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筠：有關中國、中美關系與氣候變化的思考

——寫在坎昆會議之前

一位美國同事在準備一篇給美國讀者的文章時，向我提了幾個非常好的有關中國與氣候變化的問題：

@ 中國期待美國代表在坎昆會議上做出什么承諾？

@ 中國代表在坎昆會議上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 這些目標中哪些是彈性的、可以協商的？哪些是非常堅定、不可協商的？

@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機制（以下簡稱碳交易）？

@ 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獨立學者，我想對以上幾個問題上談談我個人的觀點和看法。

——你認為中國期待美國代表在坎昆會議上做出什么承諾？中國代表在坎昆會議上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中國期待美國尊重美國政府已經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和“巴厘路線圖”。尤其是“公約”第三章“原則”第一條的內容，即強調“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

中國人民要求美國停止拿中國當靶子作為他自身不作為的借口，這一點在中國一些學者和中國的綠色組織給美國氣候變化特使的公開信中，已經很明白地表達過（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8）。其中寫道：“……但是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不是，也絕不能繼續被美國用來當作其不作為的借口。尤其是中國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作為對導致氣候變化負有最大歷史責任的國家，必須履行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以及巴厘路線圖框架下的義務。我們呼吁美國尊重聯合國進程，并且做出其應有的貢獻，而不是破壞弱化聯合國進程，并成為附件一國家的擋箭牌。

盡管按照奧巴馬總統的說法，美國要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國家中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美國沒有能夠建立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立法。它承諾的減排量相當無力：到2020年僅僅比1990年減排3%-4%。更有甚者，在美國國內的失敗受到越來越多國際社會關注的時候，它還試圖通過聚焦中國來轉移大眾視線。盡管，如上面的數據所示，美國多方面減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國。”

最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應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提出的申請，啟動“301 調查案”對中國支持可再生能源提出質疑，該事件在中國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這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各界的這種印象：即美國實際上根本不關心氣候問題，其僅僅是美國用來抨擊和打壓中國的一個工具。中國碳排放增加受到指責，中國大力扶助新能源也受到指責。美國在氣候和貿易政策上的不一致非常明顯，不容忽視。

在巴厘島，美國被質問“領導還是至少不要擋道”？公平地講，小布什政府當時的所作所為沒有擋道，讓巴厘路線圖得以簽署。現在，是再一次請美國考慮“如果不能領導的話就請至少不要擋道”的時候了。在過去的兩年里，奧巴馬政府的作為以及這次的美國中期選舉已經很明白地說明了近期幾年內美國是不會加入對其有約束力的國際氣候協議，更別說是領導了。美國政府需要誠實地承認美國不能領導，至少不是現在，所以不要擋道以便讓世界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來推動實施“巴厘行動計劃”。全球氣候協議框架的公平公正以及足夠的減排量（尤其是發達國家整體的減排量）比其為了應對美國民眾而假裝領導更為重要。

——這些目標當中哪些是彈性的、可以協商的？又有哪些是非常堅定不可以協商的？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對中國民眾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那些僅僅參觀過北京和天津的人很可能有這種幻覺：中國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了。財富在城市的過度集中和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容易給人造成這種幻覺。但作為一個同時研究農業農村問題的學者，我調研的一些村莊至今還沒有自來水。例如，今年八月，我到河北衡水拜訪一位做有機種植的農民朋友，這里距離北京只有三個小時的火車路程。他的村莊是有自來水的，但每五天才來一次水。對我來說“發展的權利“實在的意味著：有一天我的農民朋友能夠持續使用自來水。在一封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中，(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5)，中國的學者和一些綠色非政府組織要求政府在國際協商中應堅決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針對國內政策，他們呼吁政府采取更具體的措施去制止消費主義和在一些高度發達的大城市所迅速上升的碳排放。這些建議包括更高的燃油稅，實行階梯電價，對發達地區和高排放地區制定絕對的減排目標等等。他們也呼吁政府在減緩、適應、技術交流與合作、低碳發展規劃等多方面加強南南合作，同時向最不發達國家增加財政和技術支援。概括的說，他們既希望政府在國際協商中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也希望政府能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中切實履行這些原則。所有這些并不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公眾期待并要求中國代表在提倡和主張77國集團利益方面繼續發揮出強大的建設性的作用。

中國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代表黃惠康最近對記者表示，中國政府明確表態不能將發達國家承諾的氣候資金的落實和發展中國家減排透明度問題相聯系。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觀察員，我贊同這一立場。和我同事的一些關注國際氣候正義的NGO工作者都非常明顯地感受到：美國政府和媒體就所謂的中國減排透明度問題的狹隘的關注，恰恰是其轉移對一些真正存在的問題的關注的一種煙幕彈，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減排的目標問題。盡管不受國際條約的約束，中國對其宣布的減排目標是非常嚴肅的。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節能減排目標的最后沖刺階段，一些地方不僅工廠斷電停產，一些居民區也斷電。盡管對居民區斷電有失簡單粗暴，在國內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其具體做法可以商榷改進，但另一方面，這表明了中國政府為實現節能減排真誠的、極為嚴肅認真的努力。不要說美國，有哪些附件1的國家為了實現“東京議定書”的目標而拉閘限電？據我所知還沒有。然而，在大多數西方媒體關于透明度的輿論攻勢中，中國被假定為不誠實的、有罪的。顯而易見，這樣的討論和其暗含的對中國的無端指責削弱了南北之間的信任。目前發達國家提出的“國際磋商和分析”的案文，對發展中國家自主減緩行動的要求比目前公約下對發達國家的審評還要嚴格，這很明顯不是一種建設性的態度。

