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問題在于中國在其經濟快速發展中極度依賴外資，尤其是美資。可以說，中國在過去33年里實現的經濟奇跡是由他國創造的，中國從這一奇跡中，只分了一小杯羹而已，而大部分利潤流入了發達國家，尤其是流入美國的跨國公司的囊中。當然，外資公司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不少，但多數產品僅僅是在中國制造，中國并末參與其設計、創造或發明。

　　20世紀70年代初，大衛•洛克菲勒周圍的美國金融精英們與亨利，基辛格一同悄然策劃了理查德•尼克松的訪華計劃，為美國企業進入中國開啟了大門，將中國變成所謂的“世界工廠”。充足的勞動力是中國最具價值的資產。多年來，中國一直巧妙地發揮這一優勢，逐步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風險無處不在。

　　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問題在于中國在其經濟快速發展中極度依賴外資，尤其是美資。可以說，中國在過去33年里實現的經濟奇跡是由他國創造的，中國從這一奇跡中，只分了一小杯羹而已，而大部分利潤流入了發達國家，尤其是流入美國的跨國公司的囊中。當然，外資公司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不少，但多數產品僅僅是在中國制造，中國并未參與其設計、創造或發明。

　　2008年中國與整個歐盟的雙邊貿易額達到約3300億美元，歐盟一舉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位居第三。這三方與中國每年的貿易總額達到約1萬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在貿易上對少數國家的高度依賴，同時這些國家在軍事上又都依附于美國或北約。如果算上印度、韓國、中國香港和澳大利亞，中國對外貿易額中約75%都集中于這些為數不多的國家或地區。為從軍事、經濟上孤立中國，并破壞中國用于保護其貿易通道的“珍珠鏈戰略”，華盛頓政府對中國采取了“樞紐”戰術，重點從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著手。

　　沃爾瑪與杰克遜•史蒂芬斯

　　沃爾瑪，來自美國阿肯色州的連鎖零售業巨頭，極好地印證了中國在貿易和就業方面對美國大公司的依賴。過去10年間，沃爾瑪一直大宗購買中國制造的產品，儼然是中國的國家貿易伙伴，且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最大的中國消費品單一進口商，貿易量超過德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

　　山姆•沃爾頓，這家阿肯色州零售業巨頭的創始人與那些掌管華爾街的美國權勢家族關系密切。在沃爾瑪的快速發展中，沃爾頓一直選擇杰克遜•史蒂芬斯創建的史蒂芬斯公司為其提供金融服務，這是一家來自小石城的投資銀行。

　　史蒂芬斯公司是30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最大機構股東之一。這些跨國公司包括總部設在阿肯色州的全球最大雞肉工廠--泰森食品公司和沃爾瑪。

　　杰克遜•史蒂芬斯的職業生涯和財富積累顯然得益于“貴人”相助。他與吉米•卡特(美國第39屆總統)曾是美國海軍學院的同學，他后來利用這層關系幫了伯特•蘭斯一個大忙。伯特•蘭斯是卡特總統政府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和卡特總統是喬治亞同鄉。喬治亞州國民銀行是伯特•蘭斯的老東家，當時他深陷銀行丑聞，是史蒂芬斯出手將其從異常尷尬的金融危機中解救出來。史蒂芬斯幫蘭斯脫困的方法耐人尋味。他將蘭斯介紹給一名巴基斯坦商人阿迦•哈桑•阿貝迪，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創始人。這是一家在盧森堡注冊、總部位于倫敦的銀行，1990年被判協助哥倫比亞可卡因集團在邁阿密洗錢罪名成立。

　　1992年10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長達800頁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破產報告，稱其東窗事發的丑聞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有組織犯罪，牽涉約72個國家和地區”，是“一場席卷全球的大規模國際性金融犯罪”，并指出該組織“曾有組織、有計劃地賄賂世界領袖和政界人士”。

