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稻葵教授和李書福等企業家呼吁重視氫能源和綠色甲醇技術路線。對于綠色甲醇技術路線，其技術合理性和經濟性曾有一些質疑。進一步了解相關狀況后，筆者感受到巨大的沖擊，甚至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我認為它很可能化解未來國際政治的巨大危機，其戰略意義甚至可能類似蘇聯在短時間取得核戰略均勢。相信利用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制氫，合成電子甲醇，加上煤制甲醇，具有一箭多雕之效。第一，大幅替代石油進口，確保中國能源安全。第二，拉動龐大的投資需求對沖多領域的周期性衰退、投資飽和和外部制裁壓力。第三，綠色甲醇能源路線，帶動真正的規?；吞脊I產業鏈，贏得“綠水青山”的中國現代化路線的關鍵一環。第四，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為“一帶一路”注入厚重的內容。以大國力量推動并影響能源技術路線的全面和深度競爭，增強世界領導力。此外，合成電子甲醇技術不僅技術成熟，也保持著產業開放性，如果氫燃料電池技術變得成熟且經濟，可再生能源制氫工業可以自動實現對接。

　　下面我簡要討論政治觀察和分析，直指能源安全的緊要性。結論是，它已不是一個一般性議題或假設性的保障問題，而是真實的威脅。能源安全與國際形勢的惡化直接相關，盡管當今世界的政治風險變得如此直觀，但人們對此的認識依然是模糊的，或者一廂情愿地持樂觀態度。這種狀況直接影響政策制定，使得正確、敏銳的能源安全理念不能及時、有效地落實。因此，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證層面深入分析。

　　一、

　　五十年來，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正統左翼理論下的諸多觀點，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對立，顯然已經很難準確地描述并分析現實狀況，但我們并沒有構建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并依靠它正確地解釋當下沖突。取而代之的是地緣政治分析、文明（文化）沖突論或多元并存等流行理論，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成為主流話語。這些理論可靠嗎？會不會把我們帶進溝里？我們不妨從相反的視角進行觀察。盡管這些新穎理論都是西方兜售過來的，但有一種似乎是不經意被拋出的理論即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與多數西方理論被“拿來主義”地不斷熱捧境遇相反，后者被微妙地對待，直至被主流拒斥。但我們必須注意，恰恰是后一理論與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狂熱實踐高度吻合，且與傳統的兩大陣營對抗的分析框架大體一脈相承。

　　這意味著對“右翼”而言，歷史主題可能變換了新包裝，例如所謂的民主與專制的沖突，但基礎內核并沒有根本變化，對抗依然是生存與死亡的性質。這提醒我們應根據對手的想法而不是一廂情愿去思考國家戰略。如今人們言必云“修昔底德陷阱”，這固然強化了國家意識，但利益糾葛并不一定是生死對抗，它完全可以在文明進程中得到解決。注意，這便是當今主流話語及其邏輯昭示的含義。意識形態沖突則不同，它內在地具有擴張性并導致極限沖突或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淡化本質性的意識形態及制度對立，一味強調國家霸權沖突的歷史敘事，從這種錯誤的出發點很可能掉進觀念陷阱，導致低估政治風險或盲目幻想，因此，依據主流理論很可能難以找到正確的和審慎的應對之策。

　　實際狀況令人憂慮，它首先表現在思想理論領域。蘇東劇變后，對于轉型國家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人們的思想變得模糊和混亂。盡管危險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真實，所有理論，舊的和新的，卻都失去了警示功能。它們以不同方式否認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可能性。這種類似鴕鳥的態度沒有科學依據，也不符合基本的政治審慎原則。事實是，技術力量越來越強化資本壟斷勢力對人民的優勢地位，自由主義體系出現內生變革的機會渺茫甚至動力衰竭。斯諾登的“棱鏡門”和伊朗將軍蘇萊曼尼被遠程獵殺事件可以被視為現代技術創造的政治意象——少數人或集團實施對人類永久統治的技術條件有史以來第一次完全具備了。這種“一旦陷入（地籠）即游戲結束”的狀況意味著西方體系外的主要大國不能允許自己有任何犯錯機會。

