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周邊安全形勢出現新情況，周邊生態的二元特征日益明晰，即，中國周邊成為世界發展之心，經濟最具活力、新興國家迅速崛起，世界影響力和吸引力急劇上升;同時，匯聚了幾乎世界上所有類型的矛盾和隱患，形勢日益復雜。盡管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作出了“周邊總體穩定”的研判，但我們必須正視周邊形勢日益復雜嚴峻的事實，要正視當前的諸多挑戰，及時部署或調整周邊外交戰略。

　　一、周邊總體形勢研判及面臨的挑戰

　　大國態勢上，近年來，美國正享受“歷史的假期”，日本無法抹去“失去的20年”。同時，中國的騰飛、俄羅斯的復興、印度的崛起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新型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發展落差在拉大。亞洲力量格局生態上，總體可以概括為：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焦慮、日本的失落、印度的追趕、俄羅斯的競合、周邊其他國家的選邊或騎墻。認清總體形勢，分析我國周邊安全，我們面臨以下五大挑戰。

　　一是周邊大國紛紛調整其亞洲戰略。美國推出亞洲再平衡戰略，高調重返亞太。俄羅斯明顯由歐亞轉向亞洲，東向調整明顯。日本圍堵中國戰略日益得逞，其實質是想借機突破戰后體制，改變政治侏儒、軍事弱旅的形象。印度升級東向戰略，2012年出版的《不結盟2.0戰略報告》明確了東向的戰略訴求。澳大利亞宣誓積極融入“亞洲世紀”，增強與亞太的互動。歐盟延續傳統的重商主義，并輔以價值觀外交，試圖在亞太實現經濟、價值雙豐收。各大國的亞太戰略調整，核心參考量都是中國的崛起。

　　二是亞太中美雙中心格局的博弈。自2011年恐怖主義頭目本·拉登被擊斃以來，美國高調宣布重啟十年前的外交決策——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美國仍以外部威脅界定安全，霸權實現穩定理論為指導，其意圖是主導亞太、應對中國、重振美國、維持霸權。手段包括加強政治同盟、增加軍事存在、構建新經濟格局(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文化價值觀輸入等。中美在亞太雙中心格局的存在，其實質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博弈，世界大國與地區大國的交鋒，頭號霸權與經濟大國的碰撞。

　　三是中日對抗走向持久化。中日關系持續緊張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崛起遭遇日本政治右傾化，為日本國內恐華分子及右翼勢力找到最好口實。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加強美日同盟的承諾刺激了日本聯美制華的野心和妄想。因此，中日釣魚島爭端只是導火索、一個表征，其實質是中日亞洲大國地位之爭。中日關系緊張主要是由日本單方面造成的，其所謂“中國的日益強硬”“美國的安全保證”，都是日本的借口，日本宣稱的“積極和平主義”其實質是要打破戰后體制束縛，試圖走向政治軍事強國，抵消中國日益上升的影響。

　　四是周邊對中國的誤解加深。歷史上，大國崛起都會引起周邊國家的疑慮甚至恐慌。目前，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誤解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首先，我國向來低調含蓄的處事風格以及不重外宣的傳統導致部分國家對我國地緣戰略目標的誤讀。另外，更加強調制度約束的國際社會，對中國承擔大國責任、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等的成效并不滿意。最后，國際媒體仍以西方主導，對中國的抹黑加深了周邊對我的誤解。周邊對新興大國的疑慮本很正常，關鍵是我國要做好公關解釋工作，令和平崛起、發展界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五是周邊不確定因素增多。高級政治方面，美、日的公然態度，導致我國周邊某些國家騎墻甚至選邊站的可能性大大存在。另外，周邊不少國家或政治轉型，或政局不穩，或經濟不振，對中國更多地采取現實主義平衡外交。低級政治方面，這幾年，我國周邊水資源安全、網絡安全問題突出，如“中國大壩威脅論”“干旱責任論”“中國網絡威脅論”“中國黑客威脅論”等。我們應正視這些不穩定因素，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威脅。

　　二、應對之策

　　一是需理念先行。可將“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繼“和平周邊”“和諧周邊”后，中國周邊新安全觀的3.0版核心進行深入打造和宣傳;要將“親、誠、惠、容”的精神融入“平等、互利、互信、協作”的新安全觀中;要大力宣傳習近平主席在亞信會議上提出的亞洲安全觀以及亞洲安全之路等理念。同時，應進一步宣傳推廣中國夢的國際意義。另外，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際安全理論，比如，有學者倡導的中國王道思想、和合文化等。要超越和平，從西方主導的恐怖安全、經濟安全理論中構建出中國特色的發展安全體系和實現機制。

