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從自然的提升與失落　　

提到“仁”，以及由它衍進而來的“義”，人們合稱“仁義”，我們不應當因為種種歷史的原因，而疑惑它不好，而應當明確說：它是好的。它好就好在它的本源、本來意義是好的。“仁義”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認為對這關系的處理中，最好的方式，就是“仁義”的方式。“仁”是好心、愛心、友心，“義”是慷慨、舍己為人，以至于義薄云天。這些，有什么不好呢？當然是好的。　　

“仁義”作為思想理念，當產生于人類自己的關系之中。人類是群居的、社會的，每兩個人之間就會發生某種關系，隔漠或對立也是一種關系；而種種關系之中，最好的，最能維系人類社會的，當然就是以“仁義”為方式的關系。如果人類彼此像生活在空氣中一樣自然地生活在“仁義”之中，則應當是人類關系最理想的境界。反之，非仁非義的方式，一定是使人類不和、以至于使人類分裂的，最嚴重的情況就是人類之間發生戰爭，互相殘殺。　　

要具體說出“仁義”是何時何地產生于人類自己的關系之中的，這不但無法做到，而且是沒有必要的，這應當是一個無須證明、而它就存在的事實。我們觀察動物世界，發現動物之間，也就應有“仁義”的萌芽或者說最原始的存在。比如，群狼之能組成群狼，彼此必有一種起碼的親情友愛以及協作精神的存在。最好的例子似乎應當是秩序井然的像群、蟻群。即使是最會爭食的禿鷲之類，它們之所以能作為群體存在，彼此之間總有最起碼的友好關系，這就是“仁義”的萌芽。人類既然是從動物進化來的，當初作為動物群體所具有的這種“仁義”的萌芽，應當超過其它動物，這是它們能戰勝種種困難而生存發展，并且終于成為萬物之主宰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盡管在現行漢字繼承它而來的最古老文字甲骨文中，至今沒有發現“仁”字，而這“仁”字之意，在最早的中國人當中，也仍是一定存在的。到老子孔子以不同態度談論“仁義”，它作為明確概念的存在，一定已經很長很長時間了，但人們對它的理解越來越產生分歧。而到了戰國時代，發展到既有特別高揚“仁義”大旗的，如孟子，也有特別認為“仁義”虛偽無用而且有害的，如韓非子。到了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仁義”被確立了最崇高的地位，成為統治理論與方法即“帝王之術”中最重要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成份。現代以來，由于“打倒孔家店”的影響，人們對“仁義”一詞，有點感到左右為難，覺得雖不能說它好，而完全拋棄它又感到是否失之簡單。　　

縱觀孟子之書，我們感受到他的至誠至真，他的雄辯的風格也是來自他的這種了不起的真誠。他的真誠，就是對于“仁義”的信仰和推崇。他如何能有這般“浩然之氣”？大約有兩點，一是如上所說，“仁義”這東西，在人類社會中，本來是存在的，也確實是人類社會所應當需要、所不能離開的，只是需要不斷揚棄舊的內容、填進新的內容而已；二是孟子的時代正當戰國中期，天下的情況是人與人之間愈演愈烈的互相沖突以至殘殺，包括諸侯國之間、宮廷內外、朝廷上下、君子野人之間、父子兄弟之間，而孟子認為唯有“仁義”能夠糾正這一切亂糟糟令人痛心的現象，讓人間回到正常的與理想的狀態。所以，我們若是要說孟子錯，卻也不容易，因為那第一點的存在，我們不能否定，那第二點的存在，我們也不能不承認。　　

因此，我們不得不很認真的對待孟子。我們要分析，他是如何基于“仁義”在人類社會中當然的“客觀”存在與必要存在的，他是如何認為“仁義”能力矯戰國中期的時弊的，他是如何要求統治者行“仁政”的，他的“民為貴，君為輕”的實質與意義何在，分析了這些，孟子的歷史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他對現代人、現代國家、現代世界，是否還有用，也就能說得清楚。　　

一，真誠而雄辯的孟夫子　　

“仁義”作為“客觀”的存在與必要的存在，孟子這方面的話，有這樣一些，我們隨引隨加理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說的是“仁義”的表現）；……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這是基于表現而探討“仁義”）。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于是提煉出了“仁義”的必要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是探討“仁義”就在人的自心之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這是由此及彼，說明“先王”的仁政來自“先王”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進一步，從而揭示出仁政的本質）。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舉這生動一例，有力說明“仁義”的起源即在人的自身內心，又推而擴之，說明“禮、智”的來源也在人的自身內心。）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既然發現了“仁義”來源本在人自身的內心，就表現在日常親情之中，那么就明確這是“仁義”的基礎，以至于“智、禮、樂”這一切，都須扣緊這個“仁之實”來加以說明，決不離開這個“基礎理論”，很牢靠地抓住它，顛撲不破、毫不放松，將來闡釋“仁政”也仍是要從這里把文章做起，并且歸結于此。孟子就這樣給“仁義”學說一個堅實的人性論的基礎，同時，人心也就悄然被牢牢扣緊和束縛在“孝悌”上，將來的“忠”及其更大范圍的“禮、義、樂”之類，也就從這里催化、生長出來，牢靠而顛撲不破。這是一個多么精致巧妙而安全的結構，它也就把人心、把天下都囊括其中、一網打盡了，人們樂在其中手舞足蹈。）　　