　　與人們普遍的印象相反，西方“開放社會”完全是個謊言。從古典政治哲學的觀點看自由主義體系是高度自我封閉的。民主憲政排除了幾乎所有傳統政治選項也喪失了制度創新能力，包括那些古代偉大而真誠的思想家們欣賞或建議的社會模式。它事實上終止了對實質正義的討論，而以一套形式架構作為終極性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維爾納.桑巴特的研究揭示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從一開始就是個假象。邏輯上，如果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是真實的歷史，那么主要在歐洲進行的世界大戰就不應發生。正統理論一方面認可自由競爭的歷史，一方面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歸于資產階級內部戰爭是自相矛盾的。正因為自由與壟斷是一體兩面更準確地說各自代表資本主義的現象與本質，民族國家才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它們不得不以特殊角色特殊方式加入到全球性競爭中。

　　今天，資本壟斷集團躲在政治舞臺背后嫻熟地操縱選票政治，并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維護它的統治。它控制著一切，卻無須為一切負責。傳統上的“資本主義”概念在經濟意義上似乎已經越來越模糊了，但它的政治意義依然是有效的，即壟斷資本的專制。將之與自由民主結合起來，就很準確地刻畫了西方政治的全貌和實質，即民主外觀下的壟斷集團的統治?，F代西方體制是最精致又最惡劣、最穩定又最危險的政治存在。在國際壟斷集團將“基于規則的秩序”推向全球的背景下，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為保有關于正義的開放性承擔義務（我們也許不確定終極正義在何方，但我們很清楚正義肯定不在當今的西方）。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將獨力面對極端挑戰作為戰略預設，因此，應不惜代價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當然還有強大的戰略威懾。

　　除了技術條件和壟斷統治之外，另一個導致自由主義有可能作為歷史終結的因素是大眾意識。黑格爾最早提出歷史終結這一思想。他根據主人-奴隸的精神意識辯證運動揭示了現代性的普遍意涵。他認為人格獨立和平等意識的覺醒標志著自由意識的誕生，人類精神的歷史也將終結于同質化狀態?，F代政治大體印證了黑格爾的預言，只不過給出了不同路徑的闡釋。自由主義版本的歷史終結的社會心理基礎是原子化的個體的自我認同或“承認的”欲望，查爾斯.泰勒稱之為原子主義。自由民主體制以本質上的虛榮形式實現了這種欲望，（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的本質即是虛榮，它假設了理性體現在個體上的普遍性并在形式上付諸實施），同時，該體系亦保留了短視和價值虛無主義精英們的自我實現之路，他們反過來自證體制的合理性。對于壟斷集團來說，保持社會流動性和維護精英不過是統治的必要成本和投資。

　　精英代表著社會精神，現代性文化是對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忠誠、榮譽、對永恒真理與正義的信仰流失了，利己主義自動地將自我帶入樊籠，精英成為自身的對立物——精致的“末人”。

　　對于大眾而言，主題轉變為更具普遍性的自我認同理念。這也是安東尼.吉登斯鼓吹的現代批判哲學。與之相呼應的現實是，自由主義通過影響家庭、社群等等傳統社會關系，摧毀了社會人之間理性傳導賴以建立的權威基礎。但是壟斷資本控制的輿論和知識界卻竭力傳遞一種極具欺騙性的謊言，不管是現代性的鼓吹者還是批判者，他們竟不約而同地認為現代性是理性的統治。黑格爾歷史終結論的現代闡釋者亞歷山大.科耶夫斷言，現代性即是平等主義的、理性的專制，它由哲學的智慧引導，并以人的本性、他的需要、他最深層次的欲求和真正的滿意為基礎。即便是像施特勞斯等少數人，從古代哲學視角批判現代性，最終仍然將理性置于信仰之下，準確地說，是特定信仰的政治之下。這些哲學殊途同歸，都顛倒了理性與政治的關系，理性不再成為政治的指導，正義不再是政治的目的，而是成為統治的工具。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打著個人主義、自由、獨立的旗號，挑動和張揚人的欲望、虛榮等等人性弱點的、“多數民主”的自我加強的非理性運動，輔之以一個不斷技術化的世界，這樣，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為現代奴隸制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吉登斯對普羅大眾進行精神按摩，他的第三條道路，開始于發自個體的懷疑、解放，終止于（個體的）焦慮和不安。這一進程和特征，正好彰顯了現代奴役狀態。

