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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長和缺陷
文化就是一個社會肌體的基因，文化要是變了，這個社會肌體就變形了。今天我們在身體被轉基因之前，已經完成了文化上的轉基因，所以我們看上去是中國人，實際上已經是西方思維的人。西方思維的特點，你往好里說叫科學、民主、平等、自由，往壞里說其實也可以叫做自私自利、貪婪墮落、被欲望牽引，它實際上是一回事，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當我們希望要西方的民主科學的時候，我們可能一不小心會放縱了欲望，會變得自私自利。所以對西方文化不簡單說是怎么批判，其實也有一個學習的問題：學習它科學、民主、自由的一面，但是又要避免它自私自利、欲望放縱、弱肉強食的一面，其實是一個挺大的難題。那么怎么去實現這種既要學習又要批判的雙重態度呢？在自然科學領域，就應該學習西方的科學，但是要防止西方科學的泛濫，比如說“社會科學”，這個就是西方科學概念的泛濫，因為大家知道科學一定是要細分化、可復制、可檢驗，但是社會是天天都在變動，無數要素都在變動，而且社會還是相互高度聯系的，因此社會無法用西方細分化的思維去認識，“社會科學”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向西方學習所犯的一個重大的錯誤。不但是對社會的認識不能靠西方那種細分化的所謂科學，實際上對人體的認識也不能靠西方那種細分化的所謂科學，而是要靠中國的《黃帝內經》，對社會的認識恐怕還是得靠儒、釋、道的思想和它的當代版毛澤東思想。
西方的民主有非常可貴的一面，因為大家都有積極性呀，我們都要發言呀。“和諧”，什么叫和諧？就是一個“口”，旁邊一個“禾”，人人有飯吃；“諧”，什么叫諧？就是人人都要說話，都要“曰”嘛，“比曰”呀。這個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它得有個前提：不能把人人有飯吃、人人可以說話變成人人要爭權奪利。民主經常化作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和較量，變成弱肉強食的代名詞，所以美國人游行為什么不找華盛頓，而去華爾街呀，華盛頓才是民主的地方呀，華爾街又不跟你講民主？因為決策權在華爾街，那些華盛頓的政客全是他們的代言人。這樣你就會發現西方的民主一旦被濫用，實際上危害極大。西方民主在什么事情上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和一致？就是在小國寡民的情況下，七八個人，十來個人，頂多上百人的部落社會的情況下，這個社會如果內部事務比較簡單，對外事務也比較簡單，這個時候比較容易實現民主，大家比較容易達成共識，比較容易有一致的意見；如果我們現在是大國眾民，別說是中國13億人口，哪怕是瑞典500萬人口，就已經是一個足夠大的社會，足夠大的社會事務會非常復雜，真民主起來很不容易呵！比如說挪威那個布雷維克為什么要把首相府炸了？就是覺得“我的意見得不到尊重，我也要說話呀！你們不聽，那我就用炸藥說話，行吧？”所以民主對于小國寡民、簡單事物比較容易行得通，能夠達到和諧一致，但是復雜事物、長遠的事物、成長型的事物就不容易行得通：比如說一個企業要成長要發展，大家都來發言？很可能就不行。雞一嘴鴨一嘴，東一嘴西一嘴，你說上這個項目，他說上那個項目，最后就得說那我們再觀察一段時間再說；你覺得這個事情一定行得通，他覺得就有這個風險那個風險，這個時候其實就需要像張瑞敏、倪瑞豐這樣的靈魂式的人物。所以那種雷厲風行、剛毅果斷的品性是最重要的，有了這種品性他會犯無數錯誤，但是犯的錯誤越多，他比別人認識得就越高，未來就會成長為靈魂式的人物。
民主的特點就是你也說，我也說，反正大家說的都不算嘛，所以你就不會深入思考，所以民主容易膚淺。民主有一個基本性質就是只要是大家說了的就一定是對的，其實大家說了也不一定對。當中國要成長要發展，要跟帝國主義對抗，要崛起的時候，這是高度復雜的事物，這個高度復雜的事物如果真民主了很可能是完不成的，得要有集中，得要有毛主席這樣的靈魂式的人物。所以向西方學習，毛主席也學得很好，但是這個民主是“在有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什么叫“在有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比如說我們決定北上抗日，方向定了，決定跟蔣介石聯合，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事定了，具體要怎么做，一級一級的都要民主，方向性的問題有時候還要集中一把；具體事務必須要大家都來參與，這樣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既學習借鑒西方的民主，又能發揚中國精氣神的一個很好的典范。但是我們今天有一些西化派，他只講民主不講集中，只講人人要說話而忘記了這人人要說話可能是勾心斗角、爭權奪利。
