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一位對華鷹派人物

（加）馬耀邦著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2010年11月，在美國總統訪問亞洲前夕，亞倫·弗里德貝格（Aaron Friedberg）——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前副總統切尼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和新美國世紀計劃的創始人——寫了篇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實質的文章。該文題為：“奧巴馬是如何成為對華鷹派人物的”。在該文中，弗里德貝格先生描述了美國總統奧巴馬自2009年執政以來對華逐步采取強硬政策的原因。¹

奧巴馬總統11月的亞洲之行包括對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日本的訪問，其行程不涉及北京，是明顯地冷落中國。在弗里德貝格先生看來，導致華盛頓對北京不滿的是，“中國做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動。”¹這些行動包括中國稱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在釣魚島問題上與日本對峙；限制稀土元素出口；在韓國一艘海軍艦船被擊沉后，拒絕制裁朝鮮；抗議美韓海軍在黃海的聯合演習。¹

因此，華盛頓制定了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戰略。典型的例子是奧巴馬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國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認為，印度入常遠遠不是加強印度與美國的關系：“這是一個戰略，中國將面臨美國在其周邊締結聯盟的風險，這可能是北京不喜歡看到的。”²

同樣，“奧巴馬先生決定，將美國航空母艦戰斗群加速部署到黃海，與韓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其部分原因是為了向北京傳遞明確的信息。奧巴馬政府的官員知道中國不喜歡美國在其后院展示任何形式的軍事實力，他們希望改變北京的成本效益分析，直到北京決定，與看到更多的美國水兵在其家門口玩戰爭游戲相比，遏制朝鮮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²
    顯然，奧巴馬在朝鮮半島沖突中的好戰立場“與美國日益囂張的亞洲政策是一致的。這包括美國試圖介入南海的領土爭端，支持日本、越南和其他東盟國家反對中國。華盛頓在該區域的目標一直是締結一系列聯盟，伸張反華的軍事力量，其聯盟從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延伸到東南亞、日本、韓國和臺灣。”⁵

奧巴馬決定，提高黃海的緊張局勢，隨后他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上受挫。在韓國舉辦的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美聯儲的第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遭受嚴厲的批評，因為與會的各國領導人認為，這是美國實現美元貶值的蓄意行為。美元貶值是美國對其債權人的一種違約行為，而主要債權人恰好是中國。這也是一種形式的貨幣操縱，而美國總是指責中國犯有這樣或那樣的貨幣操縱。諷刺的是，中國作為美國印鈔的受害者，被美國和西方媒體描繪為國際貿易中的賤民。

事實上，中國貨幣——人民幣的價值一直是中美關系中富有爭議的問題。由于中國的開放政策和張開雙臂歡迎外國直接投資、支持新自由主義，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資產，成為美國的頭號債權國。華盛頓鼓勵中國采納新自由主義，并支持和推動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對于美國的戰略家，中國成為美國頭號債權國的事實，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經驗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制造了持續停滯和發展依賴。“到新千年的最初幾年，華盛頓意識到，自由主義戰略未能阻止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轉而日益增多地應用懲罰性戰略。”⁴因此，“美國制定了詳細、綜合、多管齊下的戰略，來遏止中國崛起為全球超強力量。該戰略包括旨在削弱中國蓬勃發展和遏制其向外擴張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行動。”⁴

最明顯的經濟戰略之一就是鼓吹人民幣升值。據稱，美國要求中國貨幣升值，其目的是為美國出口商爭取公平的競爭環境，但它有一個更隱蔽的險惡目的，就是削弱中國的“競爭力及其出口產業的活力”。⁴

另一個經濟戰略是要求中國實施金融自由化。在自由貿易和對外國直接投資實施國民待遇的口號下，華盛頓一直向北京施壓，要求其開放金融市場，允許自由資本的流動。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將便利中國銀行業的被接管。“白宮看到，強大的金融部門作為唯一的真正杠桿，可以通過兼并和收購，控制中國經濟的制高點。”⁴在這方面，在打著銀行改革的旗號實施的第一階段私有化中，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已經獲得與中國金融和銀行精英的合作。中國的銀行改革被證明為許多美國銀行帶來了金融暴利，因為它們獲得巨大的利潤，這要歸功于中國銀行業這次的改頭換面。然而，貝爾斯登的垮臺、雷曼兄弟的破產、美國國際集團和整個美國金融系統的政府救助，遲滯了中國銀行業的私有化。從全球來看，新自由主義正在退縮。認為掠奪性、腐朽的和破產的美國金融系統是最發達的，中國應該效仿并采取它作為中國金融模式的想法，在中國喪失了可信度。

同樣，美國跨國公司可以收購中國的銀行和其他企業，而中國企業收購美國企業總是遭拒絕，即便中國企業出了高得多的價格。這嘲弄了美國對自由貿易所持的雙重標準和對外國投資實施國民待遇的概念。

美國虛偽的另一個例子是，最近，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公司競標斯普林特公司（Sprint Nextel Corp）十幾億美元的電信設備合同遭拒絕，盡管它們提出的競標價低于競爭對手的。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競標被拒絕“主要是因為華盛頓對國家安全的關切”。⁶但在現實中，它只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

不過，華盛頓確實允許國有的中國投資公司作為小股東投資于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而當時摩根士丹利正處于破產的邊緣。允許此類交易的原因是促進美元回收，以及在中國建立“投機文化”，“削弱生產性資本在國家規劃設施中的力量。”⁴

