴說著人民的主人翁政治史觀。蒼蠅不盯無縫的蛋，如果不是失業率高升，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淪落到小商販還被趨趕的境地，政治與經濟尊嚴盡失，即便是蛋掉進蒼蠅窩里，也不過是一場虛驚。如果說經濟停滯是經濟高速發展但政治不民主體制的大限，那么經濟危機給大船“自上而下”掉頭的機會，而那些在風浪中無法扭頭的小船則面臨著被動式“由上而下”的顛覆。

問題并不在于體制的形式，而在于體制本身是否還有張力，是否愿意在危機面前同舟共濟，與底層分享利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利益集團的制約下無法提供民眾的發展空間，反而在經濟危機中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青年人推向社會的最底層，連溫飽也不可得時，每一個青年人的尊嚴被踐踏都是在干柴烈火里播種“星星之火”。

誰失去青年人，誰就失去了未來。而失去青年人的最重要方式，就是讓他們在社會和經濟上失去雙份尊嚴：“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不能安心在象牙塔里讀書，淪落為小販在寒風凜冽里求生，和如同牛羊一樣在巷道里被警察驅趕的社會地位。大學生淪落為無產者，農民淪落為流民，落魄的書生和饑腸轆轆的農民相結合為一個能戰斗的團體，上演了中世紀歷史里皇朝輪替的政治游戲。

誰的悲劇、誰的喜劇：誤讀了的反新自由主義第N波浪潮　　

“變則通，通則久”，雖然不是改天換地，但是給選民以“換換看”心態以緩沖余地，在西方社會里常常是以內閣更迭表現的。將制度本身的客觀缺點轉移到個人身上，是“虛偽自由主義的表現形式”（馬克思）。但是虛偽的自由主義一再挽救了西方時常瀕臨絕境的體制，而那些真誠的“終身總統”卻下場悲慘，包括已經逃亡的突尼斯總統和準備辭職的埃及總統。

這是似乎又是一波浪潮，從蘇聯、東歐劇變開始，世界的地緣政治發生劇烈變動。從亨廷頓總結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海嘯導致政治地震，再到拉美左翼的崛起和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浪潮、阿拉伯地區的突尼斯-埃及革命，多米骨諾牌規律在世界范圍內興風作浪。

這是一場代表未來的革命嗎？或者這又不過是一場美國棄車保帥的陰謀？當21世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興盛于全球時，帶來的是某些國家社會貧富差距加劇，國家財富集中于少數特權階層手中，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強烈要求變革。突尼斯、埃及的政府，一度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功的樣板：政治穩定，經濟高速發展，中產階級快速成長。如果依賴“發展中的問題依靠發展來解決”思路在經濟增長的路徑里繼續前行，政治“穩定壓倒一切”也許還有話語權，但是當發展固定，國民收入的分配蛋糕大小固定，需要以國家力量來行使切割權時，既得利益的集團忘記了“水和魚”的關系。

人民推動了變革，推動了革命。人民對分配體制和兩極分化的不滿，卻被新自由主義“亂花迷眼”的國際輿論解讀為是對某種制度的不滿。正是這種戴著眼鏡的釋讀使這種茉莉花的革命浪潮，不過開啟了“革命，再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不能創造出新的分配制度和所有制關系，也沒有新生的意識形態，而是專注于某個人和某個集團的變動，這種打了折扣的“革命”，將無法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突尼斯、埃及的事件告訴我們的真相之一，就是在以往經濟政策中得利集團阻撓“繼續改革”，試圖維持兩極分化格局已經反復證明是政治動蕩的罪魁禍首，而推行愛國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使多數人受益，這已經是如同“地火在運行”，勢在必行，只是不知道的，裝糊涂的，故意掩蓋的，在人數上還占據“布爾什”。

尼泊爾總理選舉：共產黨輪流執政的兩黨制雛形　　

德國詩人海涅說，我播種的是龍種，但是收獲的是跳蚤。亞洲東部地區鞭炮轟鳴，十幾億中國人和其他在儒家文化區生活的人們以各種方式慶賀著農歷春節，興致勃勃地爭論著2月4日立春出生的孩子的屬相是兔（貓）頭還是虎尾。此時中國的南境鄰國尼泊爾，正在經歷該國“馬拉松式總理選舉”之后的破冰：　2月3日晚間　，溫和派的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主席卡納爾，當選為聯邦共和國成立后第三任總理。

從2008年5月制憲會議選出第一大黨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領導人普拉昌達擔任第一任總理，到2009年5月繼任的第二任總理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領導人尼帕爾，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國家最高行政首腦在兩個共產黨之間輪替。毛派改組后的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發起了和平示威，抗議大會黨總統違反憲法，最終迫使時任總理的尼帕爾2010年6月辭職，成為看守內閣總理。臨時憲法在總理選舉上的障礙，使隨后的16輪總理選舉成為“總理選舉的吉尼斯世界記錄”。

“法乎其上，而得其中；法乎其中，而得其下”，第三任總理仍然在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爭執、左右翼勢力相持不下的選局下被立場中庸的第三大黨收獲總理的寶座，正應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古訓。在選舉總理沒有把握“親身而上”的情況下，尼聯共采取了機智的博弈策略，即主動與第三大黨尼共（聯合馬列）結盟，將權力在兩個共產黨之間進行分配，這一結果明顯優于毛派和大會黨對決的不確定性。鑒于聯合馬列曾經出賣過毛派，如果普拉昌達在憲法修正案取消棄權后參加總理選舉，必然面臨著左右對決，即最終迫使第三大黨尼共（聯合馬列）和第四大勢力馬德西黨團不得不在大會黨的保德爾和尼聯共的普拉昌達之間做出選擇。在反對國王斗爭的過程中，大會黨、聯合馬列與馬德西政黨都有著良好的合作記錄，而毛派游離于“議會七黨”之外，被認為是極左派，無法獲得前國王時期“議會七黨”的信任。可以預見，當左右對決時，毛派再次面臨著被拋棄出臨時搭建的脆弱憲政體制的險境，可能會第二次成為唯一的反對黨。在議會政黨選舉的政治博弈框架內，這個結局顯然是最劣的，將使毛派又一次遠離了權力中心，將短暫的和平重新推向危機的邊緣。

   兩黨制度并沒有得到確切的證實，得到證明的是在權力分配結構上的兩黨競爭歷史進程。尼泊爾三年內的三次總理選舉，正在“非制度”意義上奠定共產黨輪流執政的兩黨制雛形。當尼泊爾國內占據絕對優勢的共產黨在左翼分裂面前將可能喪失這種優勢帶來的權力收益時，左派內部必然發生在利益重組下的自我選擇。這種選擇不僅意味著在尊重共有的臨時憲法框架內的選舉優化，也意味著在中國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鄰邦，將可能出現顧準所說的“社會主義兩黨制”實驗。修正派欣喜了，而革命派心痛了。只不過這種實驗是以利益選擇為依據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尼泊爾聯邦共和國建立正式的社會主義憲政體制，在兩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配合下，將推進一種在兩黨輪流更替執政體制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這種制度將成為人類歷史上證實社會主義是否還能在全球范圍內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實驗地。也許這看起來離經叛道，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允許探索。如果沒有這樣的探索，新的革命事業里對兩黨制的幻想會不斷重現，如同揮之不去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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