孟子對于“仁義”的“客觀”存在與必要存在，還有以下這些言論，其大意已如上所析，無須再說；有意思的是，孟子把他的“仁義”學說，最后的歸結，也只是一個字：“道”，這就是由其“客觀”的必要的存在，而上升、抽象為最高的存在了：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朱子釋：自然之貴也）。　　

親親，仁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朱子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上升為最高的存在——“道”，雖較抽象，但它來自有血有肉的人自身與有感有情的人自心，所以它是確實存在而可理解的，不是虛無飄渺的。作為體悟、遵行、貫徹、維護“道”的君子，也就當仁不讓負有既定的使命。“道”，就像無形的命令，而為君子無條件地接收、服從。因此，孟子說：　　

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君子的態度是：有命焉，不謂性。就是說，以這樣的“命”為命令，而自覺擔當起體悟、貫徹它的責任來，至于“性”，可以置之不顧。什么是“性”？就是就是“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　　

然而，“仁”之“道”，雖然是君子的天命，從而自覺擔當起體道、行道之天責，但并不是每個君子都能“達”而不“窮”，這會影響到那天責的履行，對于君子，不免是一件痛苦的事，孟子教導君子們說：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已如上所說，是每個人都有的，君子也不例外。但君子如何仗著這人人皆有的“性”，就“不謂命”呢？這“不謂命”，不是說把那天之命令丟在一旁不管它了，而是說不論窮達，都擔當天命，是孔子的“君子固窮”之意。所以，朱熹認為張子的解釋“言約而盡”，張子說，孟子這句話的意思是：　　

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　　

就是說，君子對待“口、目、耳、鼻、四肢”能否得到較好的“味、色、聲、臭、安佚”，所抱態度是有則有，無則無；而對于體悟、遵行、貫徹、維護“道”，總之是當仁不讓、不論窮達、以“道”自任。孟子這意思比孔子的“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要積極和豪邁得多。“鐵肩擔道義”，“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這些豪言壯意，該是從孟子化來，而賦予自己時代的內容。　　

至此為止，我們似乎還挑不出孟子有何不對，只不過，他的不對其實已經悄然植進去了，“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就是關鍵的一句，關鍵就關鍵在“仁義”從自然的存在變化成了人為的存在。　　

二，孔子作為開山鼻祖的地位　　

孟子的“仁義”，其理論源頭，上承孔子的“仁義”而來，孔子的一些意思，他包括了，孔子未展開討論的，比如關于“仁義”如何從人的個體身心而來，又向著個體身心以外擴散開去，以至籠罩了君臣、社會、國家，真是充塞天地、容養萬物（如上一節所述），他展開了討論，使“仁義”之說終成體系，堪為治人者所用。　　

為具體起見，我們需要回顧孔子的“仁義”之說，以便與孟子的作一比較。我們依然采用隨引隨加理解的辦法，較為清楚：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　　

（孔子此言已經說到了“仁”的本源的存在，它就在人的“孝弟”之情親親之情中。所以，“仁”是自然的存在。但是，這自然的存在，好比是自在之物，它需要君子去“立”，去“務”，這樣，“道”才能從中成最大倍數生長。因此，“仁”，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人為的存在；當它被君子所發現，有意識地去“務、立”之后，它就成了人為的存在。“仁”就這樣從自在之物，變成了自為之物。它是以自然存在為基礎的人為存在，是以自在之物為基礎的自為之物，它的復雜性就在于這種難分難解、有意糾纏在一起。孔子這句話，可以說是綱領性的。正因為“仁”有這樣的復雜性，所以，因為它的自然、自在的存在，若簡單否定“仁”，是很難的，正如我們不能否定人自身；同樣，因為它的人為、自為的存在，若簡單肯定它，也是很難的，因為“仁”經了君子之手，其人為、自為性，已經無數倍生長，成為“帝王之術”的重要組成部份，“仁”就成了帝王時代歷史的產物，而不能為不屬于那歷史的現在與將來的人們所簡單肯定和搬用，要不然，就成了某種不妙的文化象征。）　　

