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現象”背后的文化原因
到今年的八月十五日,中國人民取得了最后勝利的那場偉大的抗日戰爭,就已經過去整整七十周年了。
當年的那場抗日戰爭,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參加的全面抗戰,只是進行了八年。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抗戰,卻堅持了整整的十四年。
當年的那場抗戰,對于我們中國人民來說,是極其慘烈的。而之所以會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敵強我弱,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漢奸太多。
早在今年年初,有關部門就決定我國今年將舉行隆重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慶祝活動。然而在迎接隆重慶祝活動的同時,一些有識之士也在不斷地進行反思。抗日戰爭期間,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中國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去叛國投敵當漢奸?是什么樣的心理才驅使了這些人去當漢奸?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解放軍報》就刊登了作者劉新如所寫的《歷史的拷問-----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的這樣一篇文章。
《歷史的拷問-----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一文,洋洋灑灑,妙筆生花。對抗戰期間的那些著名漢奸,作者是羅列了甚多并介紹詳細。可是雖然作者是以“歷史的拷問-----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作為該篇文章的主題,但作者卻沒有就“漢奸現象”與文化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專題的論述。盡管作者在文章中對抗戰期間的“漢奸現象”也進行了“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制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杰’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這樣心理上、文化上的分析。然而作者的這種分析和論述不僅太過泛泛,而且也更是僅就現象去解釋現象,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起到文化透視的作用。
提到封建君主專制,凡是中國人,馬上就會把它與秦始皇聯系起來。我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絕大多數人直到現在還都認為就是秦始皇建立起來的。秦始皇能夠在我國建立起封建君主專制,在于秦始皇統治下的秦國能滅六國、吞八方。秦國能滅六國、吞八方,又完全是由于秦兵在作戰時往往是不穿鎧甲、赤膊上陣、左手提著人頭、右臂夾著俘虜仍然還向前追殺著敵人的這種兇猛戰法。而這樣的戰法,只能是來自于秦兵那勇敢的性格。因此秦軍和秦國在當時的山東六國看來,就是虎狼之師,就是虎狼之國。虎狼在虎狼看來,彼此不會有什么不同。而只有以牛羊自居者來看虎狼,那虎狼才是虎狼。同是一個種族的人所組成的不同國屬的軍隊,之所以會表現出如此不同的性格,只能是源自于文化的不同。山東六國人的性格中之所以會存在懦弱和奴性,完全是由于中原的道家、儒家和兵家等那種思想文化的專制和利誘。
二戰之前,日本軍隊的專制程度,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而日本軍人在戰斗中所表現出來的堅韌、勇敢和強悍,在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還能與之有一比。因此說封建君主專制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奴性的性格,實在是南轅北轍。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中原地區出現了“百家爭鳴”的這一文化現象,但是對我們中國人性格的形成或改變影響最大的,卻只有道家、儒家和兵家這三種文化。因此我們中國人性格在戰國時期發生了徹底改變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的不良影響。
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給我們中國人性格共同帶來的不良影響,首先就是弱。這個弱,就是精神上的弱。而由于精神上的弱且又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進而又演化出了私、虛、愚這樣的性格品質。我們中國人精神上的弱,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響下,對戰爭問題所產生的錯誤認識上。就是因為如此,所以不接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卻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國的軍隊,與接受了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東方六國軍隊相比,也就成了英勇無畏的虎狼之師。而面對秦國的不斷侵略與蠶食,與秦國接壤的韓、趙、魏三國的統治者,更是愚蠢到了竟然用割地賂秦的辦法來自保。而齊、楚、燕三國的統治者,也同樣愚蠢并自私到了都忘了唇亡齒寒的道理,所以從未真心援助過韓、趙、魏三國。等秦國滅了韓、趙、魏三國之后,實力大增,從而又輕松地滅掉了齊、楚、燕三國。
對于戰爭的取勝之道,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認為,兩軍交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出自《道德經•第六十九章》)
老子的這段論述,后來演化成了一句成語:哀兵必勝。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憤之兵,就是忍無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所呈現出的那種極其悲憤的精神狀態。既然老子認為是哀兵必勝,所以老子同樣也會認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盡管不一定就會戰敗,但肯定也沒有多少取勝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那么首先就必須要遭到對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國歷史的演化進程,卻好象是和老子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戰國后期,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輪流遭到了秦國的輪番欺辱。特別是趙國,更是一次就被秦軍坑殺了四十萬降軍。因此不僅殘余的趙軍都成了哀兵,而且就連所有的趙國人,更是幾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后來的戰爭中,趙軍不僅沒有戰勝秦軍,反而連整個國家都被秦軍給滅亡了。