　　參議院報告總結指出，對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指控證據確鑿，其犯罪行為包括：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欺詐案;在歐洲、非洲、亞洲和美洲的洗錢行為;在上述各洲賄賂地方官員;支持恐怖主義、進行非法武器交易和核技術出讓;組織賣淫;偷逃和幫助偷逃所得稅、走私和非法移民;非法收購銀行和房地產;虛設官員和消費者以掩飾金融犯罪。

　　杰克遜•史蒂芬斯與阿迦•哈桑•阿貝迪在生意場上交情不淺。就杰克遜•史蒂芬斯與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關系問題，俄亥俄州首席檢察官在1993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國際商業信貸銀行，這家巴基斯坦金融家阿迦•哈桑•阿貝迪旗下的外資銀行在收購和接管位于華盛頓的美國第一銀行時據說存在證券違法操作，史蒂芬斯涉嫌參與其中。”1991年，史蒂芬斯聯合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投資者莫查塔•瑞亞迪(又名李文正)從清算人手中收購了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之前設于香港的分部。

　　事實上，除阿貝迪外，史蒂芬斯集團還與另一個備受矚目的亞洲金融集團過從甚密，這就是莫查塔•瑞亞迪及其兒子詹姆斯•瑞亞迪引領的瑞亞迪家族。瑞亞迪父子是印尼華裔商人，擁有印度尼西亞力寶銀行，身家過億。盡管在亞洲坐擁數十億資產，瑞亞迪家族還是于20世紀70年代偏偏選擇了移居阿肯色州。史蒂芬斯和瑞亞迪成為商業伙伴之后不久，便聯手購買了一家香港銀行，隨后史蒂芬斯還邀請瑞亞迪投資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沃爾森銀行。阿肯色州前州長比爾•克林頓也曾接受過杰克遜•史蒂芬斯的政治獻金及不少幫助。

　　2003年5月28日，《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揭露年輕律師希拉里•克林頓即時任阿肯色州州長比爾•克林頓的妻子，其于1977年進入史蒂芬斯公司旗下專屬法律事務所“小石城羅斯法律事務所”。1978年，比爾•克林頓當選阿肯色州州長后不久，其年輕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頓就被任命為史蒂芬斯集團專屬法律事務所“小石城羅斯法律事務所”的合伙人。《華爾街日報》還指出，1987年“投資巨頭史蒂芬斯公司的高管們，包括克林頓的摯友大衛•愛德華出手拯救處境艱難的哈肯能源公司，這是一家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公司，喬治•W.布什是其董事之一。之后的3年里，愛德華先生引薦了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相關投資者和顧問參與哈肯交易，其中阿卜杜拉，巴赫什購買了由史蒂芬斯控股的沃爾森銀行價值1000萬美元的股份”。作為沃爾瑪的金融服務商，史蒂芬斯集團此舉旨在為自己編織政治關系網。

　　沃爾瑪在中國

　　鄧小平開放了中國，允許外資進入，減少對外企的限制，鼓勵中國企業家與西方商人建立合資企業，并宣布將與香港一江之隔的小漁村深圳劃為“經濟特區”，特區內的外企在運營的最初幾年無須納稅。隨后在整個中國南方，政府開始修建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199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約1：5貶值至1：8，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中國突然成為亞洲最有吸引力的工廠聚集地，吸引了大量外資。數百萬民工如潮水般涌入工業中心。精明的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企業家們紛紛到中國內地開設新廠，雇傭內地工人。

　　深圳經濟蓬勃發展，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成為中國的“奇跡之城”。在短短20年里，深圳從一個小漁村一躍成為擁有700萬人口的城市，高樓林立，工廠與現代化的電子總部綿延數公里。沃爾瑪也在深圳建立了其全球采購中心。

