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在中原文化中，“華族”即火族。《釋文》：“火，化也，消化物也。”《說文》：華(華)，花也，榮也，煌煌光明狀。這些都是火燃狀的描述。“華”“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鍇說文系傳》：華(華)，本音和，故今人謂華表為和表。由此，從精神層面理解的“華族”，從早期實踐的層面為尚火之族，繼而推論，日本族取“和”，朝鮮人取“韓”，當與中華(漢)火文化同源。

　　至于后來出現的“華夏”一詞，就是中華尚火民族——此可視為中華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國;“華”是火族屬性，夏，則是國號。“夏” 《國語》：“大也。以為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禮記》：“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華夏兩字賦予夏國家至美至偉的語義。呂思勉先生說：“華和夏是雙聲字，難保本是一語。”

　　而“漢族”的稱謂，歷史學家范文瀾認為，是劉邦建立漢朝以后的事，劉邦曾被立為漢王，轄巴、蜀、漢中三郡，其主要活動地區為漢江流域。《尚書·禹貢》篇：“番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字與“華”“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躍躍然之生動狀;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蕩漾于水，后者形意煌煌于火。《說文》：“漢，漾也”;漾，即漢水的別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漢水或閬中水，此地有漢高祖廟。漢王劉邦得天下名國號為“漢”，此后，“漢”的稱謂便由原來的地理領域引申到人文領域，漢人、漢族、漢語、漢字，以至漢奸等。呂思勉認為：“漢族的名稱，后起的。是漢有天下之后(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國王朝的名字，做吾國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則有稱中國人為秦人的;后乎此，又有稱中國人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

　　鑒于火在華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關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時期，燃火便是具有神圣意義的儀式。《尚書》中的《堯典》開篇似乎就是對燃火儀式的記錄：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目前，書家對這段文獻的解釋過于理想化，這是由于這些文獻在秦之后發現和編輯時加入了當時維護和頌揚統治者意識形態的需要。在各家注解比較中，筆者采信張祥平先生的解釋，認為他的解釋更貼近經歷過冰期大寒劫難的中華古人敬畏火的意識。張祥平先生在《中華先民崇拜煙火圖騰——<堯典>記載的人類學史實》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對《堯典》這段開篇文字做出新解釋，認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當時的人們祝禱時的合唱詞”。如果將句中“勛”通假為“熏”，“欽”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煙火)嗣”，“讓”通假“燃”，恢復四字一頓的簡明格調后，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熏(勛)薪(欽)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譯為現代白話就是：

　　說起古時的酋長堯，那正是：放散熏煙，柴火通明，以文(煙火)為圖騰的氏族子孫們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夠(使柴薪)燃燒起來，光輝灑向四方，達到天上和地下。

　　張祥平先生認為：開篇放散熏煙，柴火通明的場景，與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二字的場景正相吻合。“燃”，對于視火為生命的遠古先民來說是在開啟重大活動前必須進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儀式，因此，用“燃”通假“讓”，更符合當時的生活實際。張祥平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以“華”為總括，其源可溯至《堯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證則在《舜典》中“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句中的“華”，是對舜最高的贊譽。毛澤東也說：“華者花也”。花，《說文》：本作華。榮也光華也，由于崇拜煙火及其光華，所以酋長們多用光華亮麗物品作裝飾及象征物。中華者，處于中心地帶和中央地位的光榮之族;用現代的話解釋，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

　　這里需要補充的是，中華先民對煙紋的崇拜和贊美實則是對火的崇拜和贊美，后來出現的“文明”即是煙(紋)火(明)兩類物質的集合體，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書·舜典》“受終于文祖”句中的“文祖”，孔傳解釋為“堯文德之祖廟”，文祖，實則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護者也;“文祖”，即以火為祖。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為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傳說中炎帝尚火。《說文》：“炎，重火也。”黃帝崇拜太陽。“黃帝”在《尚書》《莊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黃”“皇”通用，光，皇同音;“黃”，《說文》：“古文從光”。《易傳》：“曰煌煌似黃”;《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春秋運斗樞》：“玄泊有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這說明黃帝是太陽的人格化身。炎黃二帝同為火族，所尚有異，但其淵源均與火崇拜有關。火，是古人類，特別是第四紀人類所感受到的最直觀和最具體的熱源，據法國人類學家列維•留爾提出的原始思維中的“互滲”原則，在農業發生前后，中華先民很自然會把太陽理解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學者田家康說：“由寒冷和干旱引起的民族遷徙，對人們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響。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融合，給新思想的萌發提供了土壤。”進入第四紀末期距今約1萬年的時候，氣候迅速轉暖，距今8000年時候，氣溫大幅暖升，此時中國歷史進入新石器時期。距今5000年，氣候升溫已達峰值，此間也是傳說中的炎黃二帝的活動期。氣溫上升使中國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間又大幅擴張，勞動收獲也相應豐富起來，但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先民的生存空間因海侵卻在大幅壓縮，他們被迫西退并在途中與中原部族發生沖突，而由東而西的蚩尤與由西而東的黃帝在涿鹿發生的沖突只是其中的場景之一。

