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核問題上，中國為何應與美國保持距離

發布者：田文林

近期，伊朗核問題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焦點：由于伊朗在境外鈾置換問題上軟磨硬頂，奧巴馬政府對伊政策明顯轉趨強硬，緊鑼密鼓地醞釀新一輪對伊制裁。由于一直反對制裁伊朗，中國也被推到國際斗爭的風口浪尖，其未來如何行動，引發各方高度關注。政策是否正確，源于對問題本身認識是否全面深刻。就伊朗核問題而言，中國的當前外交立場，很大程度包含了中國對伊核問題的獨特理解。

一、伊核問題很大程度是西方人為炒作出來的問題。
按照法國后現代學者福柯的說法，話語即權力。在現代社會中，知識和話語權對社會的控制由無處不在，并使人們成為這種話語的順從者和服從者，因此它比暴力控制方式更精明、更人道，也更徹底。這種話語霸權現象在國際政治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國際政治中，誰掌握國際問題的主流話語權，誰就能設置、主導國際社會的相應行為，從而形成“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奇特景象。現如今，西方憑借強大的宣傳機器，制造了許多似是而非的政治神話，如民主人權、自由貿易、私有化等等。而其在伊朗核問題上，西方媒體同樣夸大其詞，制造出一個片面歪曲的國際鏡像。
西方阻止伊朗發展核計劃，其主要托詞是伊核計劃威脅國際核不擴散機制。這種說法看似大義凌然，實則根本經不起推敲。伊朗核問題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巴列維時期，伊朗就曾大力發展核能，但當時西方國家絲毫不覺得其威脅到了“核不擴散機制”，非但不加阻止，反而積極參與其中。而到在上世紀末，當易幟后的伊斯蘭政權啟動核計劃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便如臨大敵，大肆渲染其國際危害，并竭力進行圍堵。同樣是核計劃，巴列維時期不是“問題”，而到伊斯蘭政權時期就成了重大威脅。西方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表明，伊核問題的本質顯然不是“核不擴散”的問題，而更多是一種政治考量。按照美國的邏輯，只有美國或美國的最親密盟友才“配”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不用說“和平利用核能”），而反美或潛在反美國家，最好是只能等著被動挨打，而不要有任何軍事反制能力或潛力。這種“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思維，在伊核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以色列作為美國鐵桿盟友，事實上早就擁有核武器，這意味著中東早就出現了核擴散，但美國從未覺得這是個多大的問題，更未大張旗鼓地指責以色列威脅“國際核不擴散機制”。（近期的例子還有印度。印度成功試爆核裝置后，美國雖然譴責了一陣，但沒過多久就反過來與印度加強民用核能合作，原因就是印度對美國“有用”，可以用來制衡中國）。
相形之下，伊朗核計劃至今仍在和平利用核能范圍內，而且沒有發展核武的明確證據，美國卻大肆渲染，并打著“反對核擴散”的旗號，忽悠國際社會與其一起參與圍堵。說白了，就是因為伊朗伊斯蘭政權奉行反美政策，因而對美國來說，伊朗核計劃嚴重威脅到了美國在中東推行霸權所依賴的軍事優勢。美國對高科技武器有種強烈的技術崇拜，乃至迷信傾向，因此美國最擔心的就是“敵對國家很可能或者很快獲得核生化武器，特別是核武器。”在中東這一具有全局性戰略價值的地區更是如此。而伊朗頻頻亮出“殺手锏”，尤其是不斷推進核計劃，針對的恰恰是美國自認為最有優勢、最自信的方面。一旦伊朗真的通過核計劃掌握核武，勢必極大抵消美國的軍事威力，使其再也無法通過軍事威懾降伏伊朗，其壟斷中東能源的戰略構想也將面臨全面落空的危險。
就此而言，伊朗核問題的凸顯，反映出的是美國在霸權日趨受到制約背景下產生焦灼心態的反映，因而其本質是美國霸權與伊朗反霸權的問題。但掌握話語霸權的西方卻采取“選擇性失明”和“攻擊一點，不及其余”做法，片面夸大和顛倒是非，愣是將伊核計劃等同于核擴散，將美國打壓伊朗、加強中東霸權的陰暗心態，偷換成維護國際核擴散機制的高尚之舉。就此而言，伊核問題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刻意炒作夸大出來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話，“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伊核問題既然是國際關系中的重大熱點，國際社會就不能僅聽西方媒體的一面之詞，還應該傾聽伊朗方面的聲音。但伊朗總統內賈德數次表示要與美國總統公開將核問題進行辯論，美國方面卻始終不敢接招。這只能說明美國自己心虛。

