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國際經濟體系的戰略選擇：改革還是重構？

                             黃樹東

共和國的六十年，是光輝燦爛的六十年，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六十年，是挑戰和選擇的六十年。在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尚未塵埃落定的今天，中國面臨對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重新選擇的戰略機遇。是介入還是改革？是改革還是重構？這是近期中國反危機和中長遠發展中必須回答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了幾十年的語言范式里，這是一個非常艱難和不同尋常的選擇。然而，這不是一個形而上的書本問題，而是一個關系中國經濟獨立自主，中華民族崛起的戰略問題。無論這種選擇有多么艱難，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中國必須選擇重構。因為，那個被新自由主義美化和神話了的全球化體系，對超級大國和國際資本而言，是統治世界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條通向“新殖民主義”道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中國必須拒絕這條道路。

我們在由人大出版的《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一書中，從多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現在摘錄其中一章的一部分。                 　　

         《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

      第四章 另類“一體化”—通向新殖民主義的道路（節選）　　

              目錄　　

第一節資本技術體制--三位一體的專政　　

第二節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　　

第三節被肢解的經濟主權　　

第四節 叢林里的自由法則　　

第五節 “程序控制”--對多數的統治　　

第六節 制度尋租的“鐵三角”　　

第七節是“普世價值”還是“新殖民主義”　　

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里，一體化是一種古老的現象。古希臘統治時期在近東和地中海地區的一體化；古羅馬在歐洲，中亞，北非，和中東的一體化；奧斯曼帝國時期在自己統治范圍內的一體化；中華帝國在儒家文化圈里的一體化；前蘇聯在東歐的一體化，等等構成了人類一體化歷史的畫卷。與歷史上過往的一體化不一樣的是，全球化是資本對世界的統治，是對經濟實行全方位開放、自由放任、私有化。古羅馬和奧斯曼依靠的劍與火，全球化依靠的是資本和市場。人類在探索自己未來的思想隧道里，產生過勞動者的關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則是資本的關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作為資本的訴求，作為一種經濟戰爭，它追求的是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統治，尤其是金融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統治。在它的理想國里，資本高于主權，資本的利益壓倒社會的公正。然而這一切都掩藏在美麗的神話后面。它公開的宣言和它所帶來的后果矛盾重重；它高舉的旗幟和它的追求矛盾重重。全球化宣稱要把世界整合在一起，全球化卻撕裂了世界，讓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全球化宣稱全球化是不斷變化的生機勃勃的進程，全球化卻讓落后國家固守落后，將落后的國際分工定格化；全球化宣稱，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得到了聞所未聞的新技術，全球化卻伴隨著嚴格技術封鎖；全球化宣稱，全球化使民族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深度，和效益與世界潮流融為一體成為可能，全球化卻伴隨著分裂主義的盛行和沖突的增加；全球化宣稱，全球化將為世界帶來自由，全球化卻在世界實行程序控制；全球化宣稱將帶來效益，全球化卻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危機。全球化是自由市場無國界的擴張。它推銷的是一個關于市場的神話：你越讓市場規則發揮作用，你的市場越自由開放，你的經濟就越有效越繁榮。這種放任資本橫沖直撞的全球化，直接威脅許多國家的經濟安全，蠶食許多國家的經濟主權，從而達到對其他國家經濟活動，財富和資源的直接控制。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義”。讓我們解構全球化在全球化范圍內構建的權利金字塔。　　

     第一節資本技術體制--三位一體的專政　　

    瑪拉克斯（Marrakesh）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一座著名的歷史名城。它始建于11世紀初期。摩洛克斯的本意是“上帝的土地”。她有著偉大而輝煌的歷史，和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它的清真寺的塔尖建筑對歐洲的教會建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位于市中心的露天廣場，更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奇跡，被聯合國列為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1994年四月，摩洛克斯將再次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世界上幾十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這里，簽署了20幾個國際條約的方式。馬拉松談式的烏拉圭談判判降下帷幕。GATT被改造為WTO（世貿）。烏拉圭回合是全球化進程的標志性事件。這輪談判于1986年9月在烏拉圭開始，先后經歷蒙特利爾，日內瓦，布魯塞爾，華盛頓，和東京，歷時7年多。遠遠超過了預定的時間表。談判艱難得令人難以置信。7年多中，各國代表和各國政府間進行了無數次的爭吵和讓步；發生了許多幕后的折中和幕前的言歡。現在帷幕終于落下，有的與會者指出，“一個新的歷史開始了”。　　

