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審現場。

　　47歲的劉某被帶上庭來。他皮膚黝黑，身材瘦小，低著頭走上被告席，腳鐐拖在地上嘩啦嘩啦響。

　　去年十月，劉某和三個老鄉上門討薪時，與老板發生沖突。打斗中，老板的兩個幫手一死一傷。

　　劉某用重慶口音的普通話回答問題，結結巴巴的陳述，一次次被打斷。

　　當辯護人問他：“你后悔嗎?”

　　這個男人低下頭，身體開始猛烈抽搐，臉部扭曲，繼而痛哭起來——他幾乎無法站立。

　　法官提醒他控制情緒。法警走過來，扶著他在被告席的一塊木板上坐下。

　　工地老板拖欠薪水四個月

　　農民工家差點交不起學費

　　劉某、冉某、黃某、侯某都是重慶老鄉，一直在建筑工地干活。去年元月，中介雷某給他們介紹了桐鄉梧桐街道一個工地的活。干了半年左右，到去年6月完工時，工地老板還欠他們9000元未結，說拿到工程款再給。

　　雷某和劉某討要多次。去年8月20日，老板寫下欠條，口頭承諾會在學校開學前給——因為農民工的孩子們開學要錢。可是，老板再次食言。

　　沒法子，老鄉、工友們湊吧湊吧，總算把幾個孩子的學費給交上。“事發前，我們前前后后去了6趟，只拿到4000元。”庭上，47歲的劉某說，“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這些錢。”

　　對于這些情節，公訴人沒有提出異議。

　　第七次上門交涉發生沖突

　　打斗致工地管理員一死一傷

　　去年10月17日下午，幾個人上午在工地上干完活，下午沒事，就在雷某、劉某的組織下一起去討剩下的5000元。

　　老板蔡某在辦公室，仍說工程款沒結，給不了。

　　“多多少少得給點，我們都趕過來了。”五人說。

　　雙方很快發生了口角。最后，蔡老板松口，答應給3700元，但他當場打電話給幫手說有人鬧事。

　　五個人拿著錢出門時，29歲的小冉年輕氣盛，用方言罵了一句臟話。

　　蔡老板和兩個幫手沖了出來，其中一個幫手手拿鐮刀。黃某怕傷著人，趕緊奪下鐮刀。兩個幫手又拿鋼條追了出來，劉某、冉某等人各自撿了木條，雙方在工棚門口打斗起來。

　　最后，兩個幫手倒地，赫某經搶救無效死亡，黃躍某也受了傷。經法醫鑒定，赫某系頭部遭受鈍性物體打擊致重度顱腦損傷死亡，黃躍某的損傷程度構成輕傷一級。

　　檢方以故意傷害

　　對四人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認為，參與打斗的劉某、冉某、黃某、侯某共同故意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并致一人死亡、一人輕傷，均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

　　“蔡老板電話里說，‘打死他們，往死里打’，是他們先動手的。”四名被告在出庭前，曾在警方、檢察院做過5次筆錄，這句話每次筆錄都提到了。

　　昨天在庭上，四名被告都說，他們是約好去要工資的，不是去鬧事打架的。他們沒想到會出人命，非常后悔。

　　如本文開頭所說，47歲的劉某一度情緒崩潰，大概持續一分鐘左右才緩過來。

　　這四名被告，此前沒有違法記錄。

　　因案件涉及刑事、民事賠償兩部分，庭審進行了一整天，法庭將擇日宣判。

　　本報通訊員 沈羽石 魯英 本報駐嘉興記者 黃娜

　　延伸閱讀：黃紀蘇：農民工討薪六法

 　　作者：黃紀蘇 發布時間：2011-06-13 來源：烏有之鄉

　　筆者沒怕過警察，因為不偷不搶不吸毒，確實沒怕的必要。筆者也沒喜歡過警察，因為他們不屬“面相友好型”人群，成天反扒、扣本、提審什么的凈橫眉立目了，哪兒像婚慶公司的業務員甜得跟蜜餞似的。現在全國不少地方的警局派如花似玉的女警執勤，筆者一方面疑心她們是假執勤真擺設，一方面又擔心她們真執勤真毀容。以上輕松一下，說點對警察這個行業的不正經印象。以下進入正題，從最近的重慶警察為農民工討薪說開去。先介紹事件的場景——重慶。