老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據說就連圣人孔子都曾經問學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對后世的中國的影響極大。而受老子這種哀兵必勝理論的影響,后世的中國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這樣的認識。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國人性格的特征之一。但是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長期的忍受、壓抑,必然會導致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縮。
不只是老子,與老子幾乎同時代的孔子對待戰爭的問題,也同樣非常謹慎。當孔子的弟子之路這樣問過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回答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出自《論語•述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死而無悔,就是人的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就是人的無私奉獻精神。作為古代社會的圣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對敢于并肯于犧牲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否定,給我們這個民族性格所帶來的傷害,是非常致命的。
老子和孔子,不過就是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因此對于戰爭的問題認識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為是兵圣的孫子,卻不僅也有著這種慎戰的思想,而且對戰爭取勝之道的認識,更是與老子大同小異,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而正是由于形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這種習慣,所以只有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才會“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后世的不少學者都認為,盡管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文化就分裂為了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卻皆出自于《易經》。因此,《易經》也就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從道家、儒家和兵家對戰爭問題所持的幾乎相同的認識來看,《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這種認識,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說《易經》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不少的中國人相信《易經》中的六十四卦能夠預測未來,能夠預測人的吉兇禍福。而在《易經》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的這一卦中,就有“敬之,終吉”這樣的彖辭。這個解釋就是告訴人們,不管闖到你家的這三個人懷有什么樣的目的,但只要你對他們恭恭敬敬,那最終的結果對于你來說,都是大吉大利的。
抗戰期間,雖然沒有公開投敵當漢奸,但卻也是舉國盡知的國民黨內部的親日派頭子,協助蔣介石制造了“皖南事變”的那個何應欽的表字,就是敬之。而我們中國就是由于受“敬之,終吉”這一思想的長期影響,因此才會產生“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雨過天晴”這樣的人生格言。
老子、孔子和孫子盡管號稱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軍事家,但是對于戰爭獲勝之道的認識,卻有著錯誤的相似,那就是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戰爭,特別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軍人的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才是軍隊戰斗力的第一要素。人的敢于犧牲并肯于犧牲的精神,只能是自覺迸發出來的,而絕不可能是逼迫出來的。人的敢于犧牲和肯與犧牲的精神,只能是來自于文化的引導。就是由于象老子、孔子和孫子這樣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軍事家都沒有能夠認識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也就缺少了如何煥發人的精神力量的內容。而也正是因為軍人沒有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所以我國古代的軍隊在對外戰爭中,這才會屢戰屢敗。
老子、孔子和孫子,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極大。但是老子、孔子和孫子所闡釋的思想或主張,卻又完全充滿了被動、甚至是充滿了無奈。因此他們的思想或主張,都是只有治國馭民之術,而沒有開疆拓土之略。由于長期受這種文化的熏陶,所以中國人也就逐漸喪失了主動進取的開拓精神,而只剩下了對物質生活的窮兇追求。而儒家文化,就堅決主張人們要盡情地享受生活。特別是孔子,對生活都奢侈到了“割不正,不食”這樣的程度。
