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以超強硬對強硬”的秘密

——漫談朝鮮的“先軍政治”

★郭松民

這些年來，朝鮮，這個神秘的國度，總是會讓國際預言家們大跌眼鏡；金正日，這位國際舞臺上特立獨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更是常常讓他們迷惑不解。

比如，人們不能理解，朝鮮每年的GDP僅400億美元，連美國13.7萬億美元的零頭都不到，為什么敢于“以超強硬對強硬”的姿態和美國掰腕子？

比如，預言家已經不止一次地預言會朝鮮懾服于美國的軍事壓力，但她為什么至今不肯低下高傲的頭？

再比如，不少預言家都斷言朝鮮無法度過這個冬天，但一個又一個冬天過去了，為什么朝鮮仍然堅如磐石？

一個最新的例子是，朝鮮的“超強硬”終于又讓美國的“強硬”顯得硬度不夠：根據六方會談所達成的協議，今年6月26日，朝鮮提交了有關核計劃的申報書，美國也于當日啟動了把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的程序。但后來美國又節外生枝，不肯除名了。針對美國的態度，朝鮮旋即宣布停止寧邊核設施的去功能化作業，跟著又著手恢復寧邊核設施。幾天之后，美國助理國務卿希爾匆匆跨過“三八線”訪問了朝鮮，希爾離開平壤后不久，美國就宣布將朝鮮從“支恐”名單中除名并立即生效。

這次交手，朝鮮可謂既贏了面子又贏了里子，而美國，卻有一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狼狽，如果不是金融海嘯吸引了國際輿論的注意力，這件事還不知會被媒體炒成什么樣子。

美國在和朝鮮打交道的過程中，作出這樣的妥協并不是第一次。實際上，美國和一個被自己列入“支恐國家”名單，并加了種種惡謚如“暴政前哨國”、“流氓國家”、“邪惡軸心國”的國家坐下來談判，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妥協，美國向來是只愿意用經濟制裁，甚至大炮和導彈來同這樣的國家進行談判的。

不僅是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即便是在一些表面上看起來無關緊要的細節問題上，朝鮮也往往表現出了針鋒相對，毫不示弱的風格。1999年5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的特使佩里訪問了平壤，在他動身前，美國刻意加強了對南聯盟首都貝爾格萊德和塞爾維亞的轟炸力度，使之達到了開始轟炸以來最激烈的程度，無疑，美國此舉這是對朝鮮的一種警告和威脅，好比到別人家去做客之前，先掏出手槍對空鳴槍一樣，無賴而又霸氣。

金正日隨即還以顏色，朝中社很快報道了他視察朝鮮人民軍“近衛漢城金策第四步兵師”的消息——和過去報道視察消息時只公布部隊代號不同，這次破例地公開了被視察部隊的正式番號，這樣一來，世界輿論界和軍事界都開始關心“第四步兵師”的來歷了。

原來，在朝鮮戰爭初期，第四步兵師是在漢城戰役和大田戰役等許多戰役中，以英勇善戰而聞名的鋼鐵部隊，是全殲了包括師長迪安少將在內的美第二十四師的英雄部隊。金正日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回答了美國的鳴槍警告，決不讓美國在心理上占上風。聯想到正是在1999年5月，作為核大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無端被炸，中國卻選擇了唾面自干的策略，不禁讓人感慨系之。

人們不禁要問，朝鮮能夠推行這種“毫不妥協的富有原則性”的外交，其背后的實力、“底氣”，究竟來自何方呢？

一般的觀察家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往往只愿意從地緣政治環境的角度去尋找原因。但地緣政治環境說到底僅僅是一種外因，況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朝鮮的地緣政治環境并不好：俄羅斯自顧不暇，中國韜光養晦。事實上，正是這種不利的地緣政治格局才使得朝鮮把實現對美外交的突破，看作是一件緊迫的事。

如果外因不是主要的話，那么我們就只能到朝鮮的內政中去尋找內因。

遺憾的是，今天人們在評價朝鮮的內政時，往往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偏見，滿足于給她貼上“專制”、“封閉”、“貧困”等標簽，而根本不愿意做任何冷靜、客觀的分析。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一點上，倒是朝鮮的老冤家美國的看法更加實事求是。佩里在訪問了平壤后發表了《佩里報告》，指出：跟巴格達或貝爾格萊德不同，平壤不能用武力屈服，應該用和平方法解決美朝關系。

