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
我讀《韓非子集》中的《亡徵》篇,掩卷而認為,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就是說,他在他的時代社會里,是知識分子中一個很正常的知識分子,所不同的是,他很正直,他很愛國,他對于如何救國,如何強國,對于如何在每天激烈交戰的戰國形勢下圖生存、謀發展,形成了并且向他的國家呈上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這一整套看法,不是靈機一動,不是東鱗西爪,而是有他的哲學基礎,有他的嚴密邏輯,有他的事實依據,有他的分析綜合,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紙上談兵,不是聳人聽聞,不是躲在陰暗角落里的詛咒,不是別有所圖的誤導,是光明正大,是慷慨陳詞,是坦誠相見,是一片赤子之心。我簡直不能明白,何以人們一提到法家,一提到韓非子,就好像面對著一個偏執的、蠻橫的、特別兇惡的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一種思想家,不如說他是一種不可理喻的狂人,是古代法西斯的鼻祖或二號鼻祖,他永遠危害世界,他是世界人類之大敵,對他應當世世討伐,永遠摒棄,時刻警惕。
鄙人這番言詞噴涌而出,最近的是受了蘇東坡王船山“批韓”言詞的刺激,他們對韓非子的惡感,是那樣不能實事求是,實在令我驚訝。看來從古到今有一個綿綿不絕的堅強的思想,其選定而必欲討伐之的對立面,就是以韓非子為集大成的這一派的思想學說。從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勸說商鞅的趙良,到與王安石對立的司馬光,到蘇東坡的《韓非論》,王船山的《非韓篇》,到說商鞅是“早期法西斯學說”,并把王安石歸為商鞅一路譏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林語堂,自古以來確實有這樣一路很堅強的思想。
蘇東坡是我最崇仰的古代文學家之一,他的字里行間的人格風度令我傾倒,即使他這樣未能實事求是看待韓非子;而王船山是我久仰其名的古代大學者,總是被我們的書籍列為“唯物主義思想家”。他們何以會對韓非子抱著那樣切齒而不齒的態度呢?我不能不聯想他們個人的經歷,心想他們在他們的時代國家社會一定深受了“法度、刑法”之苦。
殊不知韓非子之后的兩千多年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的某種酷吏與酷法的層出不窮,并不就等于韓非子本人和他的學說,也并不就等于正常的“法度”對一個國家社會就不需要。只要是一個國家,總是離不開“法度”二字,只不過會有著多與少、松與緊的區別,也有著這多少與松緊是否正確的問題,是好是歹都會涉及到具體的官員與百姓,是禍是福也在其中隨波上下。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在歷來儒家經典中,歌頌了一萬次的最仁義最完美的上古時代,不是也有什么“五刑、贖刑”之類嗎?不是也有什么“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流兇族”之類嗎?煌煌《史記》開篇之《五帝本紀》,就向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幅絕不純粹仁義的圖畫,是很折騰、很厲害的呢。
總之,什么“法度、刑法”決不是韓非子所發明,而是由來已久,是至少自三代以來國家社會古已有之的東西。但在切齒般的痛罵中,好像那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韓非子是最可恨的,在他之前的商鞅之類,當然也不是什么好鳥善類,而韓非子引老子“無為”哲學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因此老莊也就成了痛恨攢射的箭靶。這是一筆多么大的糊涂賬!這才真正是偏頗的、偏執的、不正確的。
趙良勸說商鞅從變法圖強之路上退下來時,說過這樣勸告的話:“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這分明有著道家的氣息。認為蘇東坡這人是“以儒學為準繩,而骨子里則是一個純然的道家”,林語堂也說得極帶欣賞的意味。可是蘇東坡在“批韓”時,卻把老莊說成是造成韓非子這一路的禍根,可見蘇東坡對韓非子實在是切齒。
