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權》篇開頭一句是：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清代王先慎注解說，“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可見，天之大命，四時也；人之大命，國家也。　　

人類像《伊索寓言》故事里《需要國王的青蛙》們一樣，從一盤散沙，到有了國王。國家有大臣，國王與大臣之間又產生著復雜微妙的關系，無窮無盡地演繹著其中的故事。　　

《揚權》篇的文氣與肌理，是從《有度》、《二柄》一路而來，而作深入一步的探討。　　

承上說了一句“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之后，來了最精彩的一句：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　　

這是對闡述多次的化道為權之說的一次升華，呈現出一個去除了哲學原味的政治理論綱領。　　

其結果，就會出現很好的情況：　　

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　　

天下歸于恬淡無為，上無為，下亦無為。也有點儒家“大同”之說的意味。這該算是道家圣人的理想，是由“無為而治”的必然世界向其自然世界的演化。體味起來，這與儒家圣人的理想相比，意味不大一樣。一個是終于返樸歸真，是莊子的、陶淵明的世界，一個是終于“克己復禮”，由“禮治”之必然世界而進入其自然世界。至今，中國古代的這兩種理想之圣境，都沒有能實現，或者都仍在自己的旅途之中。　　

說了這層意思之后，下面并無多少新意，仍是講“用一之道”，講“執一以靜”，講“使名自名，令事自定”，講“圣人之道，去智去巧”，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往下講，又有了些新意，說：　　

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什么是“聚”？曰：　　

黨與（羽）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羽）不具也。　　

這不免讓人想到能“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敢于放手發動群眾”，而不怕群眾的“聚”，或者說竟能以群眾的“聚”，去破韓非子說的那種“聚”，真是一種很不同的思維，與古代的韓非子是大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韓非子說到了“黨與”的問題，這就說到了君臣之間宮廷內外最微妙而緊張的關系上，所以說到了：　　

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真是緊張得很啊。其前后還說到了：　　

腓大于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后。　　

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　　

這些，都反映著戰國時代國家內部君臣關系的空前緊張，所謂：　　

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這些陰森森的文字，兩千多年后閱讀著都感到冒冷汗。這些，就是《揚權》篇提供的新意，向我們進一步展示著當時政治的某種殘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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