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治時期，日本近代海權戰略開始起步，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得到發展，鼎盛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衰敗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并再次復蘇于冷戰時期，蠢蠢欲動于當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國家作為國家身份的定位，依附美國，埋頭發展經濟，經濟大發展刺激日本希望其政治和軍事實力上也能匹配其經濟大國地位，成為名符其實的海洋大國。近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增加了對海洋的依賴，逐漸開始從陸權國家向現代海權強國轉變。中日在海權戰略上的潛在沖突逐漸顯現，在美國“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下，日本外向型、進攻型的海權戰略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侵害，也對未來中國海洋強國戰略構成重大挑戰。

　　關鍵詞： 日本; 海權戰略; 中國國家安全; 中國海洋強國戰略

　　一、引言

　　作為一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國家，近代以來，日本一直高度重視海洋問題; 海洋資源、海域環境與安全等直接關系到日本國家利益與發展前景的一系列問題。“二戰”之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國家作為國家身份的定位，注重制定海洋戰略。日本的國家戰略總體上是“西太平洋戰略”，即希望通過采取各種措施，從而作為西太平洋的海上強國再次崛起。[1]53日本推行“海主陸從論”，強烈要求把海洋擴張政策置于國防的中心地位，其軍事戰略以奪取制海權和控制遠東海洋為主要目的。[2]92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對海洋的依賴性進一步增強，中國也開始由一個傳統的陸權大國向現代海權強國轉變。海洋通道、海洋國土和資源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意義越來越大。日本海權戰略對中國有重大影響，中日兩國不僅在東海劃界問題、釣魚島主權問題、南海等問題上存在矛盾，而且在亞太海權戰略方面也有潛在的沖突。19 世紀末以來，日本外向型、進攻性的海權戰略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危害，也對未來中國海洋強國戰略構成重大挑戰。

　　二、日本海權戰略的歷史演變

　　日本海權戰略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日本近代海權戰略初步形成于明治維新之際，發展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時，鼎盛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衰敗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并再次復蘇于冷戰時期，蠢蠢欲動于當下。

　　( 一) 幕末維新時期的海權戰略

　　德川幕府兩百多年閉關鎖國政策，在面對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時，左支右絀，破綻百出。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爭奪香港，讓日本幕府認識到了日本鎖國海防的局限性，意識到海洋已經不再是天然的保護屏障，恰恰是西方艦船打開國門的通途。馬登·柏利艦隊的到來，終于迫使日本幕府締結了《日美親善條約》，隨后日本又相繼被迫與英國、荷蘭、法國締結條約，日本的鎖國海防戰略宣告結束。1791 年，著名學者林之平在《海國兵談》一書中指出，由于“海國”兼具“易遭外敵入侵”和“易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雙重特點，“若無防備”，便難以抵擋“外敵入侵”，所以作為“海國”的日本必須“擁有與海國相稱的武備”，否則“難以建立日本的國防”。他進一步指出“日本國防的關鍵”，即： “防御外敵入侵”主要依靠“水戰”，而“水戰的關鍵是大炮”。[3]181849 年佐久間象山的《海防八策》、橫井小楠的《國是三論》以及1853 年勝海舟的《海防意見書》都是日本海防戰略思想的先驅。勝海舟建議幕府設立“海軍局”，在坂本龍馬的協助下， 1863 年日本幕府在神戶成立“海軍操練所”。“為進行海軍演習，欲往支那、朝鮮地方渡航。宜事先于神戶設立海軍局，集合此輩以從事船舶之實地運轉。遠至上海、天津、朝鮮地方，觀察其地理，洞察其人事。幸有土州人坂本龍馬入我私塾，可完成此舉，以激勵眾徒。邦內有志之輩多有贊同。”[4]后人特意立碑紀念： “夫吾邦方今急務，莫落于海軍，將以此營為始。英旨振起士風，實在干是。可謂當時之偉圖，而千歲之鴻基也。”[5]1867 年，坂本龍馬在《船中八策》第六條中提出了“宜擴張海軍”的構想。[1]55這種最初以自衛為初衷的“海防論”，很快就使日本海權戰略從消極防御轉向積極防御。

　　1868 年7 月，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提出“富國強兵”的政策，利用軍事力量“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1868 年10 月，天皇頒發諭令，“海軍建設為當今第一急務，應該從速奠定基礎”。[3]191869 年日本設立兵部省， 1870 年5 月4 日，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司呈交了一份關于日本海軍建軍思想的建議書，指出了日本海防的意義和海軍軍備的目標，勾畫出日本海軍建設的藍圖。起初是以俄國作為頭號假想敵，但是隨著與中國的矛盾不斷凸顯，逐漸將注意力轉到中國，山縣有朋在1880 年其《進鄰邦兵備略表》中更明確指出“鄰邦軍備愈強，中國軍備亦不容忽視”。[7]尤其是當時清軍平定由日本在朝鮮操縱的甲申政變后，便將中國作為其頭號假想敵。此后日本大力發展海軍，據統計，在1880—1893 年間，日本軍事費用占每年歲出總額的19%—30%，并且逐年增加，[8]同時，日本通過發行海軍公債籌資的方式大力加快海軍的建設規模，短短幾年，日本海軍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1894 年，日本建成擁有軍艦31 艘、魚雷艇24 艘，總排水量達6 萬多噸的近代海軍。[3]28-31

