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經過兩伊戰(zhàn)爭和海灣戰(zhàn)爭，以及海灣戰(zhàn)爭后長達十多年的制裁和封鎖，伊拉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已經大大削弱。聯合國武器檢查小組也一再報告說，伊拉克90％以上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已經被銷毀。美國軍隊開始轟炸伊拉克三天之后，美國也承認其特種部隊沒有找到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為什么美國要對這樣一個既貧又弱的國家大開殺戒呢？
　　大家一般都認為，控制中東地區(qū)的石油是美國開戰(zhàn)的理由。不錯，石油既是中東之寶，也是中東之禍。美國二戰(zhàn)后的全部中東戰(zhàn)略都是圍繞著石油展開的。然而，中東戰(zhàn)略僅僅是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必須與美國對歐洲、俄羅斯、中國等地區(qū)的戰(zhàn)略相協調，也必須與對泛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戰(zhàn)略相協調。為什么這次美國不惜損害與歐洲大國、俄羅斯的關系，不惜使自己民主、自由的形象受損害，不惜冒著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為敵的風險，不惜冒美國本地遭受更大規(guī)模的恐怖主義襲擊的風險，撇開聯合國憲章，甚至在北方戰(zhàn)線無法開辟，戰(zhàn)役準備很不充分的情況下，發(fā)動對伊拉克的入侵呢？
　　搞清楚這場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美國和世界的走向，也有助于中國認清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方位，從而制定正確的外交戰(zhàn)略，使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1996年夏，我曾經在大連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發(fā)表了題為《世界未來走向初探》一文，此文于1999年4月結合美國侵略南斯拉夫戰(zhàn)爭，又以《世界戰(zhàn)略格局走向淺析》為題在《中國婦女報》頭版通欄標題發(fā)表。此后，我與國內外許多朋友交換過文章的主要觀點，有美國的學者，有歐洲議會的朋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還有美國民主黨人士，當然更多地是國內學者，有討論，也有辯論，也有情況的交流。此間，我還接觸到了世界體系論歷史學家沃勒斯坦的著作，以及反省歐洲中心論、批判世界體系論的力作，弗蘭克·貢德的《白銀資本》，既開闊了歷史視野，又進一步加強了此前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此后美國和世界經濟果然落入了新一輪蕭條，美國一極獨霸的態(tài)勢迫使法德俄進一步接近，事態(tài)的發(fā)展和我的分析基本一致。這樣，原先的觀點進一步明朗和豐富起來。我現在可以進一步判斷，美國侵略伊拉克戰(zhàn)爭將開啟新的世界戰(zhàn)爭時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塑造了戰(zhàn)后西方經濟政治軍事格局
　　蘇聯和美、英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本來是不共戴天的仇敵。當希特勒侵吞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地區(qū)時，英法一味綏靖讓步，希望將禍水東引，讓蘇德兩國鷸蚌相爭。不料，德國轉身滅掉法國，轟炸英國，然后向東進攻蘇聯，迫使英國、美國與蘇聯結成同盟。戰(zhàn)爭結束時，歐洲大陸、英倫三島和日本列島均遭戰(zhàn)火蹂躪，工業(yè)和交通設施被廣泛破壞，生產乏力，物品短缺。美國本土不僅沒有受到戰(zhàn)火，反而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而生產能力大增。早在戰(zhàn)爭結束前的1943年，美國壟斷資本家們就在盤算著在戰(zhàn)后利用自身強大的工業(yè)競爭力，徹底消滅競爭對手，獨家壟斷西方世界市場。為了順利占領各國市場，美國政客們已經準備好了一整套宣揚自由貿易的說辭，和實施自由貿易的機制。這就是黃金與美國掛勾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戰(zhàn)爭一結束，美國就以防止德日軍國主義集團再次崛起為由，制定并實施了拆毀日本和德國重工業(yè)的嚴厲計劃；另一方面，則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迅速轉產小轎車，杜邦公司迅速轉產日化產品，美國各大企業(yè)的產品源源不斷地出現在歐洲和日本的貨架上，給歐洲各國和日本經濟以雪上加霜的打擊。然而，這樣一來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各國的企業(yè)紛紛倒閉，饑餓的工人天天上街游行示威，各國共產黨日趨強大，眼看著要被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所“赤化”。在邱吉爾首相鐵幕演說的提示下，美國政、商、軍各界精英終于統(tǒng)一認識，將二戰(zhàn)期間的盟友蘇聯當作美國的主要敵人，確立對蘇冷戰(zhàn)的作為美國戰(zhàn)后的頭等國策。冷戰(zhàn)是二戰(zhàn)后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根本格局。這個格局既主導西方世界的事務，也主導了東方世界的事務。為了贏得冷戰(zhàn)，必須將歐洲和日本建設成對蘇冷戰(zhàn)的東西兩翼陣地，就必須使歐洲和日本經濟強大起來。因此，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度轉彎，從消滅競爭對手到扶持競爭對手。其主要措施有五：一是停止執(zhí)行拆毀德、日重工業(yè)計劃；二是美國獨家負擔冷戰(zhàn)期間的大部分軍事開支，使歐洲各國和日本可以將軍費減少到最低點，從而加快經濟建設速度；三是增加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力度，并允許援助工業(yè)項目建設；四是允許日元、馬克、法郎和英鎊大幅度貶值；五是放慢貿易自由化的步伐。其綜合結果相當于美國單方面開放本國市場，而允許歐洲各國和日本單方面貿易保護，從而使歐洲和日本的企業(yè)得到喘息機會和發(fā)展空間。
