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出了在三個維度下的政治分析框架。作為一種近似模擬它可以較為合理地描述了當代復雜的政治狀況。主軸是傳統的圍繞政治經濟的左右分野，由于涉及經濟體制和國家管控的交互模式，從歷史唯物或世俗主義觀點看，無論是左的（國家本位）還是右的（私人本位），它們是最穩定最可靠的制度形態，是支撐所有意識形態的核心。另兩個副軸，一是分處于政治和政治文化兩端的進步主義與傳統主義，一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為兩端。百年來，世界政治千變萬化，但主線依然是以自由主義作為基礎性和“建設性”全球目標的國際壟斷資本，與代表人民意志的、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集團、國家和國家聯盟之間的政治對立和沖突。否認這一現實，試圖以次要矛盾代替根本性對抗的思想理論都是誤導性甚至欺騙性的，也終將導致不可挽回的失敗。

　　一、民族主義與傳統

　　不妨先看一個例子。俄羅斯政治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提出所謂的第四政治理論，它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官方哲學（俄羅斯人常常自嘲稱，俄羅斯沒有意識形態）。以政治坐標系分析，它實際上是將民族主義維度作為主軸，結合傳統主義維度，由此形成的政治空間。杜金認為20世紀存在三大主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正確地指出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啟蒙運動遺產和現代性的產物，但他將第三政治法西斯主義視為獨立形態是缺乏根據的。依從三維政治分析，法西斯主義不過是民族主義的極端變體。主流研究如漢娜.阿倫特將法西斯主義界定為政治管控機制的極權主義，這本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視角——他們關注政治（管控）的形式和結果而忽略政治動員的基礎與動因。民族主義要么依附泛社會主義運動，要么滑向孤立主義，要么演變成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等等。鑒于民族主義依賴情感、激情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其極端形式更寄托于愚民手段，無論對外競爭還是內部凝聚力都趨于表面性、短期性。當它排斥社會主義思想時，它難免淪為壟斷資本的陰謀操縱的工具。正如人們已經看到的，壟斷資本總是躲在權力的幕后操縱政治。它利用乃至驅動不同國家、民族間的沖突與戰爭，人民和民族精英被摧毀的同時它從中謀取巨大的戰爭利益，一箭多雕。

　　我們下面將討論，由于民族主義的基層群體性質，它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不健全、不成熟的后果。實踐表明，凡是民族主義興盛的地方或時候，社會主義運動一定被削弱或有待發展。如果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填補”了社會主義思想空白，那么，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社會主義理論存在重大欠缺，而且這往往是危險的信號。這里我們僅指出，杜金用共產主義涵蓋社會主義，這一動作本身既司空見慣又意味深長，暗示社會主義理念被嚴重忽略了。杜金的理論除了造出了新詞之外，沒有創新，大體上就是民族主義加上傳統主義。除了天然的孤立主義氣質，不排除隨形勢變化滑向法西斯主義。盡管他聲稱“越古老越好”，但其觀念之設定自動限制了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廣度。由于這類強調傳統的民族主義拒絕回歸古典傳統，而與之接近的、甚為流行的所謂極右翼則吸收了現代因素，因此這種“意識形態”自身并不足夠牢靠，就好像地樁打在沙層里。我們知道，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幾乎在同時，古代傳統都發生過斷裂。我們可以將傳統視為對現代性（狹義的理解即啟蒙理性派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反思，但這種反思停留于形式于事無補，需要對傳統進行再反思。而對反思的反思，在哲學方面似乎并不困難，但降落到群體共識則很不容易。杜金撿起被現代性摧毀的舊東西對抗自由主義洪流，完全是自欺欺人。

　　二、左翼分歧的哲學本質

　　必須指出，社會主義內涵外延被嚴重削弱和誤解了。在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會同意，繼續將社會主義視為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是不合時宜或片面的。但問題是，思維似乎到此止步了。1953年，斯大林曾強調對社會主義理論理解和發展的必要性，他說，經濟搞糟了可以糾正，理論搞砸了，我們就毀了整個事情。沒了理論，我們就死了。（1）幾天后他竟突然去世。這句話實際上成了斯大林的政治遺言。很明顯，他對于當時（在相當程度上也延續到今天）的理論研究是不滿意的。從蘇維埃政權誕生伊始，黨內高層就出現一系列的分歧和斗爭。這些辯論要么被簡單地理解為權力斗爭（這是西方主流的說辭，它以開放的名義和資本驅動的專業壓迫（筆者提出這個概念用以表征自由主義文化意識在學術體系生成和發展的模式），極大地影響了東方國家的學術界），要么被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加以解釋。這是理論研究無法深入的主要原因。

