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兩彈一星”元勛黃緯祿

　　鑄就倚天神劍，衛護國家和平，“兩彈一星”元勛黃緯祿將畢生心血傾注在我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研制上，默默地用近百年的人生書寫了一篇航天精神的時代傳奇

　　文 ︳本刊記者 劉青山

　　對于普通公眾來說，他的工作神秘而遙遠;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他的名字陌生而平凡;對于現代青年來說，他的人生傳奇如夢幻。

　　但實際上，沒有他和他的同事們，中國根本就不會有和平崛起的機會。我們也許根本就沒有機會坐在窗明幾凈的房間里讀書、工作。

　　他，就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國導彈事業的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黃緯祿院士。

　　1957年投身導彈事業以來，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堅守著“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幾乎白手起家，開創了新中國的導彈事業，為我國航天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他還參與締造了如今被列為央企四種精神之一的“航天精神”，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建設增加了重要內容。

　　2011年11月23日，為中國導彈事業操勞超過一個甲子的黃緯祿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5歲。黃緯祿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作出重要批示：“要深入開展向黃緯祿同志學習的活動。學習他忠誠報國、獻身航天的堅定信念，攻堅克難、勇攀高峰的創新精神，團結協作、集思廣益的優良作風，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高尚品質，讓這些寶貴精神財富在廣大科技工作者中代代相傳，在神州大地上發揚光大，為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強大動力。”

　　情定導彈

　　1943年，大西洋(600558,股吧)中的一艘客輪上。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默立船頭，凝望遠方。大海波濤起伏，恰似他激動的心情。

　　他正是黃緯祿。黃緯祿，1916年出生于安徽蕪湖市，1940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后進入重慶一無線電公司工作。彼時，日寇鐵蹄正肆意踐踏著已經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土地，身處后方的黃緯祿由此立下了“工業報國”的志向。當英國工業學會邀請中國留學生前往英國實習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當時的英國也并非世外桃源，希特勒正瘋狂轟炸倫敦。一天，黃緯祿照常在八點半來到實習單位上班。眼前的一幕讓他驚呆了：辦公室被德軍導彈炸成一片瓦礫，4名同事尸橫當地，另一名同事在送醫途中死亡。黃緯祿越想越后怕，若不是實習生晚上班半小時，自己很可能也已身遭大難。

　　這是黃緯祿第一次聽說“導彈”，也是第一次知道導彈的厲害。陡然，一個念頭涌上腦海：“中國要是有導彈，日本帝國主義就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

　　不久，倫敦博物館展出了一枚沒有爆炸的德軍導彈。黃緯祿冒著危險，去參觀了那個險些奪去他生命的大家伙——據說，這是中國導彈專家第一次看到導彈的芳容。

　　1947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獲得無線電碩士學位的黃緯祿學成歸國，并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無線電技術研究員。然而，導彈的身影和巨大威力始終在黃緯祿的腦海中盤旋。

　　上世紀50年代中期，錢學森突破重重困難，回歸祖國懷抱。在中南海懷仁堂，他介紹了自己的回國經歷，尤其是介紹了國外航天技術的發展。錢學森表示：“外國人能搞出來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搞出來!”

　　坐在臺下聽講的黃緯祿激動萬分。他堅定了自己要投身航天事業的決心，盼望著能夠研制出中國自己的導彈，捍衛來之不易的新中國。

　　龍起東方

　　1957年，黃緯祿如愿以償地開始了自己的導彈人生。

　　當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要擴大建制，成立了兩個分院。黃緯祿被調入二分院(現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二院前身)。二分院坐落在永定路畔，毗鄰八寶山。由此，“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成為了黃緯祿和戰友們的共同誓言。

　　導彈的控制系統堪稱導彈的中樞神經，用專業人的話說，“飛得穩，打得準，主要靠控制系統”。黃緯祿就擔負著導彈控制系統負責人的重任。

　　10年時間，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在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全部專家的不利局面下，幾乎一切從零開始，發揚自力更生和勇于攀登的精神，取得了一個個重大突破。其中，黃緯祿主持突破了液體戰略導彈控制系統的仿制關、自行設計關，使我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上了一個新臺階。

　　在黃緯祿和戰友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僅用了10年，便走過了從仿制到研制的自主創新之路，取得了被外電評論為“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的進步。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震驚世界!

