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1：以孟山都為例--官商勾結是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

洛克菲勒集團對國務院施加著巨大的影響。從1952年開始一直到吉米•卡特執政晚期的1979年這段冷戰的關鍵歲月里，每個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層工作過。　　

★ 戴維、納爾遜、勞倫斯和約翰三世，洛克菲勒四兄弟創造了跨國“商業化農業”agribusiness　　

★ 與洛克菲勒家族相關的組織機構　　

    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福特基金會等等　　

文章2： “旋轉門”腐敗困擾歐盟

2010-11-17  　來源：《世界新聞報》

^{歐盟總部大樓}

　　本報駐歐盟記者/金力

　　歐盟委員會最近宣布，將嚴打歐盟機構內部的“旋轉門”腐敗，并從今年12月起執行新的相關規則。所謂“旋轉門”腐敗，是一種權錢交易形式，即曾經手握實權的歐盟委員會官員在退休后立即在私營部門謀得肥差，然后利用自己的“權力余熱”和人脈關系，到歐盟機構為所在公司的利益進行各種各樣的游說，從而為公司和自己帶來滾滾財源。

　　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歐盟委員會前內部市場事務委員、英國人查理·麥克里維現在在英國投資銀行工作；前工業事務委員、德國人京特·費爾霍伊根自己成立了一家咨詢公司，并且還在英國、德國、土耳其、美國的多家公司和機構擔任職務；前對外關系委員、奧地利人貝妮塔·瓦爾德納在德國的一家保險公司和一家西班牙能源公司找到了美差；前漁業和海洋事務委員、馬耳他人博爾格，目前是馬耳他一家海洋事務咨詢公司的高管……

　　為規范歐盟高官退休后的活動，歐盟早有相關規則，但由于存在漏洞，“旋轉門”丑聞經常發生。為此，歐委會決定出臺新的行為準則。總的來說，新規則更嚴格、更透明，比如要求退休的歐委會委員在退休后的3年內隨時向歐委會匯報他們的去向，以及是否擔任了新的職務；對退休委員持有股份的情況以及非工資收入進行監管；對于在職委員，要求每年必須申報收入，并且禁止在自己管轄的部門中雇用家庭成員。

文章3：

美國是個股份公司--剝開西式選舉的獨裁畫皮
 
作者：大眾民主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1234    更新時間：2010-8-8

 
西方國家的多黨選舉被中國的民主斗士推崇備至，幾近頂禮膜拜，多黨選舉與三權分立、媒體自由成為民主斗士傳銷西方制度的主要賣點，甚至有民主斗士把選舉幾乎等同于民主本身喋喋不休。
 

    一、社會主義民主不排斥選舉。 
   

    民主離不開選舉，但是只有選舉算不上民主。民主是包括選舉、監督在內的一整套機制。社會主義從不排斥選舉，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權要實行普選制。社會主義國家排斥的是金錢操控的選舉。

 
    二、選舉必須以公平為前提。

 
    民主是一種體現公平的資源共享機制，具體可分為政治資源的共享和經濟的資源的共享，前者是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后者是指經濟上的民主權利。經濟是基礎，經濟地位和經濟權利的懸殊必然造就政治權利的實質不平等。選舉權是民主權利的基本內容之一，但是一人一票并不等于每個選民對選舉結果的影響是等同的。一人一票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可能近似的實現平等，那就是具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公平的社會分配體制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擁有。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實行按資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導致社會的貧富懸殊，讓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壟斷資本為了尋求利潤最大化，必然會尋求對權力的影響和控制，自然也會介入選舉程序以最大程度的影響和控制選舉結果，這本就是一個合乎常理的分析邏輯。

 
    三、資本主義選舉不具備公平的前提。

 
    公平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礎，自然也是選舉的前提和基礎。不具備公平基礎，無論如何美化選舉公平也是自欺欺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實行按資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導致社會的貧富懸殊，讓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搞的所謂選舉恰恰就不具備公平的前提，這點也決定了這種選舉只能淪為一種對民意的扭曲。似乎民主斗士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們很少提公平，而是刻意的只強調一人一票。