　　圍繞“布列斯特合約”的爭論可能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一次。這看起來像是一場要么歐洲連鎖革命（布哈林觀點）要么蘇維埃垮臺（列寧看法）的博弈。應該承認，斯大林在軍事評估和策略方面實際上更為內行，他與布哈林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只能說，世界很可能失去了一次利用特定條件實現具有決定性意義變革的機會。（這里有必要再次強調一個幾乎是常識性的觀點：人民運動或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與技術發展負相關，因此，一戰期間歐洲起義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不管怎么說，這是值得記錄的節點。其后的邏輯脈絡就變得更為清晰，如，對蘇波戰爭尤其是華沙戰役，斯大林的保守觀點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沖突，后者事實上得到列寧的支持。

　　列寧在去世前曾發起強大行動批評斯大林實際領導的工作，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斯大林、奧爾忠尼啟澤等處理格魯吉亞共產黨民族主義傾向，一是列寧所指控的官僚主義問題。在引人注目的遺屬問題上，列寧要求撤換斯大林。而在此之前，列寧幾乎已公開表明了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場。（2）斯大林進行了直率的抗辯，指其立場為民族自由主義且操作上的矛盾后果。（參見注2第四章）。至于官僚主義問題，則一直延續到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黨內反對派的長期爭戰。對這些錯綜復雜的歷史，各種看法莫衷一是，尤其在左翼未形成必要的共識。蘇共幾乎完全推翻和否定了斯大林黨內政治斗爭成果，其事實上的繼承者俄共似乎無意解決這類紛爭，或者無法有效處理。這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對整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而言具有基礎性的重要意義，它們是不可回避的。基于深入理解的需要，應納入兩個基本考量。第一，遵循孔子闡述的古老智慧，重行為輕言辭。第二，應用政治哲學視角，避免分析和認知陷于表象。這些有助于超越史料的可信度缺陷。

　　我們提出一個較為清晰的邏輯脈絡。列寧、托洛茨基等是站在現代性之上，甚至遠超啟蒙理性的高度，以此為原則和出發點看待具體政治事務。無論是不斷革命論、反官僚主義、黨內民主和容忍反對派、民族自決權等等均反映出進步主義特點。這并不奇怪，馬克思理論與共產主義本質上具有后現代性質，這是由它取代發達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決定的。盡管馬克思理論以特殊方式即他所稱的客觀性原理試圖超越這個常常被認為屬于主觀性的議題，這并不妨礙我們將這一理論定義為后現代主義，因為它們都意味著“不同的歷史階段”。斯大林作為一個實干家，主要從實際政治而不是教條出發，根據政治行動的內在標準，考慮安全、代價、效率而形成決定。但我們不能將這樣的行動路徑僅僅視為策略性的，它應被看成自然、合理的政治思維或態度——一種與習慣于從抽象原則或原理出發的現代理性相反的認識論，即經驗主義或傳統理性的思維模式。因此，單純從政治哲學角度看，圍繞斯大林的一系列思想和路線斗爭反映的是現代性（社會主義）形式下的傳統主義與現代性甚至后現代傾向的對立。

　　斯大林的謹慎務實作風對從事偉大社會實驗的新生政權極為重要。他對未來戰爭的預判，不止一次拯救了蘇聯。如反對冒進的華沙戰役，全力推進工業化以應對壟斷資本設計的二次大戰。至于社會主義理論，斯大林的擔憂是有的放矢的，尤其是他一直處于與教條主義沖突的實際處境。盡管他有時也拿起同樣的武器對付黨內政敵，但我們應以斯大林主導的更具本質意義的實踐工作作為判斷依據。另一方面，左翼激進主義者需要接受一系列問題的挑戰：社會主義性質是什么？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意味著一國能建成共產主義嗎？如果不能，社會主義的守成原則為何不是合理的和優先的選項呢？按照修正后的經典理論的邏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之后，它們應等待發達資本主義革命成功，以便共同過渡到高級階段。因此，托洛茨基主義和反對派運動就陷入矛盾，他們不應該將“不斷革命”（也意味著破壞性）強加于建成的社會主義之上。那些變革的能量應被投射到資本主義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換句話說，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應像切.格瓦拉那樣去戰斗。結果是正好相反，西方世界因為穩定而贏得優勢，東方世界因為內部紛爭而崩潰。

