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楊承宗，曾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室主任，第二機械工業部五所業務副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曾就讀于法國巴黎大學的居里實驗室，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獲博士學位后，毅然回國，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為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貢獻。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不久，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越過三八線，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迅速扭轉了朝鮮戰局。在遭受沉重打擊之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11月30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回答會不會使用原子彈的問題時，含糊其詞地說：“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力”。1951年4月，美國把能夠運載原子彈的B－29轟炸機調到沖繩。美國的核訛詐，激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堅決反對。作為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不僅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的核訛詐政策，而且對如何才能制止核戰爭有著深層的思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約里奧—居里于1951年6月的一天，約見了在居里實驗室獲得博士學位即將回國的中國科學家楊承宗，對他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
    1951年8月楊承宗回國后，即通過錢三強和丁瓚等，向中共中央轉達了約里奧—居里的忠告，這對中共中央下決心打造中國自己的核盾牌，起到了積極作用。

    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

    大約是1951年6月里的一天，約里奧—居里夫人對我說：“你想不想去看看約里奧—居里先生？”
    我說：“我正想去謝謝他。”
    見到約里奧—居里先生之后，他對我講了一番很重要的話，我的印像很深，他一邊在空中揮動著左臂，一邊慷慨激昂地大聲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呀、你呀、錢的夫人呀、汪呀。”錢是指錢三強，錢的夫人當然就是指何澤慧了。汪應當是指汪德昭。他是朗之萬的學生，錢三強的好朋友，和約里奧—居里也很熟悉。他到北京的時候，還是我到前門火車站接的他，有一段時間還在原子能所擔任過室主任。不久又按照國家的部署，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聲學所，他是第一任所長，被稱為“新中國國防水聲學的奠基人”。
    當時，我只是反復默記約里奧—居里的話，以便回國后原原本本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對于他為什么講這番話，理解得還不深。后來我才知道，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正打得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不能取勝，就叫嚷要用原子彈，美國軍方甚至把能投擲原子彈的重型轟炸機調到了日本，只等一聲令下，就要動用核武器轟炸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甚至還叫囂要轟炸中國的東北。美國的核訛詐政策，引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約里奧—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此時正擔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他非常憤怒，因此才要我向毛澤東主席轉達他的這段話。