 
    四、壟斷資本如何影響和控制選舉的？

 
    資本主義是金錢社會，資本就是地位和實力的象征，誰壟斷了資本，誰就有話語權。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產生了金融寡頭，控制了經濟金融甚至貨幣發行權、控制了主流媒體，而對選舉影響最大的就是金錢和媒體。正是憑借對金錢和媒體的控制，壟斷資本集團就可以介入、影響、控制選舉結果。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就詼諧生動而又真實的描述了媒體在選舉中的作用和美國選舉的實質。控制選舉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是兩黨各自黨內的初選候選人確定，這個過程是選民無法參與的，也是不透明的。表面上看是任何黨內有資格的黨員都可以提出參加競選，但實質上，如果事先沒有壟斷資本集團在資金和媒體上的支持，即便出來競選也是只能白燒錢而毫無勝算。所以，只有在事先得到了某種掌控資本和媒體的力量支持，才敢報名參與。如果哪位錢包只揣個幾萬美元、甚至幾百萬美元，沒人支持就想去試一下身手，估計那點錢估計還不夠燒一個星期就賠進去了，連個響都聽不到。美國的大選是燒錢的游戲，是有錢人或者是得到有錢人支持的人才能參與的游戲。

 
    五、美國像個被壟斷資本控股的股份公司

 
    美國是資本至上、金權至上的國家，美國的整個制度設計看上去非常類似股份有限公司。壟斷金融資本寡頭是美國的控股股東，并且控制了美國的實際權力機構——董事會，掌控著美國的重大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力，決定著美國的重大決策和發展走向和重大人事安排。美國的選民則是美國這個股份公司的散戶，雖然手里有投票權，卻不能決定美國股份公司的大政方針和重大人事決策，散戶之間因為觀點不一致力量互相抵消，而且處于被控股股東控制的主流媒體不斷的進行信息轟炸和輿論引導之下，就如同在股市上的散戶時刻處于股市黑嘴的信息籠罩之下一樣，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就接受大股東或者機構的信息引導。而美國總統則類似于股份公司的總經理，在公司董事會的領導下執行股份公司董事會的決策，對董事會負責。

 
    六、美國大選像股份公司的總經理選舉

 
    美國的總統大選則類似于股份公司選舉總經理，美國股份公司章程規定總經理任期四年，可以連任一次，與普通股份公司選擇總經理的微小區別在于普通股份公司一般是董事會選擇總經理，程序相對簡單，而美國股份公司選擇總經理程序要復雜一些，先是由控制董事會的控股股東們圈定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黨內初選候選人名單，這是美國股份公司控股股東控制公司人事權的最關鍵環節，這一環節必須保證進入候選人名單的是符合控股股東利益的人，通常能夠進入黨內出現的都是共濟會控制之下的各協會和團體早就篩選和培養多年的精英，老小布什都是共濟會名下的骷髏會成員，奧巴馬則是共濟會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培養的人才。這一步完成了，接下來還需要走兩個程序，一個程序是黨內選舉，在控股股東圈定的候選人中確定分別代表民主黨和共和黨參加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這個過程是分別交給兩黨黨員投票，但是為了黨內選舉結果不出意外，以防萬一，還設置了超級代表機制，由黨內大佬掌控的超級代表票數約占總票數的20%。最后一個程度是通知散戶們參加股東大會，每個散戶發一張叫選票的東西，讓大家從被美國股份公司控股股東圈定的候選人中沖刺出來的兩黨候選人中選擇其中一個作為美國股份公司的總經理，這個總經理就叫美國總統。這就是美其名曰民主大選的美國選舉，也是資本主義國家選舉的基本模式。

 
    七、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多黨制。

 
    西方國家名為多黨制，表面上多黨林立，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無論黨派有多少，基本是以兩黨競爭為基本格局，其他政黨只是陪襯和點綴，而且這兩個主要政黨之間，都堅持資本主義價值觀、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專制的政治制度。杜魯門承認過，美國的兩黨制就是兩黨合作制，美國的兩黨之間政治主張分歧甚至遠遠小于共產黨內的左傾和右傾之間的差別。美國的兩黨制實質就是一黨制，美國兩黨是形式的兩黨，實質的一黨。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小布什和克里都是骷髏胡成員 ，是同門師兄弟，卻裝模作樣的分別代表兩黨來上演競選大戲。