　　在這里我們并非意在討論最終解決方案，而是指出自由主義這一人為的和自發的趨勢的客觀性及其緊迫危險。例如，烏克蘭戰爭不能從地緣沖突角度加以解釋，它正是這一趨勢的暴力形式，但其非暴力形式的侵略性和影響同樣不小。面對市場驅動的全方位意識形態沖擊，（民族）國家事實上成為捍衛理性的最后的堡壘。這里需要強調，正如前面所言，自由主義的致命威脅并不以承認歷史決定論為前提。這種決定論被描述成如勢能由高向低一般的必然性或自然趨勢，而批判和否定這種必然性的主流理論低估它的影響，從而不是減弱其威脅而是實際上推動了這一趨勢。我們認為，自由主義現代性既有自發動力也有人為推動特點，這意味著它成為意識形態歷史必然歸宿是一個偽命題，同時，現代性中不合理的因素需要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但是，鑒于這一運動背后的龐大的超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鑒于其直擊人性弱點的強大的蠱惑性、腐蝕性，自由主義征服世界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只要壟斷資本不被有效控制，這場兼具意識形態、資本貪婪和宗教狂熱的全球化征服運動就不會停止。考慮到現代技術條件越來越有利于壟斷統治，后征服時代將成為不可逆的狀態。于是，人類意識形態的歷史以持續性的機會主義方式被終結了。

　　二、

　　冷戰結束，西方世界迎來了狂歡。對始于十九世紀末、首次成功于二十世紀初并持續蓬勃發展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這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西方統治集團也意識到極少數大國仍然是阻礙他們贏取最終勝果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摧毀或俘獲這一兩個大國是最后的臨門一腳或終結之戰。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中國來說，理解和分析烏克蘭戰爭及俄羅斯的政治變化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流行的地緣政治分析和去意識形態化傾向暴露了重大缺陷。

　　在傳統政治分析框架下，烏克蘭戰爭最不正常的后果是，迄今為止，它并沒有導致俄羅斯合乎邏輯地向左轉，甚至絲毫未見這種變化出現的跡象。就俄羅斯國內政治格局來說，烏克蘭戰爭最大的受益者是其右翼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派系。它已成為俄羅斯最具活力的政治力量并受到廣泛支持，連發起兵變都被普遍同情。顯然，這里面有值得密切關注的復雜背景。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民族主義或通常所稱的極右翼缺乏政治穩定性。歷史上，眾所周知它曾是國際資本壟斷集團的隱秘工具。吊詭的是，2014年烏克蘭發生顏色革命，挑起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危機并埋下全面沖突導火索的恰恰是這股勢力。也就是說，俄當局是被激進派綁上戰車的。如果當局那時真有干預意圖，鑒于當時烏克蘭軍力薄弱且軍心不穩，那么其干預規模將很大但軍事代價將很小，從直接占領烏克蘭全境到保護烏東地區，談判空間極大。經濟后果也不過是像今天一樣被全面制裁。但普京從開始拒絕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的出兵請求到后來不愿為烏東俄族人提供軍事保護，其態度是明確的。因此，克里米亞事件及回歸絕非俄當局主導。事件的領導者，被稱為“戰神”的斯特列爾科夫（伊戈爾.吉爾金）在社交媒體公開承認當時國防部長紹伊古曾下令他離開克里米亞。顯然，愛國的招牌很管用，俄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操縱了俄政府（這看起來不可思議，但它既是事實也有深層原因，這里不便更多討論）。斯特列爾科夫早年受雇于寡頭馬洛費耶夫，后者是民族主義大本營“沙皇格勒”電視臺老板，與死去的瓦格納寡頭普里戈任一樣，背景十分復雜。