    我回國以后就把約里奧—居里先生的這幾句話告訴了三強同志。三強同志說：“這件事千萬要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講，包括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因此，我也就守口如瓶，再沒有跟別人提起過，就是在原子能所工作的時候，我也沒有講過。因為我想，我老是把這幾句話掛在嘴上干嘛，好好地做工作就是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左”也不好，右也不好，這幾句話就更不能談了。20世紀70年代，我跟著中國科技大學來到合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記得是1985年，我們原子能所的黨委書記李毅帶了一個年輕人來拜訪我，說是要寫原子能所的前世今生，為這事專門來找我。那時，李毅已經處于半退休狀態，因為他是我的老上司，很熟悉，我當然很熱情地接待他。那時我還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經歷。李毅先是簡單介紹了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他何時被打倒，在湖北什么地方勞動，勞動了多少時間，等等。“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重新回到原子能所，并打算寫寫有關我們原子能所，特別是在坨里的原子能所二部成立前前后后的歷史。那時候，二部從中關村搬到坨里去，所有的建設都是從無到有，李毅充當了鋪路石的角色，做了很多踏踏實實的事情。此前的1958年到1959年，他在中關村也做了不少事情。在他領導下，在我們原子能所的南邊建了一所房子，一座和原子能所差不多大的房子，也許比原子能所的房子還要大。建好后，我們還沒有搬進去，他就受命到坨里去建現在的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那個房子就沒有搬進去，就全部交給了科學院。科學院就把這座樓分給了生物物理所，給了貝時璋先生。于是生物物理所就搬到了新房子里，還有一部分給了微生物所，其中就有中國的“弗斯特”（注：英語“first”即“第一”），就是微生物菌種庫，非常寶貴的。以后我們原子能所就告一段落，變成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兩個單位了。
    我對李毅的印象很好，不單是我，所里的同志對他印象也好。他從部隊轉業時是大校，也是知識分子出身，有什么話我們都和他講。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原子能所的情況都向他談了，他帶了一個錄音機來。那個時候錄音機還比較少，比較寶貴。和他一道來的那個年輕人一句話也沒有講，就是不停地記錄，因為我們講的都是歷史嘛。加起來，我們講了三個半天，一共一天半的時間。
    在這次談話中，我們談到約里奧—居里先生要我帶給毛主席的幾句話，我看他也很慎重，他用錄音機來錄了音。以后李毅寄給我當代中國叢書中的一冊，叫做《當代中國的核工業》，是國防科工委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上邊登載了我的那段經歷，寫了50年代初期約里奧—居里先生要我告訴毛主席的幾句話。以此說明國際友人對中國很同情，他們對有些國家搞核訛詐很有意見。《當代中國的核工業》這本書上講的事，尤其是當時的國際局勢，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我自己一直也不知道。和三強約定要保密的那幾句話，我第一次公開講了，跟李毅講了。為什么呢？我想我在合肥，我也不干這個行業了。再說，帶了這幾句話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李毅在書上寫上這件事，我也很贊成，也就處之泰然了，不必再當做一件心事，總在腦子里邊想了。這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
    1994年我回到北京，住在中關村，正好在何澤慧家的樓上。有一天，何澤慧跟彭桓武兩個人到樓上來看我。因為我同何公住在一個樓里，我們經常見面。彭公住黃莊小區，我住在北區，相隔比較遠，所以難得看見他。當然，我們彼此之間都是老熟人，也沒有什么客套話可說，開門見山。彭公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問我的宿舍是怎么來的？我回答說：哈哈，這個房子很簡單嘛，是科技大學給的，科技大學從哪里要來的？是科學院給科技大學的。第二個問題，聽說我回國之前，約里奧—居里先生曾經有幾句話要我帶給毛主席。他問：“這是怎么樣一回事？”
    我就把當初約里奧—居里先生的原話告訴了他。我還說，我回國后第一時間就跟錢三強同志講了，錢三強說，這是大事，要我絕對保密，不要給外人講，包括自己的妻子、孩子都不要講。我說，你能見到毛主席，就由你來轉告毛主席吧。錢公同意了。從此，我遵照錢公的囑咐，再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講到這個地方，何公插話了，她說：“這個三強，保密把我都保起來了。”我就笑了：“哈哈，這可是你們夫妻間的事情，三強叫我保密的，所以我沒有講。”最后大家哈哈大笑。
    他們沒有造訪我之前，我倒覺得彭桓武、何澤慧都是我們的老同事，彭桓武還是我們原子能所的副所長，他是管理論物理的，業務上面和我沒有什么直接接觸，我跟王淦昌接觸多一些。事后我想，這件事怎么連何澤慧都不知道？她和彭公一起上我家來的，他們一定也在哪里討論過這件事，因為有些疑問解決不了，這才問到我這里。三強已經在1992年去世，還有誰能說清這件事？再說，這件事后來三強是如何處理的，我也想弄清楚。怎么辦？大概在彭桓武、何澤慧和我聊天后的兩三天，我就打電話給李毅，因為李毅的書是在1987年出的，問我轉達約里奧先生口信的事情，是不是給錢公看過。李毅在電話里答復我說：“我肯定把原書稿給錢公看了，他沒有反對，也沒有提出任何疑義。”后來，李毅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回憶文章里再次證實了此事。錢公不是糊涂人，可以證明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我想李毅能夠肯定下來，很好。