　　三、傳統主義的社會主義

　　在三維政治圖譜上，脈絡變得很清晰。斯大林將傳統政治嫁接到現代性的社會主義中，即斯大林模式是政治傳統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因為這個特點，它頗受詬病。社會主義的敵人因為它展示的力量而恐慌，因此不擇手段地瘋狂污蔑、攻擊，那么，來自當代左翼的批評是因為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后繼的社會主義、泛社會主義運動不約而同地都被賦予了類似傳統政治的特點（用極權或威權來描述都是不恰當的，我們可以歸納為：領袖的強大權威和集中決策）。中國革命開創了新的革命模式，它突破了經典理論的革命定律，超越了歷史辯證法。然而，如果僅僅籠統地以“發展”了經典理論來解釋這一重大現象，我們可能無法揭示其本質因素。這個“新”實際上也是政治傳統主義，并帶有濃厚的經驗主義認識論色彩。這一獨特的歷史為中國發展傳統主義的社會主義新模式的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朝鮮在政治穩定方面似乎做得最好，這可以直接歸功于它在向傳統政治回歸上走得最遠。值得注意的是，朝鮮主體哲學是對經典理論的大膽反思并完成了對教條主義的思想革命，但它凸顯的主觀性并沒有影響傳統型政治，更多是促進人民能動地專注于國家目標，專注于防止外部顛覆。事實上，主體哲學避免了經典理論“從天而降”帶來的“水土不服”，以及由于認識上的混亂和分歧造成的內部震蕩，也消除了后者的歷史客觀性原理伴隨的負面問題，即以常識理性取代辯證邏輯；用警鐘長鳴與生命意志消弭盲目的歷史樂觀主義。這些真實世界的社會主義實踐，印證了我們指出的邏輯：在“世界整體革命”完成前，社會主義國家必然以制度守成為首要目標。在外部滲透與沖突背景下，傳統政治顯然在穩定性和管理效能上具有優勢。

　　傳統主義的社會主義遭到多方面的批評，即使在內部，人們也自然而然地視之為“封建”、落后，并把它當做暫時的、策略性的政治存在。顯然這是來自現代性的立場。但這種基于事實的批評并未喪失啟發性，一旦人們開始反思現代性本身，視野將隨之打開。真正危險的攻擊來自壟斷資本及其自由主義代言人，他們發明了“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并將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歸為一類（如漢娜·阿倫特）。這首先是一種道德上的惡意歪曲。法西斯主義通常可以理解為借用現代集體主義經濟手段的民族主義，在這些方面，它們本質上都屬于非道德的價值虛無主義。但是，無論傳統政治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僅不排斥道德，實際上它們在道德性上都要遠優越于自由主義，這是由后者的利己主義哲學和虛偽的法律、政治實踐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標簽在哲學上是膚淺的或刻意的誤導。它借由表面的、偶然的聯系，將不同政治維度混淆起來。今天指出這種錯誤十分容易，如將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在傳統主義方向進一步擴展到經濟領域（中國模式），極權主義的指控即不攻自破。但這種哲學上的錯誤至少從效果上看是陰險的、影響惡劣的，因為它通過歪曲這種社會主義的傳統主義特征，阻止了對現代性本身的哲學反思，由此把社會主義變成政治僵尸。這個解釋也回答了左翼教條主義和激進主義對傳統型社會主義的批評。這些來自進步主義和現代性立場的批評頗有關公戰秦瓊的意味，它不僅是無謂的內耗，也無助于加深理解。更可怕的是，內部的教條主義比敵人的攻擊更為致命，因為一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被壟斷，那么不僅所有的創新動力將消失，人類歷史傳統蘊含的智慧乃至真理將無從被認識。

　　四、偉大的“后撤”