 
    真正的多黨制應該是一個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政黨和一個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黨進行競爭，但是為多數人謀福利的政黨很難上臺，因為媒體和金錢都控制在壟斷資本家手里，這樣的政黨即便上臺了，也要被壟斷資本集團和貴族精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泰國的他信都是民選上臺的領導人，卻因為照顧了窮人的利益損害了富人的利益，就被政變下臺。美國的肯尼迪，則因為要把資本家控制的貨幣發行權奪回來交還美國人民，就死于非命，死了連調查檔案都不敢公布至今封存。曾經的代表工農利益的美國共產黨，則被美國當局通過抓捕審判和麥肯錫清洗運動打擊的奄奄一息。

 
    這些例子遠遠不是全部，但是已經能夠說明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是有底線的民主，這個底線是不能損害資本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在這個范圍內，美國媒體可以罵罵街，可以揮揮拳，但是老百姓的所謂民主權利不能超出這個被劃定的圈子。選舉也是如此，必須保證保護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人進入候選圈子，保證最終的當選者是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萬一看走眼了，那也沒關系，美國還有槍法神準的瘋子呢，如果哪個總統敢不聽壟斷資本集團的招呼，觸犯了他們的根本利益，那么美國就會適時出現一個偉大的神槍手瘋子，來把那個不聽話的總統打爆了腦殼。

 
    八、西方選舉的形式掩蓋的是家族政治和門閥統治的實質

    研究表明，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庭手中，2500個家庭則“操縱”著整個英國。美國則由60個最有權勢的家族“掌控”著。

    被民主逗士神化的西方選舉不過是為家族和門閥政治提供合法性外衣。美國的選舉實際很多時候是政治家族和門閥派系在主導。美國200年歷史，也就是家族統治和門閥政治的歷，其中最傳奇的是 “四大家族”———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美國有24位總統起碼和另外一名總統有親戚關系，而且其中只有兩位是通過婚姻找到政治大樹的，其余22位是含著政治金鑰匙出生，占總數的51％。有30位（70%）有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人物的兒子，2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孫子。其他如克林頓的老婆做參議員、國務卿等現象就更不足為奇了。不只是美國如此，其他所謂的民主國家家族政治現象也是非常嚴重。家族政治也是英國政壇的特色，曾三度出任保守黨首相的索爾茲伯里勛爵，其家族從1868年至1955年間向英國政府貢獻了1/10的內閣大臣。英國第一位女議員南希·阿斯特是與其丈夫雙雙當選下院議員的，而她們的3個兒子后來也都步入議會。日本的世襲政治家族就更多了，僅以最近幾屆首相為例：鳩山由紀夫父親鳩山威一郎是當過外務大臣的政治家，威一郎的父親鳩山一郎則是恢復日蘇邦交正常化的首相，鳩山一郎的父親鳩山和夫更是出任過眾議院議長的政治大佬、麻生太郎麻生太郎的外公是吉田茂、福田康夫的父親福田赳夫也做過日本首相。其他如菲律賓的阿基諾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蘇加諾父女、印度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家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世襲政治家族。在選舉的形式掩蓋下，這些家族和門閥長期壟斷權力。

    九、美國的金錢選舉開始裸奔。

 
    因為資本家的貪婪導致金融危機肆虐，卻用納稅人的錢救助華爾街的那些私人金融機構，美國老百姓面臨失業高達19%的壓力，還要出資救助那些造成危機還可以繼續發高薪的華爾街銀行家和高管們。富人制造危機，危機危及窮人，卻還要窮人救富人，危機后果轉嫁給窮人。世界上很難找到這么混賬的邏輯，但是在偉大的美國就發生了。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導致美國民意滔滔，讓壟斷資本集團心中頗有些惶恐不安，為了加強壟斷資本集團對選舉的控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適時站出來了，通過一紙裁定，把公司對政治捐款的上限給取消了。不需要做任何解釋，就知道這個裁定是對誰有利，肯定不是對沒有多少錢的美國散戶們有利。這也說明，美國是實實在在的金權獨裁國家，什么三權分立，都是從屬于這個金權的控制之下的，一旦壟斷資本集團感覺到壓力，美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包裝都統統撕掉丟到垃圾堆里去了，連表面上的政治捐款限額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金錢選舉正式開始裸奔了。

