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平臺應國有化——從胡子告騰訊談起

　　因為通過微信轉發“烏有之鄉”的文章，偶然發現騰訊公司針對這家有很長歷史的左翼網站實施了懲罰，在微信上屏蔽了該網。起因是一微信公眾號博主“胡子”不滿管理方刪文等行為起訴騰訊公司（以下簡稱胡案），并在“烏有之鄉”發布相關信息。首先筆者認為這是騰訊濫用其壟斷優勢侵犯互聯網企業的權利和公眾利益，背后也反映了資本勢力對左翼文化的打壓攻擊。長期以來，這類動作或明或暗極大地影響了互聯網輿情甚至國內政治生態，強烈希望“烏有之鄉”通過法律渠道或行政監管部門對騰訊的惡劣行為給予譴責并加以規制。同時，筆者認為類似現象由來已久且影響深遠，需要從多層面進行探討和解決。

　　一、互聯網傳媒平臺公權私用漸釀危機

　　在我看來，胡案原告的訴求總體值得支持，尤其是社交、傳媒等文化互聯網媒體在實際上有大量西方資本參與的情況下，資本霸權的意涵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商業利益問題，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等核心領域。但胡案提出的問題又十分復雜，很多互聯網新興模式所涉及諸多關系需要從法律上進一步澄清和界定。比如該案似乎混雜了私權與公權糾紛，像知識產權本質上屬于資產階級法權。這里面就需要區分清楚。公眾號哪些是公益性質哪些是盈利性質，如何進行相應地規范？目前看這些關系是混亂的，主要源起恐怕還是平臺公司，按照筆者理解，它們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給出不同的服務合約。想到這兒不由地要說，軟件和互聯網的屬性歷來有自由分享和私人獨占的爭論，盡管理想主義的工程師們仍在鏖戰，但互聯網確已成為大資本的玩物。中國的一帶一路名震世界，若能在自由軟件和分享式互聯網領域大力扶持，虛擬世界的一帶一路可能更是直搗資本主義黃龍，開辟一番新天地。我曾嘗試做過一家基于社區互助、分享的電商網，這個想法源自對少年時社會主義傳統的記憶。認為它比資本主義的亞馬遜模式更體現公平、環保的理念。但很快我們便意識到這樣的創新不會受到資本的歡迎，在現有環境下不可能成功。由此也引發一個問題：當新技術越來越被資本裹挾，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逆流而上，而不是僅僅把創新交給“市場”？

　　回到原來的話題。本人不是法律專家，主要關注問題的公共層面。因此不妨簡化問題，將涉及私法領域的糾紛擱置一邊。從法理上分析，那些以公益為目的的非營利性網站、博客及公號的合法權利如何保障。以個人體會，我的互聯網寫作純屬公益性質，基本不涉及所謂的知識產權問題。文章歡迎自由轉載乃至出版，甚至不要求署名權，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用他人的名字取而代之以達到各種目的。而這后一種情況并非一定需要用私法來約束，完全可以歸為“違背公序良俗并損害公共利益”之列，而由公法制裁。就這點來說，十分切合列寧的觀點：“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疇，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質的東西”。實際上，大多數網絡社會評論應該都屬于此類。與此相關，現在國內流行的給予創作者報酬的模式，筆者感覺大致兩種類型，一個是純商業性質的基本以流量為衡量標準的收入模式，相對應的典型就是商業性互聯網公司。還有一種大概學自國外博客或中小網站的捐贈模式（Donate），對應的也大致是公益性網站。但國內普遍使用“打賞”這樣有違平等精神的功能標識，令公益創作有點尷尬。實際上由于它多少混淆了創收與捐贈、商業與公益的區別，將原本簡單的關于知識產權問題再度復雜化。這方面值得有關人士進一步思考。

　　因此，胡案揭示的深層問題是，互聯網平臺利用其壟斷優勢及國家管理體系的不完善在法律和政策之外制定和實施打壓左翼言論的私規。就該事件后果而言，騰訊公司借題發揮或蓄謀而造成的對左翼網站的傷害和影響已遠超胡案本身。左翼思想和輿論是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基石，資本勢力如此公然的挑釁和打壓，這種情況既是長期的也是普遍的，不得不令人擔憂國家政治的現實生態。由于互聯網的大眾影響力可能已超過紙媒，這種傾向亟待各方重視和思考。對此我們給出一些分析和意見。