　　圍繞俄羅斯向左轉的議題，筆者也觀察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斯特列爾科夫公開批評斯大林，這在掙扎于戰爭困境的俄羅斯很不尋常，可以看作是右翼民族主義對左轉的代表性態度。保守派主要思想家亞歷山大.杜金在其女兒被烏克蘭恐怖行動殺死后，曾在社交媒體呼吁與左派商談，但筆者發現，此文很快被刪除。這在言論十分寬松的俄羅斯相當離奇。其后來的文章，則明顯地暗示，左右翼合作的前提是要由保守派主導，這等于否定了向左轉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瓦格納兵變之初亦即最危險的時刻，左翼主要政黨首領發聲，一反常態地不是站在總統一邊譴責兵變，而是強調雙方有誤會。這個動作非常耐人尋味，我們可以從中探測作為俄政局三大勢力之一的左翼的某些取向。在政府方面，俄共的久加諾夫曾說普京向他提及向左轉。但在主要左翼黨一方面承認市場機制和議會道路，一方面刻意堅持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因而疏離俄愛國者群體和中間派背景下，這基本上是一種空談。此外，不久前俄杜馬首腦曾情緒飽滿地聲稱，隨著西方的敵對姿態，俄羅斯將成為“自由的孤島”，此說基本上沿襲了保守的自由主義路徑，某種程度似乎也暗示了孤立主義趨向。另一位被公認為親西方自由派的前國家首腦，則變身激進民族主義，似乎以此迎合民意。可能這正是為未來接班做鋪墊。

　　烏克蘭戰爭被許多俄羅斯人形容為“（與美國的）協議戰爭”，意指俄官方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哪怕從軍事常識看也十分古怪與不合理。更有極端者指這是策動同一民族相互廝殺的共謀。從軍事角度說，俄羅斯完全有能力借道白俄羅斯（圍攻基輔時它也曾借道）直接封鎖烏克蘭與波蘭、羅馬尼亞邊界，此舉無論從心理還是實際支持都將極大打擊烏方。如此，烏克蘭當局很可能將不戰而逃。筆者記得戰事早期曾有一位俄官方頂級智囊撰文討論過這一方案（可以理解為提供官方解釋）。他的觀點是，這一軍事策略引發北約或波蘭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僅有1%，但戰后俄方的占領成本很高，因此選擇放棄?，F在看，俄烏沖突似乎永無終點，這位專家顯然錯了。俄羅斯民間輿論相當開放，奇怪的是，無論主戰的激進派還是斯大林思想的繼承者左翼人士基本都回避這個傳統戰略戰術。他們會大聲質疑為何不炸毀鐵路線，甚至熱衷使用戰術核武這類扯淡的話題。不過筆者饒有興趣地等來了“斯大帥”（吉爾金）的議論。他一下子將波蘭干預的幾率提升到30-40%！這位最激進的主戰派一改以往給人的大無畏甚至魯莽的印象，變得如此謹慎保守。

　　眾所周知，作為北約成員國，波蘭直接軍事干預將引發俄羅斯與北約的沖突，甚至核大戰。故，斯特列爾科夫的言論幾乎可以視為一種對公眾的恐嚇。這里還需要解釋一下俄羅斯的核戰略。與俄人在此話題上的聲色俱厲以及我們習慣的認知不同，俄羅斯核戰略實際上極為保守，它規定核武僅用于保護本土，從而意味著俄核威懾不用于保護其海外軍事行動。這多少與俄羅斯頗為國際化的軍事政策不相符合，也與美國的核戰略不對等。這個狀況也解釋了俄軍被邀進入敘利亞反恐，而不請自來的美軍卻依然長期賴在那里。這些問題皆是出于避免核大國直接軍事沖突。換言之，俄羅斯確實以很大程度上的自縛手腳的示弱方式去面對與西方的事實上的激烈對抗。對于這樣明顯的錯誤戰略，激進派似乎也沒提出批評。如果俄當局基于其政治屬性而表現出更多謹慎和忍讓，那么，激進主戰的民族主義派系的態度就難以理解甚至詭異了，與人們的感覺相反，他們似乎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對勝利的渴望。給人的感覺是，他們的言行更多意在政治目的。斯特列爾科夫最近因公開批評普京消極怠戰，要求其下臺并組織政治團體而被司法追究。普里戈任的“愛國”與反叛，俄右翼表現出這類矛盾和奇怪舉動不能不讓人產生疑慮。

