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看畢福劍主持的《星光大道》開播十周年特別節目，一個叫王二妮的歌手和她來自陜北農村的爸爸媽媽同臺演唱《我的祖國》，那動聽的歌聲贏得了在場觀眾的陣陣掌聲，也穿過電視屏幕深深地感染了我：“好山好水好地方，條條大路都寬暢。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這是強大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

　　和平的陽光，只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美妙的文字，只有從戰爭中走來的人，才能更加體會到和平的溫暖和寶貴。在中國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上，和平是苦難之花，當我們聆聽和平的天籟之聲時候，我們的腦海里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出炮火連天、紅旗招展、沖鋒陷陣的場景，會浮現出一個個或清晰或模糊的英雄的身影，因為那是和平陽光的發源。

　　我想到了毛澤東，中國的和平離不開毛澤東。

　　在烽火連綿的歷史天幕下，他疾馳而來，他是一個書生，揮斥方遒;他是一個戰士，縱橫馳騁;他是一個哲人，成竹在胸;他更象一個逐夢人，欲“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

　　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新時代》創刊號中發表的《外力、軍閥與革命》中指出：“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 1936年7月至9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也就是他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說：“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必須作出抉擇。中國人民自己將走同壓迫者進行斗爭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將同我們一起在這條道路上邁進，而不要走帝國主義血腥歷史鋪設的黑暗小道。……我們要建立一條民族解放戰線，它的成功將意味著抗日斗爭的勝利，這個勝利，歸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因為只有獲得這樣的勝利，中國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進。”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在全國人民看來，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會的傀儡化，日本大軍的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泛濫全國的公開走私，民族工商業的陷于絕境，國家財政的趨于破產，海關權的破壞，華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務機關的遍設，日、偽蒙軍對于綏遠的大舉進攻，內蒙獨立政府的成立，敵機在我領空上無限制的飛行，日本浪人的橫行無忌，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愛國言論遭受日寇直接間接的干涉，大批工農群眾的遭受屠殺，許多愛國人民、愛國軍人、愛國警察、愛國記者，甚至許多貴黨的要員與貴黨政府的官吏，無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軍隊的被迫撤退，青島的告警，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無一而非中國領土主權的極大損失。在全國人民看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華北防共協定，以及其他沒有宣布的成文與不成文的協定，無一不是喪權失地的條約。因此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后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國決不是阿比西尼亞!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終會有一天在地球上的東方，雄壯地站起來，高舉著民族革命最后勝利的旗幟，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攜手，連那個帝國主義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內，統治著整個的地球，統治著光明燦爛的新世界!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聯合戰線面前發抖吧，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1936年，毛澤東在給東北軍軍長王以哲的信中說：“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面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制蔣、以政制黨、以團制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1936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中說：“目前日寇大舉進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動，兄我雙方亟宜棄嫌修好，走上抗日戰線，為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于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可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實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力長寇焰也。”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中指出：“我蘇維埃紅軍自去年八月發表宣言，提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以來，轉瞬一年多了。這一年間日寇的侵略有加無已，國土日蹙，國勢日衰。現在日寇的兇焰益張。華北分離，綏寧淪亡，已經迫在目前。即長江沿海亦莫不敵船云集，蠢蠢欲動。亡國滅種的條件，接連提出。亡國奴的命運威脅著全中國人民。和平久已絕望，犧牲是無可幸免。局勢至此，非抗戰不足以圖存，已為全中國人民所共信。……我們敢以軍人的坦白與熱忱敬告諸先生: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并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復失地。我們現更代表全中國紅軍負責宣言:只要貴黨政府決心抗戰，紅軍愿作前驅，并誓與你們合作到底。在抗日戰線上，紅軍愿擔任一定的戰線，保證一定任務的完成;在作戰指揮上，紅軍愿服從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在不得抗日友軍的同意，紅軍決不開入抗日友軍的防地。……抗戰發動得早，是中國民族的大幸。即萬一不蒙諸先生采納，我們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西安事變發生后，1936年12月21日，毛澤東給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潘漢年發電報指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愿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為了化解一些同志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不理解，毛澤東在抗大學員講課時說：陜北毛驢很多，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變就是這樣。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會踢人的，我們又要提防它，這就又要聯合又要斗爭。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人類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梁。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么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于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志愿，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界線。”1936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中指出：“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并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蔣氏倘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軍事上政治上俱能實際采取救國步驟，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時說：“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于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于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于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只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1937年3月6日，毛澤東在給任弼時的電報中指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開始的一個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快慢，決定于各力量斗爭的結果，中間可能發生各種曲折與變化，但總的方向是不會變化的。