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有偉大的嗎？有。毛澤東對人民的情感，就是偉大的情感。情感不是思想，卻是思想的母親。對人民有深厚的情感，才會產生“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的偉大情感

　　紀念毛澤東誕辰129周年

　　王宏甲

　　新中國成立之初，窮、傳染病滋生，像流血的傷口那樣敞露在城鄉。新中國需要解決迫在眉睫的人民健康問題。

　　在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里，“東亞病夫”這個詞我們都不陌生。自1840年以來，百年積弱，遍體鱗傷。直到194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35歲，這反映的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整體承受的災難之重所達到的駭人聽聞的程度！別說今天的青年難以相信，1840年以前的中國人得知也不會相信的。

　　但這確然是中國人悲慘的民族記憶，特別是20世紀日軍侵華戰爭給中國人造成的巨大災難，致使中國社會危機重重，傳染病、寄生蟲病，以及普遍營養不良造成的種種疾病在民間肆虐，中國人的體質整體嚴重下降。

　　新中國成立之初，窮、傳染病滋生，像流血的傷口那樣敞露在城市和鄉村。嬰兒死亡率200/1000，孕產婦女死亡率1500/10萬。為什么不用百分比，而用千分比甚至十萬分比？這是國際常用方式，當時西方沒有哪個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達到中國這么高。10萬個孕產婦死亡1500個是什么概念？那是一億個育齡婦女懷孕生產，要死亡150萬個母親。新中國迫切需要解決人民的健康問題。

　　新中國確定四大衛生工作方針，推行“預防為主”而非“治療為主”，曾經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建立起縣鄉村三級防疫網

　　新中國開展的衛生工作包含著預防疾病，而非單純的醫療，這里凝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保衛生命的意識。

　　1950年8月，新中國召開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確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衛生工作方針。1952年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周恩來總理提出增添一條“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這四大方針一直沿用到1990年。今天，我們來仔細看看這四大方針對中國人民有過怎樣的影響——

　　第一條：面向工農兵。工人和農民是社會最大的群體，他們長期以來是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勞動群眾，現在仍然是新中國最廣大的勞動生產力。兵這個群體，是保衛一個新興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力量。為保證實施，1950年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就確定了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行政村設衛生委員，自然村設衛生員的組織形式。制定“面向工農兵”的方針政策，就是面向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樣的方針政策不僅1950年需要，一百年后不需要嗎？

　　第二條：預防為主。這也不僅是醫療資源貧乏的年代特別顯出重要。中國自古以來的醫學傳統，上上策是“治未病”，指積極作用于人未生病的時候，這是中國醫學的偉大智慧。不惟智慧，這智慧不是為了看病賣藥賺錢，是致力于使你不要生病（防范于未然），就可避免生病時耗資求治，這里面是凝聚著傳千古的崇高醫德的。因此，當“預防為主”的方針推行到中國廣袤的城鄉時，它不僅關乎治病和健康，它是新中國社會新風的體現，它使中國一切窮鄉僻壤的人民體會到一個新的國家已經降臨自己的生活。

　　第三條：團結中西醫。中國醫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關于人體生理、病理以及診斷和防治疾病的學問體系，對于中華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民健康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勛。推行“團結中西醫”，不僅因為當時中醫人數多，西醫人員少，必須團結奮斗，還在于實踐中西醫結合，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人類大事。非典時期，注重運用中醫治療的地方都收有奇效（后文將會記述）。忽視中醫，是非典時期患者的重大損失。特別是，未能運用中醫特有的良效，因過量使用激素而導致的SARS后遺癥，對患者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實在太大。

　　第四條：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增加這一條，因衛生工作要真正做到面向廣大人民群眾，要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光靠醫務人員是遠不夠的，應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大搞愛國衛生運動，這對于消除瘧疾、腸道傳染病，以及血吸蟲等地方流行病，增強人民體質，效果非常顯著。

