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上讀到一位先生的文章，說：“后世部分儒家，包括朱熹、康有為，從尊孔出發，亦侈言‘誅卯’，原因是儒學獨尊后，部分儒生擠進官場，情不自禁地想用手中權力，或借助統治者手中權力排斥異端，乃至政治上對手。忘記先師‘焉用殺’的教導。其下濫者借此為興文字獄者立論造說，推波助瀾，去先儒仁者愛人思想尤為遙遠。”　　

這位先生言下頗為“客觀，公正”。其否認有孔子誅少正卯之事，說只是荀子《宥坐》篇創造的故事。但從《孔子家語》看，言之鑿鑿，且孔子這樣的行事，并非孤立，其令右司馬殺齊國無辜侏儒一事即是。本文前面已經提到孔子說過“仁者愛人”的話，能說這樣的話總是好事情，不過，也要看到，那時并不存在這位先生言下之意的泛愛主義、普世之愛，人分等級是那時最鮮明的時代社會現象（因此被稱為“奴隸制社會”），儒家不但決不反對，而且是等級制的專門家，《禮記》就是他們的大經典。但一般說，“禮”也不是他們的原創，他們是記載著，維護著、推崇著。比如，《禮記》上說：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君之嫡長喪，殤車三乘。公之庶長喪，殤車一乘，大夫之嫡長喪，車一乘。　　

諸如此類，生老病死葬，什么都很有等級秩序，不可越制亂來。《禮記》中甚至記載了孔子的這樣一句話：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當然，這只是孔子對于楚軍追殺吳軍時某一細節的評論，上升到“禮”，歸結為“禮”，而加以贊賞。他真是“禮”的大專家。　　

由此亦可見，《禮記》這部書，雖然可能經過孔子修訂，并且孔門弟子在孔子歿后又有所增訂（里面記載了孔子之死的情況，所以一定是經過孔門弟子增訂的），但這部書確實不必是孔門的創作，它的內容以至它的前稿，早就是存在著的。　　

如今我們究竟要不要“禮”呢？事實上，“儒術獨尊”了幾千年，儒家之“禮”無所不在溶化在現實生活之中，其中有著合理的東西，即社會文明通常的最基本的一些東西。“禮”也不全是儒士們的發明，儒學在孔子之前就當有，孔子有其師承，“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主要是繼承和發揚“周禮”。但儒士們有記載、總結、規范、推行之功。　　

幾千年歷史長河浪淘著“禮”，凡是生活必需的通用文明方面的，都會保留下來，凡是早已過時的，就會被淘汰而去，凡是有悖人的平等的，就會受到人們的責疑和抵制。　　

本文正在討論的，是“禮”的真實歷史狀況的某一方面，涉及孔子以“禮”的崇高名義行其“誅殺”的事情，以至看到了齊國侏儒的可憐的死，還有少正卯之死的歷史謎霧。　　

所以，當后世人們，要以“禮”來糾正或彌補韓非子，比如東漢的王充，那充其量就只是些小禮，恰如王充所說，好比一個人總得要有衣有冠有履的出來見人才是。而“禮”之中，卻原來是包含了“法”與“刑”這些重大部分的，孔子擔任魯國大司寇時，就立即嫻熟地運用了起來，其跟隨魯公與齊公會見，臨時擔任外交職務，“攝相事”，下令斬殺齊國侏儒，其在國內當是在職的大司寇，已經成功誅殺了少正卯，很有威的，國中“設法而不用，無奸民”（《相魯》篇）。　　

在前面《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一文中，已經引用過《禮記》的一段話（《王制》篇）：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接下來的一句話也很重要，它給作為大司寇的孔子留下了臨機處置之權：　　

此四誅者，不以聽。　　

就是說，這四“殺”，是不用“三公參聽之”的，當然也就無須“以獄之成告于王”。　　

其中之第一殺，第四殺，不就是殺少正卯的充足理由嗎？孔子誅少正卯，真正不假是有他的“法律依據”的，不是臨時自編的理由。　　

從《禮記》這部大法來說，孔子殺少正卯不用聽取上面的意見，可以自行決定，“不以聽”，所以《家語》上就沒有記載孔子請示了誰，也沒有記載職級高于孔子的執政大夫的意見，也沒有記載魯公的態度，于是才只是記了那么一句話，“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確實，如果要請示匯報，哪有這么爽利？　　

所以，韓非子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法家”，其學說實際上是從聲聲言“殺”的“禮”中分化發展出來，加以了系統化理論化專門化，后世儒家如蘇東坡王船山竟好像不認得這個“叔祖”了，以至于痛罵之，卻不知罵到了“鼻祖”的頭上。　　

但是，作為所謂“其極慘礉少恩”的“法家”的韓非子，與作為魯國大司寇而加刑于齊國侏儒、誅殺大夫少正卯的儒家孔圣，區別又何在呢？　　

從形式上看，他們可算是沒有區別的，都高懸“法”，有“刑”在手（韓非子是停留在文字上，孔子是執掌過魯國的司法生殺大權），從內容上看，他們的區別就顯出來了，孔子是為了《禮記》所體現的那個等級森然、也秩序井然的國家社會（井田制是其經濟社會基礎），韓非子是替處在戰國時代的自己的國家韓國著想，要求能立足于“爭于氣力”的時代特點（井田制早已崩潰，到處土地兼并，國家之間也在兼并），來決定一切的國策，強化一些東西，去除一些東西，其中甚至把孔圣的徒子徒孫們列為國家之“蠹”加以排斥。本來同源的，就這樣變成了對立的。但畢竟，它們同源于“帝王之術”，朝不同的方向發展開去，最后又同歸于“帝王之術”，這就是它們既有似乎相同之處，卻又截然對立的原因。“獨尊儒術”之后，韓非子實際上被大一統的封建國家充分吸收，然而，卻沒有他的地位，也沒有他的好名聲，他實際上是成功地被儒們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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