這場艱難的談判從1982年提出到1986年正式開始，僅僅就談判議題的爭論就花了4年。加上談判的7年，一共耗時11年多。這場艱難的談判是世界范圍內資本和貿易自由化，技術保護主義，和主權干涉的三位一體全球化進程的開始。　　

烏拉圭回合的本意是討論世界農業改革的問題。這輪談判之所以艱難，是因為美國為談判加入了新的議題。這些新議題包括服務領域（金融和銀行業）的貿易問題，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和國際投資問題。這些議題直接反應了金融資本的訴求。這些議題涉及三大方面：1）國內經濟政策（主權），包括國內經濟制度，經濟條例，和司法體系等等；2）擴大自由貿易的范圍；3）實施技術保護。這些議題的實質是，要把GATT這種貿易組織擴張成凌駕于會員國經濟主權之上的跨國組織，成為干預其他國家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的工具。許多發展中國家基于主權的考慮堅決反對就這些非傳統貿易議題展開討論。　　

金融資本不僅是全球化觀念的背后推手，還是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推手。這新些議題來自于美國的商業利益。是商業利益通過政府表達的利益訴求。在談判受阻的時候，美國商界告訴美國政府，不把這些項目列為正式議題，不對GATT進行根本改造，他們將很難繼續支持GATT，將轉而支持以雙邊和區域條約為特點的貿易機制。雖然談判異常艱難，美國政府沒有后退余地。與此同時，為了成功地使這些提議被列為正式議題，美國的跨國公司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美國提議面臨許多發展中國家反對的時候，美國商業組織展開了全球范圍內的游說和動員。他們在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尋求支持。在美國商界的領導下，歐日等國的大企業在這場談判中展開廣泛的游說，利用他們代表的國際資本的壓力和誘惑，迫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改變了立場。美國跨國公司的在中全球范圍的游說活動，受到美國政府的積極支持。這是美國跨國公司第一次大規模的成功的介入國際規則的制定過程。美國大公司的地位從此迅速上升，成為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游戲者甚至規則制定者之一。　　

最后美國提議被列入了正式議題，并得到通過。從此當代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歷史被徹底改寫：一方面在全球范圍推動全面的經濟自由化，一方面實施嚴格的技術保護（知識產權），；一方面徹底解放了資本（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徹底束縛發展中國家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尋求對其他國家內部制度和法律的改造，拆除限制資本自由流動的主權限制。技術保護--（金融）資本和要素的自由流動—發展中國家內部制度改革三位一體并存的現象成了世貿框架的基本特點。世貿通過這種三位一體的干預方式，在向其他國家大規模推行市場經濟，推銷早些年產生的“華盛頓共識”，推動全球化進程和國際分工。于此同時，通過國際條例嚴格保護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高端產業和技術的壟斷，把這些國家對其他國家長期實施的技術封鎖合法化。　　

資本-技術-體制三位一體的全球化訴求，從此成為美國政府的全球化立場，成為WTO的全球化立場。這種三位一體的戰略為國際資本統治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會。1）國際資本得以通過金融資本，生產要素，和產品流動的方式控制世界范圍內的財富流動和國際分工。2）國際資本通過介入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市場化全球化體制改造，打破了束縛國際資本流動的主權限制，國際資本得以蠶食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實行“體制尋租”。3）國際資本對技術的壟斷和技術保護，有效保護了發達國家對先進技術的進一步壟斷，保護壟斷利潤。　　

    這種“三位一體”的統治的確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國際資本不再滿足于傳統資本主義帶來的剩余價值，不再滿足于工業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不再滿足于傳統帝國主義時期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形式，開始尋求新的擴張方式。這種方式就是通過資本對權力和技術的壟斷，在世界范圍內尋求壟斷利潤。這種壟斷利潤包括對技術的壟斷和對權力的壟斷帶來的雙重壟斷利潤。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資本通過戰爭在世界范圍內瓜分世界市場，通過劍與火征服發展中國家。這種通過人類最原始的征服方式擴張資本的戰略，在二戰以后收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全面反抗。而且，在兩霸權對抗時期，世界體系主要是兩大體系的對抗。由于戰爭的預期成本的上升，戰爭不是資本擴張的首要選擇。全球化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發達國家的資本通過國家政治權力的結合，通過對國際體系規則制定權的壟斷，而改寫國際規則；通過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撤銷國家之間對資本的主權限制，干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而謀求剩余價值。　　

