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見聞報道，素有世界“影子政府”之稱的比爾德伯格俱樂部今年的會議將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中國今年有兩位人士參會：中央經改專項小組負責人劉鶴，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劉鶴其人其事

　　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學者李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世界銀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張加速市場化改革的報告中，將劉鶴列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視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劉鶴起草383方案，作為國內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政策主張向三中全會進言，主張國企外賣、土地流轉、投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這些主張與8月份華爾街日報報道的《世行為中國經濟設計全面改革藍圖》中世行的主張不謀而合，更與世界銀行報告《2030年中國》保持一致。

　　學者楊斌認為：世界銀行的政策建議來自受到國際輿論廣泛批評的“華盛頓共識”，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改革實踐表明，“華盛頓共識”政策的預期與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的統計數據，從1980年至2005年，在“華盛頓共識”倡導的私有化風靡全球的時期，一百零五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

　　學者江涌稱：世界銀行在執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意志的同時，也與西方大公司、壟斷資本的關系日益密切，成為“新殖民主義”全球化的代言人。世界銀行援助項目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受援國政府或其民眾，而是利用援助項目進入受援國的西方跨國企業。給受援國開出私有化、國際化的藥方，直接便利這些西方企業在受援國家攻城略地。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重要推手，世界銀行的推手力量或專政權力主要來源于三大方面：一是美國以及西方政府的政治力量;二是來自西方資金而凝聚著西方政治以及資本意志的金融力量;三是擁有一批“杰出”的經濟學家所擁有或代表的知識力量。

　　2013年12月17日，接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中央高層的相關人士獨家向和訊網透露，此前10月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社會公布的“383”改革方案，由于未經相關部門允許，而造成中央的被動局面，“383”改革方案相關人員已經就此做了紀律檢查。

　　領銜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超級權力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簡稱深改組)，完整名單于2014年3月份曝光，成員43人，劉鶴入局。

　　國家發改委網站顯示，5月16-17日，2014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鶴任中央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負責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出席會議并作總結講話。

　　黃益平其人其事：

　　黃益平為巴克萊資本董事總經理及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研究部首席經濟分析師。1987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曾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經濟項目主任。2000年5月至2009年2月加盟花旗集團，先后擔任花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等職。此前曾任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商學院General Mills國際客座教授等職。

　　2008年《中國經濟時報》作了一篇報道，《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金融的影響是“甚微”嗎？》提到，黃益平與摩根主席們一道，認定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影響甚微：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表示，由于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危機對中國影響有限。花旗銀行經濟學家黃益平也表示，次貸危機對中國沒有直接影響。同樣，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鄭京平8月19日認為，美國次級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人民銀行的易綱當時(8月)也認為，引起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場的持續降溫，但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不大，因為目前我國銀行業整體信貸資產質量還是比較好的。北大教授林毅夫甚至說，次貸危機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

　　2013年，鳳凰網做那篇著名的綜合報道《劉鶴正起草中國經濟最新藍圖 習近平:他對我非常重要》中，提及劉鶴與國外采取策略倒逼中國國內進行激進改革。在該報道中，黃益平則以劉鶴的親密戰友的面目出現進行評論：“劉鶴很有耐心，愿意用各種方法來說服改革的反對者”：

　　“自那以來，劉鶴和其他中國決策者采取了另一個策略：與美國等國就要求中國開放封閉行業、引入更多競爭的條約進行磋商。

　　今年6月份，劉鶴向來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利普頓(David Lipton)拋出了有關推進貿易協議的問題。利普頓曾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時候，前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說，其他中國官員已明確告訴他中國愿意重啟拖延已久的圍繞一個將放開投資限制的協議的磋商。

　　雙方在6月份同意重啟相關談判。中國說，中方將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除雙方約定好的某些領域之外，允許外商在任何領域投資。

　　盡管這種談判可能持續數年，但中國做出的承諾可能會倒逼國內進行一些改革。中國前總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談判時曾用過這個策略。他做出了減少外商投資壁壘、下調關稅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變的承諾，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長，但同時令數萬家競爭力差的國有企業被迫關閉。

　　劉鶴曾與朱镕基共商經濟政策，并且與朱镕基在如何推進改革方面有類似的想法。劉鶴2010年對財新《新世紀[6.43% 資金 研報]》雜志表示，從中國長期歷史的進程來看，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

　　北京大學經濟學家黃益平說，劉鶴很有耐心，中國官員愿意用各種方法來說服改革的反對者，這是漸進改革的特性。”

　　"影子集團"：他們在暗中操縱世界?

　　“骷髏會”、“共濟會”、“羅馬俱樂部”、彼德伯格俱樂部……

　　是否真的存在一個跨國界的權謀組織在暗中控制世界?