　　政治是人的實踐，政治中的哲學是實踐中的人的思想在現實中的凝結。斯大林、毛澤東等領袖既富有理想和情懷，又擁有傳統秉性，故而造就了這種社會主義的哲學品質。社會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偉大產物，在華麗地一躍后，又驚人地“后撤”。它一再展示了力量，又留下懸疑。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政治家們對此是否有明確的意圖也許并不重要。但我們的任務就是給予歸納、抽象、分析和綜合，否則我們將有愧于所接收的政治遺產和歷史使命。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從真實的材料著手，客觀、理性地理解它的性質，而不是依賴書本，籠統地、機械地把一切聚攏成一體，曰之：發展。后一種方法實際上等于無限放寬了理論的標準，本質是放棄了理論。但正如斯大林臨終的警告，沒了理論，我們就死了。

　　如果我們說，當代社會主義一只腳踏進現代，一只腳留在前現代，這獨特的姿態其含義是什么？它的未來又是什么？很明顯，當代社會主義這樣的政治姿態或結構從開端直至今天始終存在，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長期保留。這提醒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和挖掘其內在的意義。事實上，政治哲學對現代性問題有較多的討論，其主要是從保守主義角度展開對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的反思。將當代社會主義與現代性批判聯系起來很可能是一個新穎話題，無論左翼內部還是外部，都不約而同地將社會主義歸為（高度）現代化的形式，歷史上看，它確實是啟蒙的產物。但無論怎么說，這些基本都是表象，甚至不排除某種程度是蓄意營造的假象，因為這種解釋理論的矛盾和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三維政治譜系結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實踐的傳統主義特征。此外我們也曾指出，在這個分析架構下，西方流行的所謂“極右”是荒謬的、刻意誤導的概念。其意圖或實際結果是掏空左翼的社會基礎并切斷民族主義與左翼之間的政治聯系和協調。今天歐洲政治如法國甚至俄羅斯都出現這樣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狀況實際上得到左翼的默許乃至縱容，不僅是自由主義的同盟社會民主派系，正統左翼精英也以各種教條主義“原則”為借口背叛人民，為壟斷資本的代理人讓路。因此，深入理解傳統型社會主義并以理性加以決斷，不僅是鞏固執政的需要，在多元政治體系下，它將有效填補意識形態和政治空白。

　　一般認為，保守主義或傳統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對進步尤其是資本主義的自然的、本能的反應。它們正確地發現并指出了啟蒙理性乃是主觀性的虛構，其必然淪為政治的工具。現代性的本質或歸宿是虛無主義。當代社會確實已呈現這樣的精神危機：當代人普遍喪失生活的目的和意義，滿足于沒有希望或雕蟲小技的平庸狀態。但是，保守主義的評判存在兩個重大問題或困難。其一，“末人”世界的到來作為歷史終結僅僅是一個不那么令人愉悅的結果嗎？如果進一步把它作為歷史的條件和原因，那么這個虛無主義世界幾乎必然塌陷，因為末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堪一擊。結果是，私人壟斷資本將能夠借助科技的力量建立并維護一個不可逆的現代奴隸制。那時我們將面對充滿諷刺的后果——平庸反而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幸福。顯然，保守主義的“自發秩序”假說要么過于幼稚要么充滿心機：自發秩序背后有一只暗藏的手。總的來說，保守派對現代性只是不滿，而非對于真正危機的警報。當人類被現代意識形態沖昏頭腦喪失基本的警覺，社會主義的傳統派似乎成為唯一的清醒者。

　　其二，保守主義和傳統主義同樣是哲學上的虛無主義，它們只是依從傳統經驗繼承了一些價值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如果說，現代人的虛無意識某種程度上來源于科技和物質進步所產生智識上的自負，在欲望和虛榮刺激下，這種自負甚至變得冥頑不化。保守派則大多愿意承認無知，因此尊重經驗并以謙遜態度看待理性和古典思想。他們當然斷然拒絕現代主義者“創造”新理性。另一方面，保守主義缺乏自我否定的動機和內生動力，故而其反思必定半途而廢。此外，尼采則提供了走火入魔的典范，他用非理性反對現代理性。這反過來刺激了現代性的自我確認。列奧·施特勞斯評論說，對現代性的批判進一步推動現代性，大概就是因此有感而發。至于施特勞斯本人主張的返回古典，看似反思得很徹底。我們最終能發現，他代表的是另一種“主人哲學”，旨在為摧毀平庸民主和“末人”世界做準備。但我們可以得到啟發，即從社會主義視角反思現代性和啟蒙理性。這便是我們所稱的“偉大的后撤”。