資本和體制和技術的結合，為資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為金融帝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為資本推動的體制改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為資本壟斷技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權力。三位一體，加強了對世界的統治。資本不再僅僅是資本，資本控制著體制，資本壟斷著技術。全球化創造了這種史無前例的統治世界的方式。這種“三位一體”嚴重危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安全，導致財富的大量流失。　　

資本。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擺脫貧困的進程中，急需資本，把目光投向國際資本。通過提高資本而介入發展中國內部的體制改革，成了國際資本逐利的重要手段。在WTO的框架下，國際資本現在尋求的不再只是市場競爭下利潤的最大化，還包括制度尋租下利潤的最大化。國際資本通過政府，超政府機構，它們自己大規模的介入其他國家的經濟決策，和體制改造，在世界范圍內謀求技術壟斷和“政策優惠”。所謂“政策優惠”實際上是資本獲取壟斷利潤的一種形式。“制度尋租”成了國際資本（及其各種化身）在當代的主要特點。通過主權訴求和制度訴求，通過這種訴求而謀求超額利潤，成了國際資本的一種不加掩飾的沖動。這種制度尋租獲得的超額利潤遠遠超過單純的市場行為。許多國際資本在有些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有時就表現為這種“制度尋租”的競爭。這種“制度尋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包括三個層次：體制改造，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通過這種“體制尋租”為國際資本營造可以獲得最大利潤的“制度環境”。例如，在拉美和亞洲經濟危機中，IMF和世界銀行就成了“制度尋租”的工具；WTO的入會談判就成了“制度尋租”的過程。“制度尋租”的具體操作方式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特點就是通過“制度”，“政策”，和“權力”獲取超額利潤。　　

技術。許多國家在80年代以后，希望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來獲得先進技術，從而實現自己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實現最終擺脫貧困陷阱的目的。通過開放而獲得先進技術，也是中國80-90年代的重要訴求，甚至是開放國門的主要理由之一。當時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是：“閉關自守”導致了落后。隨著世貿和美國實施三位一體的全球化戰略，通過開放而獲取先進技術從此成了發展中國家一廂情愿的夢想。發展中國家在WTO體制下被完全排斥在人類創造的最先進的技術之外。開門政策從此不再是技術進步的有效手段。全球化時期的許多新技術開始深入世界不同地區人民的日常生活：計算機，手機，萬維網，衛星通訊，光纖，生物工程等等。這些新技術加快了世界的一體化。然而在世界對這些技術的依賴加深對同時，有些國家對這些新技術的核心技術實行嚴格保護和壟斷，使之得以通過這些新技術而控制世界，控制人們的選擇。謀求壟斷利潤。在這場新的技術革命浪潮中，許多地區，面臨“新技術被動接受者”的陷阱，面臨被再一次排斥在新技術革命之外。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高技術產業低技術化的困境。這種技術壟斷強化了舊有的國際分工，強化了南北貧困差距。　　

WTO將技術壟斷制度化，從一個側面去掉了了全球化關于共同繁榮的舊日承諾，去掉了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了資本牟利的殘酷本質。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曾指出，由于WTO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條款，許多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不再能夠通過仿制而在本地生產廉價的生物藥品和受到專利保護的其他藥品，導致醫藥短期，藥費攀升，使大量的貧困人們的疾病得不到治療。這種技術保護的實質是通過對人類技術的壟斷來謀求超額利潤，是“技術尋租”。這種“技術尋租”是以“制度尋租”為前提的。全球化通過構建保護技術的“制度環境”，而實現“技術尋租”。　　

      制度。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尋求擺動貧困的道路，開始被推向自由放任，沒有保護的世界競爭之中。全球化成了美國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尋租的結果，將一種單一的經濟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地。同一個世界同一種模式。制度已經論為強國尋租的手段和工具，成為“軟帝國”擴張的主要形式。　　