在我看來，朝鮮之所以能夠在外交上保持“超強硬”，就內因而言，朝鮮推行的“先軍政治”實在是一個重要因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朝鮮敢于實行“毫不妥協的富有原則性”外交的真正原因。

“先軍政治”的誕生，和冷戰結束后的世界形勢以及金日成主席去世后的朝鮮國內形勢是分不開的——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朝鮮發現自己在國際上處境簡直可以用“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來形容。沒有人相信朝鮮能夠長久撐下去，許多西方政客斷言朝鮮很快將出現改變甚至劇變。但是，金正日否定了這種論調，他說：“不要期待我有什么變化。”“社會主義，保住它就是勝利，拋棄它就是滅亡。”

1995年元旦，金正日在金日成去世后首次公開露面，就是視察人民軍某部，世界從這一舉措中找到了對所關心的國際問題的答案，因為這反映了他要依靠軍隊闖過艱難險阻、開拓未來的政治決心和意圖。

和朝鮮在國際社會中近似“武裝割據”的局面相適應，金正日提出了“先軍政治”。他解釋說：“我們的領導是以軍事為重的領導，我們的政治是以軍事為重的政治”。“先軍政治”就是不僅要把軍隊作為“保住社會主義”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要把軍隊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金正日的“先軍政治”為朝鮮的國家政治體制所保證。1998年9月，朝鮮第十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修改了憲法，將朝鮮國防委員會直接改設在最高人民會議下面，其法律地位、組成、任務和權限要比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內閣、地方權力機構、司法檢察機構要高。

相應，金正日擔任的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朝鮮媒體如此報道：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肩負的是國家神圣的最高職責，象征祖國榮譽和民族尊嚴，統轄和指揮國家的整個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組織并領導維護社會主義祖國的國家體制，維護人民的命運，加強并發展國家的防衛力量和整體國力的工作。

需要強調的是，新的朝鮮國家體制并不是把國家機構本身改編成軍事體制，而是在正常國家體制內，保證重視軍事，最大限度地提高軍事領域的地位和作用。

在朝鮮，先軍政治，意味著把軍事作為第一國事，首先致力于加強軍事力量。也就是說，在制定路線和政策時，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社會所有群體中，首先要把軍隊建設成為最精銳的突擊力量和主力軍；

在朝鮮，先軍政治，還意味著要求人們在處理政治與軍事的相互關系中，把軍隊放在政治的中心；

在朝鮮，先軍政治，還意味著要加大對國防的投資，從而保證武器裝備達到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朝鮮認為，只有軍隊能夠保證國家和民族的主權不受任何敵對勢力的侵犯，才能夠切實保障人民作為社會主人的地位。

但朝鮮的先軍政治，也并不像外界所想像的那樣，僅僅是軍隊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占盡優勢，也包括軍隊要成為“強盛國家建設的直接承擔者”，金正日強調說：“祖國的保衛者、人民幸福的創造者——人民軍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應當成為先鋒隊。”

響應金正日的號召，人民軍也相應地提出了“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都讓我們包下來”的口號，積極投入到朝鮮的國家經濟建設和基本建設的主戰線。

比如，人民軍曾積極投入全國平整土地的工程中去，僅在江原道，原有的總長達1.2萬多公里的田埂，在工程結束后減少到了5600多公里，原有的23.38萬多塊的水旱田變為6.55萬多塊規格田，真正實現了規模化、集約化，并為農業機械的大規模使用創造了條件，而由此增加的耕地面積，更是多達1760公頃。

此外，人民軍在搶險救災、筑路架橋甚至旅游景區的修建中，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先軍政治的引導下，朝鮮實現了全國軍民的“一心團結”，這種團結煥發出了巨大的力量，這是那些只知道計算GDP，只懂得“悶聲發大財”的人所無法理解的，但卻使得朝鮮外交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正是在先軍政治和“一心團結”的基礎上，朝鮮把“主體方式”、“我們自己的方式”規定為國家政治的基本方向，提出：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和行動，根據自己國家的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決定政策，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一切問題。

面對“國際社會”的制裁和封鎖，朝鮮的主張和立場是：制裁或封鎖隨你們的便，我們決不做別人的奴隸——正是這一立場，揭開了朝鮮外交的主要謎底。

的確，朝鮮的“先軍政治”是捍衛朝鮮主權和尊嚴的強有力的政治，任何觀察家或預言家,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去尋找朝鮮敢于“以超強硬對強硬”的原因，而只是帶著一堆先入為主的偏見去分析朝鮮的局勢和走向，則跌破眼鏡恐將是唯一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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