　　首先，從法律角度，互聯網傳媒有無權利制定管理“私規”？一般而言，一家網站可以有自己的編輯方針、傾向和規范，前提是不影響整體環境不同意見的競爭性。換句話說，對于壟斷型的互聯網平臺，訂立“私規”（不管是公開還是隱晦的形式）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背棄了壟斷型公司不可推卸的社會義務。因此，互聯網平臺型網站等只能依據國家政策、法規而無權以自己的“趣味”進行言論管控。通過市場占有率判斷壟斷是很容易的，可以有全平臺和細分平臺。前者如騰訊的社交平臺、社媒的新浪微博、搜索領域的百度，后者如問答網站知乎等。此外，一些看起來存在競爭實際上在內容管控上高度一致的寡頭型網站也應被視為協同壟斷，基于公共利益應剝奪其設立“私規”的權利。就本文關注的問題而言，就是這些壟斷型平臺不得以自己的價值理念、政治傾向等限制左翼網站開設賬號，不得限制其合法言論。這里所謂內容管控顯然也涉及技術處理，例如對于百度，禁止內容壟斷意味著其搜索程序應接受審查，不得夾帶私貨。這樣的問題不能輕視，更不可模仿照搬西方。西方制度的欺騙性就在于借法制、政治體系等形式架構表面的制衡性掩蓋以大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依賴、協調一致。上次美國大選后爆出丑聞，扎克伯格下令臉書修改推送程序，故意縱容各種聳人聽聞的謠言中傷希拉里，直接影響了大選結果。該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被當做技術性問題和私權看待，最多也只是道德問題，最后老板一番含糊其辭的道歉了事。這僅是現代技術被大資本操縱以及美國政治虛偽性的司空見慣的一個例子。

　　其次，互聯網言論管理的運行模式。與上個問題一樣，這方面同樣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帶。原則上，我國對于互聯網言論的實施雙重管理。除了國家管理部門之外，如上所述，涉及國家政策法規的內容，各類網站或平臺管理權似乎是一種被委托關系，管理不善則將被主管部門追責。這種模式往往產生兩個效果完全相反的問題。對于資金實力有限的中小網站尤其是公益性站點，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施行監管，容易出現亂象致網站受罰。因而限制了它們的發展，甚至砍掉正常的功能，如網友評論欄目。而對于大型網站以及平臺它們則有足夠的能力以代理監管的名義夾帶私貨，自然，這些私貨主要是反映資本的立場。雙重監管的權責模糊、程序復雜為推卸責任提供了方便，平臺濫用監管權用戶還難以追責。胡案主要就是反映了這種沖突。原本用以抑制馬太效應的宏觀干預反而加劇了運營和影響力的兩極分化，更大的問題是扭曲思想導向和輿情，民眾（尤其來自泛左翼）的聲音被抑制，錯誤的輿論（包括打著愛國和馬列旗號行自由化之實的攪混水輿論）大行其道并誤導廣大群眾。

　　這樣問題可以有合乎邏輯的方式解決。應改變雙重管理的明顯不利格局，國家監管部門將全部權責集中起來，做到權責對等。擴大自己的垂直管理系統。對大型網站以專員形式深入其技術和管理系統，真正做到言論管理獨立于網站，從而削弱大資本對輿論的影響。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網絡新聞和社評等特定領域進一步將準實名制升格為完全實名制，確保言責自負。以減輕管理壓力。管理程序越簡單、規則越透明，網絡言論的環境也將越規范和健康。習主席說“人民是共和國堅實的根基，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本著這樣的精神，互聯網管理該管的要有的放矢去加強，該放的要相信群眾的力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最可靠的力量源泉”。當前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說明：正是依靠科學領導和群眾的力量，中國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國際壟斷集團嫁禍中國的圖謀徹底破產，反過來讓自己的丑聞一步步大白于天下。我們同時打贏了抗疫和國際政治兩場曠世大戰。這場戰役無疑進一步增加了我們的大國自信，有利于在國際互聯網輿論戰中從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從改善國內互聯網管理做起，其核心邏輯只能是抑制資本與精英導向，依靠廣大人民，走群眾路線，真正弘揚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