　　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日本的海權戰略逐漸呈現出鮮明的對外擴張傾向。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 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獲得大勝，由此海軍迅速發展壯大，雄霸東亞制海權，在近代史上成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這一時期，隨著海軍實力增強，日本海權戰略從防御逐漸轉向進攻型、對外擴張型的戰略。

　　( 二) 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對外擴張戰略

　　在近現代，日本的海權戰略主要是吞并或排他性占領他國，并以軍事手段完全壟斷殖民地資源和市場。英日同盟的建立使日本在遠東確立了對沙俄的海上優勢，最終奪取了日俄戰爭的勝利。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是促使日本海軍發展壯大的關鍵性戰爭，對日本海軍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趁機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好時機，藉英日同盟之便，日本對德國宣戰，趁機占領了青島。同時，還占領了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雅浦島等。雖然日本并沒有直接參戰，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極大地擴張了自己的海權，建立了西太平洋海洋霸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雖然日本也簽訂了《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華盛頓條約》等，但是，為了進一步奪取其海上霸權，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黃粱美夢，日本單方面廢除了限制其海軍發展的條約，大力擴充軍備。

　　1941 年，日本大舉進攻東南亞，在太平洋地區先后占領了關島、威克島以及其他西太平洋島嶼，并在臘包兒建立了空軍基地。日本海軍快速擴張，海軍力量位居世界第三，緊隨美國、英國之后。但是，美國封堵了日本的能源海上運輸線，使日本不得不鋌而走險偷襲珍珠港，致使美國對日本宣戰。1942年，盟軍艦隊在遠東戰場全面潰敗，但是，日本海軍的進一步擴張，也使其弱點充分暴露出來。中途島海戰失敗后，日本海軍落入下風。日本戰敗，其對外擴張型的海權衰落。

　　( 三) 戰后日本海權戰略的復蘇———從防御轉向進攻

　　二戰后，美國對日本心有余悸，以各種方式消除日本對美國的威脅。直到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亟需在亞洲尋找武裝盟友，便在日本建立了一支警察預備役。1954 年，日本在此基礎上成立了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日本的防衛力量正式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從1958 年日本開始第一次防衛力量發展計劃以來，經過多次的發展，日本海上自衛隊發展到現在的規模。

　　1970 年，日本在首次發行的《防衛白皮書》中第一次提出“專守防衛”的戰略。即依靠國家防衛力量，采取守勢，在憲法框架內貫徹國土防衛。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日本也一直奉行“專守防衛”的戰略，到20 世紀90年代，日本掀起了海洋日本論，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觀”、“海洋國家日本論”、“海洋亞洲論”等論調，積極謀劃海洋拓展，試圖通過海權的發展謀求本國海洋資源的拓展。由于世界形勢的不斷變化，日本海權戰略也不斷隨之做出調整。日本在戰略防衛中以蘇聯為假想敵，依靠美國的核保護傘、本國的先進裝備以及具有強大戰斗力的自衛隊，特別是海上自衛隊，來保衛自身安全，戰略指導思想從原先的消極防御向積極防御戰略轉變。[2]95從強調本土防衛轉變為“海上殲敵”、“海上防空”、“海上攔截”和“海空決戰”，把威脅消滅在日本的本土之外。

　　進入21 世紀以后，特別是“9·11”事件后，日本海上自衛隊建設步伐更加迅速，海上自衛隊朝著大型化和遠洋化方向快速發展，其進攻性與威懾性的鋒芒也越來越外露。隨著新一代高科技潛艇和直升機航母的建造完成，海上自衛隊的遠洋投送和作戰能力也大大提高，海外干預能力極大增強。隨著日本海上自衛隊自身實力的提升，其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的依附性海權戰略日益表現出進攻性特征。同時，日本海權戰略又將中國作為主要假想對手，在美國“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下，以美日同盟為基礎，壓縮中國海洋戰略發展空間，堵截中國突破島鏈，東出太平洋的戰略意圖越來越明顯。

　　三、當前新形勢下日本海權戰略

　　蘇聯解體以后，美、日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對抗力量，彼此間的矛盾越來越多，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導致美日同盟一度動蕩飄搖。但是，由于某些極端民族主義的猖獗和中國的崛起，美、日雙方又很快意識到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 一) 美日同盟下日本層層推進的海權戰略