　　這種以美國超強經濟競爭力為前提的單方面自由貿易政策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經濟的持續(xù)長達20多年的繁榮，史稱戰(zhàn)后西方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由于歐洲和日本經濟恢復增長，美國對日本和歐洲出口的絕對量也不斷擴大，而美國市場的擴大又反過來促進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增長。這相當于國際經濟的“新政”。由于強勢集團自我克制，財富分配相對均衡，工資不斷上漲，需求不斷擴大，經濟增長強勁。但是，另一方面，繁榮的代價是美國競爭力的削弱。這一時期，西德和日本的經濟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長，而美國經濟的年增長僅為3-4%。20多年以后，美國在西方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從戰(zhàn)后初期的一半下降到1975年的24.5%。日本和歐洲，特別是德國的產品充斥美國貨架，美國從巨額貿易順差轉為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大量美元外流，美國出現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黃金危機”，最后，美國賴賬，宣布美元不再能自動到美國金庫兌換黃金，固定匯率制度崩潰。這舉標志著二戰(zhàn)后西方世界內部的經濟格局發(fā)生根本改變，從美國獨強、競爭緩和，到三強并立、競爭激化。
　　二、競爭激化、全球化與滯脹
　　為了恢復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美元與黃金脫勾的同時，美元大幅度貶值，美國國會還制定了特別301條款，來保護本國市場。更加有意義的是，美國加快了向貧窮的發(fā)展中國家轉移生產的步伐，歐洲和日本企業(yè)也都加入到這輪產業(yè)轉移大潮，以致出現所謂“夕陽工業(yè)”和“朝陽工業(yè)”之分。
　　由此可見，三大經濟區(qū)域間的競爭激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源頭。盡管當時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沒有流行，但是降低成本的壓力卻在促成跨國公司向發(fā)展中國家投資，而發(fā)展中國家也受到短期經濟誘惑而謹慎地歡迎外國直接投資。隨之，西方世界經濟地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需求持續(xù)下降，世界經濟陷入停滯和衰退。我們來考慮一個簡單的模型。當美國汽車公司關閉底特律的汽車廠，而代之以開設在墨西哥的新工廠時，美國失去了一個30000美元的工作崗位，而墨西哥得到了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崗位。在不考慮第二級效應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將失去27000美元的需求。如果考慮第二級效應，則減少下來的27千美元的部分將使汽車價格下降（例如9000美元），部分將成為美國汽車公司的新增利潤（如，18000美元），新增利潤部分用于增加高級管理人員的薪水（如，9000美元），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如，9000美元）。對于墨西哥來說，如果該工廠生產的汽車完全外銷，則凈得3000美元的需求。如果可以內銷，則內銷的汽車將對本國汽車工業(yè)構成實質性傾銷，從而使墨西哥失去5個500美元的低工資工作崗位。如果把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則產業(yè)轉移一方面縮小了需求，另一方面擴大了生產投資。兩者綜合的結果則是需求不足，投資和生產能力過剩，經濟衰退。這是七十年代經濟停滯的根本原因。
　　其次，發(fā)達國家工人失業(yè)增加，工資下降，而高級管理人員薪水則直線上升，工人運動且戰(zhàn)且退，終于潰敗，社會財富分配從橄欖型向上小下大的X型方向演化。失業(yè)率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自然失業(yè)率是前一時期的一倍左右。在新自由主義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八十年代以后，這種趨勢加速發(fā)展。1980年美國大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與普通藍領工人的薪水比為40：1，至1990年該比例上升到85：1，1997年為326：1，1999年為475：1。與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相應，那些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商店倒閉（如美國的西爾斯百貨），而服務于兩極的商店崛起（如以廉價著稱的沃爾瑪和服務于百萬富翁的Bloomingdale’s。參見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第3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三，由于高耗能、高污染和勞動密集型的汽車、鋼鐵、造船、化工等制造業(yè)大量被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發(fā)達國家越來越像管理全球企業(yè)的總部，靠管理、設計、會計、金融、法律、廣告等服務業(yè)控制全球經濟的運行，第三產業(yè)的比例迅速上升。為此，一些經濟學家驚呼“產業(yè)空心化”。而事實上，發(fā)達國家恰恰是把非核心環(huán)節(jié)轉移到了發(fā)展中國家，而把高技術、高利潤的核心產業(yè)留給了自己，因此是“產業(yè)核心化”。
　　第四，發(fā)展中國家一部分由于接受轉移來的產業(yè)而成為新興國家，另一部分則由于成為發(fā)達國家激烈競爭的產品傾銷地而無法保護自己的市場，造成企業(yè)倒閉，工人失業(yè)，經濟蕭條，債臺高筑，社會動蕩。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新興小國（或地區(qū)），即所謂“四小龍”（南朝鮮，臺灣，香港，新加坡）和“四小虎”（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恰好分布在紅色中國周圍，成為西方世界展示資本主義模式優(yōu)越性的窗口，客觀上有助于西方冷戰(zhàn)的心理攻勢。這真是叫“化腐朽為神奇”。全局性危機卻在局部地區(qū)制造了經濟“奇跡”，而這種產生于世界經濟結構和危機的“奇跡”又被孤立起來，成為制度萬能論者推銷市場經濟的樣板。事實上，同為市場經濟的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正是在這一時期落入了發(fā)展的陷阱。非洲成為“第四世界”，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在八十年代初期爆發(fā)。