　　日前出版的一本新書《彼德伯格俱樂部：操縱世界的影子集團》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它由國際知名的調查者丹尼爾·伊斯圖林所寫，他連續15年對這個名叫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組織進行追蹤，在書中他向讀者揭開了這個組織的神秘面紗。

　　政要、商業寡頭

　　神秘的聚會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冷戰初期，西方國家高層普遍認為，如果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能在他們公開的姿態背后實際控制世界事務，那么，嚴重的經濟下滑以及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于是，在1954年5月底，由荷蘭親王本·哈德組織，來自世界經濟、政治、軍事領域等方面的精英在荷蘭的彼德伯格酒店開會，與會者同意成立一個秘密團體，并以該酒店的名字命名。從此，他們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華酒店里舉行會議，秘密謀劃人類社會的未來。與會者的資格很嚴格，必須由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主席親自邀請，附上會議籌劃指導委員會成員、顧問小組、名譽秘書長的推薦信。沒有人可以通過金錢、權力或其他關系打通前往彼德伯格會議的道路。洛克菲勒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荷蘭王室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核心。

　　彼德伯格俱樂部從一開始就十分神秘。50多年中，每年的會議地點、與會者的身份從未對外公開過，日程、決議也是一個秘密。然而，在每年出席人員中，你可以找到這些熟悉的面孔：

　　重量級政要，如美國副總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北約秘書長、美國國會議員們、歐洲各國的總理們、反對黨的領袖們等;世界經濟的操盤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此外，還有世界上最大的100個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萊斯勒、可口可樂、英國石油公司(BP)、高盛、微軟等等。

　　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

　　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系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為美國做了決定;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殺意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事件;策劃水門事件;涉嫌刺殺肯尼迪總統;涉嫌罷黜撒切爾……

　　在不少人眼中，彼德伯格俱樂部是改變世界的“陰謀理論”的成形地，多年來是躲藏在黑暗中掌控全球的一只手。丹尼爾·伊斯圖林在書中披露，當世界范圍內某個政體需要更迭，無論這是基于支持某個福利國家的需要，或是改變不穩定的資本流向，只有彼德伯格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它才會發生。

　　首先是“任命”美國總統和世界多國領袖。他列舉了幾個驚人的“巧合”：

　　比爾·克林頓，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2年獲得了民主黨提名，并被選舉為美國總統。托尼·布萊爾，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4年7月成為黨魁，并于1997年被選舉為首相。喬治·羅伯遜，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8月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員會”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國建國伊始就被棄置的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為法國下屆總統。

　　而在國際問題上，彼德伯格俱樂部在許多重要事件中起到作用：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系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為美國做了決定;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殺意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事件;策劃水門事件;涉嫌刺殺肯尼迪總統;涉嫌罷黜撒切爾……

　　丹尼爾·伊斯圖林認為，彼德伯格俱樂部試圖控制美國總統、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聞媒體機構、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其貨幣供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所有和聯合國有關的渠道。他們能摧毀任何事物：無論大小，只要是妨礙他們創造統一世界的新秩序。它的理想初衷，就是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半個世紀以來

　　媒體為何對此集體失聲?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幾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體都歸與會的大亨所有，他們聚會時保安級別不遜色于總統

　　如果說彼德伯格俱樂部舉行的神秘性可以理解，那么，主流媒體在半個世紀以來對如此重大新聞題材卻集體失語就令人不解。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yua因是：幾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體都是與會的大亨所有的。并且，與其他高層精英聚會相比，其舉行時的保安級別絲毫不遜色于總統。

　　會議選擇的酒店通常在一個小鎮，這樣可以遠離大都市的聚光燈和好奇的民眾。此外，小鎮還有一個優勢：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帶著槍，全面監控每一個人而不會被人質疑。為保密起見，被邀請者必須獨自前來，不能帶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個人助理不能出席會議，吃飯也必須在不同的廳。

　　而由于與會權勢精英身份的重要性，由東道主國家的政府負責所有與會者及其隨從的安全。他們不惜動用軍隊、情報機構、國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衛。與會者不用遵從東道國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必須通關檢驗、攜帶適當的身份證明(比如護照)等等。他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任何不在“準予進入人員名單”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這些精英們通常帶著自己的廚師、侍應、秘書、接線員、勤雜工、保潔人員以及安全人員。

　　此外，除非是應邀出席的媒體高級代表，記者是最不受歡迎的人物，與會者禁止接受記者任何形式的采訪。這就是為什么所有報紙都可以在頭版討論G8會議時，卻鮮有人報道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