　　1995 年2 月，美國國防部正式公布了《美國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該報告認為，美日雙邊關系是美國太平洋安全政策及全球戰略目標的根本。美日安全聯盟是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關鍵，應該繼續發揮作用。[10]同年11 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通過了《防衛計劃大綱》，該大綱明確了日本的長期防衛戰略，重新確認了美日安保體制，對美國東亞戰略進行回應。該《防衛計劃大綱》稱： “日本將在憲法的引導下，遵循這一方針，通過努力繼續提高日美安保體制的可靠性，并適當發展、維護和運用防衛力量，完成國防安全的任務，同時盡力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11]1996 年，日本發布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面向21 世紀的同盟》確認了保持和發展日美軍事同盟的必要性，同時以日美安保再定義的形式明確軍事同盟關系的調整方向。

　　1997 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重點強調了日美應對日本周邊事態的必要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扮演的實際作用更大，如搜集情報、掃雷、補給、強行登船檢查、實施海上封鎖、人道主義救援、提供軍事基地與設施、承擔為美軍治療傷員等后勤支援。[12]2003 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等“有事三法案”，其中所謂的“有事”，不僅指直接遭受的“武力攻擊”，甚至連“事態緊迫，可以預測將受到攻擊的局面”以及“有被攻擊的危險”也被統統納入“有事”范圍，并表示一旦發生上述事態，自衛隊可以行使武力甚至先發制人。日本對“有事”概念的模糊解釋，也就意味著只要日本覺得周邊事態對其有威脅即可武力介入，這在理論上已經使得日本海上自衛隊作戰半徑覆蓋整個亞太地區。

　　2004 年，日本出臺備受關注的《防衛計劃大綱》，明確提出要警惕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海洋活動范圍的擴大。這是日本在防務政策中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威脅”的言論。此外，該自衛隊防衛大綱還對自衛隊的任務定位做出改動，要求自衛隊積極向海外派兵，加強海外兵員輸送能力建設，將自衛隊原先作為“附屬任務”的海外派兵定位為“根本任務”。日本將防衛視域擴展到海外。[13]2010年12 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通過了防衛省制定的新一期《防衛計劃大綱》，繼續強調“中國威脅”論，把中國作為主要假想敵。同時，將國土防衛重點轉向了西南，增強西南諸島的防御。此時，其在《和平憲法》框架下的“專守防衛”已經轉向了外向型、擴張性的防衛戰略。在立法上，2007 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海洋基本法》、《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設定法》和隨后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構建了海洋法律體系框架，意圖以法律手段保障日本在海洋上的權益。

　　( 二) 日本當前海權戰略定位

　　伴隨著日本防衛計劃大綱和相關法律等的發布與實施，日本的海權戰略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宣稱在新形勢下，日本需要適應新時代的海權戰略。日本有著獨特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環海，宣稱有447 萬平方公里管轄海域，而其現有的陸地面積只有約38 萬平方公里，海洋對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并不滿足于經濟大國的現實，還想要成為軍事、政治大國。美國歷史學家、海學學官阿爾弗雷德·馬漢的理論對美、英、德、日等國的海洋認識和海軍發展乃至國家戰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14]1890 年，他在《海權論》一書中提出，以貿易立國的國家，必須控制海洋。奪取并保持制海權，特別是與國家利益和海外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主要因素。馬漢從戰略角度分析了一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 包括發展海上實力的政策) 等因素對海權的影響，提出海權戰略就是在平時和戰時建立并加強海上實力，以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15]在當前新形勢下，日本海權戰略定位是以美日同盟為背景，建立一支具有強大進攻性的遠洋型海上軍事力量，同時聯合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海洋國家，建立一套安全保障體系，打造美日同盟下的海權戰略體系，保護日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海上利益，擴大日本在世界上的影響，實現其海洋大國夢。但是，日本的海權戰略是一種依附型的戰略，也只有在美日同盟穩固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其效用。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快速發展，世界格局的逐漸變化，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日本的這種依附性強的海權戰略，一旦遭遇美國經濟持續衰落，必然將面臨再次衰敗。

　　四、日本安全壓力及其海上自衛隊建設措施

　　( 一) 日本安全壓力

　　目前東亞地緣舞臺的特點是大國關系處于亞穩定狀態，亞洲是世界潛在的政治火山。[16]日本認為，雖然發生世界性的大規模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己經減小，但是各種復雜的地區爭端爆發的可能性趨于增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彈道導彈及其運載工具在內的武器轉移和擴散、恐怖主義等威脅不斷上升，周邊地區潛伏著不少安全問題，同時大國關系復雜，許多國家正致力于軍事現代化。[17]這些不安全感都讓日本寢食難安，尤其是日本自身面臨來自海上和地緣的安全壓力，成為促使日本建立強大海權的內在動力，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 來自傳統的海上威脅