　　20世紀90年代初期，大衛•格拉斯接替山姆•沃爾頓出任沃爾瑪首席執行官。他建議員工學習普通話，并要求沃爾瑪高管們要具有國際性思維，否則就不適合在沃爾瑪工作。“低廉的工資是‘制造業’從中國臺灣轉向中國內地的唯一原因。”一名早期沃爾瑪中國香港采購商表示。

　　中國加入新設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沃爾瑪和其他美國、歐盟等跨國公司大幅增加了在華的生產投資。

　　誘引中國入世

　　比爾•克林頓在2000年助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他表示讓中國入世，對美國極其有利。此舉確實讓其阿肯色州老友山姆•沃爾頓獲得暴利，成為億萬富翁。

　　“我們什么都不用做。”克林頓在評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表示：“他們需要降低關稅，他們開放通訊投資市場，允許美國制造的汽車以更低關稅標準在中國銷售，允許我們自建經銷網，允許我們銷售零件，我們再也不用轉讓技術或與中國建立合資制造企業了。這對于美國經濟效益而言是無本萬利的好生意。”

　　美國企圖借助其長期霸權戰略，在今后繼續控制經濟上越來越西化的中國，其關鍵是確保中國“遵守游戲規則”，為此，美國力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因為世貿組織在編寫世界貿易“規則”時總是以美國馬首是瞻。1995年，世貿組織于日內瓦正式成立，中國則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

　　加入所謂的“‘富國’俱樂部”(指WTO)代價高昂。中國需要削減7000多項關稅，并放寬配額，消除其他貿易壁壘，同時世貿組織支持進口大豆和其他產品，這會讓中國農民難以謀生。表面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可以獲得美國和歐盟大公司的巨額資本投資，似乎是“贏家”，但事實上，是否真的如此?

　　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不得不遵守那些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利益集團服務的“規則”。

　　世貿組織的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一個名義上中立、風光綺麗、寧靜祥和的地方，然而骨子里，世貿組織卻遠非一個中立、平和的組織。它更像是一名警察，一位全球自由貿易執法員，其主要宗旨之一是強制推行每年價值上萬億美元的全球農業貿易，以期提升美國私營農業公司的利益。為此，世貿組織被設計成一個“超國家機構”，可以凌駕于所有國家法律之上，且無須對組織外的任何公共機構負責。

　　對于違反既定貿易規則的行為，早期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并無強制性制裁或懲罰措施，但新成立的世貿組織引入了懲罰機制，可以對違反其規則的成員國處以巨額罰款或施加其他制裁。這個于1995年正式成立的組織像是一種可以沖破各類國家保護性貿易壁壘的新型武器，能推動許多商品迅速擴散，比如即將商品化的轉基因作物。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世貿組織就是一個“破壁錘”，讓美國企業和經濟獨家受益。

　　世貿組織以及戰后所有主要自由貿易倡議的構想均來自華盛頓。1986年9月，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開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貿易自由化談判提出了建立世貿組織的想法，正式協議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馬拉喀什簽署。自1948年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簽訂以來，華盛頓政府就一直強烈反對將農業納入世界貿易談判，擔心國際公約會造成外國食品打入美國市場，影響美國農業的競爭力。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冷戰地緣政治方針的引導下，農業出口一直是美國的國家戰略重點。與之前所有《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貿易回合談判不同的是，烏拉圭回合談判將農業貿易作為重點，并設定了一個新類別--“知識產權”(IPR)。

　　在農業貿易這一中國主要弱項方面，世貿組織相關規定的起草人都是那些企圖借此長期獲利的美國糧食聯盟成員，主要包括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等。四國集團(QUAD)——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盟共同主宰著世貿組織農業貿易規定。他們閉門密謀，為所有134個成員國制定政策。在四國集團內部，美國農業巨頭--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和邦基集團(Bunge)——主導了主要政策。事實上，世貿組織的政策確實是由共識決定的，但這種共識指的是私營農業公司的共識。