……今天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以推動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工作與抗戰的開始。黨的工作仍然是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成為這一運動中心領導的力量。一切工作應轉變，以適合于這一總任務。”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于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制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需的和許可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根據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我們黨為國內和平而斗爭，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后，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的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并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聯的——用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于一個黨派、一個階級里頭的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干凈。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干凈。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韋爾斯談話時指出：“以抗戰求國內和平團結，沒有民主不能鞏固和平與真正團結，抗日要全國人民參加，沒有民主則老百姓不能參加，無和平團結，無人民參加，抗戰成為不可能，即戰亦不能保證勝利。所以民主制度為對日抗戰勝利之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我們所以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為的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指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并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百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全國范圍的對外抗戰，沒有國內和平和兩黨合作這是做不到的。如果說當兩黨統一戰線破裂的時候，日寇可以不費一彈而得東北四省，那末，當兩黨統一戰線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經過血戰的代價不能得到中國的土地。”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次會議上所作的結論《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指出：“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指出：“不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乃全國主張統一之最力者。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國而身體力行之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立于國防之最前線抗御敵軍十七個師團，屏障中原、西北，保衛華北、江南，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蓋自汪精衛倡言反共親日以來，張君勱、葉青等妖人和之以筆墨，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統一之名，行獨霸之實。棄團結之義，肇分裂之端。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則堅決提倡真統一，反對假統一;提倡合理的統一，反對不合理的統一;提倡實際上的統一，反對形式上的統一。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戰，非統一于分裂而統一于團結，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進步。以抗戰、團結、進步三者為基礎之統一乃真統一，乃合理統一，乃實際統一。舍此而求統一，無論出何花樣，弄何玄虛，均為南轅北轍，實屬未敢茍同。”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并不是說就沒有了斗爭。廣泛地散布著的法西斯殘余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著反民主的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各國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余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后人民斗爭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也只有這后一種斗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在《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早在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侵入中國的時候，就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驚人的努力，迫使蔣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張，因而實現了抗日戰爭。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國共產黨從沒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內戰的危險。……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關心中國和平的人士一樣，認為新的內戰將是一個災難。但是共產黨認為，內戰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須制止的。共產黨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就為制止內戰。現在蔣介石拒絕了這個主張，致使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制止蔣介石這一手，是完全有辦法的。堅決迅速努力壯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敵占大城市和解除敵偽武裝，如有獨夫民賊敢于進犯人民，則取自衛立場，給以堅決的反擊，使內戰挑撥者無所逞其伎。這就是辦法，也只有這個唯一的辦法。……十年內戰，不是因為全國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戰爭人士的呼吁(例如過去的‘廢止內戰大同盟’之類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要求和張學良楊虎城所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的武裝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無數次挑戰，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無限制的讓步和服從而打退的，而是因為共產黨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嚴正自衛態度而打退的。如果共產黨毫無力量，毫無骨氣，不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到底，十年內戰何能結束?抗日戰爭何能開始?即令開始，又何能堅持到今天的勝利?又何能讓蔣介石輩直到今天還安然活著，在離前線那么遠的山坳里發表什么命令談話呢?中國共產黨是堅決反對內戰的。‘確立內部和平狀態’，‘成立臨時政府，使民眾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并確保盡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對于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這是蘇美英三國在克里米亞說的話。中國共產黨正是堅持這個主張，這就是‘聯合政府’的主張。實現這個主張，就可制止內戰。一個條件：要力量。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內戰就可以制止。”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在赴重慶談判前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中指出：“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假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后，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斗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點)。