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談日本問題
　

    一、日本的來源。“在伏羲神糯炎帝大九洲時代，東北亞就已經開始成為中華開拓美洲的中轉站，操長江流域糯語的人們早已遍布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庫頁島、北令海峽廣大地區。”（見《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第八章一 荊楚文明的古老因子和域外聯通）“日本民族的來源，最古老的應為糯民，‘大和’也就是‘大糯’、‘大禾’，水稻是也；后糯民分化為夷（黎），如淮夷、徐夷等；夷進一步分化后成為百越、百濮，細說起來就更多了。百濮好水，多向海洋，去了東南亞。在西南文明文化進程中，各民族的族稱也是一種歷史的、動態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蠻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東爨、西爨、烏蠻、白蠻、羅羅、摩些、盧蠻、金齒……層出不窮。所以有日本學者研究說日本民族來源于云南的少數民族沒有錯，如彝族、哈尼族、傣族等；說日本民族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后代也沒錯，兩者之間多有相通；是淮夷、徐夷的后代沒錯，古就有‘浙商通倭’一說；說日本民族是徐福的后代也沒錯，歷史鑿鑿；說是來源于中亞一帶游牧族也沒錯，因為北方民族也是上中古長江流域糯民向北方擴散演化而來的游牧族，總之是萬變不離其宗。”（上同）

    由于東北亞是上萬年來中華先祖開拓美洲、北極圈的中轉站，人類早期活動頻繁。正因為是從中華大陸的不同時代的不同地方而來，在日本列島上形成眾多小的聚落。到公元1世紀，日本各地有100多個小國，其中有的與東漢建立了外交關系，小國逐漸向大一統發展。后來模仿中國建立國家統一制度，用漢字創立日本文字，以漢唐為藍本國勢逐步強盛，中華情節越來越顯，華夷觀念根深蒂固。近代雖被美國炮艦扣開大門，卻因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對中華并東亞、東南亞國家形成巨大威脅與災難。

    二、大和民族的中國情結和“尊王攘夷”觀。從人類的起源來說，全世界的民族都由中華長江流域的原始宗族擴散分解到世界各地衍生而來；從女媧、伏羲到炎黃、蚩尤、夸父到堯舜、鯀禹再到中華大近代——三代（夏商周）至近代，東南亞、東北亞的中華族種、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而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的中華文明、文化彰顯。隋唐時，日本派遣大量唐使（注，遣隋使日本亦稱遣唐使）來學習中國文明文化，經過“大化改新”，日本以唐朝律令為藍本，參酌日本舊制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完善日本統治制度，奠定日本國家發展路徑。從此，日本“唐化”后大中華情節油然而生，“尊王攘夷”觀念根深蒂固。日本認為蒙古為夷，元為夷朝而據有中國，是可忍孰不可忍；唐朝亡于內亂無奈，宋朝亡于夷，故日本雖與宋友好，卻不與宋建立朝貢關系；日本也有內亂，但日本從來沒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國不能亡，這樣，在大陸成為少數民族政權時，日本就理所當然要承當起“神州”、“中國”來，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成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元與南宋交戰，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日本，都被斷然拒絕；南宋滅亡時，元又遣使日本，日本竟然殺之。忽必烈征日本文永之役失敗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發兵征日本失敗，數萬元軍被俘，日本將其中的南宋降軍甄別出來，視為“唐人”赦之不殺，而將其它所有“靼虜”屠戮殆盡。明朝能“尊王攘夷”，將蒙古人趕到大漠里去，又得到日本欽佩。明成化年間，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自稱日本國王，兩次遣使入貢。至清代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插曲（參見《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226-245頁。轉引自《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一卷）：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 日方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雙方陷入僵局；李鴻章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團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方面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并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甲午戰爭前后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亦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日本軍隊所發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稱為是“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日清戰爭實記》，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親率的第一軍在東北所發布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詳見《日軍跨過鴨綠江 ：為“驅除靼虜、恢復中華”？》 ）歷史上，朝鮮、韓國、越南等中華原領土或藩屬國也曾以自己屬于中華為榮，尤以日本的中華情節為烈。