　　日本是一個南北狹長而缺乏縱深的島國，國土狹小，人口稠密，資源貧乏，礦產資源稀缺，只有硫化鐵、硫磺、石灰石和石膏等少數礦藏能夠自給。鉛礦、鋅礦、銅礦和煤礦有一定的開采價值，其他礦產資源儲量都很少，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等資源幾乎百分之百依賴海上進口，以此來支撐本國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18]

　　日本所需資源的海上運輸線( 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主要依賴： ( 1 ) 由馬六甲海峽，經南海沿臺灣海峽及臺灣東岸航線北上到日本南部的東岸; ( 2) 印尼西北岸的巽他海峽( Sund Strait) 、龍目海峽( Lombok Sela) ，北上望加錫海峽( Makassar Strait) ，再沿菲律賓東岸的菲律賓海到日本南部的東岸; ( 3)經大西洋、穿越澳洲南岸的巴斯海峽( BassStrait) ，再沿澳洲東岸北上經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岸，經菲律賓海直到日本本土南端的東岸，這是日本三條海路運輸線中最長的一條路線。[19]如果遇戰事，只要于近日本區域或從印度洋、大西洋遠端封鎖這三條海路運輸線，即可使日本不戰而屈，除非美國直接從其西岸直線對日本進行資源供應。二戰時期就是美國停止供應并封鎖日本的石油海上運輸線，從而迫使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基地。在這三條運輸線中，由馬六甲海峽經南海海域的海上航道與中國的“海上生命線”發生重疊，這一條運輸線是日本獲得中東、非洲等地資源的最近線路，日本進口原油的90% 以及貿易總額的30% 都要依賴此航線，而中國與非洲、歐洲及東盟部分國家和中東的進出口幾乎都是從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海海上運輸線完成，這是中國的“海上生命線”。[20]

　　因此，中日雙方有著天然的結構性沖突：在中日關系良好時這種結構性沖突表現不明顯，雙方可以通過相互對話解決問題; 但是當中日雙方有重大矛盾沖突時這種結構性沖突就會表現得較為突出，甚至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由于這種結構性沖突，中日雙方一旦有一方控制此“海上生命線”，即控制了另一方的國家命脈。對于日本而言，“海上生命線”是其國家的生存與安全之根本，沒有“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日本的經濟發展、商業繁榮、社會穩定等都無從談起。

　　2. 日本本土周圍的壓力

　　美國急于擺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漩渦，增強自己在亞洲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便將重心調到了亞太地區。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表示，未來美國海軍60% 的軍力都將部署到亞太地區，但同時美國財政萎縮，使得美國在“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需要進一步加強與日本的同盟，穩固自己在亞洲的核心利益。日本作為美國的核心盟國，也積極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日美同盟進入對等、互利發展的新階段。[21]

　　自金正恩上臺以來，朝鮮的核武器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進展，增強了彈道導彈研發的能力。同時，不排除朝鮮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核武器小型化和彈頭化的可能性。朝鮮連續的核試驗對日本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朝鮮一直視美國為敵，而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最核心的盟國，也自然被朝鮮囊括進核打擊對象之列，由此而增加了日本對朝鮮的核恐懼。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飛速發展。2010 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對中日關系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的格局都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這一事實在國內并沒有被大肆宣傳，相反我們低調地通過強調中國目前人均GDP 仍然落后的事實，相對弱化了這一重大歷史性的突破。這一事實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憂慮。這對在亞洲有著百年優越感的日本來說是個極大的刺激。

　　中國近年來迅速崛起，軍事實力大幅度提高，相繼研發了殲10、殲10B、殲11、殲15等機型，開始逐漸替換龐大的二代機機群。同時，我們還研發了殲20，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具備研制與裝備第四代戰斗機( 俄羅斯稱第五代) 的國家。另外，運20 實現首飛，遼寧號航母下海，中國戰略空軍與遠洋海軍慢慢形成。此外，近來中國海軍艦艇部隊進出太平洋呈現常態化。日本發布的《2012 防衛白皮書》中認為，中國船只侵入“尖閣諸島”( 即我國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周邊日本領海的事態，包括軍事不透明在內，已成為地區的擔憂事項。

　　同時，日本在北方與俄羅斯南千島群島( 日本稱北方四島) 、韓國獨島( 日本稱竹島) ，在西南與中國釣魚島( 日本稱尖閣諸島) 都有領土之爭。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獲得制海權一直是日本海權戰略的核心。同時，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有一個軍事強大的盟友支撐自己，兩者一拍即合。近年來，美方一再要求日本突破憲法制約，實現“共有力量”，對華政策“協調一致”。 日本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讓日本深深感受到一種威脅，這使得日本有強烈的打造一支強大的、能夠捍衛自己海上權益和保衛遠洋重大利益區域的海上力量的要求。

