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篇以塵肺病農民工為第一人稱的自述。

　　根據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共報告職業病27420例，其中塵肺病24206例，塵肺病報告病例數占2012年職業病報告總例數的88.28%，大部分分布在煤炭行業。到2011年年底，全國累計報告塵肺病已經突破70萬例，占職業病的九成。

　　劉樹紅，只是等待幫助，或等待離去的70萬分之一。70萬個已報告病例，背后是70萬個故事，每個故事有個性，也有共性。而這，只是已經被報告的部分，事實上，煤礦塵肺病死亡數已經超過生產安全事故死亡數。

　　這些年，國家政策、法律保護、社會救助和醫療救治的已在全面提速，希望能最終趕上他們離開的速度。

　　近日，經過一番顛簸，記者終于在路人的指點下，來到了山西省左權縣馬田鎮云頭底村的一個小賣部門前。一進門，左邊就是一張單人床，床上放著制氧機，一個看上去60多歲、穿著舊迷彩服剃著光頭的黑廋的人，正在吸著氧氣，不停的咳嗽著。不用介紹，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有著塵肺病癥狀但尚未鑒定認可的患者劉樹紅。

　　整整一天的時間，記者聽劉樹紅斷斷續續的講述著自己的事——背后是一個塵肺病患者的苦難和抗爭。

　　掙的都是“玩命錢”

　　我叫劉樹紅，還不到48歲，可是看見我的人都以為我六七十歲了。自從去年6月發病以來，我的體重跌了近40斤，人老了十多歲。

　　現在每天吸氧10多個小時，還得吃大把的西藥、喝幾大碗中藥，就是廢人一個。什么活也干不了，走不了幾米就上不來氣，出氣成了大難題。

　　20年前，我還不到30歲，正值年輕力壯，因為兩個孩子還小，父親生病，家里又有饑荒，與同村人相跟，到左權縣昌鑫礦山有限責任公司打工。前兩年，干的是放炮后的出渣工(把放炮炸出來的礦石裝車)，接觸粉塵，但粉塵不大。兩年后，包工頭讓我跟人學鉆眼放炮，這一干就是13年。那時，礦上用的是干鉆，在深深的礦井中打炮眼、炸礦石。一個平洞通常是幾千米長。一年四季我們都在封閉的洞里干活，裝備就是一個安全帽和一個口罩。一干起活來，鉆機轟轟直響，礦洞里全是白白的粉塵，能冒一米多高，除了眼睛和嘴巴外，臉上的那灰塵足有一寸厚，一起干活的三個人兩米之內誰也看不清誰。每天停工后我們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塵，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漿一樣。

　　在礦上這15年，我把倆孩子供到高中畢業，給家里蓋了兩次平房共13間。

　　第一次聽說塵肺病是從一個年輕的工友那里。那是2000年的一天，說后不久工友就不干了。我也想過離開，可是總以為再干個幾年，家里的條件能更好點。誰知道掙得是玩命的錢，要是從那時候就不干了，興許還不得這個病呢。

　　我2009年春天離開礦上，是因為一場事故。在洞里干活時，洞頂掉下一塊大石頭砸在我背上和大腿上。當時，我就不能動彈了。礦上診所檢查后認為骨頭沒斷，輸了幾天液體，人扶著能上廁所了，我沒要礦上一分錢就回家養著了(包工頭說不能讓礦上知道，否則會扣他錢的)。也正是因為那段時間不能干重活，我和家人就商量著租了個小賣部，賣點蔬菜和零食。

　　記者感言：15年間，企業先后經歷了鄉鎮企業、股份制企業和非公企業的改制。但不論哪種性質的企業，在2006年前，同樣沒有勞動合同，沒有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沒有必要的防護措施。干活時手腳被石頭砸著是經常的事，只要不是骨頭斷了，只要還能動，他就硬挺著。記者在感觸劉樹紅誠實憨厚的同時，更為他的自我保護意識缺失、法律意識淡漠所痛心。如果能有更多自我保護意識和法律意識，許多塵肺病悲劇本來不會發生。

　　呼吸成了“最難的事”

　　回家后，只要干重活就感到有些胸悶氣短，還經常感冒。有一回，高燒10多天不退，可是一量體溫并不高。但是，我都沒當回事，也沒想過這和塵肺病有什么關系，每次吃些藥就過去了，不能干重活就干些輕活。

　　去年6月，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僅干活氣短，雙腳也出現了水腫，疼得沒法走路，我們麻田鎮醫院診斷說是肺心病。吃了一些藥，水腫消了，可是還是氣短、渾身無力，連輕活也干不了，咳嗽也加劇了。

　　9月，我到河北涉縣人民醫院檢查，結果是塵肺病。拿著滿是白網的胸片我傻了，也突然明白了幾年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癥狀。

　　我家里人四處打聽治療塵肺病的醫院和辦法，把涉縣人民醫院拍的胸片寄到中華慈善秦皇島塵肺病專科醫院。那里專家的話更讓我絕望，說我塵肺已經達到三期，肺纖維化很嚴重了，而且是不可逆轉的，出現了肺氣腫、肺大炮、心臟萎縮，沒法洗肺了，洗肺的過程可能出現危險，只能保守治療，趕快吸氧減輕病痛。