　　二、創新、壟斷與金融資本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日趨嚴峻甚至到了生死攸關之境，解決網絡輿情潛在的危機已刻不容緩。上述管理變革思路真正落實并不容易，僅僅依靠企業承諾或在管理上“摻沙子”策略不足以改變網絡大平臺基于其所有權性質決定的價值取向。同時更應注意到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與國際金融資本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風險投資緊密相連，很多傳媒平臺至今還在美國上市。眾所周知，華爾街資本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在全球的滲透和控制要遠遠強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人們已習慣于互聯網企業與金融資本緊密相連的認知，甚至將它理解為一種經濟規律。對此必須充分警覺，同時應正本清源，糾正認識上偏見。這種偏見基于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性表象（更來自媒體造勢）而將互聯網與私人屬性和所謂的“創新”聯系在一起。

　　今天的國際互聯網起源于美國國防部的APPA計劃，其后受到美國國家基金會扶持向社會開放，最終發展壯大起來。但是基礎網絡建設運營被視為壟斷和公用事業受到強監管，如出臺“網絡中立”法規。（1）中國的情形更加清楚，網絡建設由國家或國有企業投資。與我們很熟悉的那些自由派關于“國企運營商壟斷”之類的腔調相反，這些巨額投資搭臺子，為互聯網發展做了最大貢獻?？纯磭H資本市場，AT&T、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基礎設施壟斷企業與那些互聯網新貴，幾十年來的股價表現可以說是天壤之別，那么到底誰在體現社會價值，誰獲取遠超貢獻的利益，不言自明。另一方面，對于消費者而言，參與互聯網可以簡單描述為“借助網絡手段做事”，而這個“事”就是同樣借助網絡通訊基礎設施的互聯網企業的業務。就互聯網企業服務性質和目的而言，相比一般企業，它天然具有更多社會屬性更少私人性質——互聯網的跨越物理空間的特點、人的趨眾等特性以及現實中國際金融資本推動的快速擴張決定了互聯網公司天然傾向壟斷。從美國“網絡中立”法規這樣的案例我們能感受到大資本對政策法律的巨大影響，此外，美國政府以貿易制裁遏制不斷高漲的“數字稅”要求。這種新型的、實際更具歧視性的政策“剪刀差”反映的是壟斷資本的利益，彰顯了美國之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性質。注意，這里的壟斷資本主要是能以特有的杠桿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的金融資本，它的流變性使得可以如變色龍一般隱藏自身，對同樣的事情（如壟斷）采用不同說辭。因此，我們看到的行業“發展規律”很可能是人為的刻意安排，具有特定的制度屬性，民族國家盲目效仿是有嚴重危害的。

　　為互聯網大企業快速鯨吞市場形成壟斷進行辯護，一個是基于效率的理由。近日國家有關部門對滴滴打車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引起廣泛議論。前媒體人和門戶網站高管、現為某細分行業獨角獸型社交網老板就在其平臺發聲：美團和滴滴是極為罕見的創造的社會價值遠大于企業獲得利潤的企業，其社會價值體現為：提高了社會效率，創造了大量就業，促進財富有效再分配。這種辯解是虛假的。首先，典型的偷梁換柱，將技術進步和應用歸因于商業企業及商業模式。進而倒因為果，仿佛離開這些高度資本化的企業技術就不再進步，社會效率就無法提升。其次，無視這些經濟活動和市場早已存在，效率提高，財富再分配是以傳統經濟的毀滅、大量就業和財富損失而代價的。在金融深化背景下，互聯網壟斷公司的崛起，在全球范圍內極大地加劇了社會財富的不平等。作為一個金融投資社交網CEO無視這樣的常識，顯然就不是無知而是價值立場使然。另外，這樣的辯解十分滑稽。同樣的以效率為理由，（國有）壟斷企業被攻擊的體無完膚，如今又以效率的名義為私人資本壟斷辯護。個中奧秘就是以短期的（擴張期）、作為現象的效率提升當成長期的、作為本質的社會效益分析。至于新經濟業態對信息安全、環保等社會價值的負外部性，過去一直被互聯網企業、戰略咨詢業排除在視野之外。然而事關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生存，不能再等閑視之，必須將其納入到總體評估中。