　　唯其如此，不少人對彼德伯格疑心重重，他們動用各種資源進行追蹤調查，這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丹尼爾·伊斯圖林。他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操縱世界的影子集團》被追蹤者視為寶典，出版后一再重印。他何以取得這些材料?據他自述，他如今住在西班牙，卻生于前蘇聯。他爺爺是克格勃上校，但他爸爸卻是個叛逆者，進了克格勃的監獄，后來他們舉家逃出蘇聯，因此他既有克格勃內線，又有MI6的內線，能弄到彼德伯格的名單和會議議程，甚至最后達成的協議文本。

　　如果屬實，那么他書中所寫的可能是真相，當然也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彼德伯格俱樂部，仍是一個謎。

　　他們都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會員……

　　《彼德伯格俱樂部》作者：[加]丹尼爾·伊斯圖林

　　書摘:

　　想象一下，有這樣一個秘密俱樂部，在那里，總統、總理、國際銀行家以及將軍們摩肩接踵;優雅的王室成員女伴確保所有人都和睦共處;那里的人發動戰爭、操縱市場、控制歐洲;說著他們從來不敢公開說的話。這就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組織中最為機密的一個。之所以沒有人愿意打破這個組織所共謀的靜默或者站出來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國廣播播音員斯瑞·塞貢札克的話里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太有權勢了，他們無所不在，所以不會暴露。”

　　荷蘭親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負責任且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能夠在他們公開的姿態背后實際控制世界事務，那么，嚴重的經濟下滑，比如“大蕭條”，是可以避免的。出于這個塬因，1954年，他被授命組織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們召開第一次會議。這些代表來自世界經濟、政治、工業、軍事領域的所有方面。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們在荷蘭烏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開會。會議結束時，與會者同意成立一個秘密團體。

　　然而，作家吉歐格斯·C·海頓發現，這位德國出生的本·哈德親王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曾是德國黨衛軍的一名軍官，同時也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某附屬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在海頓的著作《強奸憲法》、《自由之死》里，他聲稱，本·哈德親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納粹歷史，鼓勵“超級秘密決策集團”成員稱他們自己為彼德伯格俱樂部，以紀念法本公司高層倡議組建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海因里希·希姆萊(1900—1945)，二戰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總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萊逃竄過程中被盟軍俘獲，服毒自殺。——編者注】的“朋友圈”——這個朋友圈由一些創造財富的精英所組成，從希特勒早期受歡迎開始，一直到納粹德國失敗而解散。他們為希姆萊在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中所給予的保護而回報其大筆的酬勞。戰后，當本·哈德親王成為荷蘭皇家殼牌公司(荷英企業集團)首腦后，荷蘭皇室小心地將親王的這段背景隱瞞起來。今天，這家富有的歐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圈內成員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會議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目標和任務。據一個觀察家稱，他們的口吻是一貫的：“彼德伯格所有會議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產生‘精英意志’，就聯合統治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戰略上達成一致。北約組織是他們采取行動進行顛覆的主要基礎，因為該組織可以為他們的‘永久戰爭’計劃提供舞臺，或者至少讓他們可以使用‘核訛詐’政策。”

　　政治研究員羅杰·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時事通訊——《法國外交政策》里，分析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和戴高樂的關系。他的研究報告觀點從一開始就令人震驚：“所有法國與彼德伯格俱樂部有關的人，比如喬治·彭皮杜、安東那·比內，以及蓋伊·莫勒這些打壓派，都是查爾斯·戴高樂核政策的強烈反對者。”彭皮杜是總理，比內和莫勒都是法國政府的部長。

　　彼德伯格俱樂部為什么如此呢?因為集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懾為攻城槌，對付那些不服從的國家，把歐洲自由國家的主權交給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為了控制歐洲，即使法國的核力量是遏制蘇聯核威懾的關鍵力量，消除法國的核威脅仍然是必須的。戴高樂的傳記作家讓·拉古居爾寫道：“戴高樂必須在歐洲建立起無可爭議的實力地位，來對付英國以新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為目的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就是為什么法國必須成為世界叁極中的一極，而不只是歐洲大教堂里的一根柱子的塬因”。

　　1954年以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代表了所有西方國家的精英和財富——金融家、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跨國公司商業領袖、總統、總理、財政部長、國務卿、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世界傳媒集團的總裁、軍隊的首腦。

　　戰爭通常因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現在這個全球性的時代，商業和政治共同決定著國家存亡，這其中，經濟居于主導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樂部主席說什么，有一點毫無疑問——該集團用經濟控制著世界貿易。實際情況是：公眾對他們每年舉行的會議并不知情。他們秘密聚會，討論全球戰略，在廣泛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種保密令人懷疑。

