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萬強
本文是在《<周易>揭示出的有關成敗的周期率及毛澤東的思路》的基礎上，結合共產黨的歷史而寫成。
縱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過程，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的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如同乾卦的下卦發展時期。但在這中間則是有著無數次的小周期和中周期。在這每一個小周期或中周期中，毛澤東最終都能使那些在成功和成績面前驕傲起來的同志，很快使他們看到多難多懼的惡劣環境而把他們的驕傲壓下去，使他們才在自己的成績和成功面前沒變成像“上九”那樣，而成了像“九三”那樣。正因為如此，才使整個革命獲得奪取政權的大成功。然而正是這個大成功，使整個大局進入到上卦的發展時期，就毛澤東主觀愿望，也如《周易》在“既濟”卦之后馬上又安排上不成功的“未濟”一樣，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讓人們一切再從頭做起，可怎樣實現這個目的？《周易》中并沒拿出具體辦法，而毛澤東為實踐這個目的，在晚年卻耗盡了心血。然而毛澤東是怎樣做的呢？做錯了還是做對了？下從幾個方面來探討一下：
一、先看歷史的結論
在歷史上，當一個新的政治集團奪得政權之后，接著來的便是內部的一場大爭斗。這場大爭斗的實質，盡管表現的形式殊異，實際也正是《周易》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成績和成功面前，總是有兩種行為，一種就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樣，它使前途由下卦繼續發展到上卦；另一種就成了像“上九”那樣，它使前途走向“群龍無首”的混戰深淵。在奪得政權之前，因為有敵人的威脅，這大局就利于了“九三”行為的發展。但到奪得政權之后，因為沒了敵人的威脅，這大局就利于了“上九”行為的發展。所以在奪得政權前，在成績和成功面前，雙方斗爭的結果，往往“九三”的行為能占據上風；而到奪得政權之后，“上九”勢力就會或快或慢走向上風。這兩種主張和兩種前途的大斗爭，歷史告訴人們，斗的結果有三種情況：
第一，權勢大的國王把權勢小的大臣殺掉幾個，逼迫未殺的大臣再不敢居功自傲，從而使他們能做到像“九三”那樣，即回到多難多懼的環境下再為皇朝立新功，使皇朝的發展上升到一個新的發展周期。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旦有高傲不馴的大臣過起荒淫無度的生活，說明這個大臣個人走進了他自己發展的第三階段。如果國家有能力使他再退回到他的第一階段，那這不僅對他本人起了挽救的作用，而且會促使整個社會走向風清弊絕之路。因此這就不僅僅是對那個人的問題，而且是對整個社會負責任的問題。一旦對這樣的個別人處理不了，就會由少到多，最后使多數功臣(包括他的子女，甚至親朋好友)都走向了專橫跋扈，過起荒淫無度的生活。如果國王能制住這種趨勢，那么就會使這王朝得到中興，若是制不住，就意味著這個王朝徹底進入多傲多兇的第三階段，說明“群龍無首”的混戰局面的出現就為期不遠了。由此看來，一個政治集團奪取政權之后，能否得到鞏固和發展，問題的關鍵，就在它能否使絕大多數的功臣(即干部)在勝利之后，還能保持不勝利時那樣處于多難多懼環境下的精神狀態，還小心謹慎地工作。在中國歷史上，漢唐明清等朝代，因為前幾任皇帝，雖然自己并沒有徹底做到這一步，但卻能把眾多的大臣壓得不敢驕奢，所以使王朝在早期還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又因后來的皇帝漸漸做不到這一步了，所以也就使王朝到后來徹底進入多傲多兇時期而走向滅亡。以上就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雖奪得了政權，但還沒有得到鞏固，就在自己的內斗中因國王沒有能治住功臣的高傲而走向腐敗的行為，結果很快就遭到徹底失敗，這如明末李自成的大順王朝，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王朝等等。
第三，皇帝被高傲的權臣趕下臺，權臣自己當上了皇帝，對此行為，往往大家不滿，從而形成新的混戰，或埋下新的謀篡危機，從而造成朝代更替頻繁或國力不強的嚴重后果。這在中國歷史上，像東漢之后的三國到南北朝的一些朝代，以及后來的五代十國到兩宋時期的一些朝代等等，都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從以上所述來看，為什么成功之后，君臣之間反要非來一場大的自我殘殺不可呢？關于這個問題，春秋末期越國的謀臣范蠡曾這樣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注1)為什么謀臣這時會亡呢？范蠡在這里只說出一個方面原因，就是因為謀臣對君王沒用了，卻沒說出另外一個更具實質性的原因，就是因為謀臣高傲了。當高傲的謀臣在成功面前變成了像乾卦中的“上九”那樣，這時如果不殺或殺的不及時就會使整個時代很快走向像“用九”中所說的那種“群龍無首”的混戰的災難中，如果及時把冒出的高傲者殺掉，就會促使其他大臣做到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樣。這個道理，就從大家都曾參加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可得知。那時各級領導干部都被趕下臺，后來又在群眾組織的擁護下再上了臺。這時保他的人往往會以功臣自居，稍不如意，便會破口大罵：“不是老子保你，你能有今天嗎？真沒良心！”