自由本來也是個好東西：真的是個好東西，“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么珍貴的東西難道還有問題嗎？但是自由也有兩種自由，一種是形式自由，一種是實質自由，形式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你管，你管得著嗎？天王老子都管不著，還用你來管？”這個時候你體現的心態就叫追求形式自由，就是“走你的路，讓別人說去吧”。但是這樣一種“走你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形式自由最后就會變成“走你的路，讓你無路可走”，那就麻煩了。所以就會有我的自由侵犯你的自由，我的自由踐踏你的自由，我的自由壓迫你的自由，形式自由它就容易犯這個錯誤。“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認識了規律后的自由，認識掌握了社會人生規律后的自由。有人在黃河上空架起鐵鎖，在鐵鎖上穿行自如，這是什么自由？是認識掌握了規律以后的自由呵，不然你試一試看，那一定掉下來呀！我們從小到大其實就是在學習掌握規律，然后要獲得那個掌握規律以后的自由；而小孩子懵懂無知的時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那就可能被撞的頭破血流。我觀察我女兒成長的過程就是：你放她自己走吧，她一會“咣”撞到桌子上了，一會“咣”又撞到椅子上了，那個時侯她真自由呀，但是外在的約束讓她不自由，后來她慢慢意識到了：哦，那個桌子可不能撞呀，那玩意兒撞了是很疼的，后來慢慢就有了實質自由。人的成長是不是這樣的？逐漸放棄形式自由獲得實質自由，外在的客觀世界它對你形成一個約束，你不能擺脫外在的約束去尋求自由。
西方文明當中既講自由有多好，也講“他人就是你的地獄”，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要我看，就不光是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有外在的客觀物質世界你也同樣不自由，有地心引力你自由嗎？想飛，試一試看，不自由。所以按照西方的這個邏輯下去，就會連地心引力它都想擺脫，那才叫真自由，只不過那種自由是小孩子想象當中的自由。但是形式自由也需要尊重，比如說你現在想走自己的路，父母說這條路不好，那你覺得這是我喜歡走的路，我都已經長大了，你別管那么多，我想干的事情你不讓我干，而你想讓我干的事情我沒興趣，你剝奪了我的形式自由我很難受。你可以給我講道理，但是我不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你還得讓我去犯錯誤，這個自由你總得給我吧？那就得給。但是這種給自由的方式就需要水平，它要允許你犯錯誤，很多家長不允許你犯錯誤，不允許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走，他不知道正是你的犯錯誤才會使你成長，他不允許你獨立成長，一定要你按照他給你規定的軌跡去成長，其實我們很多家長不知道那是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所以形式自由也很可貴呀！
我們人與人固然是處于相互聯系當中，但是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就必須給予尊重。如果說我們黨以前搞社會主義有一些問題、弊端和缺陷的話，那就是給你獨立成長的空間太小，正確的東西就想直接給你灌進去，這個可不行，灌輸實際上是不行的，必須得因勢利導才行。今天的同學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很多想法要是放在毛澤東時代，比如說一些自私自利的想法、一些多黨競選、三權分立的想法，有可能會被當成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呀。其實那些想法不過是剛剛冒頭，通過啟發，通過辯論，慢慢他完全有可能會承認自己是錯誤的，但是不允許思考，不允許辯論，直接就說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就會覺得很壓抑。