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是怎樣扼殺下金蛋的母雞的?
——與經濟學家的辯論(12)
經濟學家們為中國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就扼殺了為中國社會下金蛋的母雞——農村“村社”,他們究竟是怎樣扼殺的呢?
中國的農村“村社”是從古代氏族部落基礎上形成的,或者是從遷移中形成的。這些村社與古代部落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氏族部落是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而村社割斷了這種牢固的聯系,就能夠和其他的村社保持接觸。第二,在氏族部落中,房屋等是部落成員的共有財產,而在村社中房屋及其附屬物已經是農民的私有財產。第三,在氏族部落中土地是公有財產,生產是共同進行的,只有產品才拿來分配。而在村社中,土地仍然是公有財產,但定期在各社員間進行分配,每個社員自力耕種分配給他的土地,并把產品留為己有。這就是村社的兩重性。
不難了解,中國村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夠賦予它強大的生命力,因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聯系,使公社基礎穩固。同時,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種與較原始的部落條件不相容的個性獲得發展。
但是,同樣明顯,這種二重性也可能逐漸成為村社解體的根源。撇開敵對的環境的一切影響不說,僅僅從積累牲畜開始的動產的逐步積累,動產因素在農業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與這種積累密切相關的許多其他情況,都起著破壞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的作用,并且在村社內部產生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先是使耕地變為私有財產,最后造成私人占有已經變成私有財產的村社附屬物的森林、牧場、荒地等等。正由于這個原因,村社到處都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的類型;由于同樣原因,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歐的歷史運動中,“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原生形態到次生形態的過渡時期。但這是不是說,不管在什么情況下,“農業公社”的發展都要遵循這條道路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的構成形式只可以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先驗地說,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于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和俄國的“社會新棟梁”一樣,中國的經學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讓私有因素戰勝集體因素。這種戰勝過程是在他們設計的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進行的!他們讓農業商業化,從而使中國的村社處在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并且從那時候起,國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來不斷地壓迫村社。由于國家的財政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籌莫展的村社,成了商業、地產、高利貸隨意剝削的任人擺布的對象。這種外來的壓迫激發了村社內部原來已經產生的各種利益的沖突,并加速了村社的各種瓦解因素的發展。但是,還不止如此。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一些部門,它們絲毫不發展農業生產能力,卻特別有助于不從事生產的中間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竊取它的果實。這樣,國家就幫助了那些吮吸“村社”本來已經涸竭的血液的新資本主義寄生蟲去發財致富??傊?,那些最能促進和加速剝削農民(中國的最巨大的生產力)、并最能使少數富裕農戶發財致富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手段,都在國家的促進下過早地發展起來。
破壞性影響的這種促進作用,只要不被強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會導致農村村社的滅亡。
但是要問,為什么從農村村社的現狀中得到好處的所有這些利害關系者(包括政府監護下的大工業企業),合謀要殺死給他們下金蛋的母雞呢?是因為它們感到“目前這種狀況”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所以感到現在的剝削方式已經過時了。由于農民的貧困狀況,地力已經耗盡而變得貧瘠不堪。豐年被荒年抵消。農業生產不僅停滯,甚至下降。最后,也出現了中國不僅不能輸出糧食,反而必須輸入糧食的情況。因此,不能再浪費時間。必須結束這一切。必須創造一個由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組成的農村中間階級,并把大多數農民干脆都變為無產者。正是為了這一目的,像“社會新棟梁”的代言人一樣,經濟學家們才把村社所受的創傷說成是村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只是因為經濟上的事實揭開了這樣一個秘密:村社的現狀不能繼續維持下去了,并且純粹由于市場經濟的必然性,現在的剝削人民群眾的方式已經過時了。因此,必須有點新東西,而這種新東西,雖然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但總不外是,消滅公有制,使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形成農村中間階級,而使絕大多數的農民干脆變為無產者。
總而言之,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設計的用市場經濟扼殺為中國社會下金蛋的母雞——農村村社的本質內容!
勞動者201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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