　　美國增強國際經濟競爭力的另一重要手段，美元貶值，則造成了各國貨幣輪番貶值，從而使各國通貨膨脹率均居高不下。如果沒有1973年的石油危機，七十年代的西方經濟仍然將是停滯加膨脹，即所謂“滯脹”。石油危機只是從兩方面加深了滯脹，油價上漲是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油價上漲造成的購買力下降則是世界經濟需求萎縮的成份之一。
　　油價上漲還產生一個副產品，即形成大量石油美元。產油國突然間收入大增，一時無法花掉，都紛紛將資金存入歐洲和美國的銀行。石油美元和與經濟危機相關的過剩資本一道，使全球實際利率降低到零以下。銀行急于將過剩資本貸出去，而非產油國的發(fā)展中國家無法拒絕如此廉價的資金，于是大量資本被投入到非產油國的電站、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上，埋下了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的禍根。對于發(fā)達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分裂第三世界國家的機會，也是轉嫁石油危機的一種手法。
　　滯脹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預見過的現象。凱恩斯模型所處理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有單一的、可控制的貨幣，有統(tǒng)一的中央政府。這樣，在經濟停滯、失業(yè)上升、通貨緊縮，可以用降低利率、增加公共投資來擺脫停滯；當經濟繁榮、失業(yè)減少但通貨膨脹時，可以用增加利率、縮減公共投資的方法來冷卻經濟，擺脫通貨膨脹。然而，在國際經濟聯系密切，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卻又缺乏一個世界政府和單一世界貨幣時，凱恩斯的一國藥方就失效了。當競爭中的任何一國提高利率時，其結果可能不是減少投資，而是吸引外國資金流入，從而加速通貨膨脹；反過來，當競爭中的任何一國降低利率時，其結果可能不是鼓勵投資，而是促使資本流出本國，從而加劇經濟停滯。當一國增加公共投資時，投資的擴張效應的相當部分可能被外國企業(yè)所享受；相應地，當一國減少投資時，投資的收縮效應也會大大削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國貨幣貶值將會使其出口競爭力增強，從而恢復經濟增長，但其效果很快就會被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所抵消。這樣，擺脫停止的藥方會加劇通貨膨脹，而治療通貨膨脹的藥方又會加劇停滯。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西方經濟就一直在滯脹中掙扎。
　　由于滯脹的根源在于國際競爭激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和浮動匯率制，要擺脫滯脹就必然要從根本上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隨著滯脹的持續(xù)，各國，特別是美國在探索著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根本措施。美國經濟地位迅速下降是國際競爭激化的直接原因，美國的滯脹也比德國和日本更加嚴重，因此，美國特別急于擺脫現狀。理論上，美國可以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幅度削減工資，從而降低生活水平，減少稅收，從而削減軍費以及政府部門的奢侈開銷，這樣就可以作為一個普通國家恢復國際經濟競爭力；第二種是干脆放棄恢復國際經濟競爭力，利用自身的強大武力，使自己成為西方世界政府，靠收稅和發(fā)行世界貨幣度日。
　　顯然，第一種選擇意味著美國上下要勒緊褲帶，為長期以來過度富裕的生活支付賬單。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全球化和美元貶值增強國際競爭力就屬于第一種選擇。但是，正是這種選擇導致了整個七十年代美國經濟滯脹，失業(yè)率猛增，社會矛盾激化。于是，美國想到了自身的特殊性，即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和西方世界盟主地位的強大軍事力量的擁有者，選擇了第二種方案，走上以武力為后盾掠奪全球的道路。這是必要與可行的一致。客觀上，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冷戰(zhàn)軍備競爭期間，美國軍工利益集團高度膨脹，軍事工業(yè)的產業(yè)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4到1/3。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接受國防部訂單的大軍火商，如波音公司、通用汽車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等，同時也是民用工業(yè)的巨頭。因此他們有足夠的力量操縱輿論，左右政局。為了能夠使武器裝備的采購經費不斷增長，軍工利益集團必須將整個美國拖下水，使美國的軍事力量成為美國人高生活水平的支柱。這樣，軍國主義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就結合起來了。
　　構成軍國主義化的核心力量是美國軍工利益集團，圍繞其左右的是石油利益集團和金融利益集團，關系稍遠的是汽車利益集團。這四大利益集團控制著美國經濟的2/3以上。在美國，它們的代表常常被稱為保守派或鷹派，我看，更加準確的稱呼應該是軍國主義派。軍國主義集團左右美國政局并非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民主黨總統(tǒng)約翰·肯尼迪被刺就是這一集團所為。盡管肯尼迪也熱衷于擴張侵略，但由于肯尼迪反對更深地卷入越南戰(zhàn)爭，成為共和黨鷹派的眼中釘。肯尼迪死后，繼任者民主黨總統(tǒng)約翰遜投靠共和黨鷹派，制造東京灣事件，開始對越南進行大規(guī)模轟炸，戰(zhàn)爭一次又一次升級，美國越來越深地陷入戰(zhàn)爭泥潭。1968年北越發(fā)動春季攻勢后，軍國主義集團內部開始分裂。1968年，約翰·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tǒng)，再次被鷹派力量暗殺。鷹派代表人物的尼克松（共和黨）上臺執(zhí)政。但是迫于國內外強大的反戰(zhàn)壓力，迫于美國戰(zhàn)爭能力的損耗和經濟衰退的加深，卻不得不以且戰(zhàn)且退的方式結束戰(zhàn)爭。越戰(zhàn)失敗給鷹派以重大創(chuàng)傷，尼克松又因水門事件而下臺。民主黨人士杰米·卡特執(zhí)政，美國總算得到一個休養(yǎng)生息的時期。但是，鷹派在美國經濟和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動搖，他們在尋找東山再起的理由和時機。這一次，不再以反共產主義為理由，而以反滯脹為理由。1979年，鷹派人物保羅·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將美元實際利率從七十年代的1%左右急劇提高到8%左右。此舉標志著美元和原子彈的親密聯姻。不久，鷹派的又一核心人物里根上臺，與英國首相撒切爾一道發(fā)動新自由主義革命，削減富人的稅收和窮人的福利，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機構推動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世界經濟真的開始了“有控制的解體”進程（保羅·沃爾克競選美聯儲主席時承諾的競選政策）。