    三、近代日本由對中華仰慕到殘虐的轉變過程。日本有過兩次文明開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謂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維新”，謂之“歐化”。唐朝國力強盛時，秉承秦漢雄風，推崇尚武精神，“唐化”的日本將尚武繼承張揚。渡過近千年宗教黑暗中世紀的歐洲近代迅猛崛起，進入全球殖民擴張階段。同樣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中國和日本，中華“戊戍變法”因滿清遺老阻遏必然失敗而走向沒落；日本則因“明治維新”的成功在吸收西方侵略擴張的性質上將尚武精神惡性膨脹開來。

    日本最早的古文獻《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是“唐化”后的產物。在這兩本書中，日本民族形成以天皇為中心的統一理念，歷史意識也從“唐化”中開始覺醒：民族意識和國家主義的上揚使得神道思想、神國學說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得以確立，并逐漸居于主導性的優勢；“唐化”的外流文化學習被“和化”的本土文化優位所取代，日本傳統文化發展史中的儒主神從、佛主神從逐步轉到神主儒從、神主佛從等文化發展階段。 直到近代，日本學者倡導國粹，張揚民族精神，認為經過“唐化”和近代“歐化”的日本文化，在大陸（中國）又被“夷難”之時理所當然成為“世界的世界”文化，日本成為“神道”國家。 日本對清就如對元，不認其為中國，日本反而要以中國自居。由此，日本收留中國抗清志士，支持鄭成功抗清，支持孫中山革命。日本人不少人追隨孫中山革命，因為孫中山舉起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這就是日本人眼里的“春秋大義，尊王攘夷”。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日本著名人物宮崎滔天，還將自己追隨孫中山的經歷寫了一本書，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同樣，在被迫臣服滿清后，朝鮮李朝仍視滿清為“犬羊夷狄”，稱清帝為“胡皇”、清使為“虜使”，蔑視和朝貢相生共存。

    面對西方白種的入侵，東亞興起“黃種種族革命”，日本是“大黃種主義”或曰“大亞洲主義”的推動者。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在《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一文中闡述，戊戌年間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就認為日本為報答濡漢化之恩，有義務招架住西方，以便讓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這就是著名的“保支論”。百日維新末期，伊藤博文造訪北京，不少人提議聘請其當中國的首相，這就是大亞洲主義的體現。日本要人更是呼吁日本當局要盡快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大對決做準備。日本一些人非常急切：既然蒙古人、滿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中國，為什么在武和德兩方面比他們好得多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中國，反而要等著西方列強來瓜分呢？ 這個時候日本人近代擴張的天下觀形成：征韓取滿入主中原，稱霸世界。

    日本征韓念頭由來已久，“大化改新”時曾征韓，結果與唐朝一戰失敗；豐臣秀吉剛結束日本戰國時代便征韓，結果與明朝一戰失敗。日本“唐化”的天下觀，還是以中國為中心：元蒙據中國，日本不承認；明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日本又回到中國天下觀；滿清入關，占有中國，日本又不承認，遂以中國自居。日本人認為，經過日清戰爭，“唐化”便告終結，如今，他們不僅不稱清朝為中國，甚至連“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中華民國也不是中國了，而是根據梵文和英語，改稱中國為“支那”。