　　自艾森豪威爾之后，歷任美國總統都是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他們并不全都親自參加會議，但都會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數英國政府的主要成員一樣，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是又一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甚至一貫高姿態的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也是該集團的成員。之前，被集團邀請的人還有，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爾·克林頓、約翰·克里、美林達和比爾·蓋茨、理查德·珀爾等。

　　彼德伯格的成員還包括那些控制著你的視野和閱讀的人——比如傳媒界的戴維·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萊克(他之前擁有從《耶路撒冷郵報》到加拿大最新的《國家郵報》等超過440家媒體出版機構)、埃德加·布隆夫曼、魯珀特·默多克，以及維亞康姆集團(國際傳媒集團，涉及幾乎所有傳媒主要產業領域)首席執行官薩默爾·雷德斯通。是他們保護著這個秘密集團的秘密，而這可能就是為什么“彼德伯格”這個名字對你來說很新鮮的原因。

　　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成員，羅斯柴爾德勛爵和勞倫斯·洛克菲勒，為了使歐洲區域化的秘密目的，親自挑選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據目前已卸任的菲亞特公司領袖喬瓦尼·阿涅利所說的那樣，“整合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獲取成功”。倫敦《觀察家》報的威爾·赫頓參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會議，他說：“這里不制定政策，全是討論，有些只是普通的陳詞濫調，但會議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礎背景形成了共識。”

　　事實上，從彼德伯格會議閉幕時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會議上討論達成的各個領域里的共識，就被這些在政治和商業上強力的利益相關者通過主流媒體不遺余力地宣揚開來;與此同時，這些共識也成為駕馭那些顯然是不同派別的國際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來都“仿佛出于偶然”。

　　盡管有很多公司曾經嘗試過，但沒人能買到會議入場券。彼德伯格俱樂部指導委員會決定被邀請人——倫敦《衛報》的稱唿很恰當：“彼德伯格人”。這些人的資格在秘密會議的50年時間里，一直都沒有改變。從本質來說，他們在尋找熱衷于統一世界秩序的人，一個費邊式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堅信他們所說的“對社會一切活動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過世界政府來實現最佳的、對個體的控制。

　　根據我在該指導委員會內部的消息人士稱：“被邀請者必須獨自前來;不能帶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個人助理【即全副武裝的保鏢，通常都是前中央情報局和軍情六處(MI6)的人。——譯者注】不能出席會議，吃飯也必須在不同的廳。即使是戴維·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飯。與會者絕對禁止接受記者采訪。”

　　為了保證會議的隱秘氛圍，彼德伯格人在會議期間(通常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筑里的所有其他客人都會被中央情報局和當地的秘密機構清走，以確保會議代表完完全全的隱秘和安全。會議酒店的所有圖紙都被列為機密，工作人員也將被徹底甄別——質詢他們的忠誠度、核實他們的背景、調查他們的政治傾向。所有可疑人員在會議期間都被排除調開。

　　東道主國家的政府負責所有與會者及其隨從的安全。為了保護這些權勢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們不惜動用軍隊、情報機構、國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衛。與會者不用遵從東道國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必須通關檢驗、攜帶適當的身份證明(比如護照)。這些對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任何不在“準予進入人員名單”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這些精英們通常帶著自己的廚師、侍應、秘書、接線員、勤雜工、保潔人員以及安全人員。

　　約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義：歐洲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自我認同與群體意志》中寫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會議“以完善并強化他們的虛擬共識。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對銀行家和商業大亨好的，對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好，全球化(這種幻象)不可避免”。

　　成員

　　將每年都參與會議的活躍會員和其他偶爾被邀請的成員區別開來是非常重要的。大約有80名成員多年來經常參加會議。被邀請來就其影響領域或專業學術知識做報告的邊緣人士，對彼德伯格俱樂部背后的正式構架完全一無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團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標。有些人被邀請來是因為彼德伯格人認為，那些人也許在他們的全球主義計劃里可能成為有用的工具，并在隨后幫助其被選舉到非常有權勢的位置。沒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請者，自然被扔到一邊了。

　　最戲劇性的“有益補充”的例子，就是籍籍無名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 克林頓。他1991年第一次參加在巴登-巴登舉行的彼德伯格會議。在那里，戴維·洛克菲勒告訴克林頓，為什么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是彼德伯格俱樂部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集團需要他就此問題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頓被選為美國總統，然后——猜猜怎么了?——他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強力擁護者。下面的清單著眼于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領導人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日期以及隨后他們事業變化的時間：

　　比爾·克林頓：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2年獲得了民主黨提名，并被選舉為美國總統。