      在三位一體戰略下，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制度尋租-技術保護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特點。在世界范圍內，資本的權力不再局限于資本，資本的權力來自于對體制的控制和技術的壟斷。資本的掠奪再不僅僅是傳統的資本掠奪，還包括“體制尋租”，“技術尋租”。全球化使布雷頓體制限制資本自由的圍墻倒塌了，它賦予資本和市場的權力，遠遠超過了民族國家的主權。資本和市場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大。控制資本，控制技術，控制體系成為全球化下面，國家博弈的主要手段。全球化成了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一體化；成了體制推廣的一體化；成了技術壟斷和控制的一體化。控制這種“三位一體”的主要決策中心，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某些國際機構，在某些國家的首府，某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的總部。“三位一體”建構了權力的金字塔。　　

      “三位一體”描繪的新“世界秩序”具有兩極特點：控制和被控制者。發達國家通過對金融，體制和技術的控制，而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這種“三位一體”是了解全球化的鑰匙。“三位一體”是對全世界的專政。　　

                   第二節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省略）　　

              第三節 被肢解的經濟主權（節選）　　

三位一體統治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限制其他國家的經濟主權。傳統資本主義用戰爭現在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全球化通過構建國際體系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的經濟主權。經濟主權是經濟安全的保障。一個國家控制自己的經濟活動（包括經濟政策），控制自己的財富，控制自己的資源，控制自己的財富分配等，是一個國家經濟主權的基本范圍。一旦部分或全部失去這種經濟主權，這個國家通過經濟活動為自己的國民和國家謀求最大福利的可能性將極大降低。在經濟主權受到大規模的蠶食以后，誰來謀求自己人民的最大福利，誰來謀求自己人民的幸福和諧？是那些有強權控制的世界經濟組織，還是無孔不入的國際金融資本？經濟主權的喪失，必然導致財富資源的逆向流動。從歷史經驗來看，控制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是控制一國財富的成本最低的戰略手段。　　

經濟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作為一種信仰風靡世界。但是全球化究竟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什么？全球化作為一種被市場導向的經濟學家們所美化了的世界經濟體系，意味著產品服務，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但是，在現實世界中，任何要素和產品的流動，都受到每個國家的法律規范的影響。所以，全球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改造世界其他國家有關內部體制和法律體系的進程；是國際資本沖破國界沖破別國主權的過程；是世界范圍內的經濟體制自由化的過程；是市場化，私有化的過程。主導這種過程的往往不是民族國家自己，而是發達國家或受其控制的世界金融和貿易機構。全球化過程就是發展中國家主權流失和削弱的過程。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的蠶食，是國際資本對經濟主權的蠶食。這就是全球化的實質。　　

這種對其他國家主權的限制是全球化提出的初衷。布熱津斯基在“兩代之間”就明確提出“新世界秩序”對民族國家主權的限制。在布熱津斯基以前，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就指出，（民族）國家一方面太小而無法有效處置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太大而無能處置地區性問題。不同的是布熱津斯基，將對民族國家主權的限制當成“新世界秩序”的一種特征。　　

但是，這種對主權的限制是不對稱的，單向的。強權是規則的制定者，是全球化進程和機構的控制者。在這些機構的設計中反映了強權的利益，從而反應的強權的主權要求。這種不對稱的主權流失，實際上就是強權對發在中國家經濟主權的侵蝕。　　

美國在崛起過程，在推行全球化過程中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主權。　　

美國在設計世界體系是念茲在茲的就是國家主權。以布雷頓體系為例。在布雷頓體系的談判進程中，有兩個相互競爭的方案。一個由美國提出，一個由英國提出。兩個方案都建立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從今天看來，這兩個方案沒有什么大的差別。但是，當時美國和英國就兩個方案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為什么？讓我們看看英國的方案。　　

