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兩名打扮成鐘馗的人和10多名農民工在河南省郟縣房管局門口或坐或站，不時站起來高呼“郟縣房管局拖欠農民工工資，農民工沒錢吃飯。”。據現場農民工稱，2011年6月份他們參與建設郟縣廉租房——民心家園項目，郟縣房管局拖欠工程款以及農民工的工資2000多萬，四年多一直沒有拿到。隨后一名工作人員來到現場表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他們并不了解，他向領導匯報后一定給農民工一個說法。(11月3日新華社)

　　年關將至，討薪又成為歲末年初的大戲。這些年，為了討薪成功，農民工也是蠻拼的，除了體力活，還有腦力活。單純地農民工討薪，已經很難吸引輿論的關注。于是，農民工的討薪，也開始花樣創新，從一開始的跳樓秀、跳橋秀，到后來的裸奔、騎馬舞，再到扮演元芳、扮演新聞發言人以及這一次扮演鐘馗……農民工的“中國式討薪”，的確令人心酸。而就此次郟縣房管局而言，他們欠薪是因為沒錢嗎?非也，因為他們自己便住在豪華辦公樓里。

　　對于輿論的追問，郟縣房管局稱豪華辦公樓是“借用”，但很顯然，用于建設保障房和幼兒園的地盤被房管局“借用”了，似乎也是傷及民生的行為。客觀來說，對于各種各樣的花樣維權行為，比如這一次的扮演鐘馗，的確是不值得支持的，但問題的前提是：法律渠道必須暢通。按月發工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相關部門卻對法律公然褻瀆，其又有什么臉面抱怨農民工呢?就如今來說，鐘馗討薪能否驅除郟縣房管局的“鬼”，值得期待。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實中也有不少農民工找過政府部門，但結果要么是碰壁，要么是被推諉。比如2013年，農民工老何等3人找河北遵化市勞動監察大隊維權，結果卻被告知，“政府的事我們管不了，我們只能管私人企業”;再比如，2010年，東莞市“藏寶國際大酒店”拖欠裝修工人工資，農民工拉橫幅討薪被不明人員毆打，求助信訪辦主任，卻被稱“活該”……而這一次的老賴，又是政府部門，置于這般語境下，便大抵可知農民工為何不請法律請鐘馗了。

　　然而，對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知名網絡輿情專家呂英杰曾指出，實際上我們并不缺制度也不缺法律，缺的只是對制度與法律的執行與信仰。眾所周知，早在2011年5月1日，惡意欠薪入罪已開始正式實施，而隨后最高法出臺司法解釋，稱“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3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5000元至兩萬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10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的，即構成“數額較大”，應追究刑事責任。”遺憾的是，法律制度很美好，現實執行很骨感。

　　農民工扮演鐘馗討薪，不過是無奈之舉。倘若法律渠道暢通，倘若職能部門積極作為，倘若政府部門自己不當“老賴”，農民工又何必為難自己呢?可以說，農民工討薪背后的執法缺失乃至踢皮球，是一種嚴重的制度潰敗。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都在出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解決農民工被欠薪，同樣應配以“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讓責任分解到人，如此，農民工才求訴有門，也才會更加相信法律而不是“鐘馗”。

河南農民工扮鐘馗 房管局門口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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