　　三、軍國主義道路與普通國家道路的斗爭
　　這一“有控制的解體”進程就像一場持久的全球經濟地震。世界經濟真實需求進一步下降，美日歐三大經濟板塊關系失衡，跨國公司占領了國際經濟和政治的制高點，世界各國債務都急劇上升，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債務國和貿易赤字國，匯率動蕩不定，經濟日益泡沫化。
　　但是，這場經濟地震對于美軍國主義集團來說卻是好事。在高昂的美元利率刺激下，投資和消費都受到了抑制，多年的通貨膨脹消失了，但世界經濟的需求也下降了。靠發(fā)行美元債務形成的虛擬需求成了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歐洲和日本源源不斷地向美國出口貨物，換回美元，又用美元來購買美國國債。這樣，在長期的強勢美元政策下，美國成了吸引世界各國資金的黑洞，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國際債務越來越龐大，日本和歐洲越來越依靠美國的虛擬需求，三大經濟板塊間的關系就越來越失衡，美國越來越成為靠武力發(fā)行債務的全球掠奪者。2002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達到4600億美元，再次刷新歷史紀錄。里根上任之初，美國狹義政府債務為8589億美元（1979年），卸任時債務增長至26000億美元（1988年）。布什總統(tǒng)蕭規(guī)曹隨，繼續(xù)赤字財政。到1994時，美國政府債務增長到40000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2600億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yè)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yè)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
　　軍國主義集團清醒地認識，這種免費午餐是不可能長期吃下去的，終有一天美元會被拋售，這種畸形的世界金融和經濟秩序將崩潰。在清算到來的那一天，真正發(fā)揮作用的仍將是武力。因此，軍國主義者以冷戰(zhàn)的名義大力擴充軍備，搞星球大戰(zhàn)計劃。這是一箭三雕的高招：既加強了對蘇聯的冷戰(zhàn)攻勢，又支撐著強勢美元，維護著對美有利的國際經濟秩序，又是實實在在落到軍工集團口袋里的利潤。
　　軍國主義集團常常與富人的利益重合。強勢美元政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相結合，迫使美國大量的生產型企業(yè)外遷至發(fā)展中國家，造成國內失業(yè)率上升。居高不下的失業(yè)率十分有利于資方打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強大的工會力量，削減工人的社會福利。當時的美國輿論就公認，里根的經濟政策是“劫貧濟富”，一方面打敗工會，削減福利，另一方面則削減富人的所得稅，使美國貧富差距迅速拉大。
　　事后來看，里根不但是國內“劫貧濟富”的高手，更是國際“劫貧濟富”的大師。在高利率政策下，拉美和非洲各國在七十年代所借的債務利息驟增，1982年墨西哥率先爆發(fā)債務危機。盡管每年有巨額本息歸還（整個80年代，以利潤和債務本息形式流出拉美的資金，比以援助和投資形式流入該地區(qū)的資金多1860億美元。同期，拉美外逃的資本還有1810億美元），至1992年時，拉丁美洲的債務進一步膨脹到4250億美元。由于償還巨額外債，80年代拉丁美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下降1.2%，以至有“失落的十年”之稱。拉美經濟只是第三世界經濟（部分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例外）的一個縮影。1987年時，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升至10000億美元，約占第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各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被債務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時，這一債務總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增長至將近20000億美元。
　　美國軍國主義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八十年代前期，隨著美國貿易赤字急劇增大，失業(yè)率上升，普通資本家集團和工人利益集團的反彈日益強勁。這股力量的政治代表是民主黨，他們要求美國縮小貿易赤字，限制投資和就業(yè)機會外流，降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恢復經濟的真實增長。這就有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國和歐洲聯合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此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對于軍國主義集團來說，這此雖然不符合他們的既定戰(zhàn)略，但是美元優(yōu)勢不能僅僅靠武力和高利率來維持。如果美國經濟地位衰落過快，美元崩潰的日子就會加速到來。相反，如果美國經濟地位衰落得較慢，或者有起伏，則美元的內在吸引力衰落得較慢，強勢美元政策可以較持久。因此，美元暫時貶值的政策是可以被軍國主義集團接受的。
　　但是，美國經濟地位的衰落是二戰(zhàn)后西方世界經濟的長期趨勢。通過迅速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生產基地，日本企業(yè)界成功地應對了日元升值的威脅，美國的貿易逆差一度縮小后又進一步擴大。日元升值雖然沒有影響日本產業(yè)的國際競爭力，但卻使日本的股市、房市和金融市場高度泡沫化，日本人開始大量到海外旅游，購買美國和歐洲的資產。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日本的內需急劇萎縮。日元基準利率下調至0.5%,，日本國債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0%，但仍然不能啟動日本內需。內需不振進一步增強了日本企業(yè)削減成本的能力，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對美貿易更大規(guī)模的順差。