　　( 二) 日本海上自衛隊建設措施

　　一個國家的海軍實力除了各種艦艇戰斗性能、空中飛機、水下潛艇的實力以外，還包括本國經濟、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是一種綜合實力的集中體現。一國的海權強弱，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海上武裝力量的強弱。日本自身感到的來自海洋和周邊的不安全感，加之經濟成功崛起后，日本有強烈的想擺脫戰敗國狀況，成為正常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和海洋大國的夢想。壓力與夢想刺激日本努力提升自身的軍事實力，尤其是建設海上自衛隊。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20 世紀50 年代成立，是在全面依賴美軍的狀態下起步的。在當時美蘇冷戰的環境下，日本海上自衛隊是作為美國在美蘇爭霸中的附屬，協同美國第七艦隊與蘇聯太平洋艦隊對峙，美國分派給它的任務便是負責反潛和水雷作戰，這成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發展的起步基礎，也成就了日本海上自衛隊反潛和掃雷方面的世界一流水平。由于日本不能擁有軍隊，且采取專守防衛的立場，因此，原則上不配備航空母艦、巡洋艦和核子動力潛艇等進攻性的艦種，以及海軍航空兵和海軍陸戰隊等兵種，其主要任務是防衛日本領海。從裝備上來看，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是亞洲最現代化的海上軍事力量， 成為日本海洋資源開發、海洋航道等最有力的保障力量。有資料顯示，日本自衛隊在2011 年裝備等采購費為7 786 億日元( 約97 億美元) ，占國防預算16. 5%，比上年度的7 738 億日元增加6. 2%。2011 年的采購重點是飛機和艦船，其中，飛機采購費2 474 億日元( 約29. 11 億美元) ，增幅達71. 3%，艦船建造費為777 億日元( 約9. 65億美元) 。 2012 年，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經費為11 187 億日元( 約113. 9億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1. 6%。2013 年日本增加軍費預算達400 億日元( 約4. 07 億美元) 。[22]從軍費上看，近年來，日本有計劃地增加在艦船和飛機裝備上的投入，來增強海上自衛隊的戰斗力，以應對來自周邊國家的安全壓力。

　　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編制45 517 人，但實際在崗人數為42 117 人， 艦船總噸位在2011 年時已達到了45 萬噸，僅次于美國、俄國、中國和英國，位列第五。[23]據日本防衛計劃大綱建造計劃，以及日本防務省海上自衛隊網站，日本主力艦隊共建立4 個護衛隊群( Escort Flotilla) ，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八·八艦隊”，即一支以直升機和驅逐艦為核心，擁有8 艘水面艦艇與8 架反潛直升機的機動反潛艦隊。但是隨著“日向”號和“伊勢”號航母型驅逐艦的服役，日本已然達到“十·十艦隊”的水平。此外還擁有5 個地方隊，其他還有6 支潛艇艦隊( Submarine flotilla) 、2 支負責水雷作戰的“掃海隊群”( Mine WarfareForce) 、7 大航空群、 16 個陸基反潛航空隊( Fleet Air Wing) 。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兵力維持在驅逐艦47 艘、潛艇20 艘、作戰飛機150 架的水平。 據《簡氏戰船年鑒：2011—2012 年》，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日向”號和“伊勢”號兩艘航母型直升機驅逐艦，“白根”號DDH143 和“鞍馬”號DDH144驅逐艦，還有以防空為主任務的導彈驅逐艦DDG 型8 艘、反潛為主任務的多用型驅逐艦DD 型31 艘，而較為小型、以護航為主要任務的護航驅逐艦DE 型6 艘、潛艇20 艘、訓練潛艇2 艘、潛艇補給救援船2 艘、艦隊補給艦船5 艘。[24]4182013 年4 月2 日，“蒼龍”級“瑞龍”號潛艇在橫須賀港正式下水服役，這是日本最先進的AIP( 不依賴空氣動力) 系統的潛艇，續航能力超越日本現有的所有潛艇。備受關注的22DDH 型直升機航母“出云”號于2013 年8 月6 日也在日本橫濱下水服役，極大地增強了日本海上自衛隊戰斗力。總體來看，日本海上自衛隊建設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1. 大力發展海上自衛隊反導防空系統1993 年5 月，朝鮮成功發射“勞動”彈道導彈，這刺激日本將反導防空系統建設提上了日程。2003 年12 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正式做出了引入美國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決定，正式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在2004 年的《新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中提出重視本國導彈防御系統能力的建設，日本的反導防御系統在美國的幫助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目前，日本是除美國以外裝配最先進宙斯盾系統戰艦的國家。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現役6 艘宙斯盾驅逐艦( 4 艘金剛級和2 艘愛宕級) ，[25]均以美國“阿利·伯克”級宙斯盾導彈驅逐艦為藍本改造而成，當然也加入了日本自身的設計，綜合性能優異。2004 年開始，日本逐步對金剛級驅逐艦進行改裝升級，到2010 年，日本6 艘宙斯盾驅逐艦全部完成，6艘驅逐艦都裝備了AN/SPY-1D 相控陣雷達，其最大探知距離達450 公里，可以同時跟蹤200 個目標，并跟蹤其中最具威脅的18 個目標，與日本防空用固定式警戒管制FPS-5 雷達構成日本導彈防御網的核心。同時，裝備標準—3 彈道導彈，對高空目標射程達500 公里，可擊中大氣層外目標。日本打算繼續建造2 艘愛宕級驅逐艦，加強其海基反導防空能力。