我們前面的三十年不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問題毛主席他也是承認的，他說：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不可能溫良恭儉讓，不是請客吃飯，不可能潤物細無聲，那肯定留下了很多心靈的創傷。于是就有一批人出來曬創傷了，說我這里有創傷，那里也有創傷，還就是真的。《炎黃春秋》專門就干曬創傷的事情。問題是說，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假如說不是一種疾風暴雨式的革命行動，溫溫雅雅的，潤物細無聲的，和平的團結起來，倒是沒有創傷了，可是那時間可就太漫長了，那帝國主義對你可不是溫文爾雅、潤物細無聲的，那鐵蹄踐踏可是疾風暴雨式的，與其讓日本人給我們留創傷，而且那還根本就不是創傷，而是直接的死亡，那還不如我們自己人給自己留下一點小創傷了，它的大邏輯是這樣的。其實當年留有思想創傷的人他也沒有太大意見，他也知道中國需要團結，團結需要集中，集中就可能會有創傷，而只要方向、路線是正確的，個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當初大家是這么想問題的：“比我委屈的多了，那犧牲的兩千萬呢？留點創傷算什么？”當初大家的確是這么想問題的。后來有人說“弟兄們，我們大家都來曬創傷吧”，于是大家就都爭先恐后地來曬創傷了，因為某些人是反革命，所以就引導我黨我軍的老干部、高級將領來控訴革命，控訴毛澤東。
所以對于西方文化，我們吸取它的長處，又要避免它的短處，對于中國文化也同樣如此。這次我們真希望來一個中西合璧，但是西方文化只能起一個基礎性作用，在科學技術上起作用；但是在人文、思想、心理、身體等方面還是要中國思想起主導作用，這大體是未來新文化的發展發向。也就是說對西方文化不是一腳踹，肯定它的積極方面，但是防止它泛濫。科學技術看上去是科學和技術，其實它背后是思維方式，而思維方式就是文化的東西。楊振寧說中國的《易經》不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我認為他說錯了，《易經》實際上是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但是有利于技術的發展，因為《易經》的思維是綜合性思維。嚴格說起來，《易經》有雙重性，綜合起來叫做“其大無外”，可以一層一層不斷地綜合；但是《易經》也可以走分解的路，不斷地分解下去，就叫做“其小無內”，不斷地分解下去就符合科學。所以你就可以說《易經》既可以走科學的路，也可以走技術的路，但是《易經》在實際的運用當中走的主要是綜合的路，而不是分解的路，分解的這個路我們走的就不深，西方走得深。但是退一步說，不能總說自己優越吧，我就承認《易經》利于技術的發展，但不利于科學的發展，這總可以吧。《易經》不利于每個人自由的充分表達，但是有利于防止我們每個人都自私自利、走極端，因為你要知道：每個人意見的充分表達，每個人欲望的充分膨脹，其實是會使社會變成地獄的。人民并不是天然正確的，人民既可以變成“人對人是狼”的人民，也可以變成“人與人相親相愛”的人民，就看怎么引導了。我們每一個人坐在這里是不是也有兩種發展方向：一種就是學會爭權奪利，對于每一點利益的得失都會很敏感，很斤斤計較，這是一個發展方向；還有一個方向就是對自身的利益變得越來越不敏感，而對人民的利益變得越來越敏感。每一個人面前都有兩個不同的正反饋，而兩個正反饋都是可行的，大家都在起點之處。所以我認為大學網現在在提“新青年新文化新主流”，這個新文化就是既要吸收西方現代科學的成就，吸收科學思維在分解意義上的合理性，也要防止西方科學思維泛濫成災，把一切事物都以科學的方式去認識，去解決。這個就是新文化，以東方文化為主導，西方文化為基礎的一種文化。我們現在干的事情，其實也是轉基因，是再造基因。
這就涉及到當年洋務運動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其實口號本身并沒有錯，錯在當時的“中學”并沒有為體。什么叫中學為體？其含義很深呵！這得需要慈禧太后是圣人，可是她是圣人嗎？圣人絕不會把用于建海軍的錢挪用去建頤和園，當她這么去做的時候，她就是個小人，小人就是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人呵。所以她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那肯定就是要失敗了。后來毛主席建立新中國，那是真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毛主席倡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叫中學，同時又要搞原子彈、氫彈、彈道導彈，那個叫西學為用，所以毛主席是真正實現了，但是還不夠完美，在細節上還有很多相互沖突的地方。