    “支那”一詞原為中華長江流域種植水稻的糯民的自稱“粳糯”經上萬年泛演而來：“中華長江流域農耕民族最早種植糯稻，從而也稱自己為糯民。后來又發展了粳稻，“粳”古音又讀“缸”，于是粳稻又稱“缸稻”，糯民又有了粳民、缸民之稱。從“糯民”、“粳民”、“缸民”到“夷”到“百越”、“百濮”再到后來長江流域眾多民族，再由這些民族的遷移擴散到中華各地再到全球。”（引自《流波就《源》一書的出版答記者問》一文）“在希臘語、《舊約全書》里，蘇美爾就是“Shinar” ，可譯為“蘇那爾”或者“西那爾”，也就是“粳糯”、“China”、“支那”，或“示拿“、“希臘”等，蘇美爾人就是地道的長江流域的水稻農耕粳糯人。”（引自流波《鐵肩擔道義 憤然鑄文批》一文 ）因此，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人的“支那”或多或少已經帶有輕薄之意是無疑的。而日俄戰爭的勝利，更是激發了日本文化的擴張意識，他們認為，“唐化”不行，“歐化”也不行，在軍國主義大旗下的戰爭勝利加快了日本文化的“神道化”，自認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神的國度”，由此走上將更進一步殘虐中華、禍行東亞、東南亞的侵略戰爭不歸路。甚至于在二戰戰敗后，日本還稱中國為“支那”，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當時的政府曾要求其改稱“中華”。日本人說，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就是“夷”了么？可見“華夷之辨”在日本民族的心結里有多深重，日本的“中國”心結歷史上走了一條由“唐化”崇拜到“歐化”殘害的逆反過程。

    四、中國近代落伍分析。當然，如果中國的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的繼續強盛將遏止西方的近代殖民和日本的惡性膨脹，但歷史是不能改寫的，后來的這一切猶如天數。

    1、近代中華落難，天數已定。中國的戊戌變法能不能成功呢？我認為是基本不可能的，因為滿清遺老們也清楚，改革的命運必然是滿清的退出歷史舞臺，先進上萬年來的中國之近代的悲慘命運已有天數： “國際上，一是歐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發出的無窮能量，這股能量帶著人性的野蠻與擴張，就象一條餓極了的猛獸沖出了牢籠，它虎視眈眈，用古希臘羅馬精神武裝頭腦，以中華科技文明為先導，帶著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蹤著阿拉伯人的退跡，拉起海盜式的風帆，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掠奪與殖民：非洲成了販運黑人的奴隸場，廣大黑人被當做畜牲般捕捉槍殺；美洲的原有居民（實為中華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驅逐屠戳，慘絕人寰；印度、東南亞諸國已被搜括的遍體粼傷。二是西歐借鑒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西方的社會結構，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工業革命使歐洲向著人類近代文明迅跑，這為歐洲能最后掠擊自人類文明以來一直執文明牛耳于前的中華大國奠定了經濟的軍事的基礎。三是美國獨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羅斯由蒙古金帳漢國下的莫斯科公國成倍的擴張開來，日本因‘明治維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發展成張狂的國家，這幾個掠奪成性的帝國的形成，從國際背景說來，中華大國的厄運是在劫難逃了。國內，從表象上看，到17、18世紀，中國經濟還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國在與西方的對外貿易交往中，還基本是中國產品輸入它國的占絕大部分，西方卻還拿不出象模象樣的中國比較需要的東西輸送到中國來，于是英國就從印度偷運來鴉片，林則徐禁煙，才導致了中英鴉片戰爭。其次，由于國內的農民起義和民族戰爭而形成滿清入主中原，這是導致中國近代最終走向落后的內質原因。這個意思并非說因為建立了滿清國家政權就一定會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說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滿清國家政權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國走向落后的諸多不穩定因素。其一，正當歐洲資本主義滾滾向前之時，中國的明末農民大起義誘發了滿清入關，這種農民起義與民族戰爭不似歐洲近代的農民起義旨在徹底摧毀西歐舊的農奴式的封建割據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會，而在于推翻一個舊的封建政權后又建立一個幾乎相似的封建政權，而且這個政權的建立是由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來完成，其艱巨性、危害性和破壞性更大是顯而易見的。清軍對當時世界上最美麗繁華的蘇州城的毀壞性攻擊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滿族在各方面相對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崇拜，勢必進一步掩蓋中華大國相對后發起來的歐洲發展有所停滯的內質，使中國進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國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國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約4歲，而彼得能化妝到西歐考查并高價買回工程師，但要求康熙有同樣的舉止卻不現實。其三，滿清遺老是近代改革圖強的伴腳石。浸潤著中華文化同樣被殖民奴役著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殖民擴張之路，并最終成為傷害中華民族最為慘烈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而告終，最主要原因是滿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遺老們認為這種變革首先就是針對滿清而來，就當然要以全力進行阻撓與破壞。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李自成個人的悲劇造成了中華民族近代的整體悲劇。”（引自流波《 談談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