　　五、回歸古典——反向的黑格爾式辯證運動

　　我們并非憑空創造新理論，而是解釋正在發生的實踐。如果經驗性思想不能提升到理論高度，實踐將面臨極大的危險。當經典理論未能像它指明的那樣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開花結果，那么就必須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尋找理論解釋。這是基本的科學態度和政治審慎原則。因此我們聚焦于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普遍的傳統主義政治特征。它既非權宜之計，又不是永久之策。那么這種歷史合理性之中一定隱藏著特殊價值和意義。通過觀察、比較保守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思，我們領悟到社會主義的這種特征的合理性和優越地位。正如俗話所說，退一步海闊天空。通過保留這個傳統政治因素，為社會主義增加了思想空間和路徑選擇。人們有機會重新審視啟蒙理性和社會主義理想，包括對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再認識。

　　啟蒙理性是解構了古典理性并從主觀性上抽象出新的原則，如自由、平等、博愛。這種解構本身便埋下了虛無主義的伏筆。我們知道這些現代原則的元命題包含在古典理性中，那就是真理和正義，其分別指示著自然和社會。現代性要么以虛無主義方式直接否定了元命題，要么以扭曲的主觀性取而代之，于是我們看到了自由主義的民主、法治等等等這些虛偽的形式架構。平等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可能會質疑對啟蒙的反思主張。對此，我們首先需要肯定，還原元命題乃是基本的科學方法，反映到政治上，它來自對歷史和人類命運的責任感。其次，向前看與向后看實際上是兩條可以并行不悖的路徑。但是，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以政治傳統主義和守成主義躊躇于現代性兩端，這本身就暗示了它們的選擇。對這些政治體而言，接受現代性原則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崩潰，如蘇聯。消極等待同樣危機四伏，且看不到未來。社會主義為追求真理而生，絕不應困死在教條主義之中。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分析的，保守主義不能完成對現代性的徹底反思。這也是由歷史上的統治集團的非人民立場決定的。事實上，傳統政治僅僅是古典與現代理念的否定性的中介和過渡。只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政治才具備足夠的胸襟，完成對啟蒙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運動。顯然，這是一個反向的黑格爾式的思維歷史辯證法。由此，我們能看到的初步結果就是，社會主義與古典政治哲學的正義觀念高度統一。此外，古代思想與當代社會主義在道德、政治諸方面有共性，如對民主的看法。古代思想家的坦率、真誠則是當前廣泛滲透、彌漫的自由主義氛圍的難得的解藥。誠然，這只是第一步，距離思維的深化以及成為普遍理念還有相當的距離，但這種反思與回歸為當代社會主義提供了深厚且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穩定機制。根據前面所分析，我們可以認為，這條返回古典的路徑由斯大林開創，并由朝鮮主體哲學和中國模式所發展。

　　這里我們不妨展望一下作為思想主流的“正統”道路。顯然，它與自由主義版本的黑格爾式歷史終結相關。在馬克思理論以及后現代左翼看來，這種所謂的歷史終結當然是未完成的。鑒于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參與全球競爭，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黑格爾的均質化概念等同于普遍的無產階級化，這正是社會進化或革命的前提和基礎。但問題仍然是，左翼激進主義的幽靈遠離它的主戰場。其主要派系似乎忘記了本分，一味纏繞于傳統社會主義世界，這不僅間接加強了西方政治的內部團結，也破壞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穩定。根據我們上述分析梳理，答案是“不爭論、不內耗；各自為陣，相互支持”，因為每一個機會、每一種路線對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都是珍貴的，科學理性必須拒絕賭博。社會主義正遭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危機，形勢令人憂慮。我們亟需一場思想革命。

　　六、新時代社會主義：又一次華麗轉身

　　伴隨著蘇東解體，當今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開始大規模接納市場經濟元素。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變化，經典理論對此并沒有提供很好的解釋。改革設計師指出，市場經濟是手段，社會主義也能搞。隨后又以“初級階段”理論兼容私有產權。這里的問題是，關于社會主義過渡階段，以及過渡階段的初級階段，其生產力標準被相對化了。這里就存在虛無主義危險：客觀標準被消解了，人們對現實與未來的認識喪失了準繩，從而導致社會主義信念瓦解和制度生存危機。另一方面，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不僅沒有表現出左轉或革命的傾向，相反它正全力推動單一秩序的全球征服運動。這一趨勢愈演愈烈，作為政治參照，當前的俄烏戰爭代表著壟斷資本集團史無前例地軍事挑釁前社會主義核大國。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擺脫教條主義羈絆，認清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實危機并尋找理論支持。