　　在強烈的國際競爭壓力下，歐洲的失業(yè)率高居三大經濟區(qū)域的榜首。因此，歐洲各國政府也被迫采取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增加公共投資，調低銀行利率，以擴大內需。至1992年歐洲各國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時，不得不規(guī)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60%。與1970年以前相比，歐洲各國的債務數額都有了驚人的上升。
　　這是世界經濟進入蕭條期的明顯標志：低利率，高負債，低增長率，高失業(yè)率。世界經濟的蕭條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特點、時期和表現方式。在美國，經過廣場協議后的短暫繁榮，美國經濟自1987年股市危機起開始走下坡路，于1990年至1992年期間進入嚴重蕭條。圍繞著如何走出蕭條，軍國主義力量與普通國家力量又一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標志是1992年的總統(tǒng)大選。
　　參加1992年大選角逐的是現任總統(tǒng)布什和阿肯色州長克林頓。在1988年至1992年的布什任期內，蘇聯陣營土崩瓦解，冷戰(zhàn)對手突然消失，40年多的冷戰(zhàn)成果被老布什一手摘走。緊接著，美國又以“零傷亡”打贏了海灣戰(zhàn)爭。這樣，越戰(zhàn)失敗以來籠罩在美國公眾心頭的失敗感和無力感被一掃而空，老布什不但成了鷹派的英雄，而且被輿論吹捧成美國的民族英雄。因此，老布什追求連任志在必得。對陣的另一方卻名不見經傳，平民出身，尚未認同或屈服于鷹派的核心決策，主張保護國內市場，削減貿易和財政赤字，增加就業(yè)。老布什任期內雖然外交成績輝煌，但國內經濟卻由陰轉雨，陰雨連綿。因此，克林頓一路過關斬將贏得了大選。克林頓上任后著力加強貿易保護，以強硬的態(tài)勢與日本、歐洲談判，汽車戰(zhàn)、鋼鐵戰(zhàn)成為報紙的通欄標題。另一方面則是以冷戰(zhàn)結束為由，連年削減軍費，以減少財政赤字。到克林頓任期結束時，赤字已經大大減少，甚至略有結余了。克林頓是幸運的。在他的任期內，歐洲和日本經濟一直低迷蕭條，只有美國經濟一枝獨秀。這既歸功于克林頓的貿易保護政策，又受益于鷹派的強勢美元政策。到第二任期時，美國經濟的繁榮主要依靠源源不斷流入美國的外來資金。日本、歐洲的低利率，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趕到美國，使美國的股票市場一路狂漲，風險投資猛增，從而投資和消費需求強勁，經濟繁榮。但是，在鷹派看來，克林頓無疑是個異己分子，必須去之方能后快。于是，克林頓緋聞不斷，先是瓊斯案，后是萊文斯基案。美國總統(tǒng)私生活檢點的不多，放蕩的不少。約翰·肯尼迪是出名的花花公子，但卻一直被美國公眾和歷史學家頌揚。為什么單單克林頓的緋聞會成為重大政治新聞呢？這背后就是鷹派的操縱。萊文斯基案的細節(jié)十分豐富，令人不能不想到萊文斯基可能是鷹派安插到白宮的一個誘餌。1998年底，國會彈劾克林頓達到高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彈劾活劇就在高潮嘎然而止。與此同時，克林頓批準一項大幅度增加軍費的法案（今后10年每年增加1000億美元）。3個月以后，美國軍隊就對南斯拉夫發(fā)動轟炸。可以判斷，克林頓終于向鷹派低頭，兩者做了一筆骯臟的交易。有人打趣說，這是用南斯拉夫人的生命去清洗萊文斯基裙子上的血污。在最后二年時間里，克林頓事實上已經成了軍國主義集團的傀儡。
　　2000年大選時，小布什和戈爾角逐總統(tǒng)寶座。小布什對內政外交一無所知，但卻出身于富豪圈，有一個當過總統(tǒng)的父親，是這個軍國主義集團的寵兒。他的競選經費是不但大大超過戈爾，而且大大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當選的總統(tǒng)。遺憾的是，盡管布什的競選經費是戈爾的三到四倍，但兩人的勝負卻要靠最后幾十張選票決定，打破了美國選舉史上競選經費與選票大體相應的慣例。據最保守的估計，小布什內閣成員的平均擁有財富達1090萬美元。可以判斷，這是一個沒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軍國主義內閣。小布什上臺伊始，就琢磨著如何發(fā)動戰(zhàn)爭。根據巴爾的摩太陽報3月16日報道，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國安全會議上，布什就下決心出動地面部隊攻擊伊拉克，以推翻薩達姆政權。正在小布什苦于尋找發(fā)動戰(zhàn)爭的借口時，“9·11”事件發(fā)生了。事件當天，美國主要報紙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報》等紛紛用“美國受到攻擊”、“新的珍珠港事件”、“美國處于戰(zhàn)爭中”等標題報道此事。一般人會很奇怪，這明明是一起大規(guī)模恐怖襲擊，怎么將它描述成了一場戰(zhàn)爭呢？其實，這恐怕是軍國主義政府迅速利用該事件煽動美國公眾的手法。珍珠港事件有另一種解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之前，德國橫掃歐洲大陸，英國遭到大規(guī)模轟炸，蘇聯亦似乎危在旦夕。日本占領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歐亞大陸眼看著將要被德意日軸心國控制。一旦德意日得手，則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利益將受到重大損失，美國的勢力將被局限在南北美洲。羅斯福政府希望美國能夠參戰(zhàn)，阻擋軸心國的前進步伐，但美國公眾普遍反對參戰(zhàn)，繼續(xù)在做著火中取栗的美夢。為了徹底打退美國公眾的反參戰(zhàn)情緒，羅斯福聽任珍珠港被襲擊。事后大量研究表明，羅斯福是早就得到了大量日本可能發(fā)動襲擊的情報，但卻置之一旁。一旦珍珠港被襲，美國群情激奮，參戰(zhàn)動員就完成了。與此驚人相似的是，在“9·11”事件后，民主黨議員披露了大量證據，表明小布什當局已經得到多方情報，知道即將發(fā)生一場大規(guī)模的恐怖襲擊，但小布什置若罔聞。因此，民主黨不斷追問：“總統(tǒng)知不知道？”兩者所不同的是，聽任珍珠港事件發(fā)生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公益，而聽任“9·11”事件發(fā)生則是為了軍國主義集團的一己私利。前者阻止了法西斯主義的蔓延，而后者是新法西斯主義蔓延的關鍵步驟。不用說，美國又一次群情激奮。這樣，小布什當局就可以撇開聯合國，用北約的名義入侵阿富汗；緊接著又撇開北約，撇開法德，冒著促使法德與俄羅斯靠攏的危險入侵伊拉克。
　　因此可以說，“9·11”事件是軍國主義集團打敗普通國家集團的轉折點。普通國家集團還會不會東山再起？在相當程度上，這將取決于這場侵伊戰(zhàn)爭。如果對伊作戰(zhàn)順利，軍國主義集團將會趾高氣揚，小布什可能連任，新的戰(zhàn)爭又將開局；如果對伊作戰(zhàn)失利，則軍國主義集團將會被迫消沉一段時間，民主黨總統(tǒng)可能上臺。問題是，軍國主義集團失利后，美元必將崩潰，世界經濟蕭條必將進一步加深。蕭條總是有利于軍國主義集團。杰米·卡特在70年代中后期的滯脹中無所作為，新的民主黨總統(tǒng)也將被大蕭條掃蕩。這意味著，無論對伊作戰(zhàn)是否順利，軍國主義集團是否還有可能再受抑制，美國軍國主義化的大趨勢將難以逆轉。