　　北京龍須溝的歷史變遷是很典型的一例。即使一條溝，有什么樣的地方能稱龍須溝？北京崇文區有一條從天壇東北向東南流出京城的河道，因是“真龍天子”腳下一條河，才能冠以“龍須”名之。光緒帝幼年時，此河的水還是清澈的，到宣統年間河道淤塞，《宣統北京城圖》上已把它標為“龍須溝”。民國時期，此處骯臟無人管，各地逃荒逃難的窮人在此搭蓋聚居，兩岸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散發的惡臭能飄到前門大街。大清王朝天子腳下這條河從清澈演變為蚊蠅孳生的臭水溝，正是一個民族衰敗的縮影。新中國在1950年發動群眾改造龍須溝，使之重新變成清澈的河流。

　　防治血吸蟲病，是個更典型的例證。血吸蟲病在中國流傳已久，蔓延在長江流域及南部12個省區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區域，患病人數超過1100萬，受威脅人群達一億。嚴重的區域致使整戶整戶的人病亡，整村整村的人民逃亡，如毛澤東描述的“萬戶蕭疏鬼唱歌”。

　　血吸蟲病人

　　一個小小血吸蟲，刺痛了一顆偉大的心。要制止這小蟲肆虐，僅靠醫生是不夠的，不僅醫寡病人太多，且永遠有治不完的新病人產生。毛澤東決定要發動一場消滅血吸蟲病的人民戰爭。1955年11月，中央成立了防止血吸蟲病領導小組，隨即在疫區建立了省、市、縣、村各級防治機構，制定了一個七年消滅血吸蟲的規劃。可見其難度不亞于打一場“解放戰爭”。

　　不僅防治血吸蟲病要依靠群眾，1956年開始實施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列入了18種要基本消滅和積極防治的危害人民健康最嚴重的疾病，并深入開展群眾性的除四害 ，講衛生，消滅疾病的愛國衛生運動。

　　新中國全神貫注地推行面向大眾、以預防為主的方針，建立了覆蓋到全國的縣級防疫站和公社衛生院，許多人受到培訓參加到公共衛生事業中來；通過愛國衛生運動，控制住了瘧疾、血吸蟲病等主要地方病的傳染源，消滅了性病；通過注射多種預防針，使人們免受天花、白喉、肺結核、脊髓灰質炎、麻疹、百日咳等傳染病的侵害。隨著農村合作社的出現，農村出現了最初的合作醫療，這都是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一個健康的社會的建設，遠不止是“經濟建設”，人民體格健康起來，精神奮發向上，新中國分明造就出一代意氣風發的人民，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建設。

　　那時的醫務人員是怎樣的？以下是我自己少年時印象深深的記憶。

　　小時候，我并不知道，給病人看病地方為什么叫“衛生所”。但現在我明白了，后來衛生所發展了，為什么叫衛生院，而不叫醫院。我的父親在1957年被縣衛生局派到一個叫徐市的小鎮去創辦衛生所，任所長。我的母親是助產士。為了改變鄉村很高的母嬰死亡率，衛生所辦起了“產院”，動員遠遠近近村莊里的孕婦來產院生孩子。早晨醒來，看到床頭一張紙條寫著“帶妹妹去食堂吃飯”，我就知道父親被急診叫走了，母親連夜下鄉了（鄉下又有沒送來產院的婦女生孩子難產了）。

　　衛生所變衛生院后，我的父親是院長了，人們仍然叫他“王所長”。父親比母親更經常下鄉，迄今我夢中的父親仍然是頭戴草帽，褲管綰到膝蓋的形象。那時候，父母拿固定工資，沒獎金一說，他們不必為從醫賺錢費腦筋，只想著如何能把病人的病治好。他們還經常組織群眾大掃除，這也不是賺錢的事。

　　想想1949年中國嬰兒和孕產婦的死亡率，想想我在那兒長大的小鎮20世紀50年代還流行的多種傳染病，我看到了父母在那個年代繁忙的意義，明白父親母親在那里度過了他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青年時光。寫下這些，不因為這是我父母的往事。那個年代的醫生護士們都是這樣工作的。

　　面向工農兵大眾，依靠人民群眾，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

　　關心最廣大的人民利益，防止脫離群眾，不僅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更是毛澤東一生中對人民至為深厚的感情