二、不從根源上想辦法，一味采取“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只會加速伊朗核進程步伐。
伊朗矢志推動核計劃，自主發展核能力，根源于一種極度強烈的不安全感。911事件后，伊朗曾多次向美國示好，在阿富汗和反恐問題上主動配合美國，但當時的布什政府不為所動，反而將伊朗視為“邪惡軸心”和“暴政前哨”。同時，美國在將伊拉克翻了個底朝天，確認其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后，于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并將“下一個目標”鎖定為伊朗。所有這些，都使伊朗政府深刻地認識到，僅對美國示好是沒有用處的，伊朗必須有自己的“撒手锏”，才可能根本緩解生存危機。從這一意義上說，伊朗矢志推動核進程的舉動，實際是美國這個教師爺“以身作則”，一步步教出來的。換句話說，美國敵視伊朗是“因”，伊朗發展核計劃是“果”。
因此，“解鈴還需系鈴人”，要想根本改變伊朗在核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用奧巴馬的話說，就是讓伊朗“緊攥的拳頭松開”），避免出現伊朗研發核武的后果，美國就必須先松動自己“緊攥的拳頭”，改變敵視伊朗的外交政策。否則一切努力將注定白費。事實上，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泥潭之后，已無能力發動第三場戰爭，通過和談解決伊核問題已是唯一可行的選擇。但美國卻始終不肯放下架子。在布什時期，美國繼續對伊朗推行“胡蘿卜加大棒”政策，但由于其“強硬無本錢，和談無誠意”，使這一政策注定走向失敗：美國既然沒有足夠的和談誠意和步驟，就不足以誘惑伊朗真正讓步；美國沒有足夠能力對伊朗動武，威嚇大棒每次都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這種紙老虎本質漸被伊朗看破，因此伊朗核進程反而在美國政策最強硬時期，取得的進展最大。奧巴馬上臺后，本來是沿著正確的方向（接觸和和談）前進，但迄今仍局限于核問題本身，而不肯涉及雙邊關系問題。只肯揚湯止沸，不愿釜底抽薪，奧巴馬政策的有限性姿態，決定了伊朗方面回應也只能是有限的。更要命的是，自去年底以來，奧巴馬政策又開始轉趨強硬，重蹈布什時期“胡蘿卜加大棒”的覆轍，這種政策了無新意，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說，當前美國對伊朗的政策與其阻止伊朗核進程的目標恰好是背道而馳的。在不肯觸及產生伊核問題政治背景的前提下，美國對伊政策越是強硬，伊朗核進程就越將向前推進，甚至最終將伊朗“逼”成一個核武國家。

三、中國核立場為何應與美國保持距離
中國是最大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其不僅面臨著自身發展任務，還承擔著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責任。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一直反對制裁和動武，主張通過和談方式解決伊核問題，其中固然有維護中國與伊朗能源合作的利益考慮，但更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堅守自己獨特的價值操守：中國反對核擴散，但中國更反對在核擴散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反對某些超級大國借反核擴散之名，行以強凌弱、拓展霸權之實。從政策層面看，當前美國強中有弱，伊朗弱中有強的形勢對比，也決定了和談，特別是美伊直談是解決問題的明智之舉。所有這些，都決定了中國在伊核問題上的立場沒必要與美節拍一致。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堅持當前立場，并非源于實用主義，而是真正體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發表于《中國國防報》2010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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