　　2. 發展潛艇部隊以提高水下戰力，同步發展反潛能力

　　由于受《和平憲法》制約，日本不能擁有核潛艇，只能在發展常規動力潛艇上做文章。通過提高潛艇的下潛深度，降低潛艇動力以降低裝置噪音，提高潛艇隱蔽性等來增強水下艦艇作戰能力，這些舉措力圖通過先進技術彌補無法擁有核潛艇帶來的戰力缺憾。日本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以中國為主要假想敵，借口應對中國日益強大的海軍，將本國維持已久的18 艘潛艇數量增加到20艘。其中“蒼龍”級潛艇共有5 艘服役， 2009年3 月，日本“蒼龍”級潛艇首艇“蒼龍”號正式服役，這是日本第一艘裝備AIP( 不依賴空氣動力) 系統的潛艇，大大減少了潛艇浮出水面的頻率。2013 年4 月，“蒼龍”級“瑞龍”號潛艇服役，此時日本擁有的“蒼龍”級潛艇已有SS501“蒼龍”號、SS502“云龍”號、SS503“白龍”號、SS504“劍龍”號和SS505“瑞龍”號。日本防衛省官員在“瑞龍”號服役儀式上還透露，根據日本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截至2021 年，日本還將打造22 艘新型潛艇，將極大地增強海上自衛隊水下戰斗力。

　　與發展水下艦艇戰斗力相對應的，是日本不斷提高的反潛能力，當前，日本的反潛能力并不比美國遜色多少。日本現有84 架P-3C 反潛巡邏機，[24]432是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最核心的反潛利器，航速可達到732 公里/小時，航程達6 100 公里，裝備有APS-115 雷達，8枚MK46 魚雷、深水炸彈、水雷、魚叉反艦導彈和空對地導彈。[24]432 它們分布在日本國內12 個基地，可以對太平洋海域300 海里，日本海沿岸200 海里進行全方位的巡邏飛行，幾乎能完全覆蓋日本所謂的主權海域。P-3C 反潛巡邏機配備有先進的潛艇探測傳感器，其計算機系統可接受聲納數據，輸入戰術顯示屏并保存。P-3C 反潛巡邏機具有很強的對潛艇進行聲學分類識別的能力，對于已有存貯特征樣本的潛艇的識別正確率近100%。[26]目前，日本最新型的反潛機P-1 也已經有2 架服役，其航程、武器配備等性能要超越P-3C 反潛巡邏機，使日本原本就處于一流的反潛水平更加先進。

　　3. 積極打造海外軍事基地

　　日本在逐步建設、完善國內的海上自衛隊軍事基地、港口之外，也積極謀求國門之外的軍事落腳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日本就謀劃突破《和平憲法》中禁止向海外派駐武裝力量的禁令，在海灣戰爭期間，以“合作隊員”的身份向海外派出6 艘軍艦掃雷，這是日本戰敗后第一次向海外派兵。2009 年，索馬里海盜猖獗，日本海上自衛隊積極派遣艦船開赴索馬里海域護航。同年6 月19 日，日本眾院投票通過了《海盜對策法》，并且決定在位于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的吉布提共和國的吉布提港建立打擊索馬里海盜的軍事基地，并在該基地部署了2 架P-3C 反潛巡邏機。這是日本戰后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軍事基地，具有非凡的意義。吉布提位于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面對紅海南大門的曼德海峽，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要沖，扼守紅海入印度洋的咽喉。凡是北上穿過蘇伊士運河開往歐洲或由紅海南下印度洋，繞道好望角的船只，都要在吉布提港上水加油，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被西方稱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27]從這點上似乎可以讓人覺察到日本謀求改變現有狀況，建構進攻型、擴張型海權戰略的端倪，而這個海外的軍事落腳點注定要在未來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日本海權戰略對中國的影響

　　日本從以往的專守防衛逐漸向外向型、進攻型的海權戰略的轉變，對中國有著相當的威脅，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日本進攻型和擴張型的海權戰略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是有歷史前科的。縱觀歷史，日本海權戰略雖然經歷了不同的階段，但其戰略本身富于進攻的特性從未改變，這是由其國家和民族的特點所決定的。而這一富于進攻的特性對于與日本在歷史和地緣方面存有諸多聯系的中國而言，是非常危險的，需要小心警惕。縱觀日本的海外發展史，每一次的海權發展都伴隨著其對亞洲國家尤其是對中國的侵略，中國遼闊的大陸和豐富的資源一直都是日本政府右翼勢力所覬覦的。