　　物質的豐富又會導致本來合二為一的華族部落的分化，炎、黃兩分便是這種分化的結果。姜姓炎帝是崇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黃帝是崇尚太陽的高陽族。他們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藍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類利用傳說的形式把這漫長的歷史轉化為神的歷史。《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姬姓族以姜姓族為其母族。姜與姬累世通婚，世代為婚族。” 《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徐復先生在《訄書洋注》認為：華，即陜西華山，古華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縣附近有古華城);黃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黃帝族稍偏東，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許昌、新鄭一帶，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陽、內鄉一帶，或直到今湖北隨州一帶。兩部族當為同一血脈并奉同一火祖。

　　炎黃兩族中，炎帝族較先采取農業生產方式和較熟練使用生產工具(火和石斧)，因而文明程度相對較高，較先占有優勢。炎帝族從中原向南擴張與很可能因海侵的壓迫從東部沿海西進的以蚩尤為首的東夷九黎部落發生了沖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聯合黃帝并在涿鹿大敗蚩尤。炎黃二族的這次聯合使中華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團。此后，炎黃二族的火圖騰合二為一，他們的后代便被稱為“炎黃子孫”。

　　但是，炎帝族在抵御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屢戰屢敗使之在炎黃聯盟中喪失了權威。而聯盟中黃帝部落對蚩尤作戰的勝利確立了黃帝在部落聯盟中的權威。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滿，雙方在阪泉據說是為了爭奪與部族生存攸關的鹽池而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沖突，炎帝失敗。此后，黃帝勢力控制中原并進一步向黃河下游擴張，黃帝文化也由此成為黃河流域的正統。

　　傳說中幫助黃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領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摯，居曲阜(山東曲阜)，號窮桑帝。此乃黃帝族向東發展的一支，與當地以鳥為圖騰的夷族雜居，改進并發展了夷族文化。

　　顓頊，相傳是黃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陽)，號高陽氏，用黃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當地九黎族文化。

　　帝嚳，相傳是黃帝子玄囂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師)，號高辛氏。帝嚳有四妻，分別生棄、契、堯、摯四子。棄為周祖先，契為商祖先。

　　阪泉之戰后，姜炎族分流，炎帝與黃帝兩族的文化也隨各自階級地位的變化及其遷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顯差異。“歷史上唐堯、虞舜、夏、商、周三代，相傳都是黃帝的后裔。”大體說來，黃帝族勢力在黃河中下游的發展改變了這一地區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態，形成較為統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陽的黃帝族的正統文化，而阪泉失敗后姜炎族的去向對中原周邊，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區的文化形態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中國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遷徙，便可推溯出民族遷徙的痕跡來。”今陜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縣有羌白鎮，甘肅古有羌水(發源于岷縣)，這與“羌”字有緣的地名由東向西繼而向川藏南遷的路線表明，從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遷的便是后來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轉，《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童書業《姬、姜與氐、羌》：“古姬、姜之族似與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關系。‘姜’之即‘羌’，近人論之詳矣。”章炳麟《檢論·序種姓》“羌者，姜也”，“神農所部，蓋兼西域、青海，內得隴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觀其樓櫓嚴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壯觀也”。“姜，姓也，逋子為氐、羌。”這說明羌人不僅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為姜炎族中從事游牧業即“姜戎”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實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農業畜牧業分離的結果。

　　“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而農業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更是遠古人類生產方式發生的帶有質變意義的大革命。與人類從采集業轉到游牧業所產生的革命意義一樣，人類從畜牧業轉移到農業使人類進一步擺脫了對自然的依賴，從自然的歷史進一步向自覺的歷史繼而從自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變。

