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何以走紅西方？

已經風炷殘年的達賴在當今西方社會居然炙手可熱，紅的發紫。不僅許多大國領導人頂著中國的強大壓力與之會見，民間對之也是趨之若鶩，巴黎、羅馬等名城也授之名譽市民稱號，具有十足的明星效應。說西方把他抬到僅次于教皇的地位也不為過。然而，達賴自1959年出逃祖國后，曾長期在西方受到冷落，何以現在如此的走紅西方？

1959年達賴叛亂失敗以后，西方出于冷戰的需要，曾對于流亡在外的達賴集團給予大力支持，包括美國操控聯合國，發表了三個決議（1959，1961和1965），但對于達賴本人還并不買賬。1972年，中美聯手對抗蘇聯，美國也隨之減少了對達賴集團的支持。1973年，達賴首次申請私人赴美訪問，尼克松政府拒絕給予簽證。而且盡管這個時候西藏還處于文革的極左動亂之中，美國對之也不發一言。1979年9月，達賴終于以旅游簽證首次訪問美國，但美國官員和議員都拒絕與之會見，國務院還拒絕了他提出的訪問太空中心NASA的要求。那時中國是西方反蘇的重要伙伴，達賴根本都是忽略不計。1986年起，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新思維”，走向親西方的道路，贏得西方一片喝彩。中國對美和西方的重要性開始下降。于是一年之后，1987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修正案》，首開西方議會干涉西藏問題的先例。寫有這一決議的海報被秘密貼在拉薩街頭，成為當年10月1日西藏騷亂的助燃劑。從此以后，幾乎每年美國眾議院都會通過一個涉及西藏的決議，其他西方國家議會隨之效仿。同年9月21日，達賴被邀請在美國國會演講，從而讓他第一次登上美國官方的講臺。從此以后，美國國會幾乎每年都邀請達賴演講。1988年6月15日，歐洲議會效仿美國邀請達賴演講，拉開了達賴走紅整個西方的序幕。1988年7月，美國國會授予達賴第一個人權獎。1989年底，則更上一層樓，擊敗了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其他競爭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終于躋身全球名人行列。達賴能夠獲得此獎，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89年3月西藏發生了自5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騷亂，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戒嚴。二是東歐全面崩潰，蘇聯內部劇烈動蕩。西方眼看冷戰就要大獲全勝。三是大陸成功的抵制住了類似東歐的事變。當然，達賴獲獎仍令當年許多逃亡在外的人士吃驚，他們想不到，自己的努力甚至流血居然換來的是達賴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以為既然自己接受了西方的教誨，并不惜為此付出一切，獲獎的應該是他們。然而令他們想不到的是，西方對于分裂中國遠勝于在中國推行民主化。達賴既然可以充當這樣的工具，自然要授之與獎。而且他獲獎的理由也印證了這一點。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贊揚他：“避開暴力，使用和平方法，要使西藏自中國統治解放出來”，不是一語道破天機嗎？

自此，達賴和西方結成了這樣一種同盟模式：達賴乞求西方支持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西方各國。而西方對達賴的支持也通過邀請達賴訪問、政要接見、議會發表決議指責中國、給他提供舞臺等方式。從而一步步把達賴推向紅的發紫的僅次于教皇的地步。

回顧達賴幾十年的歷史，七十年代，他在西方幾乎沒有任何突破。八十年代，出訪了20個國家，43個國次，超過前二十年的總和。但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接見他。1990年至1994年，則出訪48國，77國次，超過前三十年的總和。尤其是他得到了西方各國領導人的接見。1990年達賴到法國推銷其自傳，法國外交部副部長接見了他，這是法國外交部官員第一次與之會見。1991年3月9日，英國查爾斯王子會見達賴。同年4月16日，美國布什總統以白宮以私人身份會見了達賴。這是西方首腦第一次會見達賴。自此，西方各國首腦接見達賴成為“慣例”。這一切都與國際形勢變化和西方對中國策略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系。1995年7月，美英兩國最為重要的雜志《時代周刊》和《經濟學家》分別“不約而同”的刊登了號召遏制中國的文章：《為什么我們必須遏制中國》、《遏制中國》。當然在西方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讓中國像蘇聯一樣崩潰。

當然，達賴的走紅，除了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西方對中國的遏制、分裂策略，還在于達賴“高超”的技巧和謊言。1987年9月21日他第一次在美國國會演講時，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要求中央政府撤軍，要求非西藏人撤離。但隨著反恐戰爭的進行和中國的崛起，達賴開始矢口否認，同時高調表示自己不追求獨立。甚至當2009年初中國外交部長揭穿他的謊言時，他還強硬回應要求提供證據。不料幾天之后即被中國總理溫家寶答記者問時當堂再度揭穿。2009年是他逃亡西藏五十周年、坐床七十周年，為此，他特意出版了一部新自傳。在這部書里，再次暴露天機：“我已經決定，如果有一天西藏獨立，我將不擔任任何政府首腦”（當我拿這本書給法國的一位記者朋友看時，他表現的十分難以置信，也足見達賴在西方的成功欺騙）。而且在這本書中，他也大談“自由、平等、博愛是所有佛教徒的主要原則”，而他在管理西藏時實行殘酷的農奴制、在流亡地印度殘酷鎮壓佛教內不同教派，自然是避而不談。

此外，在他1996年出版的《達賴喇嘛談基督》一書中，虛偽的大談：“我認為所有宗教巨大傳統的目的，并不是在外面建立巨大的廟宇，而是在我們的內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廟宇”。這些話，對于跨過中世紀、完成了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立的西方民眾來說自然是充滿了親合力。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政教合一藏傳佛教的傳統之一就是喇嘛越多越好，廟宇越多越好。在他管理西藏時期，超過四分之一的男性離家當了喇嘛，最高時達到男性的百分之五十，不僅對整個西藏造成嚴重的經濟負擔，更打破了性別平衡，直接侵害發西藏婦女的人權。而當中國政府1959年廢除農奴制后，對喇嘛的數量進行了限制，到目前，喇嘛的比例為2%。但據佛教之國泰國的官方數字，其本國僧侶人數不到1%。然而，達賴卻對之進行大肆攻擊和污蔑，指責是對西藏文化的滅絕， 是對宗教自由權利的嚴重侵犯。這個時候，他的“在我們的內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廟宇”高調哪里去了？！

達賴走紅西方，一言以蔽之，是西方出于自己的需要----過去的分裂中國、遏制中國到今天的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制造的神話。達賴實是不得不紅。而達賴出于個人的利益，而不惜與虎謀皮，甘心充當西方的工具，并一再的迎合西方的價值觀和口味，以變色龍的本事招搖世界，終于達到今天走向圣壇的程度。然而，工具就是工具，籌碼就是籌碼，達賴再如何，也擺脫不了他在西方的宿命。這一點，歷史終將做出公正而客觀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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