　　在傳統主義社會主義新理論下，市場經濟轉型不再是權宜之計，而是合乎邏輯的發展。市場和私人產權自古以來就存在，是傳統社會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融入這些經濟結構，是傳統型社會主義從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的再次“后撤”。這一動作也再次表現出以退為進的特征。首先，通過市場化改革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客觀上推動了現代性進程，其結果將加劇西方社會的貧富分化。但是，這種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似乎并沒有得到經典左翼思想和運動的呼應，人們往往消極地理解傳統社會主義的變革，而不是積極地在西方社會推動變革。從這里我們能發現，教條主義往往淪為機會主義。這個世界似乎從不缺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而卡爾·李卜克內西、切·格瓦拉這樣的真正理想主義則不多。當然，這恐怕既源于武器的批判的乏力也囿于批判的武器的局限。

　　其次，在三維政治結構圖譜中，傳統政治類型社會主義的市場化改革，表現為坐標系原點在主軸上的大幅度右移。它帶來的結果是認識上的重大變化，政治矛盾沖突表現為私人壟斷資本主義與代表各國人民利益的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對立。相對于經典理論，這種新結構政治觀念更加契合現代性開啟以來的世界政治現實。我們曾分析指出，自由主義的政治本質是國際壟斷集團的建設性工具，壟斷集團同時也“投資”于其它幾乎所有的意識形態，并利用這些破壞性工具打擊對手、實現統治世界的目標。（3）此外，社會民主主義，處于進步主義坐標軸，經濟方面與新社會主義重疊，從而表明彼此對民眾的影響和競爭性。需要指出，與自由主義一樣，意識形態分析框架只是反映公開的說辭和顯在關系，真實的政治則可能隱藏在背后。現實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往往是壟斷集團的裝飾性工具。

　　需要強調，上述社會主義的傳統主義轉向及其普遍主義解釋與中國領袖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共同價值觀”一脈相承，這些內容都應歸屬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結構性變化，新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同盟者社會民主主義在實踐層面高度重疊，也在同一個領域爭奪民眾支持。這既是挑戰也是威脅。尤其是當下，對抗主要表現為“后撤”與防守。例如，對于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市場化意味著自由主義意識極大地影響精英和民眾，威脅到國家的政治根基。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驗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調整已難以解決問題，流行的思想如國族主義表面上提供了社會凝聚力，但這類政治思潮常常被敵對勢力操縱，用以消解真正的理性精神——社會主義。因此，為了直面真問題，發展新時代社會主義理論刻不容緩。

　　第三個特點，傳統經濟形式被納入社會主義體系有特殊的哲學上的理由。如果我們以現代的或后現代的經濟模式開展反向黑格爾式反思運動，那么，它無論對于傳統思想還是古典思想很可能都是難以理解的，當代人則堅持著現代性的自負也無法真正從古代智慧中吸收營養。例如，在古代思想看來，斯大林模式可能被視為現代斯巴達，但后者是否愿意展現開放性以接受哲學的審視與批評呢？因為無論從柏拉圖的正義觀念，還是孔子的政治美德思想，正統社會主義模式都有很大改善的空間，且方向和結論可能不同于經典理論。這樣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更為徹底地向傳統主義轉型是極富意義的，這有利于人們的反思進程并更具建設性，即體現了古代人與現代人需要在一個共同基礎上進行有效對話。左翼應認識到，現代問題一方面來自現代人精神的虛妄，另一方面來自于被權力虛構的權威，它們相互作用，惡性循環。只有穿過自由主義的“將權力關進籠子里”的偽善承諾，轉而將私人壟斷資本關進籠子里，良性的政治溝通才成為可能。古代政治智慧能夠給現代人極大的幫助。一是因為古代思想家誠實品性。二是，與科學不同，政治哲學和倫理思維對象始終是同樣的——本性不變的人。古代認知和思維水平足以勝任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研究。綜合這兩點，古代思想極可能極具洞見。最后，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強調，通過審視歷史，我們發現以孔子代表的古代德性政治以及柏拉圖代表的理性精神被統治集團和宗教勢力有意識地閹割、埋葬，從沒有真正恢復其光彩。這是歷史的悲哀。兩千年來，人類建立了科技文明、物質文明，但卻始終遠離政治文明，甚至離人類理想漸行漸遠。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政治危機，也是思想和理論危機。在冷酷現實面前，現代理性這皇帝新衣終將被扯掉。一旦我們破除對（思想）進步的迷信與盲從，就很容易認識到回歸古代思想是解決現代性困境的更為清晰的出路，而且，留給人類的時間似乎已經不多。