    此后，又過了一兩年，有一天，何澤慧打電話給我，要我到樓下她的家里去，說她那兒有客人。這一年正好是廣東的荔枝大豐收，我的一個外甥女婿從廣州特意用航空快遞寄來了荔枝，比唐明皇給楊貴妃快馬加鞭送荔枝還要快，很好的荔枝，很新鮮。我就帶了一些荔枝下去了。進了她的家門，看到那里有一屋子的人，其中有何澤慧的姐姐何怡貞（物理學家，與胞妹何澤慧、何澤瑛享有科壇“何氏三姐妹”之譽），熱鬧得很。我拿起荔枝說：“這是從廣州剛剛寄來的荔枝，你們嘗嘗，北京很難吃到這么好的荔枝。”
    沒想到，她們也請我吃荔枝。原來前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溫家寶同志來看望何澤慧帶來的，反正是溫家寶同志送的，是越南總理送給溫家寶同志一車皮的荔枝，溫家寶同志送來和大家分享。何公就拿出來給大家一起吃。我一吃，比我帶來的荔枝還要好。正在吃荔枝的時候，何怡貞說：“我認識你。”我說：“是啊，我也認識你，你們一家人我都認識。”她是葛庭燧的夫人，我和陸學善還是他們的結婚介紹人呢！
    她還有一個小妹妹，叫何澤瑛，在上海工作。在日本人占領上海的時候，我們逃難到蘇州。我們家門口，有一個小菜場，何怡貞經常來買菜。我愛人老看見她，因此她們認識，見面打個招呼。
    后來，話題轉到了保密問題。我就問何公，我和三強約定要嚴格保密的那個信息是誰傳上去的？是三強見了誰嗎？她說三強沒有見誰，他去找了丁瓚，是丁瓚把約里奧—居里的話報告上去的。丁瓚當時是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三強就把這幾句話告訴了丁瓚，是丁瓚把這個事情報告上去的。這樣一說，我就感到卸掉了重擔。第一，確實是何公也被三強臨保密了，三強沒有跟她講，甚至到了三強臨去世的時候也沒有講。第二，她也在查，不曉得通過什么途徑，才查到是丁瓚報告上去的。到這個時候，這件事總算是弄清楚了。

    “秘密”終于可以公開了 
    2001年，我女兒從國外給我發來一封電子郵件，是從新浪網上復制的。2001年6月29日，也就是七一前夕，新浪網轉載了新華網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研制原子彈曾經得到居里夫婦后人的幫助》。內容是：
    “兩彈一星”是20世紀60年代我國在最困難時期，頂住巨大壓力搞出來的，這是我們黨的驕傲。最近，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王素莉向記者介紹了黨中央作出研制“兩彈一星”決策的有關情況。王素莉說，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叫囂：“如果不能安排停戰，美國將不再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責任。”同時，美國還同蔣介石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提出假如臺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他們有權使用原子彈。美國的核訛詐政策，引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1951年10月，居里夫婦的后人，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委托即將回國的中國放射化學家楊承宗轉告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就必須要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她（此處指伊蓮娜•居里－－整理者注）還將親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鐳鹽的標準源送給楊承宗，作為對中國開展核科學研究的支持。
    王素莉說，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劉杰、錢三強關于鈾礦資源和核科學技術的情況匯報，研究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毛澤東指出，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這次會議果斷決定中國也要搞原子彈，重點突破國防尖端技術，作出了對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同年6月，成立了由陳云、聶榮臻、薄一波組成的中央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工作。1956年，中央在制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遠景規劃中，原子能和導彈的研制正式提到日程。4月，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聽取錢學森關于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設想。會后，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導彈事業的發展。5月，周恩來再次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討論聶榮臻提出的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中央又果斷作出發展導彈技術的決策。10月成立了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負責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
