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誕辰129周年的日子里，在歷史的大變局徐徐展開之際，我們懷念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

　　毛澤東的氣質，按他自己的說法，“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毛澤東莊重，質樸，隨和，還有點不修邊幅，他的這個氣質，與我們印象中那些衣冠楚楚、八面玲瓏的職業外交家似乎格格不入。但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外交家，他是無產階級戰略家。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十年，主流描述為動亂、浩劫，至少也是“曲折”。但中國外交正是在這十年，在一手反美帝、一手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大旗下，一枝獨秀，節節勝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民挫敗了美帝蘇修等國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國的反華政策，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波建交高潮。從1966年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是64個，其中，高峰是1971年、1972年，這兩年共有33個國家同我國建交。到1976年時，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共有111個，至此，世界上絕大多數獨立國家已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與我國建交的，不僅是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西歐的多數國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是在這十年中同我國建交的。

　　十年文革中，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第26屆大會上，阿爾巴尼亞等23國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的提案以76票獲得贊成通過。勝利后，支持中國代表們全部站起，長時間振臂歡呼：“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盛況空前。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語朗誦起了毛澤東詩詞：“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 美國合眾社則哀嘆，“這是美國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遭到的最慘重的失敗。”新中國從此進入了這個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打破了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聯合國的局面。

　　十年文革中，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簽訂了《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震動了世界，中美關系開始正?；?。

　　尼克松訪華

　　十年文革中，我國對外經貿有了很大發展。建國初，我國實行一邊倒政策，對外經貿重點是蘇東國家。從1960年代開始，我國進出口貿易重點開始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轉移。1969年底，美國對華經濟政策開始有所松動，同意美國廠商與中國進行非戰略性貨物貿易。隨后，美國先后7次主動修改條文，放松對中國的禁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開始貿易往來。與此同時，我國與西歐大多數國家簽訂了各種經濟貿易協定、海運協定、航運協定，商標注冊互惠協定等，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也開展經貿往來，資本主義世界對我國的長期的經濟封鎖徹底破產。

　　60年代，我國技術引進的重點是從日本和西歐等10個國家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如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機械設備等項目。從1972年開始，我國進入了大規模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第二個高潮。1972年前后，中央決定從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引進大量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等，合同總額約43億美元，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這個方案在執行過程中，又追加了一些新的引進項目，引進計劃總額達51.4億美元。這些技術和設備引進工作，對于填補國內某些技術空白，滿足國內生產需要，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有積極意義的。

　　河北滄州化肥廠從荷蘭引進的尿素合成塔

　　偉大的外交勝利的背后，不是靠大國博弈之下犧牲小國的利益來換取的，不是抓住國際資本積累的“戰略機遇期”來獲得的，不是依靠“大國領袖”外交爭取來的，恰恰相反，是在積極支持和促進各國的革命斗爭、促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條件下獲得的。人民中國外交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勝利，是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勝利，是第二世界渴望掌握自我命運的國家的勝利，是美蘇二霸遭遇的重大挫折。它們不得不面對新的一極——以中國為首的第三世界的興起。

　　尼克松訪華之時，紅色中國的對越援助并未取消，首都機場的反帝標語并未撤下，五二〇聲明的莊嚴聲音猶在廣場激蕩。尼克松訪華之前，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偉大聲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堅持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 “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小國可以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勇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僅僅在尼克松訪華前后幾年，1971年至1973年間，中國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額近90億元人民幣。

　　這期間，中國對世界革命的支援從未停止。在中南半島，人民中國對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革命斗爭給予了毫無保留的堅決支持，不惜為此付出重大的民族犧牲。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給越南解放陣線的電報中莊嚴宣布：“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我們兩國是唇齒相依的鄰邦。我們兩國人民是休戚與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體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們的斗爭就是我們的斗爭。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們兩國人民堅強的戰斗團結面前，美帝國主義的任何軍事冒險和政治欺騙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1962年2月，中國決定向北越提供軍事援助，除無償提供可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槍炮外，還派出軍事代表團，協助北越領導研究有關軍事問題。至1978年，中國對越援助總值達200億美元，絕大部分是無償的。另外，從1956年10月開始，中國應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要求，陸續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和后勤保障等部隊32萬余人、最高年份達17萬余人。中國在支持越南抗美斗爭的同時，也支持老撾和柬埔寨的抗美斗爭，向印度支那三國提供了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技術援助和軍事援助。