　　世貿組織《農業協定》由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杜邦公司、雀巢公司、聯合利華、孟山都公司和美國與歐盟的農業公司聯盟等共同編制，其宗旨非常明確：摧毀和消除保護國家免受農業巨頭強大定價權影響的法律和機制。

　　借世貿組織遏制中國

　　按照華盛頓政府和華爾街的計劃，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難以逃出由華盛頓政府確立的全球貿易體系的控制。當中國不可避免地開始發展大規模出口制造業時，世貿組織會受命對其加以束縛，讓其在經濟上依賴于美國確立的全球體系，成為它的附庸。

　　截至201 1年，華盛頓政府一直利用世貿組織不斷向中國貿易和經濟施壓，且強度不斷升級。若中國甘當美國財富500強跨國公司的廉價勞動力外包場，任由利潤流入肯德基、耐克或別克等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則世貿組織就會保持中立，而一旦中國想要發展本土技術巨頭，并將專利授予能與美國相抗衡的自主發明，華盛頓政府就會通過世貿組織來干涉并懲罰中國。這是一場復雜的新型貿易戰，其本質與19世紀40年代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發起的鴉片戰爭并無二致。

　　2010年初，世貿組織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召開新聞發布會稱中美之間從汽車到化學品的各類貿易摩擦將加劇。目前中美已陷入系列貿易戰，涉及鋼鐵、家禽、專利和電影等。

　　谷歌因“審查和安全因素”退出中國大陸也是華盛頓政府用以惡化兩國關系的策略。

　　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代表美國政府管起了閑事：希拉里出面要求中國政府就谷歌的干涉指控作出回應，宣稱中國對谷歌實施了“政治性審查”。

　　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告訴《紐約時報》，谷歌撤出中國大陸的原因是“我們反對的是極權主義勢力”，暗指其過去在前蘇聯的生活經歷。布林在蘇聯出生，六歲前同都是教授的父母在蘇聯過著體制下的特殊生活。

　　谷歌還有一項與美國政府密切相關的計劃。中國指責谷歌可能在暗中監視中國人民，希拉里予以否認，但后來一名前美國情報官員公開的信息無疑給這樣的辯護當頭一棒。這名官員公開了給谷歌啟動注資并擔任谷歌聯絡人的中央情報局(CIA)人員的姓名。簡而言之，中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來懷疑谷歌的在華行為。

　　2011年底，負責中國事務的美國貿易官員雷明向國會表示對知識產權等的限制和“干預政策”依然對在華美資公司不利。“中國欲通過基于貿易扭曲措施的行業政策來推動或保護其國企發展，這是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更直白點講就是，雷明借此抨擊中國奉行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而非華盛頓政府推行的旨在確立美國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的全球化進程。

　　太陽能之爭

　　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爭端之一體現在太陽能或光伏系統領域。中國太陽能、光伏系統制造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因而不論在效率還是價格方面，中國制造的太陽能和光伏系統較西方公司均具有巨大優勢，盡管其中一家美國公司還與奧巴馬總統私交甚密，卻因不敵中國優質的太陽能系統而被迫破產。

　　2012年5月，美國商務部作出對華太陽能電子產品反傾銷初裁，打壓中國三大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商。華盛頓政府篤定中國很難對美國實施貿易反擊。

　　截至2012年7月，華盛頓政府一直聯手歐盟抨擊中國的太陽能出口。近3年來，由于中國自主研發的太陽能系統物美價廉，造成好幾家大型美國或歐盟太陽能公司相繼破產，中國由此拿下全球太陽能市場60%的份額。遭華盛頓政府打壓的中國三大太陽能公司分別是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英利綠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天合光能公司，而他們的“罪行”卻是運用高科技生產出了強大的中國自主產品。

　　《反仿冒貿易協定》：新貿易危機

　　2010年3月，互聯網上走漏的文件顯示華盛頓政府先發制人的貿易戰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制約對象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仿冒貿易協定》(ACTA)是華盛頓政府在這場貿易戰中的“利器”。