　　重慶近年來成了中國最敏感的部位，有點像改革前期的深圳，但又不太像。當年深圳領跑中國，被領的或快或慢，都是跟著跑，基本沒往別處跑的，更沒反著跑的。而改革到了今天，貧富懸隔，利益分裂，人心殊途，幾乎一人一階級，一戶仨陣營。每出一件事，輿論界都會惡戰一場，幸虧那些大炮都不是真炮，不然神州早一片焦土了。事情出在別處是這樣，出在重慶就更是這樣，因為自從唱紅、打黑、“民生才是硬道理”等等以來，重慶在很多人眼里越來越像社會歷史過程中的“拐點”了。再交代事情的經過：

　　重慶公安局刑警總隊一名負責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討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卻遭圍毆。重慶江北區警方連夜調查，抓獲黑包工頭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目前，已有67名農民工領到了被拖欠的81萬余元工資。(據《南方日報》網5月6日報道)

　　這樣一件事出現在中國的“拐點”上，果然再次引起輿論的騷動。輿論的一極是(我基本直譯)：終于盼到這一天了，紅軍回來了，執政黨回頭了!另一極是(我試著意譯)：不好了，這是國進法退，再退就到文革了!上綱上線到這樣的高度是很好理解的，否則上述時代背景再加讀書人一貫的抓舉挺舉能力就不好理解了。我倒是覺得重慶這次出動特警，主要目的還是處理惡性打人事件，討薪只是順路捎帶。但不管怎么說，順便討也是討，今后順勢發展成為一種政策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那就再說說農民工這薪到底該怎么討。先看看迄今都怎么討來著。

　　目前農民工討薪大致有嘴、刀、命、德、法、政六種討法，以下依次論列。

　　嘴討

　　 即跟老板講理，這肯定是首選。但老板也有他的理，例如，“資金鏈條斷了，不好意思啦”;又如，“我還你錢?誰他媽先還我錢啊!”這樣的理，在農民工辛辛苦苦白干一年的面前，實在太軟了。軟沒關系，老板有硬的。去年年底都江堰農民工擋在老板轎車前非要理論，結果老板抽出一尺長的硬道理當場刺死一位刺傷一位。重慶這次嘴討的上半場也是同一套路：以軟道理始，以硬道理終。

　　刀討

　　所謂“暴力討薪”的一種。由于“軟道理”跟“硬道理”太不對稱，有的農民工只好也來“硬道理”。但硬道理跟硬道理也不一定對稱，老板周圍又是黑貝又是黑保安，農民工單打獨斗根本不是對手。按說老板欠薪不會欠一個而是欠一群，那么，成群結隊的硬道理未必不能對抗老板的人防加犬防。但農民工肯定是無所畏懼的少，有所顧慮的多：沒孩子的有老婆，沒老婆的有老爸，沒老爸的有老媽。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啥都沒有因此啥都不怕的判斷，當時沒準兒對，今天就太難說了。

　　命討

　　雖然同屬“暴力討薪”，刀討是拿對方的命討，命討卻是用自己的命討。命討者沿著塔吊腳手架爬到高空，把自己的命像匕首或日食一樣懸在國運的頭頂。于是，高度化作力度，討薪問題變成維穩問題。誰都知道，對政府來說，穩定壓倒一切。但并非登高就事關穩定，爬上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桿一定能驚動維穩辦甚至撤了他們，而從狼牙山懸崖下去就不一定了。就說爬塔吊吧，一要你能爬，二要你敢爬，三要在鬧市區，四要白天人多，五要大氣能見度高，六要做好真跳的準備——總之，前提條件太多了。