　　為互聯網資本主義壟斷鳴鑼開道的另一個理由更有蠱惑性，那就是鼓勵創新。對此，我們既要避免膚淺的限于表面的印象，也需要從深刻的層面理解創新的價值。正如前面討論的，通訊技術、互聯網的發明應用首先來自國家的公共部門，其后它們與軟件業的發展創新大量來自分散的民間。金融資本的介入改變了原有的格局，攫取了技術創新的成果，將分散創新的競爭變成資本的角力。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金融資本改變了商業游戲規則。利潤、收入統統可以排除出互聯網公司估值體系，成為以用戶和流量為標的的燒錢競賽。很明顯這里并沒有創新什么事，有的只是以資本衡量的權力！在推動內部創新、獲取商業優勢的同時，壟斷資本實際上也扼殺了很多可能是更有社會價值的創新，甚至改變了創新技術的本質。比如，互聯網的大眾分享特性降格為商業化的便捷工具，自由軟件在市場環境下很難獲得長足的發展。這里的重點就是，技術進步在不同制度體系下可能有不同的評價甚至不同的技術路線和應用，但在全球資本主義推動下人們只能看到一個結果，即使民族國家也很難抗衡，由此這樣的“因與果”難免被視為“規律”。自由市場鼓吹者堅持知識資產的專有性并視為創新的前提。進一步，又以創新為理由縱容資本無節制的競爭和擴張，直至壟斷。自由市場經濟鼓吹者張五常更是直言，壟斷是公平競爭的結果，是常態也是合理的。對于自由市場理論而言，這本身就充滿諷刺。其實質，不過是為金融壟斷資本的機會主義式的代言。

　　對于創新我們應有一個客觀的認知。（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作為工具和手段，它就具有多面性。唯創新論或將創新當做信仰并沒有理性上的依據，相反我們可能因此變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對此，我們從不同層面加以分析。對于資本壟斷集團，利用創新無疑是它維護統治乃至征服世界的工具，既表現在資本的加速增值，更反映在對于新工具的控制權上。因此壟斷資本對于創新的態度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目的，合其目的則可以不擇手段加以利用。有人會說這是誅心論或階級斗爭理論的教條化，但無論如何不能排除有這么一群人抱著這樣的目的和野心。眾所周知的臉書起于盜取他人的構想和初創成果。Google也并非真正的創新，它更像是金融大資本看到了這一技術興起及其應用領域的戰略價值（如對信息和新聞傳播的控制）進行的強勢切入，只不過將成長和融資過程描繪成像一個童話故事。類似的“后發優勢”情形在技術創新以及互聯網領域實際上很多，大眾眼里的創新和商業競爭，背后其實是資本的邏輯。創新變得無所謂（有錢就可以從頭打造，模式不成功還有讓人眼花繚亂的金融退出機制自保），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才是真諦。當這樣的故事一再呈現，意味著一個超國家人類利維坦已現雛形。

　　對大量的從事技術進步和創新弄潮兒們來說，它意味著可以帶來更多個人事業或商業成功的機會，是改變社會地位的臺階。對社會而言，階層流動性的增加似乎是無害的，只有人文主義者常常發出感嘆。如果仔細觀察，我們能發現很多人醉心于變化的激情，與此同時，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理論討論社會公正問題則奇怪地是靜態的?；ヂ摼W獨角獸們依靠非正常商業競爭的瘋狂燒錢，使得無數小業主迅速倒閉、失業，這樣導致的社會流動是合理的嗎？筆者認為，無論從理性和人類恒久的情感，速度或時間變量應成為公正坐標系的一個維度。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樣的考量很難在單獨的國家存續，因此它依賴普遍的國際政治協調與合作。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反映了大國責任和遠見。