    有人說，西方文明是侵略擴張性，而中華文明則是保守和諧，才有近代東西方文明的勢力顛倒，這個是表面現象。歷史的沉積是：由于近代前的中華一直是人類的領跑者，距今兩千年來概莫例外，再上溯就更不必說了，古兩河流域、古尼羅河流域、古印度的文明都是中華人種所為，就是歐洲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也正是中華大禹、伯益家族所創；就拿羸弱的宋代合肥地方的大冶鐵廠的工人人數就相當于當時英國倫敦的人口數，明朝鄭成功下西洋的艦隊最多一次人數同樣比當時地中海明珠——威尼斯的整人城市人口還多，艦隊所到，所在地國家整個都在發抖，好在不是去稱霸而是去發展友誼，可見發達與否，完全不成對比，所以中華才是天下中央之國，直到晚清GDP還幾乎占人類的半數。由于三代以來中央對周邊形成蠻夷戎狄概念，世界其它地方更是荒蕪苦寒之地，根本不值眷念；而從千年黑暗中走出的苦寒之地歐洲人早就幻想著東方的美麗財寶，當中華突獗族截斷陸上絲綢之路之時，才有了所謂的哥倫布發現美洲——其時中華同胞殷地安人已經在此開拓了近萬年，歐洲近代蠻夷殺我殷地安同胞建立了美國、加拿大等近代國家。再拿近代俄羅斯的擴張：先前為中華蒙古金帳汗國下之莫斯科小國，明朝建立，蒙族勢微，分化內融；及到滿族入主中原，西伯利亞形成真空，俄羅斯族才順勢東移，滿族占中原心滿意足，對俄族布滿苦寒之地心無介意，造就俄羅斯成為今天陸地面積最大國家。

    2、蔣介石畏日如虎將日本鼠膽培植成虎膽。有人說蔣的不抗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其實不然。蔣介石對日基本就是無論勢態輕重，畏之如虎，放任日寇猖獗。還在他北伐到山東，由于他對日一味退讓，日寇暴行造成“濟南慘案”。1928年初，南京政府組成4個集團軍近百萬大軍發動了針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第二次北伐戰爭，4月，以蔣系中央軍隊為主體的第一集團軍20多萬人攻入山東。山東自清末以來一直被日本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蔣政府是親英美的，日本政府為阻止北伐軍隊進入山東，自4月21起，與山東軍閥張宗昌勾結，陸續派出以第六師團為主的3千多軍隊進入濟南。 5月1日北伐軍隊占領濟南，日軍借口保護僑民，派軍四處尋釁，殺害第一軍第二十三團營長阮濟民等數人。面對日軍的暴行，蔣介石下令軍隊不準抵抗， 日軍輕而易舉解除北伐軍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裝，并殘酷殺害蔣介石特派的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及軍民1千多人。蔣介石如此軟弱，日本人得寸進尺，蔣本人逃出濟南，并下令20萬北伐軍“忍辱負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 日軍占領濟南后肆意殺人搶掠，奸淫婦女，中國軍民死傷8千多人，這簡直就是東北不抵抗大撤退的預演。

    看看蔣介石在日本發動占領東北戰爭前后對日的畏懼言論，東北的悲慘結局和中國后來的河山破碎就可想而知：

    “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1931年9月 ）

    “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 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 月）

    “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 —— 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 蔣介石，1935年底，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