　　托尼·布萊爾：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4年7月成為黨魁，并于1997年被選舉為首相。

　　喬治·羅伯遜：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8月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

　　羅馬諾·普羅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9月宣誓就職歐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選為意大利總理。

　　塑造土耳其的未來

　　兩名土耳其與會者——土耳其央行行長蓋茲·艾舍爾和土耳其外交部長埃姆·雷薩伊——從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鎮會議歸來后四天，土耳其政府倒臺了。事出突然，土耳其總理梅蘇特·伊爾馬茲突然宣布辭職。他的煺隱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黨前總理坦蘇·奇萊爾領導的真道黨與中立的祖國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伊爾馬茲的煺隱為親###的繁榮黨領導人內吉梅丁·厄爾巴坎重組下屆土耳其政府掃清了障礙。這次政府更迭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有了一次黃金機遇，向基督教歐洲的軟肋施加###教影響，制造種族緊張，從而使該地區保持動蕩。

　　葡萄牙行動

　　據消息靈通人士稱，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薩彼德伯格會議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員。那次會議之后，葡萄牙政府領導發生了重大變化。

　　鮮為人知的里斯本市市長佩德羅·M洛佩斯·桑塔納，忽然被共和國總統任命為總理。

　　議員約瑟·蘇格拉底，在愛德華多·費羅·羅德里格斯2003年5月25日辭職后被選為社會黨黨魁。愛德華多·費羅·羅德里格斯1999年至2000年間，因警方調查十五起案件而卷入一場社會及政治危機。據稱，他涉嫌在國營收養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這位與該調查行動關系緊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確認，危機是由幕后的彼德伯格成員導演的)。蘇格拉底2005年成為葡萄牙總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總統候選人

　　2004年6月，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的前競爭對手，約翰·愛德華茲首次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他看待美國政治的視角給成員們留下深刻印象。之后，被成員們直接選為克里的競選伙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姓名——都各自證實，會議第二天，在聽了約翰·愛德華茲講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觀點之后，亨利·基辛格致電約翰·克里，內容如下：“約翰，我是亨利。我們找到了你的副總統。”

　　《紐約時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這個權力集團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選的愛德華茲?

　　今年6月初，大約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薩召開的了獨一無二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會議。有些人暗示，愛德華茲是由于得到了與會的亨利·基辛格、梅林達· 蓋茨以及理查德·A珀爾的欣賞，而助他贏得了克里的歡心。愛德華茲和共和黨人拉爾夫·里德在關于美國政治的一次討論中發言表現非常好，以至于與會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會議結束前就鼓起掌來。事前，愛德華茲先生曾去過布魯塞爾會見北約官員，宣傳他的外交方略。

　　過去30年里的每一任英國首相，都覺得必須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事實上，有些人說，彼德伯格俱樂部是軍情六處在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指導下的一個真正的創舉。“英國情報機構的這個計劃，是為了讓約瑟夫·雷廷格爾(后來的歐洲行動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能夠在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背后，把彼德伯格俱樂部組織成真正的權力掮客。”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尋后國家主義時代——沒有國家，只有為世界價值所匡正的全球區域的時代。這就是說，全球只有一種經濟，一個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人為精心挑選出的)，一種宗教。為確保他們達成這些目標，彼德伯格人專注于“偉大的技術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眾”。

　　——威廉姆·夏農

　　彼德伯格俱樂部主要擔心有組織的對抗。集團成員們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眾知道他們在為世界的未來計劃著什么：主要來說，就是一個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擁有單一的全球市場，由一支“世界軍隊”守衛，由一個“世界銀行”控制財政，使用單一全球貨幣。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實現他們一個世界的愿景，內容都羅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單”里：

　　一個國際身份。他們試圖通過向國際組織授權，以內部顛覆的方式，徹底摧毀所有國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價值標準。未來再不許有別的標準存在。

　　對民眾的中央集權控制。通過對頭腦的控制，他們計劃引導全人類遵從他們的意愿。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科技時代的角色》中對該計劃藍圖的描寫令人不寒而栗。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簡歷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叁邊委員會創始人之一;卡特總統時期任國家安全顧問;羅納德·里根總統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專責小組的聯席主席。他還是亨利·基辛格的親密伙伴，以出席過數次彼德伯格會議而聞名。他預計，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統治者和仆役。

　　一個零增長的社會。在后工業化時代，需要以零增長來消滅大眾財富殘余。如果有財富，就會有進步。財富和進步使得執行壓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將社會劃分成所有者和奴隸的話，你就必須壓制。終結財富將終結核能電力及工業化生產(除了計算機和服務業之外)。加拿大和美國剩余的工業將轉移至諸如###、秘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這樣的貧困國家(這里的勞動力很便宜)。這樣，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實現了。