　　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就講到了發動群眾搞衛生運動，他說：“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毛澤東把中國農民看作是拯救中國最廣大的力量，但貧窮的農村是疾病最多而醫生最少的地方，每個農村都有這個嚴峻的問題，怎么解決疾病叢生的問題？缺少治病的醫生，如何搞好衛生以防病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方法。因而毛澤東說，發動群眾搞衛生運動，這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這就是革命任務。關于這項工作，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講得很具體，如：“廳堂、睡房不要放灰糞，前后水溝去掉污泥，坪場打掃光潔，公共的水溝、坪場則輪流疏掃。”還說，有不做的，就發動兒童團恥笑他。你看，連兒童都可以參加到群眾衛生運動中來。

　　毛澤東對空談，對說得好聽實際不做，一直是非常反感和反對的。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中說：“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毛澤東從青年時開始，幾乎用了一生時間告誡同志們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任何時候都不要脫離人民群眾。但這一點，掌握了權力的人要記住看來是最難的。1965年5月，毛澤東沿著1927年秋收起義之路重上了一次井岡山。有文章回憶說，毛主席在井岡山上曾問身邊的人，井岡山的好作風、好制度是什么？眾答：艱苦奮斗。毛主席說這只是一個方面。接著有人答：支部建在連上。毛主席說，現在艱苦奮斗還提倡、支部建在連上還得到重視，但忽視了士兵委員會，當時正是士兵委員會保證了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我相信這樣的精神細節，是非毛主席莫屬的。

　　就在這年的1月，毛澤東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曾批評說“衛生部想不想面向工農兵”。衛生部隨即召開黨組會討論，于當月向毛主席呈上報告，毛主席批示后下發。即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的對衛生部關于組織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報告的批示。到4月初，全國各地有1500個醫療隊，18600名醫務人員下農村巡回醫療和為農村培養衛生人員。應當說聲勢之大前所未有。但從毛澤東6月26日對衛生部工作的嚴厲批評看，毛澤東并不認為那是長久之策。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這就是后來被稱作毛澤東“6·26”指示的第一段話。

　　毛澤東還說：“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最后毛澤東幾乎是喊出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這是毛主席對衛生部的嚴厲批評嗎？我以為這是毛澤東迸放出的對農村人民的偉大情感！

　　中國落后的依然是農村，農民疾苦就是最廣大人群的疾苦。如何防治農村的“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是毛澤東念念不忘的事情。

　　毛澤東從不粉飾太平，對黨的各級領導人和政府工作是否脫離人民群眾，常懷警惕。他的“6·26”指示，批評的并非某件事做得對或不對，而是關系一個國家政治事務服務的方向朝著哪兒去發展的問題，也就是關系一個國家所有人民長遠利益的事。

　　當時的衛生部部長是錢信忠，毛主席“6·26”指示后，衛生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中檢查了工作的失誤，其中報告說，“據1964年的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占10%。”報告中的這個描述，把縣城的醫務人員也劃歸于“農村”。按中國社會從古至今通行的認知，縣城就是城里，鄉與村才是農村。衛生部報告中的數據應是：高級醫務人員69％在大城市，21％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

　　衛生部報告中還說：“在經費使用上，全國衛生事業費9億3千余萬元中，用于公費醫療的2億8千余萬元，占30%；用于農村的2億5千余萬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的僅占16%。這就是說，用于83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的經費，比用于5億農民的還多。”

　　從這些數據可見，城鄉醫療衛生條件的差距有多么巨大。“6·26”指示后，“文革”期間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包括縣城），這與1965年之前用于縣鄉村的20-30%形成鮮明對比。

　　發生巨大變化的不僅在衛生經費的使用方面。毛澤東對農村衛生保健的關心也遠不止是“6·26”怒而發一次批評。196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了上海《文匯報》的《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這個新事物在中國農村迅速發展。同年底，毛澤東對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贊之“合作醫療好”。

　　在毛主席的關懷下，全國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體的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

　　隨著“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在農村涌現，全國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體的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此網絡除了51萬正式醫生外，還擁有146萬不脫產的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63萬多農村接生員。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后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70%以上分配到農村。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把先前的衛生所發展成衛生院。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