　　來不及享受成功喜悅，黃緯祿又被任命為我國第一型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在黃土高原上，當黃緯祿看到“巨浪一號”模擬發射需要修建一個耗時耗力耗資金的巨大水池時，他想：“國家底子薄，經濟困難，在不降低性能指標、不延長研制周期的情況下，我們要為國分憂，盡量少花錢多辦事。”隨即，他提出了“臺、筒、艇”三步發射的創新構想，引起了轟動，并得到了國防科委的認可。這一構想大大簡化了實驗設施，節約了大量研制經費和時間，開創了一種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實驗程序。

　　為了獲取導彈水下基本力學參數，黃緯祿又帶領著研發團隊，來到了南京長江大橋上，多次將10多米長近10噸重的模型彈投入長江。就這樣，在研制起點高、技術難度大、既無資料和圖紙又無仿制樣品、缺乏預先研究等困難下，黃緯祿和他的團隊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創造性地進行條件建設，取得了固體導彈技術和潛射技術的重大突破。

　　1982年 10月 12日，一條噴火的蛟龍躍出渤海水面，直沖云霄，劃破長空。蟄伏十幾年之久，第一代固體潛地導彈“巨浪一號”一朝潛龍出水，世界矚目。這標志著我國成為具有自行研制潛地導彈和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中國擁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由于成功地領導和主持研制了我國第一枚潛地固體戰略導彈、第一枚陸基機動固體戰略導彈，極大地鞏固了我國的國防安全，黃緯祿1985年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不僅如此，他突破了我國水下發射技術和固體發動機研制技術，填補了我國固體戰略導彈技術的空白，探索出了一條我國固體火箭與導彈發展的正確道路，為我國航天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此，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型號之魂

　　嫦娥一號衛星成功發射后，時任工程總指揮欒恩杰在總結成功經驗時提到，嫦娥一號衛星這樣龐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離不開各系統之間的協調配合，也離不開“四共同”原則的指導。

　　所謂“四共同”原則，是指“有問題共同商量，有困難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這一原則，就是由黃緯祿院士最早提出并推廣的。

　　當年參與 “巨浪一號” 研制工作的單位共有109個，涉及全國19個省市10個工業部門。正當研制工作順利進行的時候，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型號發動機在試車時擺動噴管摩擦力矩大大超過了任務書的要求，雖然經過多次改進摩擦力矩減少了一點兒，但仍然達不到需要的指標，導彈的出水姿態難以控制。發動機的問題解決不了，整個研制工作也無法進行下去。

　　緊要關頭，黃緯祿果斷決定召開首次總師擴大會。他要求大家把余量拿出來，再分散點兒難點，根據總體和控制系統能夠承擔的程度適當減少噴管擺角，并適當放寬摩擦力矩要求，從而降低發動機攻關難點。很多單位擔心自己留出了工作余量，會承擔一定的風險。黃緯祿當即表示：“我是總設計師，出了成績是你們的，出了問題我負主要責任!”各家的余量拿出來后，發動機的摩擦力矩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型號的研制周期也大大地縮短了。

　　幾年后，當“巨浪一號”導彈發射成功后，參與研制的專家一致認為，“四共同”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應該說，“四共同”充分體現了系統工程的管理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則。它的涵蓋范疇，已遠遠超出了技術管理的范疇，而成為航天系統管理、技術等各領域的共同財富，成為航天人的職業理念。

　　對此，黃緯祿這樣說：“作為總師最好不要自己拍腦瓜一想就決定怎么解決。因為人生在世幾十年，一個人的精力、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如何把這個有限變得相對多一點，就得靠發揚技術民主。”