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并不許發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不論何時，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必須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動指導上的正確，黨內兄弟一樣的團結和對人民有良好的關系。堅決依靠人民，就是你們的出路。”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中指出：“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們解放區的人民，還有大后方的廣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廣大人民。蔣介石的主觀愿望是要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實現他的愿望，客觀上有很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在談判中間，我們提出，第一條中國要和平，第二條中國要民主，蔣介石沒有理由反對，只好贊成。……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他們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后，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繼續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復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們過去和蔣介石辦交涉，也作過讓步，并且比現在的還大。在一九三七年，為了實現全國抗戰，我們自動取消了工農革命政府的名稱，紅軍也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還把沒收地主土地改為減租減息。這一次，我們在南方讓出若干地區，就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國民黨的謠言完全破產。……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我們有決心、有辦法實現和平，實現民主。只要我們同全體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1945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中指出：“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動員一切力量進攻我解放區。全國規模的內戰已經存在。我黨當前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衛立場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

　　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中指出：“不論時局發展的情況如何，我黨均須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目前我黨一方面堅持解放區自治自衛立場，堅決反對國民黨的進攻，鞏固解放區人民已得的果實;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志)，使反動派陷于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同時，我黨代表團即將出席各黨派和無黨派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并和國民黨重新談判，為全國的和平民主而奮斗。”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在《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指出：“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后，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我們面前存在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能夠克服和必須克服。全黨同志和全解放區軍民，必須團結一致，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說：“如果美國人民拖住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反動派的手的話，和平是有希望的。……如果美國政府放棄現行援蔣政策，撤退駐華美軍，實行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的協定，則中國內戰必能早日結束。如果不是這樣，就有變為長期戰爭的可能。其結果，一方面，當然是中國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必將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生存，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管怎樣艱難困苦，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的任務是一定要實現的。任何本國和外國的壓迫力量，不可能阻止這一任務的實現。”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指出：“在美蔣這些反動政策下，全國人民除了斗爭，再無出路。為獨立、為和平、為民主而斗爭，仍然是現時期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評論中寫道：“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⑴。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在幾次莊嚴的停戰協定被蔣介石撕毀得干干凈凈之后，在用刺刀向著要和平反內戰的學生群眾之后，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政治上毫無經驗的人們之外，什么人也不會相信蔣介石的所謂和談了。……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斗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指出：“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同日本帝國主義英勇奮戰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蔣介石則破壞人民一切爭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內戰災難壓在人民的頭上。這樣，就逼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除了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以外，再無出路。……我們現在擔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最光榮的任務，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偉大祖國哪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哪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我全軍將士必須提高軍事藝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指出：“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統治，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有種種障礙，種種困難，我們應當準備對付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掙扎。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1948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評論中指出：“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敵人是正在迅速崩潰中，但尚需共產黨人、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滅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新年獻詞中指出：“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于最后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指出：“人民渴望早日獲得和平，但是不贊成戰爭罪犯們的所謂和平，不贊成他們的反動條件。在此種民意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聲明：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1949年2月2日，毛澤東在致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電中說：“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百余年來，前仆后繼。無數先烈的鮮血，灑遍了錦繡山河，億兆后起的人民，表現了英雄氣概。……勝負之數，因以判明。現在殘敵尚存，詭謀時作。求喘息謂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談判。口誦八條，手庇戰犯，眼望美國，腳向廣州。