　　對廣大人民大眾來說，技術進步與創新則可能是被大大高估的概念。這樣的說法肯定會引來巨大爭議。但這是并非從特定國家角度，而是從整個人類歷史長河加以考察的結果。人類基本工作和生活需求與欲望的滿足本應有不同權重，但在市場邏輯下卻被錯置地估價。事實上，技術進步或創新對于人類生活品質改善的邊際影響是不斷下降的。這本是個顯而易見的結論，但與之相伴的關于技術進步和創新的贊美聲浪卻與日俱增。如果可以用更為抽象的人的幸福感進行評估，可能結果更加悲觀。這提示我們，其一，技術進步和創新思維只是現代精英的意識形態。很多時候，技術成為撬開人性弱點的工具，如同新冠病毒那幾個神秘基因片段打開人的細胞。于是他們得到他們“創造”出來的需求和財富，我們得到膚淺的愉悅、廉價的快樂。互聯網讓這樣的圖景更為逼真。哲學家談論異化已經很久，但人與技術（工具）的對立從沒像今天如此具象——技術與壟斷資本結合的全球政治版圖，還有它的反抗者：囹圄中的阿桑奇、流亡的斯諾登。其二，真正帶給人類幸福的東西并沒有被再創造、再生產，人們反而拋棄了它寶貴的源泉——那些在孔子、柏拉圖時代被視為正統的價值。如果說，今天的社會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追求大眾福祉和社會恒久價值的思想和政治運動，那么它就是唯一與正義、與真善美相一致的人類理想。我們已經看到，技術越是發達、越傾向壟斷，技術的社會屬性就越豐富越重要。因此，互聯網平臺公司回歸社會管控乃是社會主義的本分，也是當今民族國家生存與安全的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被人們尊崇、艷羨的長袖善舞、風光無限的互聯網大公司，實際上一頭依靠主要來自納稅人和國家的扶持，另一頭則緊抓全社會用戶和消費者的眼球和口袋，兩頭抽血。中間則有兩個通向國際金融資本的進出口，一個是所謂風險投資的進口，一個則是國際資本市場的退出機制。結果就是一個個虛擬網絡世界的獨角獸突破傳統競爭法則而飛速壯大，金融壟斷資本以造血的名義席卷了絕大部分既來自技術進步亦包含市場轉型犧牲而產生的巨大的壟斷利益。更重要的，獲取了對于諸多重要領域的控制權。這些怪獸之怪，不僅在于商業上強大的侵略性，更在于其“生物基因”超乎尋常的變異，因而可能影響其政治經濟屬性。對它們已很難用傳統的國家、民族甚至階級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分析。

　　三、對策

　　不應再回避一個事實，即美國本質上是金融壟斷集團控制的特殊政治實體。“占領華爾街運動”已彰顯這一判斷，當今國際政治變化更明顯表現出美國的世界霸權野心正是代表著壟斷集團意志。這種意志和野心與所謂的西方文化無關，與政治意識形態僅有表面的、工具性的聯系。它的侵略性除了暴力與顏色革命，更主要依賴借助軟系統逐步侵蝕。依從它的規則卷入愈深，他者的機能就慢慢成為國際壟斷集團的一部分。對此，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警覺。互聯網經濟影響巨大，但完全是按照美國制定的規則建立，從組織架構、投融資模式到實際的控制、管理。因此擺脫華爾街以及華爾街的規則應進入當下的嚴肅思考和計劃中。在這方面，俄羅斯的經驗值得參考學習。

　　鑒于前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以及其后方方面面的直接對抗性矛盾，俄羅斯較早地意識到互聯網媒介的消極影響。以普京為核心的原強力機關官員和愛國實業家組成所謂的強力集團（siloviki）成功削弱了“新富”集團的影響力，首先從經濟層面維護和發展了總統行政當局的權威。強力集團較早地控制了門戶網站Mail.ru。其后通過資本運作，完全收購了著名的社交網站VK。以扎實守住自己基本盤應對開放的互聯網，以獨立、自信抗衡外部洶涌卻虛妄的輿論攻擊。給人一種深刻印象：有理走遍天下，但絕不允許將自家的地盤變成他人制造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影響和文化滲透的工具。

　　中國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對外網有嚴格的管控，但在內部則高度市場化與國際資本一體化。我們已經注意到互聯網巨頭的私人壟斷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但若仍然以間接管理而不是從產權層面進行矯正恐怕收效有限。如前面所述，互聯網天然傾向壟斷，它所提供的服務也成為人們的基礎性活動所必需，因此它的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將互聯網通信網絡與服務網絡割裂開，認為前者是重要基礎性設施，后者作為應用服務就是非重要的、非基礎性質，顯然并無依據。事實上，對于壟斷以及社會屬性總是以結果來論定的，尤其對于新生事物，產生如熊彼特推崇的創造性毀滅，既提供了動力也可能帶來惡果。正因為對壟斷的結果論，鼓勵了創新的同時，又維護了國家安全和公眾的利益。潛在的壟斷裁決也有如一道安全剎，防止過度超速，減弱創新過程給市場帶來的沖擊和毀滅。對私人事業來講，創新已足以致富，但不能借此攬權。問題在于，互聯網的美國模式根本上說源自壟斷資產階級國家性質，盲目學習必然意味著國家與公眾利益的巨大而持久的讓步。就此而論，所謂美國的衰退只不過是美國人民的趨向貧弱而壟斷資本控制力的進一步強化以及國際壟斷勢力的絕對增強。顯然，唯美國馬首是瞻是認識上的教條主義或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表現。