　　我那時在農村插隊，以上許多情形是我親眼所見親身體會。其中還有很多進步并非數據所能體現，比如赤腳醫生的推行不僅讓醫療服務普及化，也讓衛生知識普及化。

　　《赤腳醫生手冊》簡直就是一個“全科醫療醫藥”寶典，從常見的咳嗽、嘔吐到皮膚過敏，從心腦血管疾病到癌癥；從滅蚊蠅的防病知識到對核武、生化武器攻擊的防護；從針灸、草藥到常用西藥，無所不有。傳統的中醫中藥針灸草藥，在這個時期得到空前的重視和發展。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赤腳醫生手冊》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保健問題，比任何一部專家的醫學專著都貢獻更大。即使在1985年中國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個稱謂以后，《赤腳醫生手冊》仍然是中國農村人民的健康指導手冊。后來我才知道，幾十年間，它的發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選集》，并被翻譯成五十多種外文在全世界發行。至今，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新中國制訂的醫療衛生事業四大方針，在這個時期得到充分發揮。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增加到了70歲，其中1960年到1980年人民平均壽命增長幅度大大超過所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

　　新中國的以“預防為主”而非“治療為主”的方式，以“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去專業化方式，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自身主動性能量的方式，打破了國際上一直存在的專業排斥行為，為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創造出一片新的天地，對西方傳統的依靠專家技術和治療為主的方式進行了革命性改造，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1978年，著名的阿馬阿塔(Alma Ata)會議上，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推崇為世界范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典范。

　　1979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于衛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決議”。聯合國贊同《阿拉木圖宣言》，明確了“健康權是基本人權”。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人不分種族還是貧富，不論其是否納稅，都有獲得醫療衛生保健的權利，國家對于公民享有此項基本人權負有責任。

　　新中國在1951年就建立了對國家干部和大中專學生提供的公費醫療制度，由政府承擔經費，這部分受益群體在五六十年代約占全國人口的2%。1951年還建立了勞保醫療制度，主要由國營企業提供經費，為企業的工人和職員承擔全額醫療費用，并為職工家庭成員承擔50%的醫療費。

　　隨著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

　　中國創新的醫療衛生體系，深刻影響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改革，啟發他們發展適合本國國情的醫療衛生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為了人民，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毛主席堅定而剛毅的話語，自信而豪邁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

　　新中國成立之初制定的醫療衛生事業四大方針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廢止后，變成“醫療為主”，此后“醫療”迅速向大城市轉移。先前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就像一個遙遠的神話，今天的農村青年已經難以相信。

　　2003年非典最嚴峻的時期，我在中宣部、中國作協的支持下到疫區調查采訪，后來寫出一本書《非典啟示錄》。正是那次調查，我看到中國所有城市在非典面前都暴露出輕忽公共衛生和偏重醫療的傾向，縣鄉村曾有的三級防疫網已成瓦解狀態，這種瓦解帶來的損失，遠超非典帶來的損失。

　　為什么？當預防為主被忽視，當自負盈虧的市場原則也進入防疫站，當各地防疫站也要靠自己去“創收”來補貼工薪，邊遠地區就有很多農民沒打預防針，甚至在發病致殘致死之后，也不知道如果早打一支預防針就可以終生不得此病。

　　我們天天說要重視科學技術，但科學技術在防疫方面已經取得的成果，有很多沒有惠及那些窮鄉僻壤的孩子。傳統的傳染病在那些“醫療資源薄弱”的地方，在農村孩子和成人身上找到肆虐的場所，這便是不少傳染病在一些貧困地區死灰復燃的原因，也是造成大量貧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問題，不是糾正了一個非典的“瞞報”問題，就能解決的。

　　如今，我似乎理解了晚年毛澤東為什么多次泣下。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政府對城鄉醫療衛生的資金投入也越來越拉大距離。以1998年為例，全國衛生總費用是3776億元，其中政府投入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的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由此看，農村與城市的醫療衛生差距甚至超過了1964年毛澤東批評衛生部時的情況。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指出，在全球191個國家中，中國衛生部門的總體績效處于較低水平。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排在第188位，即倒數第4位。如今，我也更理解了，72歲的毛澤東痛批“老爺衛生部”，是充滿強烈感情的嚴厲批評。