　　七、開放社會主義體系

　　我們分析了當代社會主義的政治守成與傳統主義性質，從現代性視角指出其哲學上的合理性。它的本質是通過反思現代性重新發掘和弘揚古代理想——人類正義與德性政治。大致上它有兩類，一類是以過去蘇聯、如今則以朝鮮為代表，我們可以稱為“傳統社會主義”，一類是當今的中國，也許還應包括阿拉伯社會主義，不僅具有傳統政治形態，也采納市場、私人所有權等傳統經濟手段。我們可叫它“新時代社會主義”或“新社會主義”。這兩者是同志加同道（兄弟）的關系，他們共同構成“開放社會主義”體系。它的含義是，它們不僅以各自不同的策略和姿態相互支持，在理論上，他們亦可以相互開放。傳統社會主義可以根據人民的要求和發展的需要轉變為新社會主義；新社會主義也應允順應絕大多數人民的意愿，或回應政治情勢的變化，在必要時轉向傳統社會主義。正如一般所認為的，新社會主義模式更多地與所謂的資本主義體系關聯（這是開放的常見的含義）。在壯大自身的同時，也會出現根基不穩的危險。但值得再次強調，我們應該看到，正是新社會主義的“右轉”揭示出現代世界政治的深層本質，即國際性的私人壟斷資本是造成當今世界對立沖突的根源。

　　需要強調，精神意識的反思并不意味著社會復古，相反，它為科技、物質進步提供合理的思想基礎，即這些進步在自古以來形成的正義與融通和諧的觀念指導下服務于人類社會。這樣的目標鮮明而坦蕩，以至于它的敵人不敢公開反對它，只能以煽動性的、愚民的手段歪曲它并偷偷湮滅它。另一方面，它確實與進步主義的現代、后現代路徑的社會主義理論有重大的區別。例如，對于經典左翼流派，它需要在最具現代性的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完成內生性政治變革，這是由它的理論邏輯決定的。這一派系我們不妨稱為經典社會主義。鑒于它與傳統社會主義有過緊密的聯系，也出現激烈的路線斗爭（如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至今依然產生極大影響，對該理論的證明或澄清已不可避免，否則恐將導致社會主義事業車毀人亡。當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內部遲遲未實現經典理論指明的政治變革，這將迫使傳統社會主義以更為守成乃至反思性路線保衛和發展自身。另外，我們已進行分析討論，結論是，開放社會主義體系與經典理論的分歧源自最基本的哲學層面，修補術無法予以彌合。正確的描述是，開放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有大致相同的目標，他們是同志但并非同道，即志向接近，但道路迥異。前者實際上主張反思現代性，弘揚古典正義觀念；后者以激進方式推動現代性，顛覆它所謂的落后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壟斷資本統治。如果二者都能成功，則意味著在人類精神歷史上，它們將在時間的另一端相遇，即世界完全同處于開放社會主義體系中。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力放棄一條更現實、更穩妥的的道路。這條道路早已由無數鮮血和生命凝結，由無數經驗教訓鋪就，它也承載著世界人民的希望，因此，必須依從科學理性而不是由權威迷信決定社會主義運動的具體模式。

　　百年未有之巨變，當今世界左翼思想紛呈而迷惘，不由得讓人想到巴黎公社。國際歌的一段尤其對我們富有啟示意義：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

　　（1）參見：尤里·沃羅寧：https://argumenti.ru/opinion/2023/09/855577

　　張捷：談談斯大林如何重視理論學習

　　http://myy.cass.cn/rwgs/201408/t20140804_1974750.shtml

　　（2）參見[法] 莫希·萊文：《列寧的最后斗爭》，葉林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oshe-lewin-1967/index.htm

　　（3）褚毅平：“自由主義的政治本質及其當代對手”

　　http://oisum.com/Article/sichao/2023/10/482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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