英國的方案由凱恩斯提出。其核心是要建立一個類似于“世界中央銀行”的國際機構，這個國際機構超越于世界其他國家之上。于此相應的是建立一種“銀行券”（bancor）作為世界貨幣。從單純的自由貿易和國際貨幣體系金融體系的整體看，這無疑是最好的計劃。但是這種設計的深刻用心是，要控制美國，將美國從超級大國降低為和其他國家一樣的地位，將美元降低為其他任何民族貨幣同等的地位。這種計劃要求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交出金融貨幣的主權。一旦這樣，美國和英國就處于平等的地位，大英帝國就有可能利用歷史的傳統優勢維持現有世界格局，維持自己的帝國地位。假如美國從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出發，采用了英國的建議，那美國不可能是后來的美國，世界金融體系貨幣體系，美國霸權的歷史等等都會改寫。　　

雖然，建立布雷頓體制對戰后美國打開歐洲市場，打開其他世界市場，建立美國霸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美國沒有也不會為了建立這個體制而建立這個體制。對美國而言，建立一個讓自己臣服的體系，不如不要這樣一個體系。美國堅持要按自己的條件建立這個體系。美國在這場爭論中堅持不放棄自己的主權。由于前世界帝國和崛起中的世界帝國在實力上的差異，美國方案被采用。由于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在重建中需要美國的援助，結果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方案。這就導致了IMF的產生，導致美元取代英鎊而成為世界儲備貨幣。這是對美國戰后幾十年經濟金融霸權的建立和維系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事件。　　

美國維護主權的努力不僅表現在戰略方面，而且還體現在技術層面上。一布雷頓會議為例，美國為了會議的成功，當然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成功，作了周密的籌劃。下面這個例子似乎可以說明其周密到了什么程度。會議的許多工作人員，例如記錄員，往往又是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會議討論中，總會有些國家要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并希望他們的建議能被充分討論并反映在文件中。但是一旦記錄員認為某些國家的動議不符合會前達成的共識，不符合美國利益時，記錄員就會不予記錄而使之無疾而終。再以WTO為例。美國大力推動建立了WTO體系。與此同時，美國有自己的“貿易法案”。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中，有很多方面，這個“貿易法案”是凌駕于世貿框架的。以中美貿易為例，中美貿易中，美國對中國的反傾銷等等問題必須由這個“貿易法案”來規范。　　

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蠶食來自于四個方面。    　　

                  第四節 叢林里的自由法則 （省略）　　

第五節 “程序控制”--對多數的統治　　

   日內瓦坐落在日內瓦湖邊，城外兩山環繞。湖光山影，風景秀麗。這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許多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在此設有機構。坐落在此地的世界貿易組織，和坐落在華盛頓的IMF和世界銀行，構成了全球化體系的三大制度支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推手。表面上看許多涉及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的規則由這三個龐大的機構制定。實際上這些規則來自于世界上的某些政府。這些機構決定著許多國家的命運，掌握做許多國家急需的資源，制定著國際競爭的規則，操縱著許多國家內部的財富分配。這些機構并不代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利益。這是對多數實行統治的地方。是少數通過“程序剝奪”而在世界范圍內實行“制度尋租”的地方。　　

      從70年代后期以來，IMF的實際作用是“幫助改革”。在發展中國家廣泛推行以 “華盛頓共識”為特點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計劃”全面干預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成員國如果因為經濟困難或經濟危機而向IMF尋求幫助，則必須吞下IMF改革方案所帶來的苦果。這些改革政策包括市場化，私有化，和金融開放等等。通過這種所謂的“危機干預”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IMF的這些“幫助”往往以保護國際資本利益為出發點，導致有關國家經濟危機加深，財富大規模外流，國際資本控制進一步加強。有人甚至批評IMF支持對美國和歐洲友好的軍事獨裁政權。有人統計過，從1948年到現在，IMF一共為21個這樣的政權提供過大量的貸款（1），總計高達4040多億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　　

發達國家對IMF和世界銀行的控制是通過對投票權的控制實現的。坐落在華盛頓的IMF的決策機制頗像一家世界公司的董事會。與一般董事會不同的是IMF的決策機制里，有一個美國條款，正如WTO有許多中國條款一樣。只是性質不同。這個美國條款保證美國在重大問題上有否決權。而中國條款卻給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帶來許多歧視。IMF的決策機制有兩大特點：第一，一般問題的決策由50%的投票通過；第二，重大問題決策則需要85%的投票通過。但是國家間投票權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美國擁有16.77%的投票權（足以否定重大議題），G7加在一起達44.44%，加上傳統西歐的一些國家，遠遠超過50%。（中國的投票權只有3.66%。）這種機制一方面保證了美國和其盟國通過控制50%的投票權而控制了一般議題的決策，保證他們的共同利益得到實現；另一方面又保證了美國在重大問題上的否決權。這種否決權保證美國利益在任何情況下（包括盟友的反叛的情況下）不受到傷害。這種美國條款，是美國控制跨國家機構維護經濟主權的一個例子。這種決策機制保證了少數國家對IMF的控制。在這種機制下，只要美國及其盟友愿意，原則上可以通過任何提案。在同樣的機制下，只有沒有發達國家的支持，所有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加在一起，也無法通過任何提案。　　