　　四、兩極、單極到兩極
　　蘇聯解體是二戰(zhàn)后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此后，兩極爭霸的冷戰(zhàn)格局不復存在，各種力量重新組合。
　　一時間，美國似乎志得意滿。前蘇聯和東歐地區(qū)各國新政權不但親西方，而且親美。英法德日意各國仍在北約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束縛下，受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中國經濟日益離不開美國市場。非洲和中東地區(qū)各國既小且弱，無力對美國構成實質性挑戰(zhàn)。拉美本來就是美國的后院。因此，老布什政府躊躇滿志，提出美國要成為世界警察，建立世界新秩序。
　　然而，恰在此時，原西方陣營開始分裂。前面提到，為了對蘇冷戰(zhàn)的需要，美國扶植競爭對手，而自身的經濟實力則不斷衰落。相應地，歐洲各國和日本也能夠自覺維護美國盟主的領導。蘇聯解體后，共同的威脅不復存在，三大經濟區(qū)域間的失衡和沖突越來越嚴重。當美國以自身經濟利益要求歐洲各國和日本利益作用犧牲時，歐日方面的抱怨就越來越多。日本國土狹小、資源貧乏，雖然一再成為貿易戰(zhàn)的受害者，但卻缺乏歷史反省和大國胸懷，在政治上被亞洲各國孤立，因此不敢有挑戰(zhàn)美國的念頭。九十年代以來，日本國內政治越來越向右轉，外交戰(zhàn)略在搖擺中回到美國的懷抱。歐洲卻不然。二戰(zhàn)結束后，歐洲最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是法德兩國的靠攏。從五十年代的煤鋼共同體，到歐共體，到九十年代的歐盟，直至歐元的誕生，歐洲告別了相互廝殺的歷史，而成為一個日益團結的雄心勃勃的整體。歐洲一體化的動力則是法德兩國。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速，法德兩國的自信性日益增強，美國則越來越成為束縛歐洲獨立和發(fā)展的壓迫性力量，歐洲開始要求在軍事上擺脫令人窒息的“美國保護”。然而，在蘇聯解體之前，這種要求似乎既缺乏必要性，又缺乏可行性。蘇聯解體給以法德為核心的歐洲送來了一個重大歷史機遇。法德有錢但沒槍，俄羅斯有槍卻沒錢。兩者相互需要又近在咫尺，很難不越來越接近。經過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后，俄羅斯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一半以上，主要工業(yè)產品市場均被西方商品占領，成了靠出口石油、木材和其他原材料過日子的窮國。俄羅斯人漸漸認識到，他們的根本利益就在那幾千顆原子彈。但是這些原子彈既不可以拆毀（自殘手腳），又不可以出售（有核不擴散條約束縛），保存下去又需要付出高昂的維護成本。怎么辦呢？唯一的可能是與需要這些原子彈的國家結盟，即成為法德的保鏢。對于法德來說，與蘇聯結盟對抗美國是不設想的事。不但因為社會制度不同，而且因為蘇聯強大，一旦與之結盟必將受其轄制。但是，與貧窮而制度相同的俄羅斯結盟就完全可能了。俄國長期以來是歐洲的一員，曾經與西歐大國有過各種結盟。九十年代以來，德法就是俄羅斯的積極放貸人。在放貸過程中，德法已經充分感受到了作為歐洲富翁雇用世界最強悍的保鏢的意義。因此，法德俄的進一步接近直至成為政治經濟和軍事同盟，將是未來難以阻擋的歷史潮流。同樣，由于美國做夢都在想著拆毀、消除這幾千顆原子彈，美俄熱月就注定是短暫的，而美俄對立則是無法回避的。
　　美國的戰(zhàn)略家們害怕的正是這種前景，因此他們也在一切外交活動中避免、阻礙法德俄接近。然而，在這次侵伊戰(zhàn)爭中，美國居然促成了法德俄的接近。這一方面說明了美國已經被這個目光短淺、迷信武力的軍國主義集團所把持，另一方面也顯現出法德俄接近的歷史大趨勢。中國一些國際問題專家認為，盡管法德俄接近，但美國拉攏了一大批所謂的“新歐洲”國家，是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沉重打擊。這種看法恐怕是站在美國當局立場上的淺見。事實上，這次是法德第一次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向美國說不，因而是法德從而歐洲變得更加獨立和強硬的歷史標志。至于那些“新歐洲國家”，一旦看到法德俄成為自己身邊的新強權，是不難做出自己選擇的。甚至是美國的“貼身丫頭”英國，到時都有可能搖擺轉向。畢竟英吉利海峽隔不斷遠程大炮，而且二戰(zhàn)期間英國也已經飽嘗德國轟炸機的洗禮。不久以前英國公眾還不愿意使用歐元，現在如果投票選擇貨幣，歐元已經有可能勝出。法德俄過去是歐亞大陸相互競爭的老對手，如果這些老對手停止廝殺聯合行動，則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前景將被重新格式化。南面的中東和印度，東面的日本，東南方向的中國，西面的英國都將可能處在法德俄結盟的陰影下。
　　法德俄接近的進程可能會因美國軍國主義化而加速。如果此次侵伊戰(zhàn)爭順利，美國國內軍國主義力量將會增強，對外的侵略性會增長，法德俄的利益會進一步受到損害，它們靠攏的步伐也就會加快。反之，這一進程可能放慢。美國外交的靈活與德法俄各國外交的笨拙是否可能改變這一進程？理論上不是不可能。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由于長期獨霸世界政治舞臺而變得自以為是，其實力外交的成份大于智慧外交。其它各國則恰恰相反，長期小心謹慎地與美國周旋，變得十分周到而謹慎。俄羅斯的情況稍微特殊一些，蘇聯解體后一度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充滿了幻想，搞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經過十多年的挫折后，已經漸漸認識美國的真面目，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外交變得既靈活務實，又有原則和分寸。
　　如果上述分析大體符合歷史事實，則意味著世界新的一極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無論是新極的形成，還是舊極的衰落，常常都伴隨著戰(zhàn)爭的血腥。因此可以說，美伊戰(zhàn)爭將開啟新的世界戰(zhàn)爭時代。在這個時代，任何地區(qū)或局部的戰(zhàn)爭都將伴隨著新舊兩極爭霸，而且每戰(zhàn)都可能削弱舊極，加強新極，直至新舊兩極力量處于不穩(wěn)定的平衡中。美蘇冷戰(zhàn)是穩(wěn)定的兩極，但導致戰(zhàn)爭的常常是不穩(wěn)定的兩極或多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世界就處于不穩(wěn)定的平衡中。德國、日本和美國作為世界新的工業(yè)力量崛起，但它們卻都沒有英國、法國的遼闊殖民地，形成新舊兩種力量間的不穩(wěn)定平衡。一戰(zhàn)并未阻擋德國與日本的崛起，亦未阻擋大英帝國的衰落，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再次膨脹，爆發(f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現在，世界力量格局面臨著新的重大調整，美帝國的衰落正如法德俄集團的形成一樣不可阻擋，這難道不是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正在局部戰(zhàn)爭中孕育嗎？