這時這些領導若真的滿足這些“功臣”們的特殊要求，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激起更多人的不滿與反對，即引起新的更大的各派之間的斗爭，使得時局不能安穩；若不滿足這些“功臣”們的要求，這些“功臣”就會無理取鬧起來，怎么辦？為了顧全大局，只有對保過自己的這些“功臣”借助組織手段，給予必要的處理了。這實際就是開國皇帝殺功臣很重要的原因，而被殺的功臣，一定會罵這個皇帝“忘恩負義”，會說這是“敵國破、謀臣亡”的表現，會罵他比秦始皇還殘暴等等。就是不說自己的高傲會給時代帶來嚴重后果，因此這話就成了以偏概全的道理。相比之下，這時殺幾個專橫跋扈的功臣，能使整個時代走向一個風清弊絕向前發展的新時代，不僅是值得的，而且往往是必要的，也是時代在要求著這樣做。正因為這樣，所以這時這樣做了反而成了明君之舉。反過來，如果就因為這些大臣有功就舍不得殺，甚至認為自己現在已經有了強有力的政權，保不住幾個功臣還能行？！這樣的行為看來很仁慈，很容人，其實這不僅正是自己私心雜念的表現，而且也是自己高傲了的表現，也是對整個時代極不負責任的表現，因此也就成了不稱職的表現。對此古人早得出結論，叫作“慈不帶兵”。范蠡在歷史上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人，為什么就看不到這個道理呢？原因恐怕不是別的，就是因為范蠡也是功臣，就因為是功臣，所以也就很自然地站在了功臣的立場上在說話，從而不能出于公心，而只能從功臣的私利出發，只說君王虧自己，不察自己給君王出難題，其實這也正是自己高傲了的表現。但卻說中了這時不少功臣的共同心理，所以范蠡的話也就受到歷代功臣們的推崇，但這不是說范蠡所說的這種情況就不存在，明君漢武帝就曾有過這種行為，他說：“才，猶有用之器也，有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注2)像漢武帝這樣的明君都會在勝利和成功面前因高傲而做這草菅人命的事，又何況其他君王呢！因此范蠡的話對君王來說，君王也確實應該當作金玉良言而加以珍愛。
君臣在患難之時，君為了保住江山，或奪得江山，就會廣籠人才，并為克服困難而努力奮斗。臣為了爭得功勞，最后落個封妻蔭子的好結果，也會為君克服種種困難而努力。就這樣，這時克服困難就成了君臣雙方力量的聚焦點。所以在這時期，君臣之間就很自然地能夠做到上下同心同德，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顯示出強大的團結奮戰的力量。當取得成功之后，情況就馬上發生變化，有功之臣，這時只怕埋沒了自己的功勞而得不到最好的賞賜，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功奪利上。甚至為了爭功奪利，不惜弄虛作假，打擊別人，坑殺戰友。而君王這時最關心的是穩住大局；為此希望在成功面前，功臣們都能像“九三”那樣，使百姓高興，使政權穩固。這就造成了彼此之間各想各的，再也想不到一起的后果。從此君臣共打天下的和諧氣氛淡泊了，或者說沒有了，從而就形成了人們常說的創業容易守業難；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共患難容易共享受難的社會現象。
面對這種種現實，功臣們在勝利面前產生著各自不同的行為，概括起來，在歷史上，大體出現的是三種類型的行為。這就是；
(一)隱退型。像春秋末年越國大臣范蠡，他協助越王勾踐在滅吳的過程中立了大功，并獲得榮譽，這時他則認為：“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把這功名立刻拋到九霄云外，自己“乘舟浮海”而去，從此隱去真名，“耕于海畔”，過起“苦身戳力”的生活，這對他個人來說，實際就成了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樣，又過起了“終日乾乾，夕惕若”的生活，自己使自己走向了為自己再創新業的多難多懼的第一階段，即由乾卦的“九三”階段上升到“九四”的發展階段，開始了上卦式的發展的新周期，結果父子治產數千畝，名聲大振，這實際就是在新的周期又進入成功階段，用卦象表示，就是發展到乾卦中的“九五”階段。這時的范蠡又怎么辦呢？他仍沒像“上九”那樣，而是又回到像“九三”那樣，沒來得及驕傲，又將家產散掉，另隱于陶，從此再使自己回到自己再創新業的多難多懼的第一階段，所以他的結局就不再像“上九”那樣走向“群龍無首”的混戰了，而是“致貲累巨萬”，即又獲得了新的成功。對此太史公贊曰：“范蠡三遷皆有榮名”。(注3)再如漢初三杰中的張良，當他協助劉邦完成統一大業之后，同樣產生了“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注4)的思想，也同樣落得好結果。他們的行為，只是從“久受尊名不祥”的社會現象的角度所產生，并不是從自覺執行《周易》所揭示出的事物發展三段論的角度來行動，但卻說明這種在成功面前的隱退型，在客觀上的作用，和高傲型相比，就起到縮短或超越自己的多傲多兇的發展階段，故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居功自傲型。如范蠡的同僚文種，當范蠡走后，因為他居功自傲，借故不朝，結果被越王猜忌而殺。再如西漢的開國功臣韓信、彭越等人，也因居功自傲，爭權奪利而遭殺戳。像這樣的事件，在歷史上就太多了。這從他個人角度來說，往往是因為在勝利之后他變成了像乾卦中的“上九”那樣，君王不殺他，也會被新產生的革命黨人在和他(或他的子孫)混戰中殺掉，或被遺棄，現在沒等發展到那種群龍無首的混戰，君王就把他殺了，這客觀作用，就逼使其他功臣都變成了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樣，從而縮短或超越了多傲多兇的發展階段，使整個時代開始了自己發展的新周期的新時期，因此這行為正是成敗周期率驅使下的產物。但卻被這些功臣們歪曲成只是君王保自己殺功臣的行為。