是的,韓非子是所謂“法家學說之集大成者”,因此把身所受朝廷“法度、刑法”之害的不幸與痛苦,就都朝著韓非子傾潑,而高高舉起儒家的“仁義”的旗幟,這當然是很妥貼很安全的,可是古人韓非子就這樣被埋汰著,也實在是有欠公允啊。
對于蘇東坡為何會對韓非子切齒痛罵,人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就是他深深卷在朝廷的派別對立與傾軋之中,他有他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他并且也是一個真誠直率的人,決不隱瞞自己的政見,動不動就把自己的看法寫給朝廷。于是他在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對立中,站在司馬光一邊遭受過主張王安石變法的朝廷的罷黜排斥。后來當王安石一派不利而下臺,他也曾運用到手的政治權力,力糾王安石變法。他認為他是為朝廷、為天下蒼生。他是一個正派的人,天下蒼生的確很苦,王安石變法的好心好意也不見得收獲好的結果,他決不贊同王安石變法,政見完全不同。但他又與自己追隨的司馬光發生歧見,他認為有些變法可以適當保留,這就又遭到排斥。而隨著宮廷勢力的變化,王安石一派又曾得過勢,但王安石并未回到朝廷。如果說王安石是個君子,那么這些后來者是小人居多,只知實施打擊報復,這也有點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機械作用,以至于蘇東坡竟然被捉進監獄近五個月,小人們的奏章上要求殺他的頭,總算神宗皇帝對蘇東坡有好感,這一關得以過去,結果是被遠貶黃州。蘇東坡后來在繼續的打擊下被遠放海南島,在當時簡直就相當于上古時代的“流兇族”了。所幸蘇東坡天性樂觀,隨遇而安,在海南島仍然過得不錯。當他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或許又要回到朝廷執掌大權時,他不幸病逝,如果一直呆在海南島,就不會有數千里的奔波辛苦,怕還不至于會過早去世,這是很可惜的。蘇東坡處在北宋末年,他去世后二十五年北宋滅亡,北宋末年的政治社會情況,后來被寫在《水滸傳》中,假如蘇東坡讀到《水滸傳》,也只能一聲長嘆,覺得不知道北宋的覆亡應該怪誰,總之還是要怪王安石,林語堂就是這么認為的。
大約,范仲淹、王安石好比醫生,面對的大宋朝好比一個病人,他們要把這病人治好,范仲淹試了一陣(慶歷新政),下去了,幾年后,王安石又來,他用的藥更厲害,一下子投了十味大藥(均輸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一下子似乎也用得太多太猛了些,但他說不這樣治不好。結果呢,服藥之后病人渾身抽搐,體內相反的力量跟這十味大藥相對抗,內部病菌活躍,外部寒熱侵襲,于是這個病人死了。現在,林語堂為代表的看法是怪罪王安石。確實,如果不是后來這個兇猛的醫生,病人可能倒會多活一些時候的。但也許呢,如果沒有這個醫生來,病人早就死了,可是人們無暇這樣去想、去聽。
如果《水滸傳》竟寫到王安石這樣的人,那倒要看看作者是個什么說法呢。(《水滸傳》作者雖然冠名施耐庵,卻也就是最普通而廣大的人民。因為《水滸傳》的基本素材是宋元以來民間口頭上流傳下來的,《水滸傳》也沒有改變素材的基本思想政治傾向,即人民性。)
不過,在《水滸傳》開篇中是提到了范仲淹的,《水滸傳》中寫到的大小官職,都符合北宋的實際情況,說明作者全面觀照與研究過當時的北宋朝廷,只是他對朝廷主要寫的是高俅蔡太師之流及其后面的宋徽宗,這些腐敗荒唐而無能的家伙把水滸英雄逼上梁山,是必寫不可的,至于朝廷內部曾有什么人弄什么“變法”要將國家弄好些還是弄壞些,本小說不管,反正這個北宋皇朝最后是完了的。《水滸傳》的文藝立場就是這樣簡單。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翦伯贊是這樣認識北宋朝廷的“變法”的:
“宋仁宗慶歷年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北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內,感覺到,若不采取措施,緩和這些矛盾,北宋的統治便岌岌可危。”
于是任用范仲淹等人實行“慶歷新政”。
“但是,這些法令觸犯了當時貴族官僚的利益,在陸續施行的過程中,隨時都遭遇到他們的阻撓。反對者的謗議愈來愈甚,最后,甚至說范仲淹與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也就在此后明令廢罷了。”
后來王安石又提出變法,
“并且說,不這樣做,漢末張角和唐末黃巢‘橫行天下’,‘變置社稷’的事說不定又要發生了。”
我們不知道翦伯贊先生或他的學生們在數十年后的現在會是什么看法,是不是會朝著林語堂先生靠攏些呢?