      世界銀行的決策機制于此相似。　　

      發達國家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控制，則是通過議程控制，通過復雜性，模糊性，和不透明性而實現的。WTO實行一國一票，一致通過。但是，這種投票權的平等分配并沒有帶來民主。WTO的決策過程的特點是非透明性，非參與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被排斥在決策過程以外。這些國家對重要決策的介入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兩點式”：在某一項重要議題啟動時，和在方案付諸表決時。中間的過程被無情的省略掉了。一般來講重要的議題都是由發達國家提出。當某項建議在WTO的某一分支機構被正式列為議題以后，決策程序就進入了幕后操作階段，以尋求支持和化解反對。這個咨詢和談判過程是決策的實質階段，一般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 在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往往只有幾個被吸納進去。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被排斥在外，不僅沒有參加權，而且沒有知情權。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些吹風會，通報會等。但是，那都是不涉及細節的簡介。發達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場，經濟，金融，以及政治的強權，對可能有異議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或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最后那些堅決反對此項決議的國家迫于經濟政治的壓力放棄在公開投票中反對該項決議。從而實現一致通過。就鑒于此，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提高透明性。（2）　　

      控制決策程序的另一個特點是“故意復雜”和“故意模糊”。為了獲得一致通過，WTO的許多文件故意用詞模糊，含義晦澀，前后不一。要了解這些“故意模糊”的文件隱含的各種可能的解釋，每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需要一個龐大的律師團。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無法提供大量的通曉西方法律的律師，而雇用私人律師又太貴。這種模糊性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通過某項決議時，不能準確知道這些決議對其經濟究竟意味做什么。許多人抱怨這種“故意模糊”。作為折中，WTO為此成立了一個“世貿法律顧問中心”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這是一種按人均國民收入收費的服務。美國沒有參加。這種模糊性的另一個作用，就是把決策權力從談判轉移到訴訟，依靠律師來界定這些法律文件的真正含義。將決策權從發展中國家手中剝奪出來，交給律師。美國只有世界4%的人口，卻有50%的律師。這種“故意復雜”反應了美國的法律優勢。美國通過自己的律師，來界定和解釋WTO文件的含義，從而獲得規則制定權。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方面標榜程序公正自由，而否定結果上的公正平等；另一方面又通過程序控制，實現對多數和弱者的統治。所謂的自由，只剩下自由這個詞匯。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體系就是通過這種不民主沒有代表性的方式而推行的，就是建立在少數對多數的統治上面的。在全球化時代，這種沒有授權的決策，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發展道路，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經濟災難。　　

             第六節 制度尋租的“鐵三角”　　

   在“三位一體”的專政下，制度尋租是強權和國際資本追求世界財富的新手段。資本通過制度尋租，在世界范圍內和權力結合，實現對市場的控制。形成了資本-權力-市場的“鐵三角”。　　

資本和權力結合的方式很多。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強權通過對決策程序的控制，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控制，對發展中國家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的控制，對發展中國家市場開放的范圍和程度的控制，等等方式實現與權力的結合。資本與權力的結合還表現在發達國家對全球化國際機構如世貿，IMF和世界銀行的控制。在完成權力控制的同時，資本利用手中控制的權力，控制的機構，控制的程序，控制的技術，撬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肆侵入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過投資合作和吞并的方式消滅核心民族產業，完成對市場的控制，和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技術市場和高端產業的壟斷，而實現獲取超額利潤。“鐵三角”是制度尋租的有效手段。　　

