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后到現在，日本歷史學界對九一八事變的研究，以及歷史教育中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敘述，往往突出強調事件是關東軍的“謀略”，而不是從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政策出發，對事變本身進行深入思考。一些日本政客挑戰人類良知，否認日本當年的侵略罪行，對戰犯亡靈頂禮膜拜，就是利用了這一錯誤的歷史認知。

　　制定“大陸政策”，將中國東北劃為日本“利益線”

　　中國東北地區豐富的資源以及重要的戰略地位早已令日本垂涎欲滴。1890年，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時任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發表的施政演說，影響了日本此后數十年的發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主張，主權線即國界，利益線則是“與主權線之安危有緊密關系之區域”。日本把其利益線劃至與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即當時所說的“滿蒙(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保護利益線的根本方法就是強化武裝，擴軍備戰。從此，日本就確立了后來被稱為“大陸政策”的向中國擴張的國家政策。

　　1894年的甲午戰爭，可以說是日本將“大陸政策”從計劃向現實轉化的首次重要嘗試。通過這次戰爭，日本成功地挑戰了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首先控制住朝鮮，向利益線邁進了一大步。但日本的崛起也沖擊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特別是同俄國早已確定的遠東擴張戰略發生沖突。20世紀初，日本雖然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但也不得不正視俄國作為競爭對手的存在，在與俄國就分割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先后簽訂4次密約后，日本也只能獲取在中國東北南部等地的侵略權益。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帝國主義的干涉削弱了俄對中國東北北部的控制，東亞國際格局發生劇變。日本發現了侵吞整個中國東北以實現其利益線的重要機會，于是主動照會協約國，表示愿意出兵西伯利亞，但待美、英、法等國軍隊撤出西伯利亞時，日軍卻遲遲不撤兵，還在東北北部地區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活動，一度開進滿洲里、海拉爾、哈爾濱和博克圖等城市，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從西伯利亞撤兵后，日本在中蘇邊境線上設置了多處特務機關，一方面窺測蘇聯的情報，同時為其軍事勢力向東北北部地區滲透作準備。

　　面臨內外危機，“東方會議”確定赤裸裸侵華方針

　　如果說山縣有朋提出的生命線和利益線概念尚屬原則，那么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軍部及各政黨內閣就越來越把維護“滿蒙權益”視為壓倒一切的戰略抉擇和不可動搖的國策。20世紀20年代，日本面臨嚴重內外危機，1927年還爆發金融危機。為擺脫危機，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上臺組閣后，主張以強硬手段對華“積極干涉”，擴展日本權益。1927年6月，田中義一召集與中國事務有關的軍政官員召開“東方會議”，確定了赤裸裸的侵華方針—《對支(華)政策綱領》。綱領強調，中國東北對日本國防及國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關系，必須予以“特殊考慮”，包括在東北培植親日勢力;應用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維護和擴大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的利益。滿蒙特殊論成為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理論依據。

　　這一時期，駐守在中國東北旅順地區的日本關東軍集中了一批有極大野心的軍人，如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石原莞爾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洋文明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下一場決勝戰爭將以日美為中心，而日本取勝的關鍵正在于控制“滿蒙”這一最重要的基地。板垣征四郎則組織關東軍參謀對東北進行“考察”。在考察后，關東軍參謀們提出了一系列占領東北以及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預案”。關東軍司令部則提出了作為綱領的《處理滿蒙問題方案》，強調“關東軍應有自行決定顛覆張學良政府、占領滿蒙之決心”。因此，日軍不斷挑起事端，制造武裝侵占東北的借口。

　　軍人集團崛起，秘密地、精心地進行了戰爭準備

　　明治政府成立以來，日本軍部成為與內閣平行的“輔佐”天皇的獨立體系，擁有凌駕于政權之上的特權。軍人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將推翻政黨內閣、建立軍人政權、實行舉國一致體制作為目標。20年代日本駐瑞士武官永田鐵山、駐蘇聯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岡村寧次3人組成的所謂“巴登巴登集團”具有代表性。對中國東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加入這一集團，后來加入者還有侵華戰爭中的骨干東條英機、河本大作、土肥原賢二、山下奉文等。

　　九一八事變前，無論是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還是關東軍，都確立了軍事占領中國東北的基本方針，甚至對占領東北后的統治方式與原則都進行了充分考慮。

　　日本關東軍為詳細了解東北各地地理情況，制定具體的作戰計劃，曾先后于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組織所謂“參謀北滿、南滿旅行”，實為到東北各地進行軍事偵察活動。為獲取沈陽北大營的準確情報，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親自造訪駐守那里的王以哲旅長。但就是在他與王以哲談話時，其手下的參謀人員則分頭進行偵察，用相機對各處進行拍攝。

　　1929年9月，關東軍作戰部門起草了《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1931年6月，在日軍參謀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明確規定了日軍侵略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7月31日，日本陸軍省密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回東京，將“大綱”作為指令下達。8月3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軍司令官和師團長會議，傳達在滿洲的作戰計劃。

　　九一八事變前，根據《辛丑條約》駐扎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有一萬余人，其中司令部及重炮兵大隊駐守旅順，下轄第二師團5000人駐遼陽，其余的獨立守備隊則分駐南滿鐵路各車站。相對駐守在這里的中國東北軍，日軍雖然在數量上明顯處于劣勢，但是秘密地、精心地進行了戰爭準備。

　　日本參謀部還特意滿足了關東軍配備重型武器的要求，從國內運兩門24厘米榴彈炮到東北，系當時陸軍擁有的最大口徑攻城炮。由于目標大，日軍將大炮分解裝入小箱，將炮筒偽裝后放在棺材里，秘密運入沈陽，安裝在守備隊院子中，目標則確定為中國軍隊駐扎的北大營以及飛機場、兵工廠。