@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機制（以下簡稱碳交易）？

在“十二五”規劃中，為了達到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的目標，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機制，包括：

1、征收碳稅和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機制；

2、征收環境和資源稅；

3、發展和補貼低碳技術

中國政府并不認為征收碳稅和碳交易機制是互相排斥的，他們正在積極探索多種途徑以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擬建的碳交易體系是以已宣布的強度減排目標為基礎的，而不是與有國際約束力的全經濟減排目標掛鉤。

@ 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問題。我們不該忘記，正是華爾街的“成熟”和其“創新”的金融機構讓我們遭遇了金融危機。要想設計一個環境和金融上都比較誠信的、穩定的碳市場，我們需要務實地看一看那些曾經失敗或者是成功了的不同的排污權交易機制。其中，效果不錯的一個案例是美國的“酸雨排污權交易計劃”。它涵蓋了不多的實體，不受金融投機者的控制（多年以來，對二氧化硫的交易大部分發生在相關的實體，即電力公司），并且從來沒有經歷過重大的市場出清問題（細節可以參見美國環保署網頁http://www.epa.gov/AIRMARKET/progress/ARP_2.html）。歐盟的碳交易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但是與“酸雨排污權交易計劃”相比較，還是存在更多的問題。有分析認為金融機構的過多投機是造成問題的一大原因。然而，盡管有這些證據，有些碳排放交易的支持者聲稱為了保證市場運作的流動性，必須擴大市場而讓金融機構無限制地參與。被一些分析家稱為“限量與賭博”（cap-and-gamble) 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已經宣告失敗，將于今年年底關門歇業。現在，我的一大顧慮就是一些“下崗失業”的華爾街碳交易商將會到中國向政府兜售他們所謂的“專業知識”。他們那些用綠色語言包裝的政策建議，更多的為了金融投機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為了真正的節能減排。所以，這些政策建議很有可能成為引發次級碳泡沫的因子，而不是建立一個環境和金融誠信的穩定的碳市場。我希望中國政府將有足夠的智慧和政治意愿來抵制全球金融機構的相關游說，在設計國內碳交易市場的時候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的同時，學習真正先進的國際經驗（比如上面提到的“酸雨排污權交易計劃”）。

后面的話：對這些問題答復的英文草稿，發出去后有國內的朋友說，有道理是有道理，但似乎對美國人太尖銳了。胡錦濤總書記明年一月訪美，要為此創造“良好氣氛”，最好不要對美國太過針鋒相對。 我回答說，

1.我做為一個學者，實事求是做研究并以此為依據發表意見是第一要務，是否為胡總訪美創造“良好氣氛”不是首要考慮。

2.我并不認為我的看法太尖銳,從我得到的反饋看也是如此。我絕大部分環保圈同事是西方人，還指望他們幫我多傳播。所以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語氣盡量平和。 向我提問的美國朋友，說很有啟發，她在文章中會盡量引用，讓美國民眾更多了解中國民間的聲音。也立刻有一位法國同事詢問能否登載在其電子出版物上。可見只要擺事實、講道理，為公平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據理力爭也可以爭取到一部分發達國家聽眾。

3.以為對美國單方面溫良謙恭讓就可以創造“良好氣氛”，實在是有點外戰外行的天真。 美國從政府到媒體到部分主流NGO, 對中國的攻擊現在已經緊鑼密鼓開始啟動－－這是美國內政外交所要求的，一定要用中國做靶子為其在氣候方面不作為的借口，中國單方面對美國示好會有用嗎？我很懷疑。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會有這樣的感受：溫良謙恭讓不會被感激，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在國際談判國家利益相爭的時候更是如此。所以，即使是中國代表團，想要為領導人明年訪美創造“良好氣氛”也不是這么創造的。如果代表團在坎昆做老好人在該批評美國的時候不批評，美國人只會提出進一步非份要求，那么，到胡總訪美的時候，是對國家利益做出重大讓步呢，還是胡總不得不親自上陣和美國人針鋒相對呢？說重一點，這分明是把領導人往火堆里推。如果代表團據理力爭，胡總訪美的時候和美國談判的政策空間和轉圈余地才會更大。所以，個人認為，無論是為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還是為了胡總訪美創造“良好氣氛”，中國代表團都應該繼續在天津談判的立場，為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據理力爭，要求美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同時，中國代表團所肩負的，不只是中國一國對氣候公平的要求，而是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對此的要求和希望。美國人口不足全世界的5%，是為了不得罪美國統治階層對其無理要求讓步呢；還是為了全世界80% 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在談判中積極主動的強調從科學出發、從公平原則出發？ 我想，中國做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選擇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社科院美國所 劉元玲 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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