　　《反仿冒貿易協定》據稱是用于確立國際知識產權執行標準的多國協定。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協定發起人宣稱其旨在確立國際性法律框架，以打擊假冒品、學名藥和互聯網侵權行為，并將在現有體制(如世貿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或聯合國)外新建一個管理機構。

　　事實上，多國政府、議會機構和其他組織的調查顯示，《反仿冒貿易協定》旨在避開世貿組織和其他國際性仲裁機構，并捏造理由來查封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商品，甚至無須確鑿的仿冒證據，只需宣稱有“合理理由”懷疑。

　　《反仿冒貿易協定》的磋商者行事詭秘，直到互聯網將秘密協議曝出，華盛頓政府密謀世界貿易戰“政變”的野心才昭然若揭。《反仿冒貿易協定》規定，只要六個締約國批準其就可在全球生效。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氓條約。截至2011年10月，在華盛頓政府的安排下，該協定順利得到其部分親密貿易伙伴的批準，至此，除美國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摩洛哥、新西蘭、新加坡和韓國簽署了該協定。2012年，墨西哥、歐盟和22個歐盟成員國也簽署了協定，但墨西哥稍后退出，而歐洲議會則拒絕批準歐盟委員會的加入決定。

　　互聯網曝光該協定細節后，仿佛捅了馬蜂窩一般。《反仿冒貿易協定》原定于2013年生效，且只需六個締約國批準就能生效，生效后，協定將適用于所有締約國。這一協定的制定是美國工會、美國主導的醫藥產業和美國電影協會共同施壓的結果。

　　后來揭露的文件顯示，除上述美國企業的游說組織外，部分美國企業巨頭也參加了《反仿冒貿易協定》的秘密起草工作，包括谷歌、易趣、英特爾、戴爾、新聞集團、索尼影業、時代華納和弗萊森電訊。參與企業都收到這一秘密協定的樣本，以便就限制性條文提出意見，各方對其內容都嚴格保密。在《反仿冒貿易協定》中，美國貿易代表署顧問團的成員還包括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美國代表、沃爾瑪、花旗集團、波音公司、孟山都公司、陶氏化學公司、杜邦公司、美國藥業巨頭禮來制藥、雅培、默克公司、強生公司、通用汽車(已納入美國政府破產管理)、思科系統公司、太陽微系統公司、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維基百科顯示“反對方稱該協定會對包括言論自由和隱私權在內的基本權利產生不利影響。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批評其會影響藥品進入發展中國家”。

　　由于磋商的秘密性，民間社團、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和公眾未能參加，此舉被包括電子前沿基金會和娛樂消費者協會在內的多方批評為“政策清洗”。

　　歐盟及其多個成員國的簽署導致歐洲議會指定的調查總長兼書記員卡德爾，阿里夫以辭職來抗議，同時歐洲也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2012年，新任命的書記員，英國議員大衛•馬丁建議反對該協定，稱“這項國際協定的預期效益遠遠抵不上其對公民自由的潛在威脅”。2012年7月4日，歐洲議會在全體大會上否決了該協定。

　　盡管歐洲議會的大多數議員以壓倒性優勢否決了《反仿冒貿易協定》，但歐盟貿易專員卡洛•德古赫特仍表示即使本屆歐洲議會否決該協定，歐盟委員會還是會力推其通過，比如在2015年將其提交給下屆議會。由此可見，歐盟在推動《反仿冒貿易協定》通過方面壓力巨大。同時，歐盟范圍內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仿冒貿易協定》的街頭示威游行。

　　華盛頓政府對通過正常憲法批準途徑來通過美國協定也表示出不屑。根據美國憲法，批準協定是美國國會而非總統辦公室的職責。據報道，美國貿易代表署表示將通過“純粹行政協定”的形式來實施《反仿冒貿易協定》，然而這是一種完全繞過國會批準的違憲流程。