(三)緩慢衰退型。以唐太宗為例，在他晚年，他的大臣說他：“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值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糧，匹絹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注5)魏征說他：“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注6)唐太宗是世稱千古少有的一帝，但成功之后，也在無形中衰退下來，更何況他人呢！這就成了如乾卦卦象所示，“九三”在成功和成績面前，雖克制住了自己的高傲，從而進入上卦發展時期。但上卦發展的第一階段，和下卦發展的第一階段相比，顯然不能再和下卦的第一階段完全一樣了，而是內心有了喜悅之感，說明自己發生了緩慢的變化。這個變化，最終使自己不能永遠做到像“九三”那樣，而是遲早要成為像“上九”。
這里提出了新問題，就是在成功和勝利面前用怎樣的辦法，即建立怎樣的制度，就能使整個社會快速渡過或超越自己發展中的多傲多兇的第三階段!這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大難題。
二、毛澤東的努力
在戰爭年代（即打天下時期)里，雖然有過無數的小周期和中周期，但由于強大敵人的存在，對整個革命來說，就成了像下卦的發展時期，所以在每一個勝利和成功面前，都比較容易做到像“九三”那樣，可是等全國解放以后，再做到這一點，那可就比上青天還要難多了，而且功勞越大的功臣，就越難做到這一步。
如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方面毛澤東在這勝利和成功面前發出號召：“永遠保持艱苦奮斗作風。”(注7)可是另一方面在功臣中很快生長出像張子善、劉青山一類的腐敗分子，說明從這時起，他的功臣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聽他的教導了。這現象，實際就是乾卦中所指出的在成功和勝利面前所出現的“九三”和“上九”這兩種思想和兩種行為。所不同的，以前有共同的敵人，現在沒有了，這就便利了高傲勢力的發展。從此和自己內部的這種高傲勢力的斗爭就代替了過去同國民黨腐敗勢力的斗爭。然而毛澤東對這個斗爭又是怎樣認識和怎樣努力解決的呢？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去延安時就向毛澤東提出類似的問題，他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死政息’的也有，……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當時很自信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進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8)
然而這條新路到底是怎樣個走法呢？毛澤東后來的實踐告訴人們，就是—次又一次地通過發動群眾，讓群眾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眾性的整風辦法來整掉干部身上的一切不良作風。毛澤東還說：這辦法“究竟對哪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注9)并說：“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注10)“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注11)看來毛澤東確認這種做法正是他找到的民主新辦法。
但是這辦法真能跳出這成敗規律的周期率嗎？事實是這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毛澤東就發現，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等問題，像雨后春筍正在自己功臣們身上迅速生長起來，這時毛澤東以領袖獨有的敏銳立即認識到這問題的嚴重性，立刻在全黨和全國掀起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而且非常緊迫地說：“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還強調說：“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一樣的重要”。(注12)于是在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大張旗鼓的“三反”運動。但同時毛澤東發現，干部們在這時迅速產生腐敗的另外—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些工商業者為了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來拉攏和腐蝕干部，這事實的大量存在和發展，就成了干部迅速產生腐敗的最肥沃的土壤，于是在工商界也就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解決革命者自身的抵抗能力的問題，即解決內因問題；“五反”則是解決生長腐敗的土壤問題，這樣雙管齊下，目的只有—個，就是根絕勝利后在自己內部生長的腐敗問題。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對像張子善、劉青山這樣的大功臣，在這時他高傲了，腐敗了，毛澤東也不得不下最大最狠的決心說：“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注13)。