　　一種永久的失衡狀態。人為制造危機將使民眾不斷受到脅迫——肌體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狀態成為可能。民眾將太過疲憊、虛弱而無力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困惑、消沉，以至于“面對眾多選擇，卻總是漠然視之”。

　　對教育的中央集權控制。歐洲共同體、“美洲聯盟”和未來的亞洲聯盟，他們尋求對教育的更強力的總體控制的塬因就是，允許倡導一個世界理念的全球主義者，將世界真實的過去徹底滅絕。他們的努力正孕育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輕人幾乎完全無視歷史的教訓、個體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義。以全球主義者的觀點，這種安排將簡化教綱。

　　對所有國內外政策的中央集權控制。美國確實影響了整個世界。現在，彼德伯格人看來要做些事來控制美國總統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權，正按美國的需要前進。歐洲現在當然是受歐洲共同體的共識影響。

　　向聯合國授權。他們計劃利用現成的聯合國，使之先從法律上成為世界的政府，并對“世界公民”直接征收聯合國稅，然后再從事實上做到這一點。

　　西方貿易集團。通過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至整個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終形成與歐盟類似的“美洲聯盟”。

　　擴張北約。就如同聯合國現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一樣，由聯合國在全球更多的動蕩地區進行干涉，而北約則作為聯合國的世界軍隊。

　　單一司法體系。國際法庭成為世界的唯一司法體系。

　　單一社會福利狀態。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種單一的社會福利狀態——順從的奴隸得到補償，不聽話的就被消滅。

　　彼德伯格俱樂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國家施加影響，執行他們的政策。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觸角有多長了——他們試圖控制美國總統，加拿大總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聞媒體機構，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其貨幣供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所有和聯合國有關的渠道。擁有如此的聯系網絡，他們能摧毀任何事物——無論大小，只要是妨礙他們創造統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將通過許多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置信的例證來展示這一點。

　　例如，在《冒險與極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書中，喬恩·龍森描述了在馬島戰爭中，英國政府是如何要求對阿根廷實行國際制裁，但被拒絕的。“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會議上，英國石油公司的戴維·歐文站出來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贊同進行制裁。然后，這席話就讓很多人改變了念頭。我可以肯定，各國外交部長回到自己的國家，向他們的上司講述了戴維·歐文的話。你怎么知道呢?因為制裁被實施了。”

　　可是，這個簡單又美麗的國際各國合作的故事卻極少有詳盡的報道。

　　彼德伯格俱樂部試運行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一個目標就是通過壓制所有的科學發展，使世界去工業化。他們從美國入手，首要的目標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為未來能源的低溫核融合實驗。“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發展將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資源有限’的觀念扔出窗外。一個被恰當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夠從眾多普通的物質中，發掘出無限的未被開發的自然資源，從而以某種方式造福人類。這種觀念甚至遠沒有被公眾所了解。”

　　為什么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國軍情六處秘密特工約翰·科爾曼的說法，產生大量便宜的電能的核電站是“使第叁世界國家擺脫落后的關鍵。有了核能產生的大量便宜的電能和充沛的供應，第叁世界國家就能逐漸獨立于使他們處于仆役地位的美國的對外援助，并開始主張他們的主權”。

　　對外援助越少，就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控制越少，也意味著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獨立。讓彼德伯格和他們的代理人們厭惡的，就是這種發展中國家掌握他們自己命運的觀念。

　　這一點，在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第13頁上得到了確認：“在原子領域，科學發現不斷超越……不能排除科學家們將新成果交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并且很快‘原子彈就成為窮棒子的臂膀’。同樣，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應用技術發展，讓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那無法預見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為這個行星上的窮國服務的。正如在馬島戰爭中所表明的那樣，它們甚至是用來威脅第叁、第四世界國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據我自己的調查渠道，科爾曼同樣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員會高級成員的主張：“隨后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后是經濟混亂和政治劇變。這些都是為了配合卡靈頓勛爵(前英國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樂部委員會的另一名高級成員)，由基辛格聯合公司策劃的。”我們還知道，阿根廷行動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羅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劃的。

　　這次行動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發現他們的后工業時代零增長目標正在解體，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對其他拉美國家的一個警告，讓他們忘記他們可能有的民族發展、獨立和主權完整的想法”。

　　選擇阿根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個南美最富庶的國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數核技術。而這是違反彼德伯格人的意愿的。馬島戰爭迅速終結了這個雙邊互惠聯盟。毫無疑問，彼德伯格俱樂部更愿意讓墨西哥作為便宜的、血汗勞動力的輸出國，而不是讓它主張自己是一個羽翼豐滿的貿易伙伴。