　　為什么每戰(zhàn)都可能削弱舊極，加強新極呢？這是由美國軍國主義集團的特點決定的。像其它任何軍國主義集團一樣，它追求一己之私利，蔑視道義，迷信武力，特別是迷信先進武器。就局部地區(qū)戰(zhàn)爭而言，擁有最先進武器的美國不是不可能獲勝。但是，這種勝利將在兩方面付出重大代價。在具體戰(zhàn)場上，無道義的戰(zhàn)爭將損失更多的兵力和裝備。在國際舞臺上，無道義的戰(zhàn)爭將使人人自危，形成各種有形或無形、長期或短期的反霸聯盟，從而提高行使霸權的成本，降低其收益，直至收不抵支，虧損破產。
　　五、工業(yè)文明的末日掙扎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二戰(zhàn)后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格局的重大變化，指出了新的戰(zhàn)爭時代正在到來，新的世界大戰(zhàn)正在孕育之中。這一分析基本沒有借助其他新因素。也就是說，導致前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市場競爭和資本利潤制度仍然是孕育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溫床。那么未來的世界戰(zhàn)爭難道就沒有什么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嗎？
　　有。新特點還不少。例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削弱了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降低了爭奪殖民地、扶植代理人的必要。但是，美日歐三大經濟區(qū)域激烈競爭，美、歐分別形成了排他性的自由貿易區(qū)，區(qū)間壁壘加高，成為戰(zhàn)爭的新動因。又如，戰(zhàn)爭一旦開始就將是全球性的，美洲將第一次遭受大戰(zhàn)的蹂躪。
　　但是，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爭奪資源、特別是石油資源將成為戰(zhàn)爭的導火索。我們知道，石油是工業(yè)文明的血液。然而，從1859年第一桶石油開采起至今，不到150年時間，地球上數億年時間里積累起來的石油就已經被消耗得所剩無幾。據美國石油專家估計，2004年至2008年期間，世界石油生產將達到最高峰。該專家使用的模型曾經準確地預測了美國石油生產在1970年前后達到最高峰，因此有相當大的可信性。如果這一判斷成立，則消耗石油資源最多的美國、歐洲和日本將不得不面臨石油資源的爭奪戰(zhàn)。在美國獨霸的國際政治舞臺上，美國很難不考慮采取先發(fā)制人的手段攫取石油資源，并用石油控制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命脈。但是，無論石油資源如何分布和分配，這一資源都將在未來半個世紀內消耗殆盡。這意味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將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汽車將停在家里，高速公路將被閑置廢棄，空中旅行將重新變得稀少，巨大的城市可能不再宜人居住。為了保持已有的生活條件，各國和國內各社會階層都可能會拼命掙扎，以確保自己能夠獲取日益稀缺的資源。這樣，各種層次的戰(zhàn)爭將全面展開。
　　有人可能會問，技術進步不是可以找到新的能源嗎？核能、太陽能、生物能和風能難道不能代替石油和煤炭嗎？我曾經在《石油和美國中東戰(zhàn)略》（《讀書》雜志，2002年4月）一文中簡單分析過新能源的前景。這里我只想指出一點，所有這些新能源都是二戰(zhàn)以后早就在被開發(fā)利用的能源，但是二戰(zhàn)以后美國的全部中東戰(zhàn)略仍然是獲取那里的石油。為此，美國不惜投入遠遠超過新能源開發(fā)費用的軍費，不惜重金扶植一個遭世界各國譴責的恐怖主義國家——以色列，不惜挑起一場又一場的戰(zhàn)爭。我的結論是，從性能價格比看，石油作為能源和原材料的優(yōu)勢是不可替代的。這種資源的耗竭必將使目前已經達到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在這個強權橫行、兩極分化、人人利己的世界上，這種降低過程必將伴隨著一場場的戰(zhàn)爭。考慮到戰(zhàn)爭的非理性、非線性進程，考慮到原子武器和化學武器的運用，未來戰(zhàn)爭甚至有可能導致人類的毀滅。
　　從歷史長程看，工業(yè)文明如同人類突然找到了一種可以使自己興奮得進入天堂的毒品，形成了一種吸毒機制。吸食毒品越多，自我感覺越良好，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活力，但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毒品劑量。為了獲取毒品，強勢吸毒國家到處發(fā)現毒源，設立毒品加工廠，使世界各地都染上毒癮。在吸毒量能夠不斷增長時，各毒邦大體相安無事，毒邦內部也能建立利益分配的金字塔秩序。當吸毒量不斷萎縮時，毒邦內部和各毒邦間都將發(fā)生火拼。石油則是其中最為價廉物美的毒品。但是，短期吸毒的代價是長期死亡。在5000年人類歷史上，150年只是短短一瞬，相當于一位20歲青年的6個月青春期。這位青年本來可以長命百歲，但由于這6個月的放縱吸毒，從五臟六腑到神經毛發(fā)無一不興奮膨脹，身體各器官相互爭奪資源，畸形裂變而死。
　　實際上，工業(yè)文明不但將迅速耗竭資源，而且還嚴重地破壞著生態(tài)環(huán)境，使森林減少、土壤沙化、空氣和水污染。環(huán)境問題也許不象資源問題那么緊迫，但從長期來看，對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威脅更加嚴重。發(fā)達國家不僅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而且還將高污染工業(yè)和垃圾轉移到不發(fā)達國家。可以想見，環(huán)境問題也可能成為未來戰(zhàn)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這個意義上，即將到來的世界戰(zhàn)爭也是工業(yè)文明的末日掙扎。
　　六、政治文化日趨墮落
　　就在人類最需要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和克制力，以擺脫工業(yè)文明的毒癮，轉入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社會之際，各國領導集團卻都日趨淺薄和墮落，政治文化日益被商業(yè)文化所浸染，政治決策越來越像威尼斯商人的交易。