毛澤東下這樣的決心，又采取內外因同時解決的辦法，從規模到聲勢，也都達到了空前程度，但結果又怎樣呢？到一九五三年一月份毛澤東發現：官僚主義“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因此他又發出“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注14)的新批示。如此一個接一個的不懈的努力，也并沒有能夠得到徹底阻止事態的發生和發展，所以到了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又看出了新的問題，并向全黨發出新的號召說：“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注15)看來這時的毛澤東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超常人的發現了在自己的干部隊伍里正產生出一個新的貴族階層。由此說明，在全國勝利以后，在解決功臣們不要產生腐化墮落的行為上毛澤東盡管做了很多創造性的努力，也只能起到臨時作用，而不能起到徹底消滅作用。
這一切，對干部自身來說，都是因勝利而驕傲所引起，所以毛澤東對解決驕傲問題，一向很注重，可是在延安時期，只要提醒大家一下，再經過幾次生活會，大家就會得到克服，可是當全國勝利之后，問題就大不相同了，毛澤東再怎樣努力，也阻止不住這驕傲的產生和發展了，如在一九四九年面對解放戰爭徹底勝利的大好形勢下，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警告：“力戒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注16)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又發出忠告：“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注17)，“只有決不驕傲自滿并且繼續不疲倦地學習，才能夠對于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作出優異的貢獻”（注18）。毛澤東曾用過這樣一種辦法：“當著人們剛剛想要驕傲的時候，那個尾巴剛剛翹起來的時候，就給他提出新的任務（……），使他來不及驕傲，他沒有時間。”（注19)這個辦法在延安時期(即打天下時期)很有效，可是進北京之后(即坐天下時期)，效果可就不那么靈了，所以到一九七0年時，毛澤東在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長達五小時的談話中，當時提到一九四九年曾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來作街名地名時，毛澤東回答說：“是的，他們避免了這種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現了。”(20)說明驕傲自滿、個人崇拜之風，用了這樣大的力氣，最終還是不能頂住它的產生和發展，所以也就不能徹底解決勝利后功臣們的腐敗。
解決腐敗問題，歸根就是解決能不能繼續為人民服務這個最根本的宗旨問題。因為在延安時期沒有腐敗，或有了腐敗，也能立刻得到克服，所以那時的共產黨人，確實都能做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半點虛假。可是—到勝利，因治不住腐敗，要使大家再繼續保持這種行為可就太難了。正是為了達到為人民服務的行為永不褪色，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成立的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就決定一年搞一次整風，（注21）來解決這問題。之后又特別強調政治掛帥的問題。即強調為人民服務的問題。即使這樣，也并沒阻止住勝利后人們的變化，所以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人們在變了，毛澤東說：“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注22)“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
面對這新的形勢，毛澤東的看法是，對“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注23)
這實際是毛澤東在打天下時的“造反有理”的思想，等打得天下后又敢用在自己身上的體現。也就是說，當年自己和人民一道造腐敗了的國民黨的反是有理的，現在自己搞官僚主義，不再真心為人民了，人民起來造自己的反，同樣也是有理的。這在認識上，說明毛澤東不是僅僅站在維護自己統治的立場上搞實用主義，而是要用手中得到的權力來保護真理，遵照真理辦事。但有兩個大問題在這里沒有得到解決，其一，群眾的這種民主行為，如果都像毛澤東這樣的領導站出來給予支持，那就能實現，如果換上個領導不支持怎么辦？把人民的這種行為說成是干擾政務、是動亂而加以鎮壓怎么辦？當然人民就不能這樣做了。這實際仍然是沒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表現。其二，對官僚主義，群眾有理由把他革掉，但怎樣革掉呢？毛澤東在這里并沒有拿出具體有效的落實辦法，就像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要過河，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是不行的道理一樣，所以也就無法實現。再說，官僚主義者手中都有權，甚至掌著殺生大權，群眾反對他們的官僚主義，他們隨時找個借口，說個理由，就像舊社會皇帝說人民在造反一樣，其結果人民就會受到殘酷鎮壓，不少正義的人就會成為刀槍之下的冤魂屈鬼。而那些鎮壓人民的官僚主義者們，其中不少人就會因鎮壓人民有功而升官，這不是又回到“政怠宦成”的圈子里了嗎？