　　德討

　　就是用童聲合唱《讓世界充滿愛》之類感化老板。這里有個小悖論：老板要是能感化跟本不用你去討，年三十之前就把工錢結了——媒體報道過這樣的“感人事跡”;而那些需要去討要的老板，血管里道德血液都斷流多少年了，就是請余秋雨先生親自出馬“跪求”他們慷慨解囊，恐怕也沒用。其實還真不能光責備老板，在一個社會比經濟還要市場、在一個以弱肉強食為經以不擇手段為緯的咱們這兒，能量大的折騰國庫，能量小的折騰地溝油爆皮西瓜，人跟人就差拿牙簽互相扎著吃了，在這種大形勢下，如果老板光欠薪不害命，雖不一定能感動中國，但起碼能感動自己吧。

　　法討

　　法律討薪好像也不太靠譜。法律自從配備了法袍法槌確實好看多了，但還不夠好使。首先，使用說明就讓人一頭霧水。法律語言基本上如賀衛方教授所期望的，在哪國不像哪國話，跟小語種似的，需要養一幫律師法律顧問做翻譯。有些“高翻”批評討薪農民工“法律知識欠缺”，不懂得討薪屬于“仲裁前置案件”。他連這都懂了，還留在工地干嘛，直接到政法大學當博導不好么。其次是使用費太高。且不說打官司耽誤了掙錢，也不說交通食宿要花錢，單說律師費他就出不起。前不久李莊的律師同行撰文披露李莊的俠肝義膽，說他連五萬塊錢的活兒都接過。律師們看不上的錢，農民工未必出得起，出得起也肯定不劃算。

　　政討

　　中國是大政府，由政府出面討薪把握最大。八年前也是重慶，溫總理幫農婦討薪，“當即指示當地政府”后六小時，錢就到了農婦手上。那次討薪雖酷似“德討”，但本質上和這次特警帶槍略無二致——力度甚至相當于帶炮。但縱觀全國，各級政府是不太愛管這類事的。原因很簡單：不少政府官員從洗腳到買房到子女留學都由老板結賬，老板的錢有數，幫官員結了就不能給民工結。另外，老板干的有些確是政府工程，還在向政府討薪，你催他把錢給民工，他會說錢在您那兒直接給他們不就完了。如果欠薪老板是政府官員的秘密合伙人甚至胞弟，那就更難辦了。你拿槍對著他，他仰天大笑怎么辦?笑完了再唱《國際歌》怎么辦?

　　六種討法中，前三種要避免，后三種要改進。后面改進了，前面也就避免了。要改進后三種，需要正確理解道德、法律和政治之間的關系。

　　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民意是道德的訴說，民調民選微博之類都是民意的表達。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有什么樣的道德民意大體就有什么樣的法律法規。當然，民意肯定更生動，法律肯定更穩定，但它們的基本內容基本指向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太大差別。立法者和執法者須使法律既不輕從太愛變臉的輿論，又能反映國情民意的基本走勢，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劇變社會尤其重要。可現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二者在某些地方太過分裂了，很多人太愛歡強調二者的對立了。當年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今天的主流法學好像也是這么看待道德民意的。賀衛方教授最近在人民大學演講“律師與正義”，他就主張律師“這個特殊行業”可以不遵奉實事求是這樣的普世價值——這很有趣，他們反對警察“黑打”，卻支持律師“黑辯”。