　　黃緯祿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有一次，地面設備研究所和總體設計部在模型彈發射程序上發生矛盾，雙方爭論不下。作為總設計師的黃緯祿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但是他的意見并沒有說服大家，反而被指出錯誤。經過一番爭論后，他迅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在綜合雙方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合理的方案。黃緯祿說：“由于情況了解不夠全面，我原來的決定是錯誤的，現在做一些調整，請大家諒解。這樣做既符合全局需要，又節省時間和經費，希望雙方密切配合做好這項工作。”矛盾的雙方聽后都很贊同，并表示一定按他的決定做好這項工作。

　　回顧黃緯祿的導彈人生，他是從部分設計轉到總體設計的。平心而論，這一轉變是對黃緯祿的一次嚴峻挑戰。因為除了控制技術外，他對其他部分并不熟悉。但黃緯祿并未因此而退卻。

　　工作中，每每遇到具體難題，黃緯祿從不因自己是總設計師就不好意思向手下的同志請教，總是很自覺地放下架子帶著疑惑到下面去求教：“這個問題我不懂，請你給我從ABC講起。”黃緯祿虔誠求知的態度，不僅使他很快適應了新的工作，也很快感染了團隊的每一個成員，不懈求知的氛圍成為黃緯祿團隊攻克一道道難關的堅實基礎。

　　黃緯祿逝世后，生前同事王根彬在追憶中再三重復：“黃老就是我們型號的靈魂!”

　　青年導師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黃緯祿無意間聽到秘書呂慧英說：孩子中學要搞校慶，請科技工作者跟班上同學座談，人選還沒有著落。他略帶遲疑地問：“你看，我去，行嗎?”呂慧英驚呆了：“您去?這規格也太高了吧?”

　　百忙之中的黃緯祿擠出時間悄悄地來到這所中學，跟孩子們暢談了一個小時的科學與人生。

　　黃緯祿十分注重培養年輕人。他很清楚，只有人才有序傳承，他所鐘愛的導彈事業才會節節進步。

　　有一次，黃緯祿在確定導彈安全自毀系統方案前，決定先聽取一線技術人員的匯報。主匯報人是一位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盡管事先做了充分準備，這位年輕人在許多聽眾面前仍顯得十分緊張。會議還未開始，年輕人的額頭上卻開始冒汗，呼吸也有幾分急促。黃緯祿察覺到這位年輕人的緊張情緒后，親切地對他說：“你不要著急，慢慢講，今天我們一起座談、討論，你就是第一個發言。”

　　“我有點緊張，怕說錯了話。”年輕人說。

　　“沒關系，說錯了重說，今天有的是時間。”

　　年輕人很快平靜下來。事后，他對周圍的同志說：“黃老真的是很平易近人，開始我有點緊張，后來就像和親人聊天一樣，把要匯報的問題全都說了。在黃老的啟發下，原來沒準備好的幾個技術問題，也都講清楚了。”

　　黃緯祿愿意跟年輕人交朋友，更愿意把他對國家的無限忠誠和對導彈事業的無限熱愛傳遞下去。

　　不僅在工作中，業余時間，黃緯祿也喜歡跟年輕人待在一起。黃緯祿喜歡游泳，但只仰泳，不太會蛙泳。在某地做實驗閑暇時，他就跟團隊的年輕人學習蛙泳。等退了潮，他還跟年輕人一起捉螃蟹，一早晨能捉一大桶。天不好時，年輕人就去找黃緯祿下棋。不論輸贏，黃緯祿每次都很高興。

　　“如果有來世，我還搞導彈。”這是黃緯祿晚年叨念得最多的一句話。對此，曾跟隨黃緯祿工作30多年，黃緯祿昔日眼中的年輕人，如今已年過古稀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陳定昌動情地說：“假如真有來世，我還愿意聆聽您的教誨，還愿意與您一起工作和生活，還愿意陪您一起搞導彈!”

　　2011年，有一個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暑期“兩彈一星”紅色夏令營希望黃緯祿能為孩子們題寫贈言。身體已經非常不好的黃緯祿當時手抖得已基本沒法寫字了，因此他女兒婉言謝絕這一請求。黃緯祿知道后，不忍拒絕老師和孩子們，在女兒幫助下，非常艱難地寫下人生中最后一幅字——“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復興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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