欲求人民解放斗爭獲得最后勝利，必須全國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厲，為真正 主的和平而奮斗。”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起草《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后修正案。對于凡愿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很快地覺悟起來，并且把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一戰線，援助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恢復了政治協商會議。……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余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將保衛人民的利益，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活動。它將加強人民的陸海空軍，鞏固國防，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它將聯合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以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者挑撥戰爭的陰謀，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二次會議上作《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的閉幕詞中說：“在國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在國內，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必須鞏固我們這個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線。”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會詞《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中說：“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偉大意志，與朝鮮人民軍一道，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企圖侵占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并進而侵入中國大陸的狂妄計劃，從而鼓舞了朝鮮、中國、亞洲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使他們增加了保衛和平、反對侵略的信心。……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并且必須繼續進行到美國政府愿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不再如過去那樣用種種可恥的方法破壞和阻撓談判的進行，則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今后的世界必須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國必須由各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決不能再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橫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一致，并好好地和我們的蘇聯盟友團結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一致，向著爭取反侵略斗爭的勝利、向著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勝利、向著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勝利而繼續前進。”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作《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后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于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我們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人民踴躍報名參軍。對報名參軍的人挑得很嚴，百里挑一，人們說比挑女婿還嚴。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中指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芬蘭首任駐華大使孫士教遞交國書說“原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 今天，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他們侵占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我們對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就是這樣進行教育的。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于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么。”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任務要求我們必須很好地處理我國人民內部的關系一一特別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很好地處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同時，必須很好地繼續發展同偉大的先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親密合作，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七屆六次全會上作《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結論中指出：“我們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我們一定要爭取這個和平建設的時間。十五年已經過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樣子是可能爭取的，要努力爭取。我們應當在外事工作方面、國防建設方面加強努力。……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這個期間內，國際、國內、黨內一定會發生許多嚴重的復雜的沖突和斗爭，我們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我們這一輩子有過多少沖突，武裝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說以后就沒有?一定會有，不是很少，而是許多。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戰，在我們頭上甩原子彈，出貝利亞，出高崗，出張國燾、陳獨秀。有許多事現在是沒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可以肯定，一切困難是能夠克服的，一定會出現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我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指導思想。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么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中指出：“在國際上，我們要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是團結蘇聯，團結兄弟黨、兄弟國家和人民，還要團結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這次有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的代表來參加我們的大會，這是很好的事。過去我們沒有取得全國政權，沒有兩個革命的勝利，沒有建設的成績，現在不同了。……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國的黨，外國的非黨人士，只要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有一點用處的，我們就應該團結。”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國家代表談“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時指出：“你們現在還沒有取得政權，你們準備奪取政權。對民族資產階級要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團結他們一起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他們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行;對他們反工人階級的、反共的反動言行，進行適當的斗爭。只有一個方面是錯誤的:只有斗爭，不要團結，是‘左’傾錯誤;只有團結，不要斗爭，是右傾錯誤。這兩種錯誤我們黨都犯過，經驗很痛苦。后來我們總結了這兩種經驗，采取了‘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必須斗爭的就作斗爭，可以團結的就團結起來。