　　更有甚者，由于一連串禁止報道的障礙，甚至于在今天，也極少有美國人認識到，從技術到重型工業設備，拉丁美洲市場對于美國有多么關鍵。與拉丁美洲的健康貿易將“激發眾多衰煺的美國公司，并提供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

　　為了防止這一點，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價。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主權國家外交事務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國家事務有那么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系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為美國作了決定。

　　1973 年，在瑞典薩爾特舍巴登會議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將每桶原油的價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躍升意味著在美國和西歐制造經濟混亂，這是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對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階段式的阿以戰爭的舞臺，并為戰爭爆發前正式簽署的主要價格協議提供了掩護。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當時“極端保守”的羅納德·里根總統的秘密許諾，將5000萬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他們喜歡的渠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轉給第叁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這個承諾不僅得到了遵守，還發展成了著名的“布萊迪計劃”。

　　由于瑪格麗特·撒切爾反對將英國的主權交給彼德伯格人計劃的超級歐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劃了罷黜鐵娘子的決定。而我們都難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黨出賣了她，轉而支持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卷毛狗——約翰·梅杰。

　　1985年，遠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紐約長島格蘭卡夫酒店的會議上，他們決定提高稅收，以向擁有債權的國際銀行家支付更多的錢。1990年，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杰出人物，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簽署了增加稅收的“預算方案”，然后在選舉中落敗。

　　1992年，集團開會討論讓公眾接受聯合國軍“通過使用武力，干涉主權國家的國內政策，以及沖突解決方案”這一理念的可能性。2006年渥太華會議期間，《多倫多星報》和《國家郵報》這兩家加拿大的主要媒體在首版整版刊載了彼德伯格人的這一建議。

　　1996年，在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第一次討論了將當時為加拿大政府所擁有的安大略水電集團以數百萬美元出售的問題。隨后很快，安大略水電集團就解體為五個獨立的公司，并被私有化了。

　　從 1996年會議開始，一直到1998年期間，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顯微鏡下。彼德伯格人商議建立遵循“托管制”的“獨立”的科索沃，而且，為了使該地區持續動蕩、沖突，作為該地區國界整體重新規劃的一部分，將南斯拉夫肢解(將擁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歸還匈牙利)，并用西方國家納稅人的錢重建該地區被摧毀的以百萬美元計的基礎建設。

　　從2002年彼德伯格會議泄露出的報告說，伊拉克戰爭被一直推遲到2003年3月，而當時世界所有報紙都以為戰爭將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發動。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議員、國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S費爾德斯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董事斯坦利·費舍爾、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奧特瑪爾·伊辛、法國國家銀行行長讓-克勞德·特里謝，在會議上討論了實現單一歐洲貨幣之后，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與歐盟類似，彼德伯格人還討論了建立以日本為首的政治聯盟——單一貨幣的自由貿易亞洲集團。

　　為建立美洲聯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計劃于1977年，但未在預期內的媒體曝光。在1996年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彼德伯格俱樂部被迫推遲了他們的計劃。好幾本書都以此為題材，就加拿大的推遲解體作了描述。其中，羅伯特·歐德里斯科爾和伊麗莎白·埃利奧特合作編寫了相關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墮落——加拿大》最為引入關注。

　　宋鴻兵：統治世界的精英集團--彼爾德伯格俱樂部

　　我們最好自下而上地來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廈”，而不是相反。終結國家主權(的工作)，可以用一點一點進行蠶食的辦法，這會比老辦法更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納《外交事務》雜志，1974年4月

　　1992 年7 月16 日，當克林頓在民主黨大會上接受競選總統提名后，發表了一番并無新意的有關團結、理想、人民和國家之類的高調。但是在演講結尾，克林頓突然提到了他在喬治城大學讀書時代的恩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對他的影響，并將這種影響與肯尼迪總統對他的影響相提并論[6.19]。克林頓在隨后的總統生涯里反復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麼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麼主張讓克林頓如此刻骨銘心呢?