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另一個武器是發起了妖魔化中國的廣泛的國際運動。她動員西方媒體、美國國會領導人、美聯儲、政府官員、學術界和經濟學家，將經濟危機和美國競爭力下降歸咎于中國。中國的罪行包括“不公平競爭，低工資，對質量偽劣和不安全產品實施國家補貼。”⁴該運動的議程“是促進美國更多地滲透，同時限制中國在海外的動態擴張。”⁴其另一個目的是向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施加壓力，特別是那些趨向新自由主義的中國決策者，改變政策，使之造福于美國。“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批判’旨在聯合商界、銀行、政治和軍事精英們，推動反華的侵略行動合理化。”⁴

奧巴馬對華的侵略行動，可能引起華盛頓和北京部分人的詫異。然而，奧巴馬的戰略毫不奇怪。作為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競選活動時高調表示，美國在下列問題上，對華應采取強硬政策：“知識產權保護，貨幣操縱，人權，對蘇丹和伊朗的正確立場。”³

可以肯定的是，在美中關系中，人權一直是華盛頓用來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的武器，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雷斯（James Petras）所稱：“華盛頓的歷史最悠久的政治伎倆之一，是人權宣傳運動，它強調中國侵犯了人權，而無視本國的大規模犯罪和淡化猶太國家以色列等美國盟國的罪行。通過詆毀中國內政，美國國務院希望夸大美國的道德權威，使人們不會關注美國在建立全球帝國的過程中相伴隨的世界范圍內的長期的、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并建立反華聯盟。”⁴

在建立全球帝國的過程中，華盛頓的戰略家一直以來都認為，中國將是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的未來挑戰者，美中對世界石油供應的競爭將在未來的幾十年加劇。因此，制裁伊朗將是遏制戰略的一部分，它通過破壞伊朗和中國之間的商業和友好關系，而切斷中國的石油供應。因此，美國邀請中國加入其發起的對伊朗制裁，而犧牲中國本國的利益。

同樣，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中國也被要求犧牲本國利益，放棄京都議定書的有利條件，選擇成本更昂貴的排放上限，而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并表明無意于達成任何國際協議。隨后，中國遭到西方媒體的猛烈抨擊和詆毀，被說成是氣候控制的主要障礙。

然而，意識到要求中國采取違背本國利益的行動面臨挑戰，華盛頓的戰略家炮制出“兩國集團（G2）”的概念，據此，中國表面上將承擔“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的新角色，從而成為國際經濟秩序合法的建設者和管理人”。⁷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應支持華盛頓共識和世界銀行及其意識形態，這些全是為美國金融資本謀福利的。⁸

因此，在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的倡議下，美國和中國舉行了“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不幸的是，非常明顯，這些會議只是“從北京榨取讓步，阻止國會采取強硬的行動對抗中國。”⁹

在貿易和投資事務方面從北京榨取了許多讓步之后，華盛頓在贏得中國就某些問題的合作上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因為這些問題顯然違背中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奧巴馬政府的保守批評者現在呼吁對華采取強硬政策，施加壓力推動朝鮮半島統一和絞殺朝鮮經濟。美國軍事精英叫囂，增加美國海軍在南海的存在，將美國華盛頓號航母部署至黃海。據稱，“在中國沿海實施強有力、顯而易見的偵察和監視計劃”在美國與華對抗中是必要的。^2.10

因此，在對華軍事化立場的重壓下，奧巴馬政府正越來越多地采取對華挑釁行為，這些行為“威脅到將東北亞和整個地球變成一個火藥桶。”⁵巧合的是，馬丁·費爾德斯坦和保羅·克魯格曼等美國學術精英都一致認為，可能需要一場大規模戰爭，才得以使美國經濟擺脫消沉狀態。¹¹從根本上講，經濟危機和美國經濟的日益軍事化，使美國有巨大的動力以戰爭作為解決當前困境的手段。對于全球和平與穩定，這當然不是好兆頭，尤其在于爭議的雙方都是核大國。這對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將是災難性的。

注釋：

1.  Friedberg, Aaron: “How Barack Obama Became a China Hawk”,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0, 2010.

2.  Cooper, Helene: “Asking China to Act Like the U.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10.

3.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Candidates o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pril 14, 2008.

4.  Petras, James: “War with China. The Dangers of a global conflagration Rising and Declining Powers: The Sin-U.S. Conflict Deepens”, Global Research,  April 29, 2010.

5.  Auken, Bill Van: “The Korea crisis and the threat of a wider war” , wsws.org,  November 27, 2010.

6.  Lablin, Joan & al. : :Security Fears Kill Chinese Bid in the U.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6, 2010.

7.  Bergsten, C. Fred: “A Partner of Equal”,  Foreign Affairs,  July/Aug  2008.

8.  Webster, Graham: “Zoellick on China: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ranspacific.net,  May 30, 2007.

9.  Chan, John: “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underscore sharpening trade tension”,  wsws.org, December 20, 2006.

10.       Pedrozo Raul: “Beijing’s Coastal Real Estat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5, 2010.

11.       Hirsh, Michael: “Economists From Both Sides of Political Spectrum Envision Grim Employment Scenario For Years to Come”, National Journal, October 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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