　　部分美國公司曾收到秘密發送的《反仿冒貿易協定》樣本以提供意見，但當公民組織要求奧巴馬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署提供公司名單時，卻遭到拒絕，理由是這些文件屬于“第12958號行政令中關系國家安全的信息”。為行使政府保密權，其引入美國”國家安全“一說，這不禁讓人想到冷戰，也說明《反仿冒貿易協定》及其背后的美國公司利益是美國政府經濟戰的利器。

　　2010年3月，一份遭泄密的磋商草案顯示歐盟委員會提議《反仿冒貿易協定》對“鼓動、協助和教唆”包括“至少故意以商業性規模假冒商標、盜版或侵犯其他權利”在內的違規行為處以刑罰。草案用語模糊，可能會被美國等別有用心的激進政府用來捏造借口，發起針對如中國太陽能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刑事訴訟。事實上，《反仿冒貿易協定》將導致政府更多插手通常由私營企業處理的知識產權和藥品維權事宜。

　　沒有任何國際組織受邀參加《反仿冒貿易協定》磋商，這讓協定背后的真實意圖更加可疑。《反仿冒貿易協定》最早由美國和日本于2006年提出，加拿大、歐盟(由歐洲委員會、歐盟主席國和歐盟成員國代表組成)與瑞士參加了初步協商，正式協商于2008年6月舉行，澳大利亞、墨西哥、摩洛哥、新西蘭、韓國以及新加坡參加。墨西哥參議院后來一致通過退出協定磋商。

　　《反仿冒貿易協定》：打擊學名藥

　　來自法國的歐洲議會議員卡德爾•阿里夫表示，“《反仿冒貿易協定》的問題在于，在集中力量全面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時，將學名藥視作假冒藥。這意味著專利持有人可采取預防措施要求停止向發展中國家輸送學名藥，并進行扣押甚至銷毀。”他還補充說道：“學名藥并非假冒藥、偽造藥，而只是原藥專利過期或國家需要貫徹公共衛生政策而生產的通用名藥。”

　　雖然屢屢遭到制藥企業反對，但包括中國、印度和非洲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因買不起昂貴的品牌藥，而選擇較便宜的學名藥來治療感染。“一些國際協定，比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認為這是最不該發生的事。”阿里夫說道：“學名藥對于買不起品牌藥(比如抗艾滋病藥)的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阿里夫還認為，《反仿冒貿易協定》會限制中國印度等國家選擇藥品的自由。

　　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醫生”在其推動“救命藥與延壽藥”開發與普及的“病者有其藥運動”中表示反對《反仿冒貿易協定》。在名為“空白支票引發濫用：《反仿冒貿易協定》及其藥品普及影響”的報告中，“無國界醫生”組織認為，《反仿冒貿易協定》“會對藥品普及帶來毀滅性的后果”，“對藥品質量和安全問題無動于衷”，“破壞保護公眾健康的國際宣言”(指其規避多哈宣言)。邁克爾•居靈•尼爾森，“無國界醫生”丹麥部總千事向媒體表示“這說到底是一個生死問題”，在談到該協定“可能產生的后果”時，他指出“成千上萬的患者，比如艾滋病人，將得不到所需治療”。

　　納特•安德森在接受Ars Technic網站采訪時指出，((反仿冒貿易協定》為服務商收集和提供侵權嫌疑人資料設立了“合法保護傘”。同樣，《反仿冒貿易協定》規定商業性盜版是一種犯罪行為，授權執法機構進行犯罪調查、逮捕嫌疑人并發送刑事傳票或提起刑事訴訟，還允許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對個人實施犯罪調查和侵擾式搜查。這種做法不利于無罪推定，是對非法搜查的縱容。