……在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國家，無產階級政黨要把民族旗幟拿在自己手里，必須有民族團結的綱領，團結除帝國主義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讓全國人民看到，共產黨多么愛國，多么愛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團結。”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的國家的同志說，中國的群眾路線不對，很高興學那個恩賜觀點。他要學也沒有辦法，橫直我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我們不企圖去領導任何別的國家，我們只領導一個地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斗爭。出了這個范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里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里搞顛覆活動。他們里頭有我們的人，就是那里的共產黨，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我們里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現在這些人看起來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原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么樣?不造反呀?那就大成問題了。至于那些勞改犯，石家莊那個學校鬧事的領袖人物，北京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消化掉，要把地主、資本家改造成為勞動者，這也是一條戰略方針。消滅階級，要很長的時間。……你們研究一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究竟誰怕誰?我說都怕。問題是誰怕誰多一點?我有這么一個傾向: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作這樣的估計也許有個危險，就是大家都睡覺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總是要搗鬼的。當然，現在帝國主義要打世界大戰也不那么容易，打起來的結果如何，他們要考慮。……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中指出：“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次擴大會議上作《做革命的促進派》報告中指出：“我們認為，無論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戰爭與和平問題時說：“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線一打是戰爭，一停戰又是和平，軍事是特殊形勢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也是一種戰爭。”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國際形勢問題的講話中指出：“美國現在在我們這里來了個‘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還有些什么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一切包過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的頸吊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絞索上面。臺灣也是個絞索，不過要隔得遠一點。它要把金門這一套包括進去，那它的頭更接近我們。我們哪一天踢它一腳，它走不掉，因為它被一根索子絞住了。……我看美國人是怕打仗。我們也怕打仗。問題是究竟哪一個怕得多一點。這也是個觀點，也是個看法。請各位拿了這個觀點去看一看，觀察觀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這樣觀察下去，究竟是西方怕東方多一點，還是我們東方怕西方多一點?據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們怕得多一點，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國家怕我們怕得多一點。為什么它們怕得多一點呢?就是一個力量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人心就是力量，我們這邊的人多一點，它們那邊的人少一點。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而民族主義占領的地方相當寬，有三個洲：一個亞洲，一個非洲，一個拉丁美洲。即使這些洲里頭有許多統治者是親西方的，比如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國的，可是人民中間親東方的不少，可能是相當多。就是壟斷資本家以及中了他們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張戰爭的。除了壟斷資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數〔不是全體〕是不愿意戰爭的。比如北歐幾個國家，當權的也是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愿意戰爭的。力量對比是如此。因為真理是抓在大多數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們的心比我們虛，我們的心比較實。我們依靠人民，他們是維持那些反動統治者。現在杜勒斯就干這一套，他就專扶什么蔣委員長、李承晚、吳庭艷這類人。我看是這樣，雙方都怕，但是他們怕我們比較多一點，因此戰爭是打不起來的。……美帝國主義它們結成軍事集團，什么北大西洋，巴格達，馬尼拉，這些集團的性質究竟怎么樣?我們講它們是侵略的。它們是侵略的，那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它們現在的鋒芒向哪一邊呢?是向社會主義進攻，還是向民族主義進攻?我看現在是向民族主義進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東那些弱的國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敗了，波蘭也崩潰了，捷克、東德也崩潰了，連蘇聯也發生問題，我們也發生問題，搖搖欲倒，那個時候它們會進攻的。你要倒了，它們為什么不進攻?現在我們不倒，我們鞏固，我們這個骨頭啃不動，它們就啃那些比較可啃的地方，搞印尼、印度、緬甸、錫蘭，想搞垮納賽爾，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爾及利亞等等。現在拉丁美洲有個很大的進步。尼克松是個副總統，在八個國家不受歡迎，被吐口水，打石頭。美國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對付，這就是藐視‘尊嚴’，沒有‘貌’了，在他們心目中間不算數了。你是我們的對頭，因此拿口水、石頭去對付你。所以，不要把這三個軍事集團看得那么嚴重，要有分析。它們是侵略性的，但是它們并不鞏固。……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系數。因為世界上有個壟斷資產階級，恐怕他們冒里冒失亂搞，所以，要準備作戰。這一條要在干部里頭講通。第一，我們不要打，而且反對打，蘇聯也是。要打就是他們先打，逼著我們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們不怕打，要打就打。我們現在只有手榴彈跟山藥蛋。氫彈、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是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末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說，死了一半人也沒有什么可怕。這是極而言之。在整個宇宙史上來說，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觀。……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無非是打死人，無非是一個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彈，這個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因此，我們現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頭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發槍，開頭發幾百萬枝，將來要發幾千萬枝，由各省造輕武器，造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小迫擊炮、輕迫擊炮。人民公社有軍事部，到處練習。在座的有文化人，你們也要號召一下，單拿筆桿不行，一手拿筆桿，一手拿槍桿，又是文化，又是武化。……臺灣是老的絞索，美國已經占領幾年了。它被什么人絞住了呢?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絞住了。六億人民手里拿著一根索子，這根索子是鋼繩，把美國的脖子套住了。誰人讓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絞索的一頭丟到中國大陸上，讓我們抓到。……脫身者，是從絞索里面脫出去。怎么脫法呢?就是這十一萬人走路。臺灣是我們的，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步的，是內政問題;跟你的交涉是國際問題。這是兩件事。你美國跟蔣介石搞在一起，這個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電解鋁、電解銅，用電一解，不就分離了嗎?蔣介石這一邊是內政問題，你那一邊是外交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帝國主義自己制造出來的緊張局勢，結果反而對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幾億人口有利，對于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各階級，各階層，政府，我看都有利。