　　法律與道德民意脫節的一項重要成果是，如今溜門撬鎖雖還需要點犧牲精神，盜搶國庫已經不用冒生命危險了。在現行的司法安排下，死有余辜的巨貪們一死就緩，在牢里沒幾年便回歸日常人生，比插隊或五七干校還短，快趕上驢友們去幽谷秘境夏令營了。法律之所以這么不道德，之所以置一泄千里的腐敗形勢于不顧，拿火花四濺的民意不當回事，主要原因當然是整個貪官集團由于熱愛財富于是愈加珍愛生命，一定要為瘋狂奔馳加裝安全氣囊不可。次要原因則是那些法學家律師們的宣傳鼓吹。法學家律師這樣做也許是出于靠山吃山、追求行業利益最大化，也許是因為干一行迷一行其他神馬都是浮云。反正在他們那里，法律或“程序正義”的一根毫毛一粒頭皮屑都神圣不可侵犯。對于堵在法律大門口的民意，他們做出一副隨時準備殉道的樣子，讓人想起小沈陽身邊手持板磚橫著走的王金龍。對于民意，他們已經眼黑到了民意跟“程序正義”有出入他們要批評，沒矛盾也照樣批評的地步。就如藥家鑫案，民意無非是怕那些“法家”臨時變成“儒家”，不能依法定罪量刑而已，結果在他們的筆下成了類似文革的“群眾狂歡”。

　　再說法律和政治。法律有的部分離政治較遠，有的離政治較近，有的就是政治，如剛剛說到的特大經濟犯罪的實際免死，又如遺產稅的立法等等。法律和政治的關系中，和政府的關系最為敏感。政府和法律彼此獨立，各司其職，廚房的歸廚房，廁所的歸廁所，這不但是常識也已是共識了。在中國，法律長期柔軟，就沒怎么筆挺過，在維護社會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像松緊繩而不像鐵欄桿，教訓很深，應當記取。最近讀一位老法官回憶當年審理潘漢年案的文章。該案屬“中央交辦的案子”，對潘的指控盡管多不成立，但毛主席既已宣判在先(不殺)，法院能做的只是“辦理法律手續”。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老人無可奈何之際，只好給辦案人員背誦唐代散文。那還是文革前，好歹還補個“手續”，文革中連手續都不補了。

　　司法的徹底獨立就不說了，因為誰都沒見過。司法的相對獨立會有助于社會公正(雖然也未必)。但我們要明白，這并非事情的全部。對于生活于現實中的男女老少，他們首先要解決實際問題，至于是在二中院解決還是到市政府解決，他們真的無所謂，去哪兒都行。十字路口紅綠燈有時憋了會老一種顏色，我還真沒見過一個行人戳那兒傻等的——除了我自己有一回。中國以往“政治”遠遠大于“法治”，大事小事由資源豐富的政府包辦。越辦自然就越能辦，越不辦也就越不能辦，市長辦公室一個電話就立竿見影的事，法院不知拖到什么時候——法院執行能力差、判了跟沒判差不多是公認的。什么事都由政府辦，這肯定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差，總比辦不了強。據網上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 其中還提到“要深刻領會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筆者讀了這則消息，一方面替老百姓的安全高興，中央領導總算批示了;一方面替法治也替憲政學者sorry，百姓的健康和法治建設這回不是雙贏。

　　功能上，德治、法治、政治三者間會處在一種零和關系中：你忙他就閑。如果精神文明辦把舉國上下搞得風氣淳然，那么法院每周工作三天、防暴警察轉業打棒球都行。如果精神文明辦不辦事，讓范跑跑越跑越多，那么法院只能向劇院看齊，每周只歇一天。如果精神文明辦既不辦事，法院也是門票甚貴，排隊甚長，收效甚微，那么市政府就改三班倒吧，防暴警察需要從棒球隊挖人來改掄警棍也極有可能。其實我是想說，天下的事本無一定，你經營好了就歸你，經營不力就歸別人。

　　還是說為農民工討薪的事吧。矢志于中國法治的律師、法學家們，與其憂慮政府派特警討薪會把法治討退步了，于是英雄兒女似地堅守“程序正義”，真還不如何主動出擊，義務為農民工打打官司，通過幫他們實現實體正義來維護你們的程序正義。具體建議：為李莊成立的那個法律救援團別忙著解散，乘勝再去救援救援討薪農民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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