　　姜羌火(華)族分流的本質是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分離。姜炎火(華)族南下的部分堅持原有的農耕生活方式，而從中分離西遷、繼而向西南進發的羌人則繼續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這些南下和西進的姜炎后裔將炎帝的拜火意識傳播到中國西域、西南，乃至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并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區別于中國東部華族的火族文化。比較而言，中國東部的火文化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領域也就更廣泛，如太陽，為天上大火，華，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華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號。《說文》中太、大二字本為一義：“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說文》：大之顛。

　　羌族是我國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呂氏春秋·義賞》：“氐羌之民，不憂其系累，而憂其死不焚也。”中國中原炎帝的自然火與黃帝的天上火及東夷的“神鳥”相互化生出太陽、火鳳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則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對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態。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著神圣、正義、光明、純潔;在中國東部，太陽、火鳳凰等則是與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國東部河姆渡出土的雙鳥朝陽象牙蝶形器，其圖案反映了河姆渡時期東部夷族的鳥崇拜與黃帝族的太陽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陽圖騰為中心的觀念意識。在中國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為“太陽神鳥”的金鈽(附圖9)，飾品圖像中的鳥類圍繞著的與其說是太陽不如說是自然火。圖中的火苗栩栩如生，這是由海濱東進的東夷鳥文化與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藝術表現。說文：“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是將東夷直稱為“鳥夷”。童書業先生說：“禹貢作時東方沿海一帶尚有以鳥為圖騰之部族，蓋古時東方各族本多以鳥為圖騰也。”胡厚宣先生從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塊甲骨上的十條卜辭材料，發現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頭上都有一鳥形，鳥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認為甲骨文中王亥字樣中加鳥形，胡先生說：“王亥的亥字，為什么要加一個鳥旁呢?我們以為這便是早期商族以鳥為圖騰的遺跡。”

　　對鳥的崇拜是東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對空中鳥類飛翔能力的渴望。高飛能使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離漫天而來的海水。商是黃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詩經•商頌•玄鳥》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句，就是用神鳥來確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鳳(鳳)，可能是南方鳥族與風族融合繼而又與火族融合的圖騰。先民認為鳥的飛翔是由于風的神護，于是風鳥合一的“鳳”(鳳)便應時而生。《說文》：“鳳，神鳥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屬續也。其精為鳥，離為鸞故。”鳳，亦為風神;同時，鳳皇(亦作“凰”)也是火鳥。正是這種產生于冰期凍災和暖期水災帶來的雙重苦難的經驗，造成了當時中國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和東部濱海地帶的以鳥(風)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及其相應的審美文化。

　　至于后來的“鳳”與“凰”的融合，則可能是東夷蚩尤在涿鹿被黃帝打敗后被迫接納黃帝部落太陽(天火)圖騰并將其與東夷鳥圖騰融合的結果。《河圖帝通紀》：“風者，天地之使。”以前是風舉鳥，現在則又加上了風助皇，“鳳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廟底溝出土的日鳥護身符和陶飾(附圖10)，其中不少神鳥肚上畫一太陽圖案;馬王堆漢墓及漢瓦當中的鳥立于日中的“日中三足鳥”(附圖11)。比較二者，我們會發現中國東夷鳥族由東向西與黃帝太陽火族在沖突中最終融合為一體。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鳥族勢力大的地區，太陽被囿于鳥腹中;在北方黃帝太陽族勢力大的地區，認為“風從火出”，鳥被括于太陽之中。黃帝族王于中原后，由“鳳凰火精”衍生出的“鳳凰涅槃”的觀念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審美。

　　隨時間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在西部只有貴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東部中原地區卻不為民俗所接納。在陜西、青海(循化、卡約)、甘肅(寺洼·馬家窯、齊家)等地的石器文化發掘中均發現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跡。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呂思勉認為：“氐羌是一個大族。從秦、隴、蜀三省之交，曼衍于青海、西康兩省，都是羌地。”呂思勉還在這句話后加了一個注釋：“現在所謂康，疑即羌字的舊讀。”呂先生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對中華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敗旅中向南方荊楚一帶遷移的部分。《淮南子·時則篇》：“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高誘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帝王世紀》：“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嘗別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犧牲之命，故號神農。”這說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極”的一支是火族中的農業部落。其首領大概就是祝融。《國語·鄭語》說祝融乃“高辛氏火正”。高辛是炎帝族號，火正即火官。其實，炎帝、祝融均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確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釋是把祝融理解為姜炎族阪泉之戰后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領或圖騰。后來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說明楚人的先輩可能就是從中原敗北南下并與當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從資料上看，他們給楚地帶去了農業知識。祝融在楚人眼里的形象后來還轉化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陽神，同時，鳳也是祝融的化身，這是南下的火族與東來的鳥(鳳)族圖騰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結果，炎帝族南下并與荊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荊楚文化。