    在蔣介石這樣無能莫名的國策下，日本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就得到了東北——一塊再發動全面戰爭的寶地。近20萬東北軍（平津一帶還有東北軍11萬主力部隊，可以迅速回師關外）面對東三省日正規軍只有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6個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和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居然一槍不放就退入關內，這是世界戰爭史上曾沒有過的事例。日本如此方式輕易得到東北，才具備了發動大規模全面侵華戰爭的能力，同時也迅速拉大了中日兩國國力的差距。僅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制炮廠連同15萬余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250余門大炮、2300余門迫擊炮、260余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而中國1932—1936年兵工署直轄各兵工廠總共生產32.5萬余支步槍、3497挺機關槍、976門迫擊炮、進口75毫米以上大炮約150門，1937年中國空軍只擁有600余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300余架；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5億元之多；而中國32—36年的財政總收入也不過只有30多億元。

    今天許多無知者還捧蔣介石為抗日領袖，罵共產黨不抗日，連日本人都感到十分震驚和竊笑，中國的悲哀不就是這樣漢奸思維的人太多么。近幾年，美國西方不斷拋出“中國威脅論”，有心的日本坐不住了，于是有日本人以旅游為幌子走遍了中國的城鄉，調查后寫出報告：中國民族精神又基本喪失、思想混亂、文化意識淡泊、社會普遍腐敗、敵對間諜遍布……可惜，今天的日本不是當時的強勢了，否則……

    五、化解中國心結，日本回歸中華。歐化后的日本對宗祖民族的殺戮當然是決不可饒恕的，中華必須對逆子進行最嚴厲的門戶清理。縱觀日本歷史成長過程，剖析大和民族心結，總結近代慘痛教訓，日本出路回歸中華。

    1、“大和”也即“大糯”，長江流域農耕水稻民族是也，在湖南寧鄉發現的四面“大禾”青銅鼎，印記著上萬年來糯民的輝煌。“大和”也是“大團”，就是中華大陸各路開赴美洲、北令海峽的人馬相會形成的族團。距今萬年左右，世紀大洪水讓海平面上升，形成日本列島；但中華開赴美洲的大規模遷徙直到距今3000年的周武王攻破商之首都朝歌，沿海幾十萬殷商軍民經海陸赴美洲，所以今天的美洲原住民被稱為“印第安”（應為“殷地安”）人（其實是他們各自打招呼時要先向自己的祖地——殷商問好，“殷地安好嗎？”，結果被哥倫布誤解）。其中不少又經日本列島、白令海峽、天之浮橋島（千島群島）前往，一些留在日本。總之，大團族群形成大和民族，相對安靜于扶桑（富士），學習漢唐制度建國，大中華情節油然而生。

    2、日本在漢化、唐化的過程中，國力相對強盛，開始覬覦朝鮮半島，一次敗于唐朝，一次敗于明朝，敗得心服口服；但對北宋不能“尊王攘夷”十分不滿，對南宋亡于蒙古蠻夷痛心疾首，從此要以“中國”、“中華”、“神州”自勉。從此中原是正統漢族政權，有能力制夷的才來拜結納貢。元朝雖然橫掃亞歐大陸，卻幾次對日本的進擊都以失敗告終。日本想，你個蒙夷都來坐了中華天下，是可忍熟不可忍。

    3、日本的中國心結在滿清入觀后又受到極大的刺激，心想，我日本就從來沒被蠻夷們所制，而現在的中國怎么了？同時，另一個內心的痛處也冒出來：相對中國，我雖然不斷的要看不起蒙夷、滿夷，但實際上，難道我們又與蒙族、滿族有多大區別嗎？我日本相對中國不也是蠻夷嗎？說白了：日本之所以要把“中國”看得如此之重，其關鍵在于自己在瞧不起蒙、滿之時，自己是不是也是邊緣化了的夷呢？所以日本在與清簽訂條約時發生不愿意滿清用“中國”的字面，其“華夷之辯”心結之重的確超乎想象。