　　原來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組織的權威，他認為這些秘密組織決定性地影響了世界上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換句話說，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陰謀論”大師。

　　奎格雷教授畢業于哈佛大學，曾在布魯金斯智庫、美國國防部、海軍部任職，并與眾多中央情報局的高官過從甚密。作為“圈內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觸最高機密的文獻和秘密檔案，他對英美極少數統治精英對全世界命運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對其中的一些具體做法持有保留態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澀深奧，所以并沒有遭到“主流”學者的圍剿，另一個原因是由于他長達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觸過大量絕密文獻，美國史學界沒有第二個人有機會重復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鮮有挑戰者，只要他的學說不危及同時代的當權者，精英圈子也沒有必要動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美國外交協會(CFR)，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顯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縱世界局勢的核心組織。擁有3600 名會員的外交協會相當于美國的“中央黨校”，加入該協會就等于邁進美國政界的大門，成為未來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加上了歐洲的精英分子，而擁有325 名會員的三邊委員會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的精英分子。美國外交協會的重量極成員往往也是其它組織的成員。這些組織中的精英們包括叱詫世界風云的重量級人物：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國際委員會的戴維·洛克菲勒、納爾遜·洛克菲勒、英國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總統政府內任美國國防部長后來又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麥克納馬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法國前總統(和歐洲憲法的主要制訂者)德斯坦、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有就是一代宗師凱恩斯。國際銀行家正是這些組織幕后的大老板，羅斯切爾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屆彼爾德伯格會議。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薩爾特舍巴登的會議由沃伯格家族主辦。

　　正在讀大學的克林頓聽了恩師的指點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頭地，個人奮斗注定會失敗，必須進入權力核心的圈子才能達到“好風憑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頓先后加入了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還是“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這是一個專門培養未來“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訓班。克林頓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協會，1991年，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又出現在當年在德國召開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6.20]，要知道美國有眾多的大州州長削尖腦門兒想要參加這個“超級精英聚會”，果然僅1年之后，名不見經傳的偏遠的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竟然擊敗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當選總統，難怪克林頓對恩師的教誨念念不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們就向公眾開放，我們就不可能為世界制定發展計劃。不過，世界越來越復雜，并準備向世界政府邁進。由知識精英和世界銀行家組成的超國家主權實體肯定好過過去數世紀實踐的國家自決。”[6.21]

　　戴維·洛克菲勒1991 年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名字取自荷蘭一家旅館，由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創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美國外交協會的“國際版”，由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家、政治家、商業領袖、媒體巨擎和著名學者所組成。他們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由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撿選出來的，這些人很多同時又是美國外交協會、朝圣協會(Pilgrims Society)、圓桌協會(Round Table)、和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幾乎所有歐洲聯合機構的策源地，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6.22]

　　該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神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總部設在荷蘭西部的萊頓市(Leiden)，甚至還有電話號碼。

　　但沒有網站。少數獨立偵探，如英國的東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國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費盡心機才能獲得有關彼爾德伯格會議位址和議程的消息,塔克跟蹤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關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書。歷史學家皮埃爾·維勒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記者威廉·沃爾福(William Wolf)已經聯合出版了《拒不讓公眾了解的事實和

　　紀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講述了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秘密發展史。比利時社會學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書有一章也是專門講述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達維格農(Etienne Davignon)堅持說“這不是資本家操縱世界的陰謀”。法國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加入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亞爾(Thierryde Montbrial)說這只不過是個“俱樂部”而已。例如，彼爾德伯格2002 年會議的正式新聞稿說，“俱樂部的唯一活動是舉行年會。會上不提出任

　　何決議，也不進行投票，不發表任何政策聲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只是一個“靈活、非正式的小型國際論壇。與會者在論壇上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觀點，增進彼此了解。”

　　英國經濟學家威爾·赫頓(Will Hutton)說，每屆彼爾德伯格會議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這個說法相當接近事實。彼爾德伯格會議上做出的決定稍后會成為8 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既定方針。

　　媒體在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面前總是溫順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時報》以典型的手法搶先報道，對沸沸揚揚的陰謀論淡化處理。

　　事實上，任何質疑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俱樂部的人都會被嘲笑成陰謀論者。英國議員或美國決策者等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說它“只不過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地方”，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論壇。

　　恩達爾(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戰爭：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戰》(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書中詳細講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開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發生的一段鮮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的最初幾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圍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元的信譽和價值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在世界金融風暴之中隨風而逝。當時的國際銀行家還遠未做好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極度混亂，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根本無人問津。眼看局面即將失控，國際銀行家們在1973年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緊急磋商，試圖遏制當時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國的金融戰略家沃特.雷維(Walter Levy)提出了一個大膽而驚人的計劃，放手讓世界石油價格暴漲400%，并規劃如何從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財團的84名成員參加了是次會議。恩達爾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權貴聚集在彼爾德伯格目的是使權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國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決定利用他們最珍視的武器-全球石油供應的控制權。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就是引發全球石油禁運，迫使全球油價激增。從1945 年起，按照國際慣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價，原因是美國石油公司控制著戰后石油市場。因此，全球油價突然上漲意味著世界對美元(用以購買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應激增，從而穩定美元貨幣的價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流入”來形容油價飆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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