 
    十、美國的選舉是被合法化的權錢交易游戲。

 
    美國的選舉機制設置的就有問題，候選人需要到處去籌款，美國的錢卻不是大致公平的分配至老百姓的口袋里，而是集中在壟斷資本集團的手里。候選人要想勝選，就必須有足夠的競選資金，沒有資金什么都別想，連競選團隊的飯前都沒法支付。而要獲得足夠多的競選資金，就必須向壟斷資本集團伸手“化緣”。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資本集團愿意給候選人捐款，是為了讓候選人上臺之后利用權力給以回報，而不是學雷鋒，這其實就是典型的權錢交易。在腐敗橫行的當下中國，這種權錢交易都是非法的，但是在美國就成了合法行為，而且還可以驕傲的揮揮拳頭說這是民主選舉。小布什競選時，得到了加州石油商的鼎力相助，小布什上臺后就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讓石油商轉的盆滿缽滿，這才是權錢交易的高境界，反正戰爭死的是窮人的孩子，點錢的是那些資本家們。小布什也好，奧巴馬也罷，都根據捐款數額和助選功勞，給支持自己競選的人加官進爵，政府職位都成了商品了。類似的例子很多，無需贅言，美國的總統大選就是權錢交易的游戲平臺。

 
    十一、必須加的一個尾巴

 
    其實寫到上面一段，本文就可以宣告結束了，但是沒辦法，還必須加一個尾巴。如果不加這個尾巴，無限熱愛美國的中國民主逗士們就會說我批評美國的制度就是為了現在的政府辯護，五毛的帽子隨之飛來。抹黑勝過講理，這早就成為民主逗士們的必備技能。是非顛倒是民主逗士的左手，倒打一耙就是民主斗士的右手，雙重標準就是民主逗士的左腳，選擇性失明就是民主逗士的右腳，再加上一個出口成臟的嘴巴和一個愛美國勝過愛中國的黃皮白心，民主逗士就可以縱橫馳騁，精神上永遠勝利。

 
    說美國制度不是民主，并不等于說現在的中國就是民主，我只承認毛時代的中國是大民主時代，基辛格都不得不承認毛時代的人權是原告而美國是被告，現在的中國成了人權被告，那是因為沒有堅持毛時代探索并實踐的群眾大民主所導致。同理，現在的中國沒有實現民主，也不等于就只能乖乖的服用民主逗士傳銷的民主假藥，更不等于中國人就沒權對民主逗士推銷西方假冒民主大補丸的行為予以揭露（我就沒見過傳銷假藥還理直氣壯過民主逗士的人）。關于什么是偽民主，美國人已經給出最好的說明了，已經不需要另附說明書了。我追求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金錢民主，資本專制。至于什么是社會主義追求的真正民主，這里再次重復一下：

 
    1、首先要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公平的分配方式，公有制才能保障公平分配，財富的公平，為權利的平等奠定了一個基礎，貧富懸殊的金錢社會里注定不會權利平等。

 
    2、要實行普選制，方式可以是直選，也可以是間接選舉，但是必須排斥私人壟斷資本對選舉的影響和操控。民主離不開選舉，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基礎，但是只有選舉還不算是民主，西方社會幾年一次的三分鐘選舉民主后跟著的就是幾年的民主權利真空。所以民主制度需要一整套包括選舉、監督、彈劾啟動權在內的機制。

 
    3、要有言論自由，要恢復四大自由，僅僅有媒體自由是不夠的，媒體自由不等于言論自由，沒有自由的媒體，特別是市場條件下，不服從資本和權力的媒體不可能生存下去。要通過發展四大自由，來保障人人都有發表個人觀點的途徑和通道。

 
    4、要建立真正的制衡體系，不只是權力內部要分權和制衡，更重要的是在權力和群眾之間的制衡體系，體制內制衡結合體制外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

 
    5、民主不只是體現在政治權利領域，也要體現在經濟領域，追求全面的民主，在經濟領域，公有制企業內部要實行民主管理，保障普通員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和監督企業經營者的權利。這點與私有制企業老板說了算的專制體制，形成鮮明對照。