他們得想一想，美國總是不好，張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艦就來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萬五千噸的，說是要湊一百二十條船，第一個最強的艦隊。你再強一點也好，把你那四個艦隊統統集中到這個地方我都歡迎。你那個東西橫直沒有用的，統統集中來，你也上來不得。船的特點，就在水里頭，不能上岸。你不過是在這個地方擺一擺，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無理。”1958年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斗，屬于懲罰性質。你們的領導者們過去長時期間太猖狂了，命令飛機向大陸亂鉆，遠及云、貴、川、康、青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擾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美國人總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國有利，因為它可以取得主動。遲走不利，因為它老是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這一點是常識，美國人應當懂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并無戰爭，無所謂停火。無火而談停火，豈非笑話?臺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并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當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中指出：“呆在臺灣和臺灣海峽的美國人，必須滾回去。他們賴在這里是沒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美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們不要戰爭，歡迎和平。但是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實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謂停火一說，豈非缺乏常識?臺、澎、金、馬整個地收復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神圣任務。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過問，聯合國也無權過問。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一句話，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切切此令!”1958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臺灣同胞書》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制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容許其實現的。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一切愛國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國主義者。”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在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有希望就是了。這還要靠你們幫助，靠世界上愛好和平人民的幫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

　　1959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指出：“西方統治集團，比如美國集團、英國集團的大部分，都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抱有恐懼。如果說冷戰形勢有所緩和，那是因為以往的冷戰政策對他們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變，才使形勢緩和下來。但情況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他們有兩手：使形勢有所緩和，這是一手;另外一手，當緩和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又挑起緊張局勢。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們的‘愛好和平’和我們的愛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我們有困難，他們也有，他們的困難比我們更多。我們利用他們的困難爭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時間不會是很短的。就是說，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我們歷來是這樣估計的，整個國際形勢是向好發展，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到，那就是瘋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么辦?所以，戰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壞，緩和之后又會搞緊張，搞突襲，打大戰，等等。對這些情況都估計到了之后，我們說總的看來，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從總的情況來看，爭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假如這種情況實現了，那時要打世界大戰，他們就比現在更加困難了。那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條約而造成的許多矛盾，都很難解決。……對冒險集團要有個估計。最強大的就是美國冒險集團。他們在目前發動侵略戰爭還是有困難的，因為他們還未準備好。西德和日本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要發動戰爭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憲法第九條，是因為第九條束縛了他進行擴張，他要復活軍國主義。你們黨的綱領中有和平和獨立的口號，這是最合乎實際情況的。……我們并不想去解放臺灣、金門、馬祖，看情況的發展再去解決。澳門也不去解放它，同國際上有關聯的地方，要看情況。爭取10年、20年的時間搞建設。”1959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同澳共總書記夏基談話時指出：“革命用戰爭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兩條腿走路。實際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過日常工作進行的，戰爭時間并不長，但最后解決問題還是要靠戰爭。不用兩條腿走路，就不能奪取政權。……蔣介石跑到臺灣去了。我們也還不放棄和平手段，我們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口號，主張同他們正式談判。但他們害怕談判，美國更是害怕蔣介石同我們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和平口號就很有用了。……緩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有利，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兄弟黨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爭的結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國和蘇聯能再搞幾個五年計劃那好得很。但是還要看到另一面，帝國主義為了維持軍火工業和奪取外國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緊張局勢。例如在赫魯曉夫訪美以后，美國就在一些國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聯合國大叫大嚷西藏問題，可見他們還要制造緊張局勢。所以我們要警惕。”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系列談話中指出：“歷史的規律是，只有經過革命戰爭才能消滅階級，只有消滅了階級才能永遠消滅戰爭。不進行革命戰爭，要消滅階級，我們不相信。沒有消滅階級，要消滅戰爭武器，這不可能。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軍隊是階級的實力。只要有階級，就不能不搞軍隊。當然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極大的努力來禁止原子戰爭，并且爭取兩個陣營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1960年5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古巴在內8個拉丁美洲朋友時說：“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團結和斗爭，必能戰勝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與原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指出：“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指出：“我們不要同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五十年以后，中國的命運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中國沒有上帝，有個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圍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實際上，我們是被侵略者，美國還占著我們的臺灣。