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奸》《十過》的針砭　　

在談韓非子這兩篇文章前，先拜讀《孔子家語》第一篇《相魯》中的一段：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候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齊侯之所以“有慚色”，是因為在“禮”的大專家孔子面前，明白了自己的不懂“君子道”，而奉行了“夷翟道”，竟然安排侏儒俳優前來獻丑以盡余興，真乃“有損侯格”。　　

那可憐的侏儒，竟就這樣禍從天降，被斬得“手足異處”，死得很慘、很冤。　　

我在《對韓非的批評以至于罵》一文中，引用過蘇東坡指責韓非子的話：　　

敢為殘忍而無疑。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不幸的是，這些話，移用于下令斬殺無辜侏儒的孔子，每一個字都是十分恰當的，真令我驚訝、惋惜，而不由得深思之。　　

若移來司馬遷評韓非子那句名言，用在此時此地的孔子身上，大約也能算是很恰當的：“其極慘礉少恩”。　　

當然，還可接著舉出《孔子家語》的第二篇《始誅》來，孔子誅少正卯也是那樣很堅決、毫不含糊的：　　

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　　

眾所周知，孔子講“仁者愛人”是很著名的。這與上述情況之間，應當說是天壤之別，很矛盾，該當如何解釋？　　

孔子誅齊國誅儒，他說了理由，很令齊侯有慚色；孔子誅本國的少正卯，也說了理由，認為少正卯是“大惡”，而他作為魯司寇，所行是“君子之誅”。原來，君子也殺人的，從毫無身份地位可言的誅儒，到身為魯國大夫的少正卯，都可以殺，只不過“君子之誅”，是天經地義，不可以指責的。　　

那么，為何韓非子出于拯救岌岌可危的自己的祖國，針對國家社會的種種亂象，而大聲疾呼，要求國君“法不阿貴”，以“法”而“一民之軌”，為何就不可以呢？韓非子的那點“戰時緊急法”的色彩，今日讀來，一點也不過份，都是當時很糟糕的國情所逼而產生的可以想象的應急措施，要真能辦到，韓國不至于數年之后就成了東方六國中的第一個亡國之國。而韓非子的著作中體現出的“法，術，勢”的一整套理論，對于封建集權統治的國家，無疑是真理，要不然何以實際上被奉行了兩千多年？強主，雄主，都是外儒內法，雜王霸道而用之的。所以，蘇東坡對韓非子的指責，如果是借題發揮，則另當別論，否則，那就是很不對的。我以為歷史的結論應當是這樣。　　

暫置孔夫子，且說韓非子。其《八奸》篇是對于“人臣之所以成奸”，列出了八種情況：　　

1，在同床。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2，在旁。優笑侏儒，左近近習。……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3，父兄。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　　

4，養殃。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　　

5，民萌。為人臣者，散公財以悅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　　

6，流行。人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　　

7，威強。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　　

8，四方。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群，使之恐懼。　　

八條之中，前五條，是關于政治與生活腐敗方面的，可算是某種通病和常見病。而后三條，大約該算是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特點，其第五條是利用“辯士”鼓吹“流行之辭”，第六條是豢養黑社會，第七條是與大國勾結。韓非子目光犀利，直陳時弊，抓住了里里外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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