 
文章四：

美國軍事情報機構的“旋轉門”現象

作者：宋世鋒

原載：當代世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力推行軍事和情報機構私有化改革，在持續縮減軍隊規模的同時，把大量原來隸屬于軍隊的職能轉化為商業合同，外包給私人軍事和情報公司。“9·11”事件發生后，這種私有化改革更是發展到史無前例的地步，而且不再局限于軍事部門，就連被視為私人禁區的情報部門也實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伴隨著私有化改革，美國軍情部門和私營部門在人員上相互滲透的“旋轉門”現象也發展到極致，動搖了美國軍事和情報政策的獨立性，模糊了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界線。
　　
　　軍情商“旋轉門”的特點
　　
　　“旋轉門”是指公務人員離開政府到私營部門工作，并通過在政府中供職時得到的知識、特別途徑或人脈影響獲益；私營部門高層人員也隨著換屆選舉等機會加入政府，并可能做出有利于前雇主或未來雇主的決策。“旋轉門”廣泛存在于各國政府部門，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特別是美國的軍事情報部門，更是“旋轉門”現象的重災區。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其著作《權力精英》中，將旋轉循環的商界高層、政治家和軍事領袖稱為美國的“權力精英”，認為他們才是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人。
　　美國自獨立戰爭時起，就注意利用私營部門的力量補充軍事和情報機構的不足，軍情界和私營部門的人員交流也因選舉等因素而頻頻發生，但總體來說早期這種軍情商人員交流的規模并不太大。雖然艾森豪威爾等人早就對“軍工綜合體”發出過警告，但他主要指的是商業利益和軍事政策相互交織，企業有可能“綁架”政府決策，并沒有專門針對“旋轉門”現象。然而，自從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潮興起并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合在一起之后，“市場原教旨主義”觀念成為里根以降各屆政府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在小布什任職的8年時間里，意識形態和“反恐戰爭”等因素相互交織，把軍事和情報機構的私有化推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催生出上萬億美元的私人軍事和情報市場。
　　軍事和情報機構的私有化與普通部門相比，利潤更高，周期更長，更具隱秘性，而且很多業務基于專業技術或國家安全等理由，不公開招標競爭，外人很難在該行業內發展關系。而軍事和情報機構的政府高官離任后，依然擁有高級別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這對私營企業來說可謂是無價之寶，沒有它或者級別不夠，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競標某些機密合同。此外，離任官員擁有豐富的人脈關系，不少人原來就負責審批政府合同的發放。因此私營部門對于這樣的離任官員“求賢若渴”，要想獲得軍方的合同，就必須進行“戰略聘用”，這已經成為該行業的潛規則。從政府方面來說，美國在軍事和情報機構推行私有化改革以來，強調在政府管理中借鑒現代企業管理方法，同時軍事和情報工作對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很多先進的軍事、情報技術掌握在企業手里，擁有現代管理手段和先進技術知識的私營部門高層人員成為軍情部門官員的理想候選人。這兩種需求結合在一起，加快了“旋轉門”的轉動速度，“權力精英”們在軍事和情報私有化改革中如魚得水，進一步加強了對國家政策的影響。
　　
　　“旋轉門”發展速度驚人
　　
　　美國審計署2008年5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樓官員被52家主要防務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數就達1581人。報告估計至少有422人從軍界進入企業界之后，跟從前所在的部門進行業務往來。美國法律要求前國防部官員離開政府之后，在兩年內有義務把與承包商有關的工作報告政府，承包商也需把雇用前國防部官員的情況報告給五角大樓。然而審計署發現，承包商嚴重隱瞞實際雇用數字，他們報告的數字僅為1263人。由于情報部門的相關資料難以獲取，而且外界很少了解情報部門私有化狀況，審計署沒有對情報部門進行調查，不過情報官員離任后加入私營部門是極為普遍的。