　　當前對壟斷或寡頭互聯網公司進行產權改革應進入議事日程。海外上市互聯網寡頭應拆除VIE架構，回歸國內資本市場。讓民族資本回歸其本位。以自愿協商或立法形式國有化或混合經營，亦可考慮設立相應國有互聯網平臺創造競爭性環境。無論哪種形式都將以重置成本為考量依據。正本清源，實際上中國大多數互聯網巨頭都是因政府保護而成功的copy模式，它們理應反哺社會，要么就在國家模仿開發的后發優勢下退出舞臺。改革發展到今天，不能再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變革計劃體制，對華爾街支配下的游戲規則的創新同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尤其在技術與商業模式天然傾向壟斷的領域，國家參與幾乎就是它對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對社會大眾有利，國進資退有何不可？

　　回到本文著重討論的互聯網傳媒和社交平臺。隨著互聯網信息媒介影響力逐漸超越紙媒，國有資本的進入形成混合所有制對于改變互聯網媒體和信息平臺間接管理的弊端更有著特殊重要性。傳統國有互聯網平臺很大程度代表官方喉舌，秉持持重風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于廣大的民間聲音，以市場化尤其是以國際化的大資本主導的互聯網為輿論窗口就產生了問題。間接化的管理邏輯事實上加劇了兩極分化：泛左翼的乃至中道、客觀理性、健康的中小網站和言論被邊緣化。虛妄的言論、偽裝的忠誠不斷誤導公眾；自由主義借主流網絡暗流涌動。。。。筆者認為，失衡的輿情將產生長期負面的重大影響，需要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

　　針對當前的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政策張弛有別，目標是強化直接管理，言論管控權責高度對應，提高管理效能與責任感。可以根據資本規模、用戶數、流量等指標實施分級管理。對大型平臺和細分領域龍頭推進國有化，從而達成直接管理的目標與合法性。對于中小型網站，直接管理意味著更多的個人言責個人自負，有效減輕網站管理責任。這樣既與網站財力相匹配，也有利于網站推行實名制，恢復和發展網站功能和影響。在這方面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精神，展示大國自信、文化自信。同樣本著張弛有別原則，對中小互聯網傳媒和文化網站應加強資金來源和財務監管，防范西方資本掛羊頭賣狗肉進行文化入侵，從內部挖墻腳。同時，逐步放寬國際互聯網管控，向世界展示開放、自信的國家形象。習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內涵必然包含一個重要層面，即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價值觀與世界是相通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只能在寬容與開放的信息文化傳播環境中實現。

　　另一個重要的認知在于，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差異本身絕不是世界矛盾沖突的原因。從改革的觀點看，基于對人類歷史和現實的觀察和反思，當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在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試圖將它們的世界秩序意志強加在全人類身上，是國際壟斷集團與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的矛盾?；ヂ摼W作為信息傳播的新興技術工具，壟斷資產階級確實捷足先登，在國際領域實現了對它一定程度的壟斷，但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同樣有能力保護好屬于自己的互聯網輿論陣地。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既有傾向壟斷的特點（既因為客觀上的效率，也常常與人性中消極的、盲從的、犬儒化等非理性一面相契合），又有分散與共享的技術性質，后者某種程度恰恰體現了互聯網的人民（參與）性。人民越是理性自覺、越是行動主義，以實力國家為后盾，開放的互聯網可能成為世界人民最終戰勝壟斷資本勢力的有力工具。而如果沒有人民（共和國）的新興傳媒壟斷，那么人民將一盤散沙，淪為烏合之眾，壟斷資產階級恐將不戰而勝。這正是后者的主要策略。因此，互聯網的開放與對抗是也只能是兩種壟斷對峙下的人民戰爭。誰將勝出，似已不言而喻。

　　1.https://www.huxiu.com/article/109551.html?f=member_article

　　http://news.idcquan.com/tx/645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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