　　自私、貪婪和縱欲的商業(yè)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深入人心。按照歐洲中心論的說法，資本主義起源于文藝復興。然而，文藝復興的要害恰恰在于否定人的自我克制的必要性、合理性與可行性，提倡放縱欲望，追逐私利；否定并嘲諷人的精神需要，肯定并高揚人的物欲需要。相對于中世紀神學否定物欲，否定現世人生而言，文藝復興的確有其合理性。但是，文藝復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否定神權的同時，否定了任何普通人都存在的“神性”，即超越和克制自身、當下、物質利益，而追求長遠、整體、精神利益的特性，從而將人混同于一般動物，將人的獸性當成人性，開創(chuàng)了既充滿來自獸性的活力，又充滿來自獸性的殘酷和野蠻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古代哲學很好地處理了人的神性與獸性的關系。人來自獸，人有獸性。吃喝拉撒睡和性活動，這都是人與動物的共性，因而是獸性。人與獸之不同，在于人能夠有理性，有克制，能夠用長遠的、整體的利益來克制當下的、一己的利益。人不可能擺脫獸性，其實同樣不可能擺脫理性、從而神性。獸只管一頓吃飽喝足就可以了，人卻能夠也必須追求長遠的吃飽喝足，獸可以獨存，人卻必須與他人分工合作生活于一個社會之中，這就決定了人與獸的不同。由于認識到長遠和整體利益的存在，人不僅逐漸認識到克制與合作的需要，還體會到了克制與合作帶來的自信心的增強、友誼的溫暖和精神的愉悅，神性就逐漸占了上鋒，主導了獸性，人逐漸從自在存在變成了自為存在，這時候人才成為人。
　　文藝復興似乎也強調理性，但那只是工具理性，服務于人的獸性的欲望。各種各樣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是在滿足人的物質欲望，各樣各樣的武器都殺死他人而保存自己。因此，從否認“人的神性”的文藝復興論者看來，這個充斥著計算機、電話、汽車、飛機和原子彈的世界其實竟然是一個動物世界。正是這種哲學衍生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導致戰(zhàn)爭、大規(guī)模屠殺、集體營、原子彈和細菌戰(zhàn)；也是這種哲學，導致了今日世界的獸性膨脹、縱欲無度，導致了兩極分化、資源枯竭和環(huán)境危機。
　　文藝復興的獸性思潮從當初的萌芽到今日的泛濫經歷了長達500多年的歷史，其歷史合理性逐漸喪失，而其反動性、破壞性和毀滅性卻越來越令人擔心。在這500年里，這股獸性思潮雖然不斷壯大，被馬基雅維里、霍布斯、曼德威爾、亞當·斯密、斯賓塞、弗洛伊德、哈耶克等人當作論證的哲學基礎，也得到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甚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呼應（惡是歷史前進的杠桿），但是并非全無阻擋。例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強調人人可以因信稱義，將人的精神性追求與教會的糜爛腐朽剝離開來，在批評教會、教士的同時，保留了人與上帝直接溝通的能力和權力，即保留了人對超越性事物的認識和追求。又如影響法國大革命的盧梭的平等追求，他的《愛彌爾》、《懺悔錄》等。再如，大量的文藝作品總是揭露商業(yè)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呼喚良心的復蘇，無論是莎士比亞、雨果，或是托爾斯泰、泰戈爾，還是馬克·吐溫、卓別林。當然，更重要的是來自長期以來形成的道德觀和每個人內心的人性追求對這種物欲化潮流的自發(fā)抵制。
　　當然，由于獸性思潮與市場經濟的契合，由于獸性思潮對于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積極作用，所有這些來自道德和良知的抵擋都顯得軟弱無力。到20世紀初期馬克斯·韋伯撰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獸性思潮已經統(tǒng)治了西方，也統(tǒng)治了全球：“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隨后就發(fā)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二次大戰(zhàn)后，由于戰(zhàn)爭的殘酷，也由于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西方大國的統(tǒng)治精英們終于懂得了團結和克制的必要，一度不再奉行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再對內殘酷剝削工人，對外掠奪市場、殖民侵略，美、歐、日都出現了一批有遠見的政治家。但是，好景不長。一方面，市場競爭雖然受到一定抑制，但仍然是西方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本機制，因而競爭再度激化。另一方面，親歷過戰(zhàn)爭的老政治家們紛紛上天堂或地獄，戰(zhàn)后繁榮期成長起來的“垮掉的一代”開始主持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事務。西方主流文化在六十年代遭到反主流文化的顛覆后，傳統(tǒng)宗教進一步衰落，極時行樂主義橫行天下。結果，一方面是上層社會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墮落，另一方面是反映社會下層需要的各種新生小宗教十分活躍。小布什、布萊爾無非是這種墮落的政治文化的兩個代表。
　　七、人類還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嗎？
　　分析至此，寒意越來越深地盤踞在我的心頭。以目前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格局、各國統(tǒng)治結構及政治人物的現狀而論，我看不到可以阻止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力量。
　　但是，這并不是說普通人民就只能無所作為，只聽任今后被本國政府征召，成為勇敢或怯懦的炮灰。這次全球反戰(zhàn)運動的規(guī)模之大、爆發(fā)速度之快、組織有機化程度之高、理論準備之好都出乎我的意料。反戰(zhàn)運動雖然并未阻擋美國的戰(zhàn)車，但減緩了戰(zhàn)車的速度，降低了戰(zhàn)車的性能，給美國軍國主義集團的上了一次生動的道義課，也給世界各國人民聯合起來保衛(wèi)和平增添了信心。
　　同樣，只要人民反戰(zhàn)運動深入下去，壯大起來，那么即使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至少可以延緩其到來，降低其烈度，減少其危害，加速其結束，并且能夠為戰(zhàn)后建設一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全球社會奠定政治和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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