　　在受關注度比較高的高級官員中，2002年時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任職的5名軍方高級官員離開軍界之后，全部加入到私營部門，而雇用他們的5家企業毫無意外地全部屬于私人軍事和情報公司。一些大型私人軍事和情報公司里充斥著前軍事和情報官員，美國情報部門大承包商博思艾倫公司的先后三任副總裁都曾擔任過美國情報機構主管，其中包括克林頓時代的中情局局長詹姆斯·伍西。前CIA(中央情報局)行動處負責人科弗·布萊克辭職后，被聘為“黑水”美國分公司副總裁。國家安全局(NSA)和私營部門的關系更加密切，前NSA局長威廉-斯圖德曼目前是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的副總裁。至于“下海”的中層官員，更是數不勝數。加入私營部門的離任高官還經常被任命為各種顧問委員會的成員，這種委員會影響力非常大，他們提出的建議經常會被政府采納，從而在政商兩界創造出一種具有共同價值觀、共同思考方式和共同經濟動機的共同文化。
　　“旋轉門”是雙向的，每當政府換屆選舉，私營部門高層人員出任軍事和情報界高官的例子比比皆是，小布什當政的這八年時間最為明顯。小布什上臺后，在一年半時間里就任命了32個軍事承包商高管擔任政府高官。作為最有權勢的副總統，迪克·切尼曾擔任過哈利伯頓公司的總裁，這種角色轉換不僅給他本人贏得巨額收入，也使哈利伯頓獲得大宗的五角大樓合同。拉姆斯菲爾德出任國防部長后，任命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副總裁希姆斯·羅奇為空軍部長，通用動力公司執行官高登·英格蘭為海軍部長，安然公司副董事長托馬斯·懷特為陸軍部長，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全部利用國防承包商的管理人員擔任陸海空三軍領導人。
　　在布什政府時期，美國軍事情報界的“旋轉門”還出現新趨向，即軍方和私人軍事和情報公司合謀“制造共識”，影響公眾輿論。五角大樓早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就開始打造宣傳工具，吸引擁有“關鍵影響力”的人，為拉姆斯菲爾德最關心的問題制造輿論支持。2002年初，五角大樓開始制定入侵伊拉克的詳細計劃，在輿論上要求取得“信息主導權”。當時美國各大電視臺都在招收退役軍官擔任軍事分析家，五角大樓從媒體的“軍事分析家”中物色了70多人，定期溝通，共同影響輿論。這些人大多與私人軍事和情報企業有聯系，有些人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或者為軍事情報產業的院外游說集團工作。對于這些分析家來說，加入到五角大樓的這個計劃就有了與高級官員接觸的機會，這對于未來爭取國防承包合同是非常有利的，而且還能爭取公眾支持戰爭，雙方一拍即合。這些五角大樓的傳聲筒占據了媒體制高點，使得不同的聲音很難發出來。
　　在美國軍情商界的“旋轉門”中，不少人是數度往返的常客，愛德華·阿爾德里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曾經在里根政府中當過空軍部長，之后到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和美國宇航公司擔任高管。小布什上臺后，他再度進入五角大樓，擔任負責采購、技術和后勤的國防部副部長。阿爾德里奇2003年退休，旋即成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董事，他在退休之前一個月，授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總額30億美元的F／A-22戰機制造合同，一直有人批評該合同報價過高。他還被布什任命為空間探索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為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確定發展方向。他在擔任空間探索委員會主席期間，提出要把NASA的很多職能私有化，如果這一建議付諸實施，作為NASA最大承包商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無疑會成為主要受益者。
　　
　　針對“旋轉門”的法律困境
　　
　　美國不乏對“旋轉門”進行監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但漏洞很多，實際上沒有什么制約力。
　　早在1969年，美國就開始制定法律，監督前政府官員的行為，五角大樓官員在離職兩年內需要自行上報與國防承包企業的工作關系，相關企業每年也需要報告雇用前政府官員的情況，但這種自律行為規范性不強。1978年10月，美國制定《政府道德法》對“旋轉門”做出新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規定對GS-17級以上高級公務員離任后實行為期一年的冷卻期，禁止他們以私人雇主的名義同其服務過的政府部門簽訂合同，并禁止前高級聯邦官員在其離開政府一年內為任何事務游說其前機構。
　　里根政府時期，大量私營部門高層人員出任政府要職，同時忽視了行政部門官員應該遵守的行政規則和道德限制的問題。時任副總統布什曾提出過新的《道德改革法》，國會也予以通過，但是里根總統否決了該法案，理由是它使政府錄用急需的人才更加困難。老布什總統就任總統后，大幅修訂《1978年政府道德法》，并制定《1989年道德改革法》，不過只對有關“旋轉門”的條款做了小幅調整，并首次增加了對前國會議員和雇員游說國會的限制。