面對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毛澤東是怎樣想的呢？一九五七年一月份毛澤東說，“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是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注24)如果是別人，這不正是黃炎培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之表現嗎？看來，毛澤東這時已經發覺，光憑這種民主，拿不出實現這民主的更好辦法，就跳不出這周期率。為此又深深地感嘆說：“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勁，松那么相當的時間，右傾情緒就要起來，不好的議論，右派言論都要來的。”(注25)“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怪，三年不整風……資本主義思想就又要抬頭。”(注26)
看來毛澤東對曾面對的窮兇極惡的日本兵和國民黨的大舉進攻，從沒有犯過愁，并能想出解決的好辦法，可現在面對自己內部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腐敗勢力的生長卻真犯起愁了，感到了讓人民坐天下真難的味道了。但是毛澤東還繼續在尋找解決的辦法，然而又正是這種努力，使得毛澤東能在“東亞病夫”、“一盤散沙”、“一窮二白”和長期經受戰爭破壞的這個舊中國基礎上，在建國后能做到，一邊在朝鮮戰場上打敗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個資本主義強國的入侵，一邊能使國民經濟由恢復走向發展，不但很快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在祖國各地建起那么多的大型工廠，其速度之快，好像昨天出門無所見，今天出門就變成了工廠一片。接著在世界尖端科技的發展上，很快也使原子彈、氫彈、導彈和衛星上了天。在農村，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們很快就由互助組走上合作化道路，接著就創出了人民公社，在這公社里，農民劈山架橋，穿山越嶺，大興水利建設，其速度之快，成績之大，如果登高一望，在陽光下就能看到，那新建起的七橫八豎水渠里的水澆滿了一塊又一塊的田地，匯在一起，簡直像一夜之間繁星從天上降到人間一般。外國人看了紅旗渠，驚嘆不已，說中國出現了“人造天河”。全國人民同時又掀起了根治淮河，根治黃河，根治海河，根治一切河流的行動，同時也廣泛而持久地開展起封山育林和水土保持工作。從而結束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大水為患的時代。在農田基本建設上，在平整土地給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的同時，又掀起了把荒溝河灘變良田的造地運動。農民雖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但享受到這豐碩的成果時，從內心上又發出無限的喜悅。所以農民自編成詩歌說：“建立公社如上天，一夜賽過幾千年。利刀斬斷私有根，開辟歷史新紀元。”在公社里，孩子上學不花錢，而且成立起醫療合作機構，連看病也都不花錢了，同時也使得各種地方病都得到根治。當時身臨其境的中國人，好像天天都能看到新鮮事物，同時也都關心新鮮事物，并能幫助這新鮮事物成長，使得人們一整天好像都有用不完的勁，感到毛澤東確實給人民找到了一條“多快好省”建設現代化的新路子。它不僅使舊中國徹底得到改造，包括人和人的關系也都變成了像親姐熱妹那樣親熱，舊社會的那種為私財而爭斗的事情也早都一掃而光。外國人看到這種情況，簡直把中國當成了人間天堂，連美國大總統尼克松來中國，都認為像登上美麗的月球一樣。中國的國際地位大不同了，在這環境下，每一個中國人為自己能成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這一切的一切，也正是毛澤東努力和自己內部產生出的各種高傲腐敗行為斗爭的結果。很奇怪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在世時給人們做了這么多的實事，但給后人既沒留下內債，也沒留下外債。
通過以上所舉，說明在革命成功之后，毛澤東所發動的每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這和自然運行中的天體在夏季出現的雷雨一樣，它及時醫治了高傲勢力給大地帶來的烤燒般的災難，才迎來了一個又一個果實累累的金秋季節，但高傲勢力也并不會就此得到消滅，而是一有機會就會又發展起來，反撲過來，用毛澤東親身實踐所感受的話來說，就是：“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注27)難道這個斗爭真地就這樣沒完沒了嗎？
三、理論上的新感受，行動上的新創舉