可是聯合國卻給我們一個封號，叫我們是‘侵略者’。你在同一個‘侵略者’說話，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對面坐著一個“侵略者”，你怕不怕?……你們的政府只要改善一點態度，我們就可以同你們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互派大使。”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關于中美關系指出：“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美國人在那里，我們去打嗎?我們不打。美國人走后，我們就一定打嗎?那也不一定。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我國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種說法，好像在各國共產黨中，中國共產黨特別調皮，不守規矩，不講道理，是亂來的。你來了幾個月，那種話不可全信。你講過外面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大兵營和一個大監獄。對蔣介石的中國這樣說，確實是像的，當時北京、南京、上海確實都是兵營。解放后，通過改造、教育，中國大有不同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提起他跟蒙哥馬利的談話時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他還說：“在國際范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么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系，爭取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范疇的兩回事情。”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和第一書記會議上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軍隊無非是要學會兩個東西，一個是會打，一個是會走……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準備打仗，打起仗來不要慌張，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對帝國主義不要怕，越怕越被動，有了準備，就不怕。……敵人打進來，我們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軍不夠。”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就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國民黨打內戰，跟我們打了好多年。后來我們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們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國來。……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的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美國在中國周圍市滿了軍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國的臺灣。我們沒有占領美國的什么島嶼，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只‘侵略’了亞洲一個國家——中國。我們跟帝國主義打了幾十年仗，把它們趕走了。這件事情使美國很不高興，其他帝國主義也不高興。不過它們現在沒有辦法，總不能從地球上把我們搬走，就同不能從地球上把你們智利搬走一樣。它們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它們要搬走也不行。……總有一天兩國(中美)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這是中國人民在加強國防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核訛詐和核威脅政策的斗爭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保護自己，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不可剝奪的權利。保衛世界和平，是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共同職責。面臨著日益增長的美國的核威脅，中國不能坐視不動。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國的命運決定于中國人民，世界的命運決定于世界各國人民，而不決定于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御，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發動核戰爭的威脅。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對于斗爭中的各國革命人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于保衛世界和平事業，是一個巨大的貢獻。在核武器問題上，中國既不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也不會犯投降主義的錯誤。中國人民是可以依賴的。中國政府完全理解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試驗的善良愿望。……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盡一切努力，爭取通過國際協商，促進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崇高目標的實現。在這一天沒有到來之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強國防，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1964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打破核壟斷，消滅核武器》社論指出：“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深信，社會主義中國手中的核武器，是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為了反對美國的核威脅，為了反對美國在它的侵略集團中間擴散核武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愛好和平的國家響應和支持中國政府的主張和建議。美國核壟斷的局面已經維持不下去了。這對于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是大有好處的。防止核戰爭、禁止核武器的希望，絕不在于鞏固美國的核壟斷，而在于打破這種核壟斷。把美國核壟斷的地位打破得越徹底，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的。”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同斯諾關于越南戰爭的談話中指出：“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么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我們不會打出去，只有美國打進來，我們才打。這點有歷史作證。我國忙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打出去是犯罪的，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們去，他們自己可以對付。……我們沒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棄，我們沒有侵略。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1965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同敘利亞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亞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黨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在外表上樣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樣。我應當說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的合作。我小時候信過多神教，長大后就不信了。中國也有上帝，但是同你們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國服裝。我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不損害對方。我們不顛覆你們，你們也不顛覆我們。我們是友好國家，有共同目標，第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國家。哪個地方發生革命，我們就支持。帝國主義非常恨我們，說我們好戰。其實，任何國家的問題，只有當地人民起來革命，才能解決。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萬，可是人民打得很好。阿拉伯民族是有戰斗性的，如果你們團結起來，帝國主義的陰謀就不可能得逞。應當說，各個民族都是有戰斗性的，團結斗爭，就能勝利，只是個時間問題。”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呼取“三五”計劃及三線建設時說：“計劃要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汪東興談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說：“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1965年9月29日，陳毅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針對外國記者問“中國好戰”和陳毅本人是不是“好戰分子”問題回答：“老子就是好戰，老子就是好戰分子。……我們中國人本來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國主義和世界上的 一切反動派，總是想挑起戰爭。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頭發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現在不打將來打，老子等不上，老子還有兒子，老子的兒子也要跟他們打。”毛澤東聽說后高興地說：“講得好呢，陳老總這個外交部長，是個真正的外交部長，這一下外國人也曉得了，我們的這位外交部長不大好惹哩。”