　　可是，吸氧后，我還是胸悶氣憋。打聽到長治市有一個私人診所治療塵肺病很有名氣，許多當地的病人都在這個地方買藥吃。因為我已經離不開吸氧了，家人就給我一次買一個月的中藥。吃了幾個月中西藥，吸了幾個月氧氣，去年12月，我在縣紅十字博愛醫院的胸片診斷，考慮是矽肺。

　　今年3月底，我實在出不上氣來，憋得渾身出汗，路也沒法走，24小時吸氧也不管用，不停的咳嗽，一天吐大半瓶子痰，整晚坐著沒法睡覺，不能吃飯，一口饃卡在喉嚨上就能憋死我。沒辦法，家人送我去縣康復醫院治療了半個多月。現在能吸著氧和你們說話，已經是今年以來最好的情況了。

　　我想活，我還年輕，如果把病控制住了，或者是能減輕的話，我還能干點輕活。我家兩個孩子，姑娘已經出嫁，兒子當兵在外沒收入，小賣部一月收入不超500元(原先800人的村莊，年輕人全部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小孩不足300人)，我不到一年就花了3萬多元，哪來的錢啊!

　　記者感言：2004年起，企業對特殊崗位工種開始了安全生產培訓，考試合格后發放上崗證，但沒有職業病防治的內容，對職工的勞動保護依然沒變。指著那摞得半人高的草藥和各種各樣的西藥，劉樹紅的妻子說，丈夫的呼吸成了全家的頭等大事。只要丈夫呼吸順暢，全家人就能輕松過一天。記者難忘劉樹紅大大的有些突出的眼睛里籠罩著的一層悲傷，深感他強烈的求生愿望。但他的家庭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只有進行塵肺病鑒定，才能得到工傷待遇，才是救命的第一步。塵肺病鑒定費用能否免費或得到一定補貼，值得有關部門思考。

　　認定要邁“幾道坎”

　　從去年9月被診斷出塵肺病后，我知道要到省職業病醫院進行塵肺病鑒定，需要礦上出具一些證明，就開始為鑒定塵肺病與礦上協商。

　　我找礦上是有理由的，我雖然在包工頭手下干活，但是，每天干活前，都要到礦上的炸藥庫領炸藥、雷管、導火繩，都要登記姓名和領取數量;我從礦上回家后，再沒有過接觸粉塵;從2006年開始，企業與我還簽訂過三次勞動合同，只是我手里沒有;2008年《勞動合同法》要實施時，縣勞動局還要求礦上給我們59個特殊工種的礦工在左權縣人民醫院進行了體檢，但體檢結果始終沒給我。

　　找了幾次后，我看礦上一直在推，我自己又不懂法，再加上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就給親戚李彥書打電話求救，因為他在國有煤礦干勞資工作多年，對塵肺病了解。礦上倒是承認我在礦上干過，但是，證明要我自己找。我親戚跑了幾十遍縣人民醫院，才拿到了那次體檢證明匯總表，59個人中，只有我的胸片異常，初診為疑似職業病。但礦上并沒有把體檢結果告訴我。由于塵肺病的潛伏期較長，當時，我也沒有明顯的感覺和癥狀。

　　拿到體檢報告后，礦上態度有所轉變。我們多次找礦上交涉，還找了晉中市安監局、縣安監局、縣總工會、分管安全的副縣長。

　　去年臘月十九，礦上的總經理和工會主席來我家慰問，放下2000元，說年后給我鑒定。我滿心歡喜的等到年后上班第一天，讓車拉著自己去找礦上，但是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實質性的動靜。

　　聽人說，等我拿上賠償款給自己看病，還有好多坎，鑒定塵肺病只是個開始，還有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之后才能和礦上協商賠償金。如果協商不成，我才能走勞動爭議仲裁和法院。可是我在第一道關口就卡住了。礦上不給出上崗證、領炸藥時的簽名這些證明，我就不能去省職業病醫院進行鑒定，拿不上專業的職業病診斷報告，還談啥看病。

　　其實，我不想要礦上的錢，我只想讓礦上給我看病，我想活著看到兒子退伍，結婚生子。如果我現在就六七十歲了，我也就不治病了，我還不到該死的年齡。

　　記者感言：塵肺病是不可逆的，但可以通過醫療手段延長患者的生命、改善其生活質量。如果稍有維權意識，劉樹紅也可以保留一些關鍵證據。他曾有過上崗證，但是離開時，是企業收回了還是自己弄丟了，他壓根記不清了。記者看到2008年夏天，在礦洞前劉樹紅與工友們的一張合影，當年的他意氣奮發，年輕力壯的，與6年后，吸著氧氣、張著嘴、大口呼吸的劉樹紅形成明顯的對照。病情的急迫需要治療與企業的無數次推諉拖延、生命的極度有限與等待的遙遙無期，就這樣矛盾地存在著。對于許多塵肺病患者而言，應當注意保留證據，這是之前許多案例留下的教訓。(記者 劉建林　通訊員陳秋蓮)

      原標題：塵肺病患者自述：掙的都是玩命錢 呼吸成最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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