　　克林頓政府上臺伊始，就以行政命令方式頒布《道德操守承諾》，規定政府高級官員在離任5年內不得向曾任職機關的任何雇員進行游說，亦不得向他們本人在任職高級人員期間，曾承擔重要統轄職責的任何機關的雇員進行游說。1995年，美國國會制定新法案，廢除了自行上報的要求，規定前政府采購官員在離職一年內不得與某些承包商存在雇傭關系，并對承包商的雇工情況做出限制。1996年通過的《聯邦采購改革法案》對加入到私營部門的前政府官員行為也做出一定的限制，防止他們利用先前的工作關系幫助私營部門影響政府采購過程。
　　對于私營部門高層人員出任政府官員，相關的法律約束較少，如果這些^進^到政府部門后，需要接觸服務的私營公司時，按規定應該就此問題提請本部門的道德官員或者其他官員進行評判，同時應該把該項事務交由另外的人處理。同時，這類官員應該公開本人及親屬的財政狀況，高級的行政人員的財政狀況不僅要登記在冊，還要公之于眾。
　　雖然美國的立法很詳細，但是存在很多弱點和漏洞。首先，這些法律缺乏專門的監督實施機構，沒有人因為違反“旋轉門”法律規定而受到起訴。其次，雖然法律規則很詳細，但有些概念沒有進行明確界定，如按規定前政府官員加入私營部門后，不得就原政府部門監管之事和前同事接觸，這里的接觸就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情況，法律沒有作明確說明何種接觸不符合規定。第三，“旋轉門”法律存在很多空子可鉆，如法律雖然規定離職官員在一定時間內不允許游說政府中的前同事，但委派他人代為游說并不受到限制。因此，針對“旋轉門”的立法實際上沒有什么效力。
　　非政府組織“政府監督計劃”(POGO)評論說：“在采訪了政府官員并且重新審視了‘旋轉門’法案之后，POGO的結論是，聯邦利益沖突法是一團亂麻。”
　　
　　結論
　　
　　軍情商界的“旋轉門”現象在美國爭議很大。支持者聲稱，私營公司為軍事和情報部門提供了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市場，既降低了政府開支，又提供了所需服務，從而增強了政府的效率。從這一方面看，有專長者旋轉進出于公私領域能夠促進防務技術的發展，同時為政府節約了開支，因而沒有必要對他們的活動做出限制。市場競爭的壓力會使私營部門良性發展，它們雇用前政府官員沒有任何不當。另外，政府和企業界人才流動能夠使政府雇員安心于低收入的工作，因為他們知道在退出政府后可以在企業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大批官員加入私人軍事和情報公司，有助于使這些公司更具有公共服務特色。
　　反對者則認為，政府高官頻繁往來于政商兩界，即使不違反法律和道德準則，但不符合利益沖突原則，可能會對政府的采購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并使其就職的私營部門獲得非正常優勢。非政府組織“公職人員廉正中心”指出，由于私營部門和軍情機構的關系過于密切，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影子五角大樓”，私營部門能在事實上行使這些機構的某些職能，利用特殊關系壓制正常競爭，甚至影響到國家政策，導致軍情機構和商業界的利益交織在一起，有時很難分清一項政策是由軍情機構所推動，還是受企業推動。
　　雖然美國對于“旋轉門”存在不同看法，但由于軍事和情報部門具有特殊性，對技術和安全的要求都非常高，又常常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故而這些部門的“旋轉門”現象不僅很難杜絕，而且可能伴隨安全形勢的變化而擴大。軍情商界“旋轉門”現象最為嚴重的布什政府對此也感到擔憂，拉姆斯菲爾德在任期間，曾要求國防部法律顧問辦公室調查有關“旋轉門”和利益沖突問題。白宮曾經發布行政命令，對內閣高級官員投身承接政府合同的私營企業做出更為嚴格的限制，但這些措施效應都不理想。
　　新任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當選后，便打開了軍情商界的“旋轉門”。他提名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前海軍陸戰隊上將詹姆斯·瓊斯2007年退役后，先后成為波音和雪佛龍等大公司董事，即將出任情報總監的前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2002年退役后，成為F-22戰斗機項目分包商EDO公司的董事，并擔任美國智庫“國防分析協會”的主席，而接替拉姆斯菲爾德擔任國防部長并被奧巴馬留用的羅伯特·蓋茨也曾兼任數家私營企業董事。“旋轉門”現象對美國未來的軍事和情報政策必然產生重要影響，值得認真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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