　　抗美援越

　　在非洲，人民中國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抗法武裝斗爭給以堅決支持。1970年的幾內亞、1977年的扎伊爾在遭到外國雇傭軍入侵時，我國不僅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給以強大聲援，而且還提供了必要的物資授助。人民中國還向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納米比亞以及南非等國的民族解放組織無償提供財力、物力、武器裝備以及人員培訓等多方面援助，有力地推動了非洲的民族解放斗爭。

　　在拉丁美洲，以古巴革命為起點，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中期掀起了震動世界的反美斗爭高潮，人民中國在政治上、道義上和物資上給予了堅定的支持。在60年代，毛澤東發表了《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戰爭》的談話，和《關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這兩個文件譴責了美國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徑，指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號召“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

　　除了支援民族革命外，人民中國從未忘記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義務。在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正常的國家關系同時，執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支持這些國家共產黨的革命斗爭。

　　1970年，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在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時，就中國同緬甸奈溫政府搞好國家關系，互派大使一事，特意征求緬共同志的意見。毛澤東說，“即使我們同奈溫政府恢復國家關系，也不會影響你們打仗。”“你們再好好打一下，把緬甸東北部大片地區打下來，把臘戍打下來，有十幾萬，二十幾萬人口，那就好了，你們就有發言權了。現在，奈溫為什么來找我們？就是因為你們在緬甸東北部打了他們。”（《毛澤東主席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記錄》）

　　1974年，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國不要支持馬來西亞共產黨和人民軍，讓他們停止戰斗。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說：“如果他們不放棄斗爭，我們就不得不用軍隊和警察來殺死他們。”毛澤東回答：“那是你的政策，你的辦法，我們不能說什么話。勸你們不要殺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說：“你說，你和他們沒有關系，這些事是我們的內政。”毛澤東回答：“現在也有關系，將來還有！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呢！怎么沒有關系呢？至于你們采取什么政策，我們不能干涉。”“我們是黨派之間的關系。我們跟你們是國家關系。”“我們跟各國共產黨很多都有關系。我們不隱瞞這一點。他們如果有勝利，有發展，我們是高興的。”（《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談話記錄》，1974.5.29）

　　毛澤東認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關系方面，不應當把和平共處說成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內容，更不應當說什么和平共處是全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這是一回事。和平共處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觸動共處國家的社會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國的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另一回事。這些斗爭，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爭。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任何一個國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只能經過本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

　　而毛澤東的“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和之后的“三個世界”劃分戰略，進一步促進國際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世界各國革命斗爭的發展。

　　根據“三個世界”劃分戰略，中國加強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盡管國內有困難，但是人民中國還是承擔了巨大的外援任務，1971年到1974年，非洲接受中國援助的國家有66個，其援助總額占同期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額的2／3。坦桑尼亞和贊比亞是最大的受援國，占中國對非洲援助總額的1／3以上。其中，最大的項目是坦贊鐵路。這是坦贊兩國求助于西方大國和蘇聯遭到拒絕以后，毛澤東親自拍板決定承擔的項目，也是中國援外耗資最大、規模最大的項目。這條鐵路于1970年動工，1979年交付使用，是對坦贊兩國經濟發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尚未獨立的國家的解放斗爭的巨大支持，受到非洲人民的一致贊頌，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毛澤東把西歐同美國區別開來，把它們歸入“第二中間地帶”或“第二世界”，積極發展同它們的關系。毛澤東提出要支持西歐聯合自強，共同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重要思想。毛澤東親自做法國、西德和英國等國的工作。1975年他還對西德領導人施密特說：“如果十年之后歐洲還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聯合起來，就要吃苦頭了。歐洲人必須學會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國人。”（《施密特：拜訪毛澤東始末》）70年代初，出現了第二世界國家同我們國家的建交高潮。1970年至1973年，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冰島、馬耳他、希臘、盧森堡和西班牙先后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1972年，英國和荷蘭同中國簽署了關于兩國從代辦級關系升為大使級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同年，聯邦德國也同我國達成建交協議。1970年10月，加拿大與我國建交。1972年9月，日本與我國建交?？梢哉f，70年代，我國同第二世界國家的關系進入了突破性的全面發展時期，經貿關系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許多領域簽訂了合作協定。

　　毛澤東始終把外交工作的重點，放在亞非拉三大洲，放在世界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壓迫人民和民族身上。毛澤東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源泉”，這個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最重要的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力量”。毛澤東指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都曾經是或者仍然是帝國主義的后方和倉庫?，F在后方造反了，許多國家已經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這些地區人口眾多，占資本主義世界總人口的2／3以上，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原料供應地、資本輸出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因此，這個地區的革命斗爭已經動搖了并且將最后摧毀帝國主義賴以生存的基礎。毛澤東在一個電文中指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定將給整個的舊世界以決定性的摧毀性的打擊。”（《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賀電》，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認為，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傊?，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的。