資本-權力-市場結合的鐵三角，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體系里，在有些發展中國家融入世貿組織的過程和協定中，都可以看到這種“鐵三角”的影子。國際資本既控制權力，又控制市場，通過世界范圍內的“權力尋租”和市場壟斷而獲取高額利潤，而推動財富從窮國向富國的逆向流動，擴大貧富懸殊，擴大南北差距。　　

全球化推行到哪里，“鐵三角”就走到那里。　　

新自由主義從批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出發，卻走到了資本對權力壟斷的終點。這種自我否定表現了新自由主義的虛偽。不同的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在否定了實現公正的政府干預以后，走向了實現資本利益的政府干預。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控制是假，反對公平是真；提倡普遍的自由是假，提倡資本通過對權力的控制而實現自由是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表面上倡導自由市場，倡導減少政府干預，認為政府干預既減少了自由又降低了效率。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推動公正和平等的政府干預。那種擴大不公正不平等，擴大貧富懸殊的政府干預，不僅不是全球化反對的對象，反而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追求的目的。全球化越發展，國際資本對權力（有些國家對非政府跨國機構（NGO））和市場的控制越有效，通過權力和政策推動的世界范圍內的不公正越嚴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和市場經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發展過程，而往往是資本同權力共同推動的過程，在有些拉美國家，甚至是軍事獨裁者推動的過程。　　

新自由主義這種利益傾向嚴重的自我否定，在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提倡者身上表現的尤其明顯。有人曾經指出，提倡個人自由，反對政府干預的弗里德曼，曾經與世界上的軍人獨裁政府，有諸多聯系，甚至依靠軍人獨裁來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提倡個人自由和實行軍事獨裁，這兩只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手，居然握在了一起。　　

頗具諷刺味的歷史現象，透露的常常是令人深思的歷史法則。　　

    新自由主義不僅把這種“鐵三角”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到處推行，而且在許多國家內部也四處推行。資本和權力通過私下結合，實現對市場的控制或操作，實現超額利潤是有些發展中國家，某些資本暴利的重要手段。　　

這種“鐵三角”運作的結果之一就是擴大剪刀差，包括生產要素的剪刀差和產品的剪刀差。生產要素的剪刀差是指，資本，資源（包括土地，礦藏等），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之間的價格剪刀差；產品剪刀差是指產品價格間的剪刀差。剪刀差是實現財富分配和再分配，甚至財富掠奪的有效手段。　　

通過政治資源，通過左右政策而達到左右這種要素或產品剪刀差的目的，是“制度尋租”的一種特點。在這種“體制尋租”過程中，資本，政治權力，和市場，是尋租大三角的三邊。而資本是最長的一邊，控制著政治權力和市場，并通過操作政治權利和市場而操縱要素（比如土地和資本）的差價，而實現暴利。　　

英國工業化時期的“羊吃人”的現象，實際上是資本以無償或低價的方式占有當時的重要資源：土地，形成了土地價格（低價或0）和資本價格的剪刀差。這種資本和資源的剪刀差，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比比皆是。由于資本的相對稀缺和政府對資本的渴求，這種土地（資源）和資本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成了許多多發展中國家私人資本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方式。資本通過政治資源的運作，擴大資本和土地（資源）的剪刀差，獲取暴利。許多資本得以低價購入土地，高價出售房屋。這種價格的剪刀差，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私人資本“制度尋租”的重要手段。私人資本還通過降低勞動力價格的方式，拉開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的剪刀差，導致資本效益的提高和勞動的貧困并存的現象。　　

優惠資本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在資本和其他要素（如勞動）間形成剪刀差的政策；優惠外國資本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在外資和內資間形成剪刀差的政策。有的國家的私人資本，以毫不節制的方式，在短期內走過了別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累道路。導致這種資本急劇積累的背后，一定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剪刀差機制。　　

這種剪刀差，帶來分配的極大不公：一方面是巨額財富積累，另一方面是大面積的相對貧困；一方面是暴利，一方面是低消費。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這種剪刀差，必然導致財富的大規模掠奪，導致資本的逆向流動，導致窮國更窮，富國更富。　　

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資本在壟斷了國際政治權力和市場的以后，更加積極的提倡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放任，就是放任處于壟斷地位的資本的自由，放任他們隨意尋租的自由。所謂“全球化”就是通過資本的一體化，是國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在發展中國家內部，能夠通過“鐵三角”的“制度尋租”而獲得超額利潤。　　