特別大的沖突就體現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體制上，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毛澤民的兒子，毛澤民在革命年代犧牲了，所以毛主席是把毛遠新當成自己的兒子來撫養的）上的學校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當年是比清華北大還要好的學校，是由全國最一流的技術專家組成的，毛遠新在哈軍工里面是高材生，成績單上全是九十分以上，毛遠新給毛主席看自己的成績單時也是洋洋得意：你看，我的成績不錯吧！可是毛主席一看不高興了。哪里有孩子考了高分而當父親的不高興的？可是毛主席就不高興。他說你成績是好呵，可是你會階級斗爭嗎，這可是門大課？毛遠新說不會。那你會科學實驗嗎？指的都是驗證性實驗，他說不會。那生產斗爭呢？還是不會。那毛主席就會覺得你光是成績好有什么用，這些重要的事情都不會豈不是廢物？要到三大斗爭當中去成長提高。看上去毛主席是在批評毛遠新，實際上是在批評整個西方型的教育體制，這個就是他所講的“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的原因，毛主席甚至還說干嘛不讓作弊呀，作弊有什么不好，抄一抄總比不會好吧？他這個想法大家聽著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其實毛主席的想法無非是學校這個場所不見得能夠培養人才，是社會這所大學才能培養人才，所以學校里好不好、壞不壞也沒有多大關系，重要的是自學成才，重要的是跟社會實踐、跟生產實踐、跟階級斗爭互動，那是真有學問，所以毛主席老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的，什么“湖南一師”，那一師畢業的人多了，哪個成才啦？成才都不是靠什么一師，也不是靠什么清華北大，而是靠你在社會廣闊的天地當中去斗爭、去思考、去成長，那才能成才。后來你當了主席了、當了總理了，學校就把你請回去，那是用你在做廣告，你還以為是真的呀？我們今天的現狀就是太看重學校教育了，所以毛主席就是恨鐵不成鋼，干脆就說“作弊也行”。他自己當初就是作弊過來的，可能幾何就不及格，那老師就幫助他作弊，然后就畢業啦。他自己堂堂正正就承認。一個有自信的人不怕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你是沒自信，所以才會出現人家說你這不好，那你就趕緊改；又說你那兒不好，又趕緊改，改來改去把自己給改沒了，把自信給改沒了。但是這話不能跟小學生講呵，小學生還是得老老實實地學習考試，大學生了，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了，還依賴老師的評價，那就是你永遠長不大。
二、為何要將“培養中國人奴性意識”的儒家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結合？
談到這里，有人可能就會困惑：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培養了中國人的奴性意識嗎？怎么還能跟毛澤東思想結合呢？這是五四以來很多人的感受和看法，說孔夫子的思想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是等級制，因此是專制和不平等，因此是會培養順從和奴性，這個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這是不是孔夫子思想內在的問題，那倒另當別論。后來的歷代帝王確實是把孔夫子的思想變成了一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么一種等級觀念和服從思想。但是孔夫子的思想是“君要像君的樣子，臣要像臣的樣子，做領導要像一個領導。”什么叫“像一個領導”？為人民服務才叫領導，為自己服務叫什么？叫暴君，叫獨夫，獨夫是“人人得而誅之”，這話歷代的統治帝王就很害怕：哪天我為自己了，你們就會把我給殺了？這個太可怕，不敢接受。這個話基本是孟子的說法，孟子發揚得很好，當然孔子也有類似的東西。所以后來大概是朱元璋想尊孔的時候，一看孟子還說過這話呀，那你還是別進孔廟了，原來孔孟是連在一起的，孟子叫“亞圣”，孔子這一脈里面有孟子，其實也有荀子，都是講“服從是有條件的”，這個有條件的服從就叫做“從道不從君”，服從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不服從的是為自己服務的領導。