    以后許多雜志上面也登了這個消息，內容差不多，大同小異。以《中華英才》為首，還有《文摘周刊》。《文摘周刊》上登的稍微有些出入，說我去居里實驗室是錢三強推薦的，不是的，是嚴濟慈先生推薦的。嚴先生給約里奧—居里夫人寫的推薦信，約里奧—居里夫人答復嚴先生，和答應我到居里實驗室工作的信，我都保存著。其中，同意我到居里實驗室工作的那封信還是原件。嚴先生給約里奧—居里夫人的信，以及約里奧—居里夫人答復嚴先生的信，嚴先生的家人也給我了。我想這信最好還是由嚴家來保存，因為不是給我的，我只保存了復印件。嚴先生去世后，在他的老家浙江東陽建了嚴先生紀念館，原件就貢獻給了紀念館。所以，真正推薦我的是嚴濟慈先生，不過約里奧—居里夫人曾經向三強了解過我的情況，三強對約里奧—居里夫人介紹說，楊承宗在鐳學實驗室被汪偽漢奸接收時，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沒有留下來合作。三強的原話說，我是實驗室的“守衛長”，寧可失業，也絕不參加漢奸的工作。約里奧—居里夫人很滿意。三強同志不是推薦我的人，而是一個介紹人，也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明人。
    為約里奧—居里先生傳話的事情被公開后，我心里也輕松了不少。我把約里奧—居里的忠告傳達給了三強，三強也老老實實地轉達上去了。我們兩個人都是忠于事實的，而且我們兩個人幾十年來都是審慎于口。我是忠實執行了三強的囑咐，三強也忠實執行我們的保密約定，直到他去世，何先生也不知道。我呢，在我夫人去世之前，她只能猜想，我沒有和她說過。現在看來，這倒也很有意思。現在終于可以告訴朋友們，向大家公開了。

    人類從新發現中獲得的美好東西，將多于它帶來的危害

    我的師妹貝洛妮女士，1956年通過論文后成為居里實驗室的博士。我們是先后的師兄妹。她的老師是海辛斯基，一位猶太人，和我也很熟悉。我本來不認識貝洛妮，因為她在我后面，1956年才畢業，那時我已經離開法國。1989年的時候，她第一次到科技大學來。她在和我們輻射化學專業的老師交流時，不知道誰提起說，我們校長曾經在居里實驗室呆過，而且是在居里實驗室拿到博士學位的。她說：“哎，我也是呀！”
    于是，我們科技大學的老師就把她領到我家來了。我們兩個人見面，一交談，她非常非常高興：第一，在中國遇到了能直接講法文的；其次，講起了許多人和事，都熟悉得很。因此貝洛妮就到科技大學來了幾次，后來我們還邀請她擔任科技大學的名譽教授。
    大概在2002年、2003年的時候，我已經搬到中關村北區了，她從日本回巴黎，在北京待了幾天，是應科學院感光所邀請的。她特意來找我，我在家里接待不方便，就請她到外面的餐廳吃飯。那是一家有特色的餐廳，她也很高興。旁邊有感光所的一位年輕女同志陪她。那時，全國許多報刊雜志都刊登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過程的文章。我就把這個事情告訴她。她很驚奇，因為她比我年輕一些，對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我告訴她，這還是約里奧—居里先生要我轉告毛澤東主席：“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
    她說：“‘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要有原子彈’，這段話老早就有。”我一聽很奇怪，因為這段話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很辯證的，是約里奧—居里先生發明的。她說：“不是的，我們都知道。”她說，她們小學念過拉丁文，拉丁文中就有那么一句諺語。她寫下來了，用拉丁文寫的。我的拉丁文馬馬虎虎，但是她的拉丁文也不行，她又把拉丁文換成了法文。這張紙我現在恐怕還找得出來。我一看這句話我沒有見過，我就請她把這張紙給我。當時討論得相當熱烈。我回家以后，查了拉丁文的書，確實有一句成語，意思是“假如你要和平，你就準備戰爭”。就是說，為了避免被侵略，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好抵抗的準備。
    那天吃完飯之后，就散了。第二天，貝洛妮臨行前，從旅館里打電話給我，在電話里，我們還討論過原子彈的作用等問題，還為她說的一句話爭了起來，就是她認為原子彈是美國人發明的。她說：“不是美國人發明的，是誰發明的？你看過一本美國人寫的書嗎？開始保密的，后來公開發行的，叫做《原子彈》，美國人史密斯寫的，是美國官方公布的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歷史。”
    我說：“我有這本書，我在巴黎的時候買的。這本黃皮書很有意思，我從中才知道國際間的斗爭，以及法國人為什么要和美國人在這方面進行激烈競爭。”我說：“約里奧—居里的意思是說，原子彈的原理不是美國人發明的。”我還說：“我記得皮埃爾•居里曾經講過，‘我們可以想象的到，如果鐳落到了壞人手中，它就會成為非常危險的東西。由此可能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知道了大自然的奧秘對人類是否有益？人類從新發現中得到的是益處還是壞處？諾貝爾的發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藥可以使人類創造奇跡，然而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戰爭的罪魁禍首的手里，烈性炸藥就成了可怕的破壞武器。我是相信諾貝爾信仰中的人。我相信，人類從新發現中獲得的美好東西，將多于它帶來的危害。’你看，老居里先生在1 903年就講過，放射性物質鐳的發現，好的方面，可以給人類帶來幸福；壞的方面，也可以給人類帶來大的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