　　2002年，國務院第一次召開了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重申要“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但是還沒有來得及改進，SARS就來了。

　　2003年非典給了我們嚴厲的教訓。這一年進行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農村一些地區的貧困人口中三分之二是由疾病所致。換言之，只要一個疾病問題，就可以把政府長期致力的“脫貧致富”工作大部分瓦解。國家因此在農村重建醫療保障體系。

　　那年采訪，我為許許多多的醫護人員感動。那時，人們對冒著生命危險救死扶傷的醫生護士多么崇敬！可是非典過后不久，就出現了“醫患矛盾”，乃至出現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醫鬧”。這是什么原因？

　　真正的災難是：醫療市場化是制造“不必要的檢驗”和“過度醫療”的溫床，盈利驅動與專業壟斷結合，當一些不必要的檢驗和治療手段被視為常規，醫生護士患病也不能幸免。

　　近幾十年中國醫學主要是從美國引進醫療檢驗設備、藥品和配套技術，形成一系列按美國方式來發展醫療的模式。美國模式是醫療器材和藥品制造商主導的，科技發明的檢驗設備不斷人為地制造出檢查需求，從而制造出巨大的檢驗市場和不必要的治療市場。當美國醫療模式統治中國的醫療體系，中醫中藥屢被貶為不科學遭排斥，難以繼承，而且不斷丟失了深厚的傳統優勢，這對中國的損失、對人類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為什么曾被世界衛生組織和發展中國家推崇的“中國模式”消失？為什么美國模式能在中國盛行？

　　美國模式，從檢驗到用藥，都是最容易盈利的模式。今日中國醫療方式的主體，是一種被美國醫療模式所綁架的方式，衛生系統官員、專家嚴重西化的不在少數，不少人在精神上、學術上都無異于美國模式的俘虜。

　　非典后，國家已著力推行農村和城市的醫療保障制度。雖然這些醫療保障制度還有待進一步改進，但這保障制度是有意義的。然而，只要“醫療產業化”的弊端不除，國家為此撥出的經費都將是“杯水車薪”。這種弊端的存在，不只是脫離群眾，是在撕裂紅十字精神，撕裂患者和醫者原有的親切關系。靠法律，靠調解，都是有意義的。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要找回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需要從制度上、思想上、感情上找回同人民群眾的親切關系。

　　在中國，醫生自古就受人尊敬。華佗、扁鵲、張仲景、孫思邈、李時珍……哪一個不令人緬懷，人們稱之蒼生大醫。我相信，中國醫生自古以來廣受社會尊敬，一定不是只有這些蒼生大醫，而是有廣大醫生群體，繼承著中國醫生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偉大傳統，才會有我們民族自古以來普遍尊敬醫生的群體意識。換句話說，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醫患關系，就是親人關系。

　　這種親人關系，在非典時期確確實實有過多么美好的呈現。在新冠襲擊了北京和全國各地之時，人們又目睹了醫生護士帶“陽”救護患者，感動不已。這些動人的事實在告訴我們，我們的醫護人員很多很多是優秀的，我們需要分辨的是，有一種被“美國模式”綁架的機制是與“為人民服務”相悖的。當然也有人自甘把靈魂淪為美國模式的“精神殖民地”。

　　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十分懷念毛主席，熱愛毛澤東思想。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為了人民，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為改變祖國貧窮面貌而奉獻力量的愿望，曾經激勵著在高山、在平原、在大漠、在戈壁，在祖國四面八方的工人、科技人員、教師、醫生、記者、文藝工作者和解放軍官兵。最寶貴的不僅是有雷鋒這樣的普通一兵，有焦裕祿這樣的領導干部，而是百年前“一盤散沙”般的國人變成數億精神煥發的人民。廣大工人愛廠如家，廣大農民愛社如家，各級領導干部乃至各行各業具有“為人民服務”思想的人們實在不是少數。所有這些，點點滴滴至今溫暖著我們的記憶。

　　當前，我們在面對新冠襲擊的斗爭中遇到的困境，也更加使我們懷念毛主席。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還教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主席堅定而剛毅的話語，自信而豪邁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思想武器。

　　2022年12月2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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