　　路線是綱，綱舉目張。

　　人民中國偉大交成就的取得，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的本質和階級路線是關鍵，依靠人民是關鍵。

　　1963年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上講話中針對赫魯曉夫的大國首腦外交路線，講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話，他說，“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咳嗣窨康米?。” （《兩個中間地帶》，《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時說，“我們同四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基本上是靠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是靠這些國家的政府。蘇聯是靠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是靠這些國家的人民。這是路線問題。”

　　毛澤東這些談話，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的本質和階級路線。同時，也劃清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同蘇聯赫魯曉夫集團對外關系的原則區別。

　　外交無非是內政的延續。對外關系問題，同國內關系問題一樣，必須解決依靠、團結誰、打擊誰這樣的根本路線問題。其中首要的問題是依靠誰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活動和國內政治活動一樣，必須是依靠人民。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活動的群眾路線，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成敗的根本問題。

　　而同時代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現代修正主義者，與美帝又勾結又競爭，反對、出賣和鎮壓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事業。1968年，蘇軍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蘇聯軍隊在中蘇邊界珍寶島、鐵列克提等地挑起沖突。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者破壞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對以色列侵略的戰爭，使用雇傭軍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爾，陰謀顛覆蘇丹政府，干涉多國內政。社會帝國主義的丑惡嘴臉一覽無余。1979年12月末，蘇聯入侵阿富汗，陷入了長達10年的戰爭泥潭，最終為蘇共喪失執政地位、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中國當時雖然在國際上政治地位很高，但總體上還是一個窮國，經濟上是一個弱國，但是，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擲地有聲地宣布：

　　“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什么叫超級大國？超級大國就是到處對別國進行侵略、干涉、控制、顛覆和掠奪，謀求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國家。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

　　今天，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和平與發展”空間日益逼仄，世界資本積累的“戰略機遇期”漸行漸遠。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大變局正在徐徐展開。這集中體現在關于時代特征的表述中。毛澤東時代的表述，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鄧時代則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近年多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提法，認為當代最重要的變局是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這種提法雖然并未否認“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但更強調矛盾、強調斗爭。

　　在歷史的大變局徐徐展開之際，在國際外交大舞臺上，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又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問題。

　　美帝方面，近些年來總體上是在進行戰略收縮。美帝在蘇聯解體尤其是 “9·11”事件后，雄心勃勃地要將中東作為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試驗田，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接連在大中東地區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要在中東進行“民主改造”。然而，持續近20年的“反恐戰爭”不僅給中東國家帶來無盡災難，也使美國軟硬實力嚴重受損。特朗普時期，美國大行孤立主義，出臺各種逆全球化措施。2021年，美帝以不光彩的方式從阿富汗撤出，集中力量于所謂“印太地區”。

　　我們的北方鄰居，在上個世紀走入歷史的歧途之后，似乎又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在格魯吉亞、在敘利亞、在克里米亞、在中亞，俄國以其慣用的單一手法，采用突襲的辦法獲得了一些“成功”，形成了高度的路徑依賴。馬克思評價說，“俄國的外交政策以其目的方面的單一性，是由它過去的歷史、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 （馬克思：《政府在財政上的失敗。一出租馬車。一愛爾蘭?！罚?，這決定了它的“好運”也決不能持續太久。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俄國的外交總是走進死胡同。“俄國的政策以其傳統的詭謠、奸詐、狡猾可以讓本身也是傳統之物的歐洲宮廷上它的圈套，但是，它在對付革命人民時卻證明是完全無能為力的。”當代沙皇雖然也反美，但其使用的邏輯與美帝國主義者是一樣的。它試圖從美帝收縮的縫隙中得到些許好處，它也的確能夠利用自身的地緣優勢、利用西方國家的弱點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功”，但這終究是舊帝國的回光返照。紅軍旗也好、蘇聯的遺像也好、圣喬治絲帶也好，絲毫掩蓋不住沙皇棺材板的惡臭。它注定要失敗。它的失敗不僅來自于美西方的聯合遏制，更因為它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在周邊小國中不受歡迎。在俄國內部，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除了提供一些虛幻的民族自豪外，也無法解決俄國內的任何問題。

　　它又一次走進歷史的死胡同，它已經沒多少退路。

　　在這歷史的大變局中，是走毛澤東指引的陽光道，還是走入美帝式的末路、俄國式的死胡同，人們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謹以此文紀念歷史大變局中的偉大戰略家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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