    4、而隨著歐化的進行、近代對中、俄戰爭的勝利，甲午海戰后從清得到的巨大戰爭賠償和割地，使日本中國心結的陰暗部分完全開始向惡性膨脹發展，對中國也是由歷史上的仰慕、維護完全轉變到要去蹂躪、掠奪、占領的野心里去，而西方的瓜分更加快加深了日本的這種步伐。

    5、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由于中國當時的混亂局面、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對中華民族犯下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而戰后由于美國、西方分贓不均、美蔣日又聯合起來對付紅色共產主義而又沒有讓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賠款，更是讓今天的日本還在錯誤的思緒中潛行；美國對日本的原子彈攻擊表面上當然讓日本完全臣服，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又讓日本看到了以前曾經無限景仰的中華：朝鮮半島阻遏美國、西方最強惡勢、珍寶島抗擊霸修、青藏高原修理印度摧枯拉朽……中央之勢有如紅日東升。

    6、由于幾十年思想上的頹廢，毛主席時代的民族精神消失迨盡，美國西方又開始覬覦中華，日本對華不屑心態又開始顯露。本來中國政府要牢牢抓住收回琉球、重提戰爭賠款這樣的制高點，卻還妥協到搞出個什么東海問題的勞什子共識原則來了，真的無語。蔣介石政府受制于美國放棄了要日本戰爭賠款當然是賣國；毛主席時代從當時背景出發政府不提賠款但不放棄民間賠款是策略，今天再強烈要求日本戰爭賠款是懲惡揚善天經地義。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孽必有報應的一天，奉勸日本邪惡者改邪歸正、放下屠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要再與美國、西方的邪惡勢力相勾結；如果再奉行殘害中國、不屑中華祖族的行為、政策，老帳新仇必然并發，必將點燃起中華民族復仇的熊熊烈火，化日本于灰燼。

    六、中華目前對策

    1、中華民族乃人類祖種祖族，其它族類都由中華宗族所衍生；中華民族自文明發端以來引領人類文明直到近代，一百多年的落伍相對萬年先進文明只是長江奔騰的一小節洄水渦，中華文明的現代發展就是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中國必須重新擔當起人類和諧、健康、文明發展之路。

    2、從上到下各級各行都必須走出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的是非顛倒、弱肉強食的思想觀和文明文化觀，尤其是今天的宣傳、教育、新聞、出版等思想、文化領域要脫胎換骨，要正本清源宣講中華文明文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絕對主導地位這樣的事實、史實，要徹底洗刷因近代中華劫難而被曲解的引領人類上萬年的中華文明，恢復其本來的先進和諧、天下為公的本質，這也是人類社會正當發展的必然。

    3、走出“韜光養晦”的自我束縛的窘境，從大義大理上向日本提出戰爭賠款問題、琉球歸還問題、政府支持民間向日本索賠等。

    4、要加強國家安全意識，做好大打、打核戰的準備，和平不是一味的忍讓能得來和能維護的，蔣介石對日寇的最大限度的忍讓得來的就是日寇對中華的最大程度的殘害；不能讓“GDP”、“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等這些概念迷糊了心智，聽憑西方的意志或自己制訂政策、法律來殘害自己；不能是非不分、敵我顛倒，讓西方敵對勢力、國內外反制勢力橫行中華、鼴鼠遍地，而自覺地維護中華、為中華復興而戰的左翼倒成為政府的打擊對象。

    5、想當年主席雄風震蕩，五洲朝覲，朋友遍天下，日本心傾、蔣介石最后也想回歸。今天，《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http://www.weiweikl.com/LBWH47.htm）橫空出世，從理論上澄清事實、正本清源人類文明文化發展史、破解近代“西方中心”謬識、恢復中華歷史本來面目、指明人類今后發展道路，重振中華全球一統大九洲文明文化大同世界。也指點大和民族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日本唯一出路就是“脫歐”換骨、回歸中華。

             201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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