　　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格局重新構筑的時代，是新的世界平衡形成的時代，是超級大國角力的時代，是兩個陣營冷戰的時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和原子戰爭濃云密布的時代，是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世界充滿了不安和燥動，世界游走在新的混亂的邊緣。面對這樣紛繁蕪雜、矛盾種種的國際環境，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千難萬險換來的和平是脆弱和岌岌可危的。毛澤東無疑是個從容應對復雜局面和化解矛盾的高手，為了給新中國贏得一個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他游刃于世界冷風疾雨之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騰挪移閃，縱橫捭闔，對內建工業，增實力;搞尖端，強國防;深挖洞，廣積糧;劃“三線”，有后方;全民兵，威四方。對外高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十六字訣，近守遠交，和平共處，旗幟鮮明，以戰扼戰。新中國不僅為自己贏得了和平，而且成為世界舞臺上一支強大的和平力量，成為扼制戰爭的中流砥柱。

　　新中國成立之初，朝鮮燃起了戰火，當傲慢的麥克阿瑟發出“進軍鴨綠江”的命令，當狂妄的美國大兵朝著鴨綠江撒尿的時候，毛澤東用他的“大仁政”和“大道理”作出了舉世的決定。他說：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中國人民志愿軍高唱著“保衛和平、保衛新中國”跨過了鴨綠江，讓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頭一次品嘗了失敗的滋味。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中對這段戰爭有這樣的描述：“直到1950年11月，推進中的美國軍隊已直接威脅到中國的東北邊界后，中國軍隊才跨過鴨綠江，使麥克阿瑟將軍率領的美軍遭受了美國軍事上最大的一次失敗。……抗美援朝運動成功地喚起了人們的愛國主義感情，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軍隊獲得的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在一個多世紀里，中國多次受到西方列強的凌辱，但是現在，中國軍隊第一次打敗了西方軍隊，而且，這場戰爭是中國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力量之間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的常規戰爭。這場戰爭也許比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還有許多反對共產黨的中國人也懷有這種感情。長期以來受到恥笑和嘲諷的中國士兵在戰斗中證明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給美軍的這一教訓也發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戰勝了俄國從而標志著日本作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并刺激了整個亞洲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樣，中國的軍事勝利也震驚了西方的軍事首腦，并莊嚴地宣告了新中國將是國際舞臺上不可忽視的一個國家。”

　　和平要由實力保障的，以斗爭求得的和平才可以長存。隨著中國實力的日益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陡升，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屆聯大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要求恢復我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11月15日，喬冠華團長在聯大發言指出：“我們一貫主張，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準則。……我們反對大國優越于小國，小國依附于大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理論。我們反對大國欺侮小國、強國欺侮弱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我們主張，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超級大國就是要超人一等，騎在別人頭上稱王稱霸。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這一天，57個國家代表在聯大上發表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科威特駐聯合國代表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說：“沒有中國的參加，聯合國就是徒有虛名。沒有中國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現的諸名裁軍、國際安全、和平、特別是東南亞的和平等緊迫的問題就不能得到解決。”阿爾巴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米·巴霍利說：“我們從這個講壇上歡迎光榮的中國人民的代表團，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世界上所有的進步人民都凝視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她是各國人民自由和獨立事業的最強大的保衛者，是各國人民主權的最強大的保衛者。偉大的人民中國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她已成為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堅強不屈的堡壘，成為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計劃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馬里代表團副團長布巴卡·坎特說：“在那些年代，許多人妄圖加以排斥的偉大的中國人民在他們非常熱愛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孜孜不倦地繼續把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強大和和平的國家。……誹謗者們已經看到，中國事實上是強大的，還看到，中國已經經過了戰斗的洗禮，準備著在文化道德遺產已經過重新評價、原子已被馴服、技術已經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進經濟的情況下迎接歷史的使命。勝利是全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被公認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我們當代的歷史上，除日本外，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個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進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某些把自己的實力用作進行侵略和征服的工具的國家相反，它把它的巨大的力量完全用于和平和援助生活在各地的人們。……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了各國人民和平抗擊、而且也是堅決抗擊剝削和鎮壓的象征。”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變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這是中國的歷史，也是世界的歷史，直到今天，和平的曙光也并沒有普照世界每一個角落，世界也不會象那些幼稚的人們所希望的只要我們張開雙臂擁抱世界、世界也會張開雙臂擁抱我們那樣。當我們沐浴在和平的陽光里，當我們放聲歌唱溫暖的和平的時候，我們應該感念毛澤東，感念他為中國和世界和平所做的一切，我們更應該從毛澤東那里傳承那些關于和平的智慧和深遠的思想，讓和平成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也不落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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