　　1931年8月20日，擁有豐富對華交涉經歷的本莊繁調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為沈陽特務機關長。本莊繁到任后即視察各地日本駐軍，組織各類軍事演習，多次向部下表示有“以個人獨斷承擔責任”的思想準備，并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件，須主動采取積極行動，要有必勝之決心與準備”。

　　8月下旬，關東軍還從日本運來飛機30余架、野炮20余門至蘇家屯、渾河車站附近。南滿鐵路沿線的日軍頻繁舉行軍事演習，鐵路守備隊也向沈陽方向集中。駐朝鮮境內的日軍第十九、第二十師團也借演習之名抵達圖們江沿岸。

　　經過這些準備，人數占劣勢但準備周密的關東軍便開始千方百計地尋找挑釁和發動戰爭的機會。

　　蓄意滋事尋釁，為發動侵略戰爭制造口實

　　1931年，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成為日本關東軍滋事尋釁的口實。

　　萬寶山是距長春30多公里的一座小村鎮。當時，得到日本領事館支持的“長農稻田公司”在契約未經縣政府批準的情況下，將租到的萬寶山三區農戶的500公頃土地轉租給無籍的朝鮮人李升熏等人。為開渠種稻，李等人與當地農民發生沖突，且得到日本領事館警察的保護。

　　由于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張作相施壓，張作相同意先將現場中國警察撤走，以利于事態的圓滿解決。但李升熏等在日本警察保護下不但挖渠引水，而且筑壩攔河，激起當地農民憤怒。

　　在日本領事館的唆使下，《朝鮮日報》駐長春記者捏造朝鮮農民在萬寶山被害的假消息，在朝鮮引起大規模排華風暴，更導致東北社會動蕩不安。

　　此時，日本參謀本部派大尉中村震太郎以“考察農業”的名義潛入內蒙古興安屯墾區，化裝成中國人收集作戰資料，因形跡可疑被抓。中村亮出“東京黎明農業學會”名片，自稱受該會委派前來調查當地土質、農業等情況，要求放行。但經搜查發現，中村一行攜帶物品有中、日、俄文軍用地圖及鐵路線路圖、橋梁涵洞斷面圖等及自繪草圖等，其筆記中記載了日本參謀本部的派遣令、在東北的活動報告書、一路見聞;其表冊則記載興安屯墾軍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營房及輜重等軍事情報，種種跡象表明中村等人目的實為軍事偵察而并非農業考察。

　　中村一行間諜行徑暴露后被秘密處決，8月11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要求中方就此事道歉、處罰責任者、賠償損失及做出保證等。關東軍司令部隨即以該事件“冒瀆帝國軍隊的威信”進行煽動，稱“絕不能漠視此次不祥事件”。活躍在東北的日本右翼團體如滿洲青年聯盟、大雄峰會等組成“母國訪問團”，返回日本游說，聲稱中國東北當局的政策使在那里的日本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威脅到了日本的“滿蒙生命線”，只能用“武力解決”。于是，一些青年軍官涌向靖國神社，割破皮膚用血涂抹太陽旗，為中村舉行追悼會;日本陸軍出動飛機，在日本列島上空散發傳單，鼓動日本人“保衛權益，保衛國防”。就這樣，在日本國內煽起了以武力保衛“滿蒙生命線”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狂潮。

　　發動九一八事變，實現“大陸政策”第一步

　　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中尉河本末守率幾名士兵裝作巡查鐵路，在大連與沈陽之間的柳條湖附近的鐵道上制造了爆炸現場，但向本部報告說是中國軍隊所為。板垣征四郎立即根據原來準備的方案，令獨立守備第二大隊進攻中國軍隊駐守的北大營，步兵第二十九聯隊攻擊沈陽城，令駐鐵嶺的獨立守備第五大隊急赴沈陽，并報告本莊繁，要求出動第二師團主力。

　　這時，預先準備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24厘米大炮開始向北大營射擊，每隔三四分鐘發射一發炮彈。日本步兵第二十九聯隊從沈陽的滿鐵附屬地向城內發起進攻。由于地方軍警只有輕武器，稍事抵抗后便散去，日軍于19日凌晨進據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機關，沈陽全城淪陷。

　　本莊繁率司令部人員進入沈陽城，并在城里設置師團司令部，對沈陽城進行實質性的占領，令第二師團主力及駐守各地日軍分別進攻當地中國軍隊，并占領相應城市。從19日開始，駐遼寧各地的日軍獨立守備隊分別向鄰近城池發起攻擊，當天即占領了營口、安東、鳳凰城等重鎮。駐長春的日軍第三旅團隨即開始進犯長春，9月21日晚占領吉林省城。

　　國民政府及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當局對關東軍的挑釁早有察覺，但開始時并不希望與日本發生軍事沖突，一直采取退避三舍、息事寧人的態度，所以當日軍向北大營發起攻擊、占領沈陽時，沒有受到東北軍的正式抵抗。中國軍民積極反抗，才使得日軍占領東北的步伐有所放慢。但是1931年11月的江橋抗戰和1932年初的哈爾濱保衛戰后，日軍終于完成了對中國東北的全面占領，并在這一地區制造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實現了“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在發動九一八事變及占領東北全境的過程中，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兵力開始僅有主力第二師團和6支獨立守備隊，總兵力不到兩萬人，后來也不過是得到了來自朝鮮的日軍一個師團的支援。當時駐守中國東北的東北軍雖然裝備不敵日軍，但數量遠在日軍之上。日軍占領東北的速度之所以那么快，固然有東北軍戰略指揮方面的失誤，但在事變發生前，關東軍和日本軍方、日本政府進行的周密的準備，顯然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本版文章作者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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