追求奢侈生活的人,是不可能產生崇高的理想,是不可能去關注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因此對奢侈生活的追求,也就導致后來在我國又形成了嫌貧愛富的文化。而嫌貧愛富文化的肆虐,以至于在傳承著儒家文化的我國漢族中,都形成了“窮在鬧事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樣的諺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這種引領下,所以到了西漢王朝的早期,在面對匈奴的不斷入侵,堂堂的西漢王朝都不得不靠屈辱的和親做法以求自保的情況下,《鹽鐵論》里所記載的那些文學、賢良們為了不使“邊境之士饑寒于外,百姓困苦于內”,卻還仍然堅決認為沒有對匈奴進行武力反擊和軍事防御的必要。
不管是抗戰期間的日本鬼子,還是更為遙遠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清,他們制造漢奸的主要手段,無非就是威逼和利誘。而能與這兩種手段相抗拒的,那就只有是我們中國人不怕死和不貪財的這種性格了。當年岳飛在抗擊金兵入侵的過程中,就曾經總結出過這兩條寶貴的經驗。可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的侵蝕下,我們中國人不怕死的人不多,而不貪財的人卻又太少。因此也就造成了不管是抗戰期間的日本鬼子,還是更為遙遠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清等,他們在使用出威逼和利誘這兩種手段時,往往都非常奏效。因此就是由于我們中國人怕死和貪財的這種性格,所以才會產生那么多的漢奸。而我們中國人這種性格的形成,卻又是由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所決定的。
如果說由于怕死和貪財的這種性格而導致的投敵叛國當漢奸表現出的是無恥,那么因為儒家文化中的那種孝文化而導致的投敵叛國當漢奸,反映出的則是無奈。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孝而才投敵叛國當了漢奸,也大有人在。楊靖宇所部的第一師師長程斌,不僅很早就加入到了抗日的隊伍中,而且斗爭堅決,機智勇敢。在受到楊靖宇的提拔而當上了師長之后,程斌指揮所部曾經消滅了大量的日寇,打得日寇是聞風喪膽。因此為了逼降程斌,日寇便把程斌的母親和哥哥抓來當做人質,以此來對程斌進行要挾。就是為了救自己的母親和哥哥,于是程斌才投敵叛國當了漢奸。程斌在投敵叛國當漢奸而又為日寇所用之后,卻把楊靖宇領導下的抗聯第一軍,逼入到了絕境。楊靖宇本人,也更是因此而犧牲。
儒家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子欲養而親不待也”的這種孝文化,導致了我們中國人在自己和父母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往往會選擇妥協或投降。而劉邦就是由于鄙夷儒家文化而敢于要“分一杯羹”,所以這才打敗了項羽。
在批孔的毛澤東時代,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沖鋒不止”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憑借著這種性格,中國人民這才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美國野心狼,戰勝了蘇修新沙皇。而當毛澤東被矮化、丑化、妖魔化之后,當毛澤東思想被虛置了之后,我們中國人的性格,于是也就又變得不管大使館被炸,不管飛機被撞,不管外交官被打這樣的懦弱不堪,唾面自干了。
在《歷史的拷問-----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這篇文章的第五部分,作者做了一個“痛定思痛----中國還會再出漢奸嗎”這樣的設問。而緊隨其后,作者就用“君不見,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這樣散文詩般的浪漫文字,對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投敵叛國當漢奸,必須要具備兩種心理前提,那就是畏敵和羨敵與媚敵。畏敵,就因為對敵人的懼怕。而羨敵與媚敵,只能是出自于嫌貧愛富的那種糟粕文化。
敵人,就是有根本性的利害沖突而又彼此不能相容的人。敵人,往往也被人們稱為是對手。而對手,只有在彼此實力不相上下,或是一方有成為另一方對手的潛在實力,才能稱其為對手。所以在國家這一層面來說,敵人就是既包括那些目前與自己實力相當且又有利害沖突的國家,也更包括那些既有潛在能力,而未來又極有可能與自己發生根本性沖突的國家。進入到了毛澤東時代的我們中國和美國,就是如此的關系。然而有的人根本就認識不到這些,反而在嫌貧愛富文化的驅使下,卻只是看到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而“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樣的認識,就是典型的羨敵。正是由于有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樣的羨敵,所以才會出現“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樣的媚敵。“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這種說法,構成了典型的“精神資敵罪”,是漢奸文化的突出表現。所以“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樣的羨敵與“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樣的媚敵,就是今天我們中國漢奸產生的文化基礎。
毛澤東時代之前有的中國人之所以會當漢奸,那是由于我們中華民族總是挨打,因此也就導致了一些人的畏敵。所以那時的人當漢奸,還算是有點客觀的原因。而在擁有了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兩彈一星”的情況下再去當漢奸,那就只能是由于羨敵或媚敵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卻去當漢奸,完全就是因為主觀的因素才造成的。
反思、反省歷史,對于曾經飽受國苦難和屈辱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由于非常痛苦,以至于有的中國人都不愿去反思、反省歷史而卻總是偏愛去意淫歷史。所以每每回顧歷史,不是盛唐,就是強漢。然而盛唐不過就是曇花一現,強漢更早已成了過往云煙。而也正是由于沒有對歷史進行真正的反思、反省,沒有真正地總結經驗和接受教訓,因此苦難和屈辱的歷史,這才會一再重現。
在存在著根本性利害沖突的兩個國家之間,能夠戰勝對方的決定性力量,往往是一個國家的國民精神。而一個國家的國民會具有什么樣的精神,又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是以什么樣的文化作為自己的主流文化。一個漢奸文化肆虐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漢奸橫生的國家。而一個漢奸橫生的國家想要不挨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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