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行業是城市的窗口和名片，采用何種品牌作出租車，可以直觀地體現出城市管理者的品味、水平和價值取向。目前，不少大城市(包括北京)出租車幾乎清一色是洋品牌轎車。大而言之，多數消費者將國外品牌列為購車首選。從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目標來看，這種現象絕非好事，我們有必要更多使用自主品牌轎車，并倡導“使用國貨光榮”的消費新時尚。這是因為，它涉及到對兩個重大問題的基本態度和政策。

　　首先，我們發展經濟，到底是為了提升工業化水平，還是謀求并滿足于GDP數值增長。對個人，健壯與肥胖是兩回事兒一樣;對國家，富強與GDP數量同樣不能劃等號。近代以來，中國GDP數量曾遙居世界之首，但仍飽受西方列強欺凌，使財富日漸流向西方。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列強率先實現了工業化，憑借工業化流水線制造出來的堅船利炮，對中國等落后國家肆意妄為。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反復強調，中國要想不受西方列強欺負，實現富國強民，就必須實現工業化。

　　汽車制造作為現代工業的集大成者，理應成為中國工業化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舊中國曾因不能自主生產汽車而被國際恥笑，國內市場由此淪為“萬國汽車博覽會”。現在，我們完全有能力自主制造轎車，但在國內汽車市場井噴式發展大背景下，國內仍然是洋車遍地，而且越是自命“國際化大都市”的一線城市越明顯，民族品牌市場份額則越來越小。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2014年1月統計，去年中國汽車銷量同比增長逾15%，幾乎三倍于2008年銷量。中國本土品牌市場份額，卻從2010年31%的頂峰降至27%。

　　企業規模取決于市場規模。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汽車工業要想做大做強，必須首先立足于國內市場，擁有足夠的市場份額。如果我們都不去購買和消費自主品牌汽車，使這些企業不能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驚險一跳”，那么最終受損的，仍是中國民族汽車工業本身。從全局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出發點和落腳點應是提升工業化水平，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富強，而不是“為開放而開放”，甚至得魚忘筌，以犧牲民族工業為代價，換取GDP指標增長。從世界范圍看，但凡工業化國家，其一線城市(如日本東京、韓國首爾)都盡可能使用國產汽車，連印度新德里街頭也是民族品牌為主。相比之下，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出租車基本都是洋品牌，這看似“有檔次”、“國際化”的體現，實則是犧牲長遠利益的短視之舉。

　　其次，中國發展經濟，到底依據何種價值觀和指導思想。電影《讓子彈飛》為我們揭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葛優飾演的湯師爺認為“只能跪著掙錢”，專撿容易的路走;姜文飾演的張麻子則直面挑戰，堅信可以“站著掙錢”。大量事實表明，越容易的路最后越走越困難，越困難的路最后越走越容易。中國地大人多，要想實現富裕與發展，不可能低三下四的方式斂集財富。而要想做到“站著掙錢”，就得先有股不信邪、不怕鬼的勁頭。當年毛澤東倡導愚公移山，目的就是強調自立自強，發揮主觀能動性。新中國建立后，正是憑借“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將持續千年的農業國，愣是建成可以制造衛星和導彈的工業化國家。因此，這種自立自強精神應是中華民族的傳家寶。體現在當前消費領域，就是要敝帚自珍，形成以“使用國貨為榮”的新型消費觀。

　　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發展壯大是個歷史過程，它既要靠企業自身努力，更要靠國內市場的消費拉動。對自主品牌汽車目前存在的不足，不應過于苛責，而應贊許和發展的眼光看待。魯迅先生曾這樣刻畫那種靜態看問題思維的荒謬性:“生下來倘不是圣賢、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就萬萬不要動”。

　　一個民族要想有出息，前提就是要有志氣。“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國家富強同樣出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唯有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優先支持國貨，才能壯大民族工業，才能活得有尊嚴，實現“站著賺錢”目標。奉崇尚洋貨、鄙視國貨，實則是妄自菲薄和自輕自賤的體現。毛澤東曾指出，“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這種依附性消費觀，只會使民族工業日漸萎縮，最需只能自欺欺人，將“外國在華企業當成中國企業”，國家也將陷入“要么跪著賺錢，要么站著沒錢”的窘境。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臺后，屢屢強調優先采購自主品牌汽車，表明中央領導正自上而下踐行一種新型消費觀。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北京等大城市出租車行業如能率先垂范，將使用自主品牌汽車作為行業新規，無疑會產生良好示范效應，帶動全民形成“使用國貨光榮”的消費新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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