　　二是要“北固南下東穩西進”，協同布局我國周邊外交。

　　向北，鞏固與俄羅斯的友好關系。可從三個維度開展中俄合作：國際戰略上相互支持，在聯合國、世界銀行、IFM、國際議題上要相互配合，相互協調，避免國際舞臺大國博弈中陷入孤立;地區合作上相互理解，在金磚國家、阿富汗局勢、上合組織、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上彼此照顧對方感受和利益，實現共贏;雙邊關系上要互惠互利，注意避免政熱經冷，實現政治、經貿、能源、軍售同步升級。應特別注意：俄羅斯的東部大開發與中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要結合;中俄經貿能源與政治軍事合作要同步;中俄國際機制協調與雙邊互動要一致。

　　向南，采取綜合手段加強與東南亞的合作。應作出三個改變：要實現經濟和安全兩輪驅動，更多地突出安全互惠和安全保障;要作出更多大國姿態，為區內國家搭便車提供方便，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包括政治和安全服務;要開展有距離外交，對不同國家要有遠近親屬。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比較支持中方在南海立場，馬來、印尼擔心美國崛起東盟領導權，對美國介入南海有所保留，新加坡、泰國較為中立，越南、菲律賓積極“聲索”。鑒于此，我方應采取不同外交策略與之開展交往。這里，要特別注意三件事：要繼續努力推動中泰雙邊或多邊克拉地峽談判;要高度關注緬甸局勢，積極維持中緬關系;要深入推進中國-東盟黃金高鐵建設。關于南海問題，除了繼續堅持政治外交所宣稱的原則外，應加大研究力度，尋找更多歷史性權利和國際法理依據;應積極分析并借鑒有關領土領海爭端解決成功案例。

　　向東，穩定東北亞局勢。首先，要正視兩個新變化：朝鮮進入金正恩時代，雙邊關系會有調整;中日韓三邊合作進展不順，矛盾加劇;蒙古對中國的作用更加重要。鑒于整體外交布局，目前，中方不必在此地區急于求變，穩定此地區局勢方為上策。為此，應繼續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原則立場，堅持發揮六方會談機制作用;就有關爭端，在言語和行動上要有回應、據理力爭，但要維護國際大局;要特別做好蒙古工作，安蒙、睦蒙、惠蒙，避免引起更多多米諾骨反應。

　　向西，積極拓展與中國西部國家的關系。向西，積極拓展與中亞、中東、非洲、南亞等國家的關系，以此抵消或緩沖東部壓力。當前，推進西進戰略的抓手已經明確，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我們應該積極推進。其中，要進一步明確支點國家的選擇，比如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等，尋找突破口;要特別注意有關敏感國家的反應，比如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做好釋疑工作。

　　三是應高度重視并積極提高我國外宣工作。我們的外宣工作長期滯后，是導致國際社會疑慮甚至猜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宣稱的“自信”，英文翻譯本應該是“confident”，但是西方有意或者無意翻譯成“assertive”，肯定說明我們外宣工作不力的問題。推進外宣工作中，要體現出大國心態，要有大國底氣和大國風范;要明確“以我為主”的意識和風格;要體現差異，有距離有針對性開展外宣，比如當前中俄關系，就可高調宣揚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入新階段，而中美、中日、中菲、中越等關系相對下降，就要敢于亮出定位，讓對方知曉外交地位在中方棋盤下降的事實是由對方造成的。

　　三、兩點研判

　　一是中國大國外交局面不會嚴重惡化。中美亞太博弈不太走向兵戎相見，因為雙方最終認定的國際格局是承認其他力量存在的。美方仍以均勢學說和民主和平論指導國際外交，也即，承認單極世界不可持續，多極均勢才能確保世界長期穩定。中方正努力塑造新型安全觀，以發展界定安全，強調世界多極多點有利于和平。其實，中美的主要矛盾在于，美方想盡量拖延單極格局，而中方試圖加快國際格局多極化;美國擔憂崛起的中國沖擊西方國際體制，中方試圖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實現世界大國共存共榮。中俄雙方雖各有戰略意圖，但戰略需求和經貿互補性強，中短期內，雙邊關系只會增強。中印各有獨立的戰略文化和安全訴求，不太會受制于其他大國，鑒于中印機制化合作發展趨勢較好，中印走向全面對立可能性不大。

　　二是中國周邊形勢仍然可控，存在轉危為機的機會。平衡美國的亞太戰略條件是存在的：東盟對其心態復雜，并不想喪失地區主導權而無條件加入美國的TTP計劃，而比較接受中國的10+1模式;美國國內新孤立主義抬頭，反對將更多資源投向外部;西亞北非、中東事務繼續牽制美國。中國在亞太的優勢，特別是地緣、經濟優勢明顯，可以利用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為抓手，深入推進中國與周邊互惠共榮，打造命運共同體。中方可以充分利用上合組織、亞信主席國身份、伊斯坦布爾進程阿富汗問題外長會、東亞峰會等多邊組織和多邊場合的作用，服務我方亞太戰略。中方可以在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柬埔寨、朝鮮等周邊國家經略更多支點。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黨委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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