確實，孔子這句話是綱領性的，他關于“仁”的另外一些言論，我們可以看作只不過是圍繞著這個綱領而發的：　　

比如，他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說的就是君子“務、立”的艱難。“仁”之本源雖是自然的自在的存在，要把它在人為的自為的高度上“立”住，不容易，就連后來被奉為“亞圣”的顏回，也不能做到自自然然心中充滿高層次意義上的“仁”，而需要不斷追求與保持，即使如此，堅持了三個月已經是最高記錄。這記錄，是孔子親自做、親口發布的，被記載在《論語》里。　　

比如，他說，“求仁而得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當是回答一定的疑問的，因為顏回能做到的程度不過是那樣，別的人對于“仁”在心中的“務、立”，其艱難更可想而知。所以，他回答說，“仁”不遠，就在我們自己心中，召之即來。這是回到“仁”的本源的自然自在的情況上，去重新體會它的存在，從而作為“務、立”的基礎。只要一旦覺得難把握了，就回到這原始的一點上，從心中去加以體會，以便重新獲得把握之感。這是指出了一條“仁”的修煉之路，是“心學”，也當然是后來“心學”的濫觴。　　

比如，他說，“克己復禮為仁”。這是把“仁”從自然自在的本源的樸素的存在，“務、立”到了有關其當代國家社會何去何從的問題上，離開那本源樸素親親之情的“仁”之“本”，真是高哉遠也。“仁”就這樣從自然之物，成了政治之物，也就成了孔子說的“小人”或孟子說的“野人”們望而生畏的東西，唯有“君子”們能夠懂得了。其實就連顏回也并不十分懂得的，他請教孔子，這“克己復禮”，到底該怎樣去做？也就是“請問其目”。孔子回答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樣，“仁”從自然自在的存在（孟子：親親，仁也），完全異化成了一種對于人的嚴格要求與嚴重束縛。　　

所以，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也就是人最后會被弄成這種木頭樣子（有必要時，也可以裝成這種樣子）。這種木頭木腦的人在活潑潑人的自然自在狀態中，在人的童年少年時代，本來很少見，經過那四個“非……勿”之后，就會被塑造成這個樣子。“仁”也就從自然的存在，成了人為的存在。自在之物，成了自為之物，這自為，“小人”或“野人”們是不會的，理論上說，只有顏回這樣的君子會，盡管是這樣的誠實君子，真正能做到的，一年之中也只有三個月，但畢竟，君子“務、立”的結果，就是把“仁”從自在之物，提升為自為之物，而高高在上了，并且，這開山之功，歸于孔子。　　

朱熹承孔孟衣缽，也是將“仁”作為自然自在之物，與作為人為自為之物，努力地融會之，而向著極端推去。這從他對于“克己復禮為仁”一語的闡釋可見。　　

他說：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　　

他也是從“仁”在人的自身自心中的自然存在說起，作為立論的基礎；不同的是，他把這自然之物，說成了“全德”，也就是很完備了，它完完全全地在那兒，并且是與生俱來的，是先天的；所以，又進一步，說這就是“天理”的存在，它就先天地在我們心中；然后，又與“禮”聯結起來，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于是一切都歸結到“禮”上來了。　　

朱子這口若懸河、眼花繚亂的述說，是一個三級跳：　　

一是把人心中確實本來存在的“仁”之意（無論是作為群體動物的親親之情，還是作為社會動物的親親之情），一下子說成了“全德”，這就已經悄然把“禮”的一切都運進來藏在這兒了；　　

二是把這“全德”，又上升為“天理”。人自身自心中確實本來有一種親親之情，當然也就是來自“天”，至少有其天生的一面，但是不是朱子說的那個“理”，而這“理”里面有些什么，又模糊與混淆了，也就不但把“禮”偷運進來，而且進一步藏好了；　　

最后，第三，亮出了底牌，“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因為“禮”，確實有著“節”與“文”的特點，但“禮”是否就是“天理”，是很該疑問的。一部《禮記》，給社會從天子以至庶民的不同人等規定著許多的等級與必須遵守的一切，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能隨便違犯，這是來自一種“理”，但難道也是來自“天”、來自我們心中，本來是我們的“全德”，我們必須無條件去“無己復禮”，去踐行四個“非……勿”嗎？　　

朱子是繼承了孔子與孟子的，所以“仁”從自然自在之物提升為人為自為之物，對于他，已經是不言而喻，是一個現成的理論的前提，他所做的，是做進一步闡釋，將這一切向前推進，融會到天衣無縫，說得更為圓滿。朱熹作為人才，厲害就厲害在這里，所以繼孔子孟子之后，他是“理論創新”的，“創新”出了“存天理，滅人欲”，也就是一個人只要到這世上來，就必須完完全俯伏在“禮”的下面。其實，這時候，人，及其“仁”，就完全地失落了。因為這思想成果，朱熹成了“朱子”。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