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為階級和階級斗爭產生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之后，階級和階級斗爭就會自然得到消滅。正是根據這一觀點，當我國在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就在當年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說：“大約再有三年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也就是說，階級和階級斗爭就可以基本消滅。
但隨著實踐活動，他對他的這種認識也不斷發生著新的變化，比如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他的名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不久又說：“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方面的東西，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一兩百年以后，還可以不可以掛呢？那個時候恐怕不好掛了。那個時候有沒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還是有的，那就掛在落后賬上。社會上總有左、中、右，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那時你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那你就是落后。”(注28)
從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1)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和階級斗爭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等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后，階級和階級斗爭也同時會隨之而消失。所以當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就說：“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根據現實的斗爭又感到并非如此，而且有時這個斗爭還是“很激烈”的，這又是怎么回事呢？毛澤東這時找到的原因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雖然如此，“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皮都沒有了，但是他還影響毛，影響這些資本家，影響這些知識分子。……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注29)這一點也正是毛澤東在這時產生出來的新認識。并在這新認識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系列對人進行改造的有關言行和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政策，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強調：“現在的重要問題是要重新教育干部”等等，這一切也正是這種新認識的產物。
(2)“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可是同樣是這個東西，因為“一兩百年以后”，原來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資產階級分子都早不存在了，往人家身上掛，就“不好掛了”，怎么辦？毛澤東說：“那就掛在落后賬上”。這說明殘酷的現實已經在告訴著毛澤東，階級斗爭實際是消滅不了，但馬克思主義則說是可以消滅的，為此毛澤東這時就把這同樣內容的東西改了個名字，到那時不再叫階級斗爭，而是叫成“落后”。說明毛澤東這時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正根據客觀現實的存在產生著自己的新感受。
(3)毛澤東說：“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方面的東西”，為什么會存在這三個方面的東西呢？毛澤東當時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黨人是要消滅階級的，因此不應該從自己身上再產生出階級斗爭的內容，但實際已經產生了，怎么辦？于是就把這內容“掛在資產階級身上”，把自己功臣中的高傲腐敗分子說成是階級異己分子，是混進革命隊伍的。但問題出來了，這明明是自己人，而且是經過生死考驗都不變節的人，怎么能說成是階級異己分子呢？這鐵的事實就成了再怎樣解釋都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也就從內心上接受不了這一說法，這也說明毛澤東這時在實踐上雖有了新感受，但在理論上還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可以消滅的說法上來解釋這新出現的問題，結果就不能令人信服。人們既然接受不了，也必然會尋找自己認為是正確的原因，找來找去，發現毛澤東官最大，認為原因就出在這里，是大官整小官所強加的罪名。