　　由于《反仿冒貿易協定》是一個國際性協定，可以說是一種確立和實施法律變革的政策清洗行為。借助政策清洗，締約國執行機構成員可以避開公共立法和司法監督、密謀推動法律規定的通過。一旦通過，非締約國公司也必須遵守《反仿冒貿易協定》，否則就會失去保護傘。同樣，通過貿易激勵和類似措施來說服其他國家簽署協定也是國際關系中的一種典型做法，但留給這類締約國的協商余地不大。

　　2010年6月，來自六大洲的90多個學院、從業者和公共利益組織齊聚美國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參加會議，相關結論在學院網站進行了公布。會議發現：“對外公開的《反仿冒貿易協定》條款會危及多項公共利益，包括協定磋商方明確否認的各項問題。”超過75位法律教授聯名上書奧巴馬總統，認為協定制定過程不透明，要求其下令進行修改。

　　雖然現在對《反仿冒貿易協定》的討論較少，但其并未被完全放棄。事實上，奧巴馬政府已采納《反仿冒貿易協定》的重要規定并將其秘密編入遏制中國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創建由美國主導的明令禁止中國加入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華盛頓出新招：《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美國貿易代表署認為《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是“具有遠大抱負的新一代亞太貿易協定，可以凸顯美國優勢和價值”。2009年11月，奧巴馬總統在宣布該協定目的時表示其將“振興美國經濟、減少貿易和投資壁壘、增加出口并能有效解決其首要問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后，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署一直對該協定的磋商和內容守口如瓶，與之前的《反仿冒貿易協定》如出一轍。奧巴馬政府企圖通過《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來遏制中國貿易，整合先前簽訂的亞洲和拉美雙邊、多邊貿易協定，以降低關稅和領導反華經濟聯盟。可以確定，此舉對中國極其不利。

　　2012年5月，約30名反對美國貿易代表署進行“偏見性秘密”磋商和知識產權相關規定草案的美國學者公開要求貿易代表署大使柯克(Kirk)支持民主意見，包括調整利益相關者參會比例，公布磋商草案供公眾審查。

　　法律教授表示從泄密文件可以看出美國貿易代表署“正在推動多項可能改變美國成文法的標準”，且該計劃“明顯失衡--力推增加所有者權利，卻并未從公眾利益出發在美國與海外擴大針對所有者權利的限制和例外條款”。該團體還指出整個磋商過程將包括“消費者、圖書館、學生、健康倡導組織或患者組織或其他知識產權用戶”在內的利益相關者排除在外，“其他受影響行業，比如學名藥制造商或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幾乎沒有發言權”。

　　然而，所泄露的資料表明美國貿易代表署正秘密將遭擱置的《反仿冒貿易協定》和其他貿易方案要點納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點，連其國會都無人知曉。其次，奧巴馬政府蓄意將中國排除在該協定之外，由此美國通過控制亞洲貿易遏制中國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但該協定能否在亞太地區有效遏制中國經濟，還有待證明。

　　報告顯示《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締約國條款涉及“關稅、過境服務、通訊、政府采購、競爭政策、合作和權限制定”以及投資和金融服務。表面上，《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僅在磋商國生效，這些國家是：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美國和越南。墨西哥最近剛簽署，加拿大和日本可能會緊隨其后。事實上，中國或其他與締約國往來的任何國家民眾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將《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納入五角大樓針對中國石油貿易路線和貨幣戰爭的“珍珠鏈”軍事戰略，可以看出美國正逐步圍繞中國精心編織一張控制網，以遏制中國的一切獨立、自主發展。美國領導下的“阿拉伯之春”動蕩及其制造利比亞和伊朗混亂的不良居心，都是美國“屠龍”戰略中的招數而已。中國已取代奧薩馬，本•拉登及冷戰時期的“蘇聯共產主義”成為華盛頓政府的新“假想敵”。

　　然而，2012年的中國及其人民面臨嚴峻的新型戰爭，這是一場隱秘、難以識別的新型“環境戰”--向中國農業系統如土壤播撒化學劑，以污染地下水、土壤、食物鏈，甚至人腦和人體。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37期，摘自《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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