　　仔細觀察思考，我們能發現：無論在朝在野，俄各個派系精英盡管言辭激烈地斥責美國，但他們似乎并未因為這場殘酷戰爭和恥辱性打擊、制裁而打算與美國徹底決裂，他們小心地避免羞辱美國，從而為未來關系留下余地。例如，俄完全可以修改核戰略，不廢一槍一彈將美軍趕出敘利亞。它也能堅決地切斷烏克蘭與北約的物質聯系，快速終結西方扶持的法西斯政權。凡此種種，從這場災難折射出本質性的政治現狀——政經一體、派系默契的俄精英集團與人民的背離。人民在民主自由中被愚弄、擺布。他們的希望無處寄托，只能被代表、被扭曲。這正是我們指出的壟斷資本操縱民主的結果——無責任的精英政治與普遍的無奈和絕望。

　　烏克蘭沖突背后的另一方美國的行為和策略值得深入分析研究。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美國驅動烏俄沖突的動機和目的是基于其全球野心，那么對它來說，這一戰略步驟的風險是什么？最大的風險是推動俄羅斯向左轉。其次，刺激俄羅斯整體性反擊，直接封鎖烏克蘭并驅逐美國的代理人集團。從戰略博弈角度看，北約對此實際上將無可奈何。在這兩種情況下，美國挑起烏克蘭戰爭將得不償失，第一種情況對于美國長期戰略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因為它意味著中俄（無需任何協議的）實質性結盟。顯然，美國統治集團認為這兩大風險已完全被排除了。由此我們可推斷，美國有相當的能力影響乃至操縱俄羅斯精英集團。流行的觀點認為，烏克蘭戰爭迫使俄羅斯轉向東方。這種短期的、表面的變化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這也表明在長期分析方面，主流地緣政治理論是一種無價值甚至欺騙性工具。類似的情況是所謂的“歐亞主義”。如果深入研究俄保守派的思想和群體文化，人們能看到，“歐亞主義”深受歐洲右翼思想影響，它甚至比自由主義有更多的歐洲文化印記。因此，歐亞主義的結果要么是歐洲主義要么是孤立主義。

　　那么美國費盡心機和財力促動烏克蘭戰爭，開創二戰后的先例，不惜招致核大國的強烈敵意和可能的報復，它從中得到什么呢？讓同宗同源的兩個民族自相殘殺？這不足以對沖風險和代價。削弱俄羅斯？經濟與國力含義不同，對于一個資源超級大國，削弱俄羅斯的國力這想法不現實，甚至在軍事層面適得其反。相反，這場戰爭讓西方世界丟失了大片土地，在俄羅斯的親西方自由派也銷聲匿跡。中俄關系更加緊密，東方大國數十年來第一次聽到震耳警鐘而提高戒備。世人真切的看到了美國的不擇手段以及它的貪婪和野心；自由主義因為與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公開勾結徹底暴露了它的無恥和墮落本質。所有這些都是預料之中的。美國統治階層似乎做了一個超級愚蠢的決策。顯然，我們不應做出這樣的判斷。烏克蘭顏色革命及其后的“明斯克協議”都被證明是西方有預謀欺騙的結果，顯示美國對此有過精心設計。因此，更大可能是，美國及國際壟斷集團在下一盤大棋。這需要我們全面仔細地觀察和評估俄羅斯的變化以便推測美國的收益和謀略。

　　烏克蘭戰爭對俄羅斯產生一些重要影響，一是打擊了俄羅斯經濟，主要是民生和消費水平將受到長期和巨大影響。加上軍事上人員物質損失，它影響民眾的自信心和承受力。這應該是西方集團重要的策略目標和收益（嚴格說，這是未最終實現的賬面收益）。這一判斷解釋了為何西方寧愿拋棄頗具欺騙性的自由主義理念（間接表明美國的目標極為巨大），瘋狂加強對俄羅斯的體育、藝術等文化領域的制裁。這里需注意，社會心理影響存在著文化約束或生成模型的差異，在傳統社會主義文化意識下，上述影響的結果將是同仇敵愾，在個人主義影響下是挫敗感和渙散。當今的思想環境明顯是后者。