　　在山東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繪有日月山圖案的陶器(附圖12)，對于這個圖形學者歷來解釋不一。有下部為“山”說，也有“云”為“海波”說，筆者以為它反映的是火與太陽的結合。“火”，甲骨文的寫法為，此與中間圖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黃炎二族蜜月時期的圖騰指示。在這里炎黃文化融為一體，天火即太陽與地火合二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陽也。”黃帝有時也變為火神，《管子·輕重戊》：“黃帝作鉆遂生火。”華夏古文化在黃河中下游初具雛形。

　　值得指出的是，黃炎火族在中國黃河中下游的傳播，其意義不僅僅是物質的;它之所以注定要對整個亞洲發生巨大影響，是因為它在傳播的途中對中原周邊地區原住民的圖騰意識不僅具有大沖擊力，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這是中華文化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質。與其他民族的圖騰如鳳、虎、熊、日、月等比較，火是反映事物辯證法最靈敏和最直觀的材料。它既可“生生”，又可天生;時消時息，時陰時陽，彼此辯證，撲朔迷離，以至被列寧稱為“辯證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規律地燃燒和熄滅的結果;“世界是萬物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著、按規律熄滅著的永恒的活火。”列寧贊揚說：“這是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絕妙的說明。”大約比赫氏稍早卻與中國老子同期的瑣羅亞士德是中亞拜火教的創始人，其哲學充滿辯證色彩。列寧說：“波斯哲學(和宗教)學說中的火是某種類似的東西。”在先秦中國，火(華)族文化象只大熔爐，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鑄為一體并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認識論基礎，與之相反，印度婆羅門教則原樣保留了那些無數小神，這對后來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體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說太陽、神鳥(比如火鳳凰)等圖騰與火圖騰已融為一物的數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整個中國石器時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難發現貫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題。比如，北京人遺址中的赤鐵礦粉屑染成的紅色獸牙;半坡遺址中的紅色染料和涂有朱紅的人骨;再如流行于整個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紅與黑為基調的紋飾和以火和太陽光芒為主題的圖案(附圖13)，它們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和哲學的內涵遠大于其色彩美學的內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學觀念最忠實的記錄。色彩的含義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質內容，它是一種宗教感情的表現符號。若將這些符號與火和太陽為主題的圖案聯系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它們所表現的是古中華文化中最初的陰陽意識：紅為陽，陰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獸侵襲的經驗使狩獵時代的先民產生了紅色可避邪的意識。紅，火也。“火，陽也。”石器時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來文化遺址中在房宅墻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現象，大概就是這種“避邪”意識的文化表現。如果再考慮到紅色又是血液的顏色，這樣紅色便被古先民們賦予生命的喻意。今天中國人仍有紅喜黑喪的觀念，這些都可從發源于火(華)族文化的陰陽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中原地區的傳播的史實中得到解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就在火族文化(淵源于稱雄中原的黃帝族文化)以中原為中心隨其建立的王朝統治范圍的擴大而成為主體文化，而處于臣屬地位又不甘于這種地位的蠻夷戎狄諸族團也自發地產生著與其對應的反壓迫和反霸權的文化。

　　最終賦予反壓迫文化以理論形態的是地處黃帝王地“臥榻之側”即魯皖荊楚等地而又備受屈辱的東夷南蠻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敗旅南下部族的后裔。自有祝融旗號以來荊楚部落就受四面強敵的威脅。夏殷兩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夏時，“融降于崇山”，并助夏人戰勝三苗。居于楚地的“三苗”土著受到南下的炎帝敗旅的擠壓向西南遷移，這部分人大概就是后來苗族的先祖，他們又與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獨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后漢書·西羌傳》開篇就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與之相呼應的是，苗族遠古傳說中的《開天辟地》就從其始祖“姜央”開篇。據考“姜央又叫姜炎”。苗族奉蚩尤為祖先，而《路史•后紀四》稱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