國際資本是這樣，國內資本也是這樣。　　

 第六節是“普世價值”還是“新殖民主義”　　

有人說，全球化是普世價值！世界要走向共同繁榮，必須走向全球化旗幟下的一體化。全球化認為21世紀的世界是大同的世界。這個大同世界的基本支柱是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全球化在否定了勞動者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的同時，試圖把資本統治下的世界大同強加在人類頭上。全球化歸根結底是國家間的利益關系。許多人卻回避這種利益關系，說全球化是歷史的必然。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交往。交往當然是歷史的必然。從古希臘以來，人類就有交往和融合。交往和融合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交往從來就伴隨著利益紛爭。交往中的利益紛爭在簡單的商品交換就能折射出來。交往并不是對每一個民族都是公正的。人類歷史上許多民族和文化都是在交往中湮沒的。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有時候，交往的另一個稱呼是征服，而征服的另一個名字叫交往。交往也許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某些些被稱為“歷史的必然”的交往形式，則不一定是歷史的必然，不一定符合所有民族的利益。在19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世界交往的增加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大英帝國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用堅船利炮將鴉片送到中國這種交往形式則未必代表歷史的法則。全球化依然。　　

去掉歷史的煙塵，我們會發現這種建立在叢林原則基礎上的全球化和建立在征服上面的殖民主義沒有什么差別。全球化是通向“新殖民主義”的道路。全球化通過資本-技術-體制三位一體的專政，通過市場-資本-國際規則制定權的鐵三角，通過程序控制和機構控制，通過叢林規則，實現少數國家對多少的控制，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的控制，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控制。全球化向世界推銷一種單一的體制，實行單一的全面開放的“一體化”，從而實現對全世界的控制。全球化就是要別人放棄“獨立自主”。這不是新殖民主義是什么？而且這個新殖民主義的背后站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　　

在大英帝國的殖民體系和托管體系中，為了維持帝國的經濟產業和技術優勢，殖民的和托管國在帝國的分工體系中就是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帝國高端產業的市場。在漫長的殖民統治時期，帝國不允許殖民地從事與帝國分工無關的產業。許多殖民地被嚴格阻止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制造業。許多殖民地只被允許從事手工作坊一類的“制作業”。以美國為例，在漫長的殖民統治以后，獨立后的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和企業。　　

全球化就是殖民主義。不同的是，看得見的手，現在變成了看不見的手；宗主國看得見的手，變成了國際機構看的見得手；宗主國的直接統治，變成了非政府機構（NGO）的統治；對殖民地的權力赤裸裸的剝奪，變成了對程序和投票權的壟斷；軍隊和暴力的統治，變成了資本和技術的統治。對強權而言，全球化是肢解對手經濟體系消除競爭對手的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是消除強權的永恒憂慮的最佳辦法，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乘戰略，是新殖民主義。　　

全球化的這種“新殖民主義”的本質，早在它被捧成時髦以前，就被一位東方的哲人，一位中國的偉人，一位超越歷史的偉大戰略家所洞察。在50-60年代，在論及中國的發展道路時，他就洞察到，中國如果不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國將再次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既謀一時，又謀萬世；有穿越歷史的眼光，預見歷史的發展，氣壯山河的創造歷史；而不是跟在歷史的尾巴后面，囿于歷史的表象，磕磕碰碰的追趕歷史。　　

有人說，全球化將世界市場整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從經濟學角度講是一個非均衡的世界市場。資本的三位一體，對程序的控制，鐵三角的尋租方式決定了，這過市場不是一個均衡的市場。發達國家對技術的壟斷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均衡。在有些發展中國家內部，鐵三角同樣導致非均衡。經濟學說，不均衡就是低效益。全球化是一種低效益的經濟體系。　　

有些人宣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高效率。全球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低效益的國際經濟體系。這種低效益，有許多方面，其中之一，表現在世界財富的逆向流動，表現在急需資本的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的國民儲備被轉化為外匯儲備，轉化為虛擬資本，人為地降低了發達國家的資本成本，人為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成本。這種世界范圍內的現象導致世界范圍內的低效益。　　

大國崛起，要領導歷史潮流，要敢于反對虛假的“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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