“道”就是為人民服務！所以中國講的是兩種君：一種是有道之君，另一種是無道昏君，如果是后者，那基本上就可以推翻他，這是一個造反有理的動員令。誰說中國文化只講服從？它是一個有條件的服從。一旦你是一個無道昏君，對不起，殺你沒商量！但是問題在于：在“有道”和“無道”之間有一個逐漸墮落的過程，這其間有一個中間狀態，他不是絕對有道，也不是絕對無道，他開始無道的時候怎么辦？那就要“諫諍輔弼”。諫就是第一層：你要造長城造阿房宮，我勸你別造了；那他不聽怎么辦？我就找一塊石頭碰死，就是死給你看。我勸你不要造，可是你還是非造不可，你為什么不聽呢？那可能是你覺得我有自身利益的盤算，可能是阿房宮里面沒有我的位置，所以我勸你不要造，也就是說這個人有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來勸君王這個別做，那個別做。所以那個勸阻君王的人就得表明你的確是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可是你怎么才能表明你是公心呢？那只能死給君王看。有的人可能會說這個專制文化太厲害了，怎么還要死給你看才行呢？君是掌握方向的，最好是能把他勸過來，最好是他能改邪歸正，一旦出現兩個君，出現兩個對立的政治力量互相較量的時候，就會血流成河，政治斗爭是這么嚴肅的事情；不但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如果我能夠用一人之死、一家之死挽回政治局面，那就干了！其實當年譚嗣同為什么要死在菜市口，就是這個道理。他完全可以不死，可以逃跑的，可是他就是要用一死來證明我這個維新是真心為你好的，不是玩假的。就是希望用我一人之死來避免社會的動蕩，來避免社會的血光之災。假如說還不聽呢？那還有第三個等級——輔。什么叫“輔”？就是聯合所有的大臣起來罷工，就不干了，你自己玩吧，或者干脆就是架空，也就是你皇帝說的話不算了，由我們大臣來做主，這個叫做“輔”。如果“輔”你還是不聽，那就到了“弼”，這個也就是到了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路易十六大概就是這樣的情形，先是大老板們聯合起來造反，不給你納稅，路易十六不聽：“我死了以后哪怕是洪水滔天呀！”于是他就被殺了，這個就叫做“弼”。
誰說中國文化只有溫文爾雅的一面呀，你看這個多厲害呀？而且中國文化的利害還不僅僅在于當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候它有辦法去解決它，也就是造反有理的思路；而且中國文化還是個“有理造反”。大家一定要弄清楚，“造反有理”和“有理造反”有重大的區別。中國文化講的基本是有理造反，沒理你就別造反了。沒理也就是理還在君手里呢，所謂“從道不從君”，如果道還在君手里呢，那“從道從理”你就該服從。而“造反有理”是先反了再說，反了肯定是有理的，這個叫造反有理，即rebel is justified ,也就是說你反叛總是有理的。反叛總是有理嗎？其實也不一定。延安時期反叛一把，紅軍時期反叛一把，有理嗎？反叛并不總是有理的。有理反叛那是中國思想；反叛有理其實是西方思想。我講毛澤東思想當中既有東方思想也有西方思想，如果毛主席說“有理造反”，那就是徹頭徹尾的東方思想了。這里面的道理確實比較復雜，因為今天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基本上是說“造反無禮”，也就是你們所接受的理念基本上是“穩定壓倒一切，造反無禮”，甭管我有沒有壓迫剝削你，反正你就不準反，這個也不是東方思想，東方思想也不簡單是穩定壓倒一切。我覺得大家非常奇怪的是一方面是接受了“造反無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剝削、反壓迫、造反有理，這樣你自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這個矛盾在中國文化當中就不存在，因為它有一個“從道不從君”，它是個有條件造反，不是無條件造反。西方人為什么推崇毛澤東？因為他說了兩句話，一句話叫做“造反有理”，另一句話就叫做“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實際上是西方人取了毛澤東思想的西方部分去贊揚。這樣說固然是聽得高興，實際上是有問題的，應該糾正到“有理造反”這個上面來更好，這樣文革時一些比較混亂的狀況、一些問題就可以得到節制；但是不節制的部分、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那就是西方思想。我感覺為什么這場文化大革命會失敗？不簡單是有人叛變，造反派自身也有問題，不是沒有問題，我們今天的造反派如果不反思的話，他們永遠走不出去。