　　殷時，殷王武丁興師南下討伐荊楚，荊人深受其侮。《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這反面說明當時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絕望!與巴比倫囚困中的猶太人在絕望中創造了耶和華大神并以耶和華之口來傳達他們渴望解放的意識一樣，絕望中的荊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創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學并推舉出自己的代言人。結果，荊楚學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貴族文化率先發難。他從哲學的最高范疇“道”入手，闡發出與中原正統文化截然對立的世界觀。他說：“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損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很像耶和華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場，向統治者宣布弱者必勝的規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一句話，只有給楚國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統治者才可能與之共處，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戰勝統治者的“人道”。

　　馬克思、恩格斯說：“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的直接產物。”炎黃分裂同時也是本屬火(華)族內部出現的“南北分裂”：被統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終推出可以與占據統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識形態，這就是道家老子的學說;黃帝正統的“北方世界”最終也推出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孔子的儒家學說。兩者正奇相合，成為發育中華文化最初的具有理論形態的基本酵母。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孔子的“道”強調的是一種君臣上下的禮節關系。老子則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言“中”：“中庸之為德也，至矣乎，民鮮久矣。”老子亦言：“多聞數窮，不若守于中。”這里的“中”與孔子的“中”不同，前為中止，后為中空。從思維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識的正、反、合邏輯，不同的是，孔門之“合”的結果是對立面的調和;而老子的“合”則是向原始回歸。關于此，龐樸先生表述得極精彩：“儒家是由二進到三，以三來中和二;道家則是由二返回一以一來泯滅二。”寥寥數語，道盡兩門真義。

　　不同的哲學及其創立者在歷史上擔負著不同的功能。德國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貢獻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從外部規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歐洲神學至尊，從而引發了歐洲近世革命;后者則用“對立統一”從內部規定了世界，將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精神聚合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歐洲思想解放和建設的歷史。同樣的歷史現象也出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道家學說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學說則將老子解放了的思想進行整合從而將群眾團結和組織起來。二者互補且不可或缺。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變化，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老子用以“無”為本的“道”否定王族貴族以“有”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對主義的判斷方式來否定王族世界的絕對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變成了一個二元互補的存在：“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是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在老子看來，貴族以平民為本，其間無絕對貴賤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絕對存在于相對之中，權威的肯定存在于權威的否定之中;繼而，老子告訴統治者：“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放棄統治才是最好的統治，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難看出，華夏古文化中的道儒兩家當屬同一種思維形式發散出的分別反映不同社會利益的文化體系;而這兩種文化體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時代流行于中原地區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華(火)文化。前者在中國歷史上更多地為被統治和被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后者在中國歷史上則更多地為統治和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兩種文化體系在中華文化中相輔相成，生生不息，構成中華文化的主體內容，并對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簡短的總結

　　新生代以來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造成印巴次大陸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氣稀薄、自然震災與冰川期的到來，迫使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中國古猿人即中國云南開遠-祿豐猿人在大量減員后逐漸呈扇形向北、東、南三個方向的低地遷徙，他們進化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種特征的中華古人。嚴寒的氣候使他們掌握了取火技術，而火的掌握又使他們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進;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沒的廣闊的南海濱海大平原東進，云南元謀人、廣西柳江人、馬壩人便是他們與當地土著沖突和融合的后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并沿東海濱海大平原北上進入日本、朝鮮。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時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沒中國東海和南海的廣大濱海平原地區并大大壓縮了中華古人類的生存空間，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現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地區，而在中國東部沿海發現的龍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遺址，則是這部分西退的中華古人與當地原住民沖突和融合后的結果。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與從青藏高原進入中國西北地區并與中原地區擴張的中華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發生沖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與炎黃部族的沖突，及后來的黃炎二族的內部沖突和后來炎黃兩部的非對稱型分裂。前者導致中華民族的一體化融合，后者導致本為一體的中華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現。而黃帝族在中原的勝利及隨后中原地區主體地位的確立，則保證中華各民族的多元發展始終沒有脫離一體的格局，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發出來的陰陽意識繼而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

　　遷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類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標。中華先祖由東亞大陸出發及覆蓋整個太平洋兩岸、南至澳大利亞的遠途遷徙，在與當地土著沖突融合后形成了遠古時期以蒙古人種為基本特征、以中華人種為主體人種、以中華文化為主體文化的多元一體的人文地理布局，這為中華民族成為中世紀農業文明的引領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天道無情，適者生存，勇者勝。中華民族經過嚴酷的自然淘汰后來到這個世界，落駐東亞大陸，從誕生那天起，她就開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換地的偉大角色。 詩曰：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

　　胄衍祀綿，岳峨河浩。

　　聰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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