　　其二，戰爭使得俄民族主義和保守勢力快速躥升。一方面它試圖以傳統方式抵消了個人主義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它以文化與政治保守姿態實際上分裂了社會，有效阻止了俄羅斯向左轉。這個矛盾過程并非像表面看起來那樣的純然自發，畢竟，俄羅斯擁有著人類最為深厚的傳統社會主義歷史，與西方的沖突立即讓人們想起斯大林和蘇聯。如前所述，持續加大的裂痕是反常的，不可忽視其中的人為因素。西方代理人沒有死掉，他們轉身成為打著愛國旗號的第五縱隊。寡頭甚至國際資本驅動精英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共同推動俄羅斯向“右”轉。左翼的情況同樣奇妙，在極左的“托派”輿論掩護下，主流派系對擴大的政治裂痕、掏空的群眾基礎視而不見，繼續緊抱教條主義。在選票政治下，左翼教條主義實際上等于為民族主義和保守派助攻。政治后果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后普京時代，右翼民族主義將主導俄政局。這種狀況不僅是美國樂見，極可能美國和國際壟斷集團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俄烏沖突是美國撬動俄民族主義政治的杠桿，后者則是它的最重要的目標。這就是為何沖突不可能達成妥協而走向長期化的原因。

　　最激進的反美反全球化勢力是美國的政治工具（我們無須判斷這種關系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樣的看法看似離奇，但它有理論邏輯和歷史鑒證的支持。民族主義是以自我民族或國家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它缺乏真正的哲學和價值基礎，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制度性保障。民族主義本質上的非理性決定了它的欺騙性，希特勒曾以社會主義吸引工人階級，又以民族主義欺騙人民向蘇聯開戰。納粹的快速崛起同樣得到國際資本的大力支持。在俄羅斯左翼精英裹足不前，拒絕通過思想變革爭取領導權的情況下，借助國內國際資本的支持，俄民族主義和保守派很容易與定位模糊的主政派合流從而掌控大局。這將是美國及其深層政府的重大勝利。

　　到此，美國的長期戰略圖謀昭然若揭。經過十數年沖突和制裁，西方將大大損毀俄理性政治和社會心理基礎。這兩個環節相輔相成，將促成俄羅斯與西方媾和（實質是投降）。如果政治健忘和變臉過于激烈因而被認為是不可能的，那么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仍可通過控制法德“極右翼”黨派并使其上臺，從而在俄歐間架起“民族主義”橋梁。加上和平及解除經濟制裁的誘餌，西方將把俄羅斯拉入懷抱。對美國來說，最差的情形將是俄羅斯奉行名義上的孤立主義，這對它將開展的東方戰略已經足夠了。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實際上掌控著臺海危機的主動權。當它完成必要的工業產業鏈轉移，即可在海峽對岸點火，中國將不得不出手解決。由此，一場全面的徹底的圍堵降臨對外依存度很高的東方大國。作為關鍵因素的北方戰略伙伴很可能以國家利益的理由加入西方制裁。盡管這個選擇并不符合該國的長期利益，但是這就是民族主義常常展示的政治形象：騙子成為領袖，國民失去理性。

　　通過政治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筆者認為，大概經過兩個任期，后普京時代將到來，中國面臨極限圍堵的概率相當高。因此，能源安全已經不是“基于最壞情況”的假設性議題，而是必須在有限時間內盡可能覆蓋的風險敞口。這場幾乎難以避免的危機或“終結之戰”關乎民族生存、國家獨立，更決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命運。社會主義承載著人類對正義的理想，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人口大國，作為已實現了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義務也有能力承擔拯救和發展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使命。

　　客觀地說，中國可能是當前唯一有能力阻止這場自由主義狂飆的國家，因此我們必須以勇氣、犧牲精神和嚴肅認真的態度處理當前局勢。其中，關鍵和基礎的一環就是迅速落實能源安全要求。

　　我國綠色甲醇技術已成熟，甲醇可直接與現有的燃油供應設施接駁，從可行性和必要性兩方面都支持將（綠色）甲醇作為能源安全的緊急解決方案。在技術上已沒有障礙的情況下，政府的規劃和大力推廣是關鍵所在。依靠市場或簡單的經濟扶持政策不大可能滿足緊迫的安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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