三、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文明”
有人可能會說：既然中華文明有“內在合理性”，為什么會在近代失敗？其實這個問題的要害就在于中華文明到底是什么？我想這大概可以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也是最低的，就是皇帝以及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人，他本身是比較自利的，甚至是非常自利的，但是他們用儒家文化做裝飾品，用以教化別人，讓別人當順民，然后他們自己去花天酒地，這是最差的一種中華文明，而中華也恰恰是滅在這種文明手里。也就是說，統治者可能會濫用儒家文化的名義，就是要求老百姓相信儒家文化，而他自己處于野蠻狀態；他自己是一頭狼，卻讓老百姓成為羊，這樣在他去吃起羊來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第二個層次，就是作為領導者擁有很高境界，這就比如毛澤東，但是革命隊伍中很多人達不到這個境界，所以就需要評十大元帥，十大將軍，所以就要二十四級工資制，就是因為毛主席是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的，其他人其實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夠自覺的成分，這種儒家文明其實已經足夠讓世界震撼。
如果說未來出現了3﹒0版的儒家文明，就是出現了很多個毛澤東，都不需要勛章來表彰的，這些“毛澤東”相互以互聯網的方式來聯結，那這個帶來的結果就肯定不僅是震驚了，那肯定是把世界給改了。但是每一個人還是可以建自己的體系，還可以建制度，制度內部的人覺悟是不夠高的，比如說王宏彬在南街村就可以是一個小毛澤東，他不需要表彰，但是他可以去表彰別人，在南街村內部形成一個體制；然后那邊又有個北街村，那邊又有個重慶，這樣不斷冒出不但不需要表彰，甚至連生死都可以不顧的人，他們互相連通，那就形成一個“網絡化的毛澤東社會”。
四、恢復“夷夏之辯”，追求世界大同理想
所以說中國文化真的是很開闊，它其實只有“夷夏之辯”，沒有中外之分。什么叫西方文化，撇開西方文化當中的基督教不談，因為那個稍微復雜一點，所謂西方文化，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后的強調欲望的、強調自私自利的、也是強調民主、平等、自由的西方文化，這一支西方文化其實是講權利不講道德的，所以這個西方文化其實就是屬于“夷”的文化；那么什么叫“夏”，夏就是講道德的。“夷”其實就是人的動物性，而“夏”其實就是人的道德性；夷夏之辯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西方只要是個有道德的人，他也是“夏”；在中國，你要是缺了德，那也照樣是個夷。所以中國思想它一開始就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普天之下皆王土”，所以中國文化實際上不是民族主義的文化，它上來就是一個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文化。所以不是簡單地說是西方文化把我們的思想給格式化了，而是西方思想把我們的動物性給夸張了。我們諸位今后只要是能夠用理想、道德來主導我們的動物性，因為動物性是消滅不了的呵，當然死了以后動物性就沒了，活著就有動物性，我們的呼吸、喝水都是動物性的，但是我的動物性是為思想性、為精神性服務的，那我就是“夏”，你的那個精神、思想是為動物性擴張的，那你就是“夷”，就是這個區別。
所以我認為不但是中國人需要恢復“夷夏之辯”，西方人何嘗不需要恢復夷夏之辯呢？當西方人沉浸在權力文化、欲望文化當中，他難受不難受？痛苦不痛苦？一樣難受，一樣痛苦，一樣分裂，一樣戰爭。美國人兩極分化要不要中國人去拯救呀？當然要。這個就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也是需要關心需要幫助的，當然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的人民也同樣如此，普天之下沒有哪里的苦難我們不該關心；普天之下沒有哪里的不義我們不該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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