再加上當時高傲腐敗分子的本質從整體上還未被大家完全識破，因此給他們所加的這個罪名，被認為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的行為，所以這時官方再怎樣講階級斗爭，反映出在人們內心里產生出另外一種新認識，就是認為這是把階級斗爭的學說變成了整人的工具。正因為這樣，所以這時官家越強調階級斗爭，人們就越感到這是在整人，因此也就越反感，使腐敗勢力反而得到了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這三點說明，在實際斗爭中，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正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思路產生著新認識、新感受。但這個認識還在發展中，還沒有總結出能令人信服的完整的新理論。但毛澤東卻在繼續摸索。這個摸索，從毛澤東對消滅階級時間的預測中也可以看出。
毛澤東在消滅階級的時間預測上，在一九五七年的一年里就出現過兩次，開始說“五年或五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接著在反右斗爭中又說：“從現在起，可能還要延長10年至15年之久”。(注30)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就又改為“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注31)等到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更進而把消滅階級說成要一百年到幾百年”(注32)的事。
毛澤東對消滅階級的時間一直在延長，并不是他主觀的想象。毛澤東這行為只是起了一個像溫度計的作用，如實地把自己隊伍內部產生階級和階級斗爭升溫的情況作了如實的反映。對毛澤東來說，這也正是毛澤東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產生新認識逐漸加深的表現。但卻仍然是停留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能消滅這一條上，只是時間一直在往后延長，但在后來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中，從實踐的方法上，實際是突破了這個認識。
然而是怎樣突破的呢？這個過程大體是，在解放之初，國際上的反動派，妄圖卷土重來，發動了侵朝戰爭，國內的反動派的殘余勢力，也并未停止活動，新解放地區的農民還沒有翻身，于是在解放之初，進行了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抗美援朝戰爭，進行了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但與此同時，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相比，在自己內部，官僚主義、貪污腐化、浪費行為卻也在迅速發展，在工商界，不法奸商為達到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等目的，對干部的行賄行為也日趨囂張，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當時大張旗鼓地發動了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在思想領域內，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開始向外直冒，于是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等等。通過這一系列活動，黨內和社會上并沒有平靜下來，如黨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文化界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有些地方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注33)，農民鬧社(注34)，還有右派的進攻，接著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黨的高級干部爭吵加劇了。總而言之，在整個革命隊伍中，“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這么一種思想出來了。”過去為革命而賣命，現在則是“為個人利益而絕食、而流淚”(注35)，總之五花八門。就這樣，過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行為，現在轉向全心全意為自己。毛澤東一再強調說：“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注36)但是聽的人少了，實際出現的則是“靠老資格吃飯”，“靠做大官吃飯”(注37)，“他們追求的是權力、地位和享受。”“不是以普通的勞動者姿態出現”了(注38)等等。面對這一切，應該怎樣解釋呢？這是怎么回事呢？這里毛澤東發現了新問題，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原因是，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可是，像右派的進攻，可以說是剝削階級的進攻，而共產黨內部的問題，人民的不滿問題，又應該怎樣理解呢？毛澤東說，“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注39)但事實上這樣做，不但說服不了大家，而且在內心上引起大家的反感，這就向毛澤東提出了新問題。