　　第二，擠壓中國海上空間。日本海權戰略意欲建立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希望重新獲得亞太制海權，以保衛自己的海上權益及遠洋利益。同時，又由于日本與中國之間有著天然的結構性沖突，大部分“海上生命線”重合，日本海上力量的增長，必然導致中國在東海、南海等海域力量的萎縮，擠壓中國的海上發展空間。

　　第三，威脅中國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日本防衛省智庫防衛研究所于2012 年發布了側重分析中國海洋動向的《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1》。該報告認為，中國海軍將以參加遠洋合作為理由，除了計劃著手建造大型補給艦之外，將來也可能尋求擁有開展遠洋活動的海外基地。報告指出： “中國在亞太地區實施旨在威懾美國軍事干預的所謂‘反介入’戰略，尋求打造優于美國的海軍力量，以及為發生實際沖突服務的威懾力和戰備能力。”[28]日本主觀臆斷中國想改變國際體系和規則，拋出了所謂的“中國海權威脅論”，并且還利用這種論調建立海洋國家的“新海權觀”，堂而皇之地大力發展本國海上力量，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上，向外積極尋求發展空間。這將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

　　在傳統安全上，最為突出的是日本威脅到中國的領土完整，中日之間釣魚島之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場持久戰。日本外向型、進攻型的海權戰略將會推進日本海上力量的大發展。在軍事上，從2010 年開始，日本相繼發布《防衛白皮書》、《關于2011 年以后的防衛計劃大綱》、《東亞戰略概觀》、《中國安全戰略報告》等，將中國海軍的正常發展渲染成是一種國際和地區安全的隱患，把中國作為主要假想敵。日本開始在2010 年加入美韓聯合軍演，在日本海、東海、南海相繼多次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聯合演習。在2012 年，日本不再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而是直接派自己的海上自衛隊參與演習。此外，日本在“加強西南諸島防衛”的戰略指導下，還在沖繩某島進行大規模的奪島演習。同時，日本積極拉攏與中國有領土紛爭的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并通過密切日印軍事合作、日澳安保合作、日韓軍事合作，構建對華的包圍圈，意在遏制中國，擠壓中國海權的發展空間，維護其在亞太的海上地位。這些都對我國構成了威脅。

　　在非傳統安全方面，日本威脅到我國在東海、南海的海洋資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等。為牽制我國東海春曉油氣田的開采，日本授予帝國石油公司東海資源“試開采權”，并于2007 年通過《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設定法》。這項法律旨在支持日本企業在東海“中間線”西側海域勘探及測量調查，為其提供安全保障。日方不僅用“試開采”牽制春曉油氣田投產，而且企圖通過移動“建筑物”設置“安全水域”，阻止中方越過“中間線”執法維權或開采海底資源。[29]此外，日方依仗自認的亞洲一流海上力量的實力，依據單方面劃定的“中間線原則”，在東海中日有爭議海域開采油氣資源，威脅到我國的海洋資源安全。

　　同時，日本積極插手中國南海問題，為菲律賓提供援助( ODA) ，包括軍事裝備的支持。與越南聯合開展南海軍事演習，簽署防衛合作備忘錄。日本此時攪入南海問題，實則是為了自身南海航道安全，日本積極拉攏越南、菲律賓企圖構建對中國的封堵圈，威脅我們“海上生命線”的安全。

　　六、應對日本海權戰略的對策

　　進入21 世紀以來，沿海國家之間因海洋國土劃分出現的新矛盾更加復雜，爭議以至爭奪的趨勢明顯加劇。海洋比以往的和平年代更帶有軍事威懾的色彩，某些海域的軍事威懾已經遠大于陸地。針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海權戰略，我們必須采取相應措施，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保護國家安全，維護中國合法的海洋權益，打破日本海權戰略對中國的包圍態勢，為中國走向真正的海洋強國創造良好的戰略環境。

　　第一，改變觀念，樹立“藍色國土”海權意識。海洋在各國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國能充分經略海洋，就能更好地保障本國的安全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綜合國力。而我國改革開放30 年到現在，發展成為對外界的依賴越來越高的外向型經濟，而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就必然要召喚強大的海權，[30]這就需要我們改變傳統的陸權觀念，牢固樹立“藍色國土”海權意識。從思想上去認識海權戰略問題，樹立大國土觀念，不斷提高捍衛祖國海洋國土和海洋權益的能力。