不管用什么理論來分析,用什么字眼來表述,朝廷不同政見的尖銳矛盾,總之無非是尖銳社會矛盾的反映,而本朝周邊別的不同政權的侵擾,則是一種外部的因素,這樣,一切自有其發生發展的必然性。這如果用“系統”的概念來分析也一樣,一個系統內部的運動,加上與這個系統有關的相鄰系統對這個系統的影響,是這個系統發生變化的所有依據或原因,并決定它的結局。
但是,蘇東坡似乎把身所受害,只是歸結為朝廷里的酷吏酷法,并且似乎認為如果從來沒有什么韓非子,天下只是“獨尊儒術”以“行仁義”,根本不知“刑、法”為何物,哪里會有他這樣不幸的遭際呢?蘇東坡的“批韓”文,雖然沒有具體聯系自己本人,但他一生的不幸遭際,讓我們對他此文不能不這樣聯系起來加以理解。可以說,我們可以萬分理解他,但是他不對。我們還相信,如果蘇東坡(還有王船山)有了取予生殺之權,對待不同政見者,是會仁慈一些的,決不會做下極端的事情,因為他們主張“行仁義”或“仁義”與“法度”的結合。
韓非子是偏執狂?還是正常的“士”?如果蘇東坡靜下心來閱讀韓非子的《亡徵》篇,他會改變自己對韓非子的惡感,并且改而引以為天下第一知己的。
所謂“亡徵”,就是一個國家“亡國”的徵象、徵兆。這個“徵”字,現在簡寫作“征”。
韓非子細數列出了種“可亡也”的“亡徵”,我們全錄如下,等于將此篇全抄一遍,但不這樣不能盡文意,只得如此了:
1,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
2,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
3,群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
4,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
5,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
6,聽以爵,不以眾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
7,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
8,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
9,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
10,喜淫刑而不周于法者,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
11,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
12,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
13,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
14,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簡謀計,下與民事者;
15,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
16,境內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
17,輕其嫡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18,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
19,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
20,太子已置,而娶于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者;
21,怯懾而弱守,早見而心柔茹,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
22,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返,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者;
23,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人而近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
24,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
25,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
26,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
27,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
28,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
29,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割地以待交者;
30,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早具者;
31,辯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必悁忿而不訾前后者;
32,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
33,貴臣相妒,大臣隆盛,外籍強敵,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
34,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
35,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
36,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
37,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
38,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
39,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
40,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
41,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
42,見大利而不趨,聞端禍而不備,淺薄于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者自飾者;
43,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余用事者;
44,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
45,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
46,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
47,公婿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
共計列數四十七條“亡徵”,如果我們“古為今用”,也會覺得不無裨益。《史記》說韓非子與李斯同為荀子學生,研習內容是“帝王之術”,從他列數的這些“亡徵”,確實完全是為“帝王”為國家著想的,這些,難道會是蘇東坡不同意的嗎?應當說基本上都會同意的。蘇東坡做過幾任太守,有過兵部尚書之類的頭銜,也以文官而領過軍,并且還挺認真,他整天考慮怎樣為大宋王朝盡忠出力,以至不惜一生卷入朝廷內不同政見的較量與爭斗,為此受盡苦難而萬死不辭,他的心,當與韓非子是一樣的。
所以我說,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是跟蘇東坡一樣正常的“士”,只是他處的時代社會情況,可能比蘇東坡還要嚴峻而困難些,但也有很大相同之處,他死后三年,他的國家韓國在六國之中第一個亡于秦,而蘇東坡死后二十五年,北宋亡于金。嗚呼,本是同根生,原是一家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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