　　第二，轉變我們現有的海權戰略。日本海上自衛隊雖然不成“軍”，但是其實力是世界公認的，也是目前亞洲一流的海上力量，因為受惠于《美日安保條約》的支持，其實力不斷壯大。在美國撮合下，日本與韓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進行多方面合作，企圖對中國“入洋”進行封堵，對中國的包圍態勢使中國海疆安全和海洋主權面臨巨大挑戰。同時，東南亞方面如菲律賓、越南也都大力加強自己的海軍力量，對我們的海上安全構成威脅。再者，中國近年經濟發展迅猛，在海外的利益上有了更多的安全訴求，“近海防御”的海權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時代需要我們逐漸將“近海防御”的海權戰略向“遠洋防御”轉變。而要實現這一轉變，就必須建立強大的海權，擁有一支能遠洋防御、遠洋護航的海軍。

　　第三，擁有威懾日本“海上生命線”的能力。中日之間的地緣特點，使得雙方具有天然的結構性沖突，“海上生命線”大部分重疊，一旦沖突發生，海上就屬“零和”關系。如果一方控制了生命線，即控制了一國命脈，這對中日雙方都是致命的威脅。因此，我們除了需要建造一支能確保自身“海上生命線”安全的海上力量之外，也要有在必要時候對日本“海上生命線”進行打擊的能力。我們需要發展中、遠程導彈覆蓋其重要航道、港口、能源、軍事設施等，形成軍事威懾力。同時，我們還需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漸改變對“海上生命線”的依賴。積極與周邊國家加強合作，從而逐步破解馬六甲困局。目前，中國公司已經接管靠近霍爾木茲海峽的瓜達爾港經營權，此外，援建坦桑尼亞的巴加莫約港、[31]中亞能源管道的開工建設等措施都使中國逐漸減少對“海上生命線”的依賴。中國對生命線依賴的減少也就意味著日本“海上生命線”潛在威脅的增加。

　　第四，中國戰略防御部署前移。加強在東南諸島嶼上軍事防御力量，積極建設在南中國海和海南島的軍事基地。《2012 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就軍事層面看，日本決定強化西南諸島嶼軍事部署，強化離島防衛與應變。中國依托東海、南海的豐富的島嶼資源，依托大陸岸基力量，積極推進防御部署，建立雷達站、機場等設施，加強在東海和南海的控制力量。

　　第五，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分化美日同盟。日本一直將美日同盟視為自己對外關系的基石，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表現出的強硬態勢，皆來自于美日同盟。但是美日同盟并非是牢不可破的，雙方之間依然有著不可明說的“小算盤”。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國對日本的控制和自身戰略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這個同盟并非是源于自愿或者對等性質的盟約，而是日本被強行捆綁其上的美主日從的主仆同盟。美國通過美日同盟對日本的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進行嚴密監控，以保護自己在東亞的戰略利益。而日本則在美日同盟下小心謹慎，努力發展自身經濟，希望通過經濟的發展改變現狀，擺脫美日同盟，實現國家正常化、軍事大國化。美日同盟這種無法調和的矛盾孕育了其分化的可能。我們應該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積極促進中美關系的發展，通過經濟、貿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發展互利合作的雙贏格局。尤其是要加強中美雙方軍事交流與合作，讓美方能更加客觀地認識到我們沒有與其爭霸的野心，增進雙方互信。

　　第六，加強同俄羅斯的海上安全合作。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激化了亞太地區一些國家間的矛盾，尤其是與中國的矛盾加劇。依仗美日同盟的日本則不斷挑釁，嚴重危害了地區安全。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是中俄以及熱愛和平的國家共同的訴求。中國和俄羅斯歷來反對用武力解決復雜的國際問題，反對無視國際法和他國利益的行為，反對霸權主義。中俄應積極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積極應對破壞地區安全、穩定的行為，繼續深化海上航行安全、海上資源安全、海上環境安全等多方的合作，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

　　第七，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在經濟上鎖定日本，以經濟遏制其軍事妄動。中國已經連續五年是日本最大貿易國，截止到2012 年12 月，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 2013 年1 月至9 月，中日的貿易額達到了2 257. 4億美元。中日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即使中日在釣魚島問題爭端期間，中日之間依然保持著繁榮的經濟合作態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經濟想要繼續保持繁榮就繞不開與中國的合作。我們應該繼續加強與日本在經濟上全方位的合作，從經濟上鎖定日本，促使日本在軍事妄動之前掂量一番輕重。

　　《孫子兵法》有云：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中國經濟正在蓬勃發展，應繼續沿循“韜光養晦”的政策。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繼續加強與周邊國家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合作，繼續推進睦鄰友好政策，積極努力改善與東南亞部分國家以及日本的關系，為我們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等到我們的經濟、軍事等實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今天困擾我們的問題在將來或都可迎刃而解。

　　致謝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倪樂雄教授和鄭飛博士給予了十分寶貴的建議，在2013年4 月20 日上海政法學院海權與國防政策研究所舉辦的“中國周邊海權戰略形勢研討會”上得到上海政法學院王蔚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武心波研究員的批評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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