面對中國的這種新現實，再看看世界上第一個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毛澤東說：“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注40)說明毛澤東已經看出蘇聯變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的兒子——雅科夫上尉被俘之后，在被審中說到他們的政委們時，他回答說，有一部分政委不是靠信念和理想做工作的，而是照章辦事，掙工資。(注41)蘇聯的這種情況，毛澤東也會注意到的，為避免中國再發生這種情況，所以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鑒”。(注42)到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正式提出對蘇聯的學習要和對待其他“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一樣，“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注43)實際已經不把它當作社會主義樣板來學習了。到一九六三年，中蘇論戰正式公開后，就正式把它指為修正主義，不再認為它是馬列主義了。面對國際和國內的這種變化，到底是因為什么呢？毛澤東終于得出新結論：“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注44)于是在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上“重新強調階級斗爭”(注45)。接著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正式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斗爭”(注46)的新號召，這是經實踐證明，對解決新出現的問題，效果確實不錯，所以毛澤東高興地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所以讓大家，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注47)。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討論“四清”運動時，毛澤東提出“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48)問題。緊接著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中，正式明確肯定下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人民日報》就正式說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到此，毛澤東產生了一個嶄新的認識，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經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想建立一個“大同”世界，為什么就建不成呢？看來根子就在他們奪得政權后就認為革命已經成功，沒有再進一步解決了自己內部新產生出的腐敗分子這一最本質的問題。毛澤東這種思想，美國有一個學者曾這樣概括說：
“毛澤東現在確信，社會主義會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社會主義轉變的主要障礙不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恰恰是現在的官僚主義者，是那些從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們變成了統治者，他們憑借政治權力支配著新社會，并在這一過程中占取了大量社會勞動的果實。有時，毛澤東是相當明確并非常坦率地提出這種觀點的。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他就譴責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還毫不猶豫地指出了這些‘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他們的領導人的地位和來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說，他們就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49)
這是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實踐才產生出的新認識。
既然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后又會出現新的階級和階級斗爭，面對這種情況，站在工農立場上，怎么辦呢？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就從根本上斷送了馬列主義，也是從根本上對馬列的徹底背叛。然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解決的對象可就不再是人們所痛恨的舊有的地富和資產階級分子了，而是成了曾為人民打江山立過功，而現在還沒被人們識破而受著人民尊敬的人。過去他們流血犧牲，為人民立了大功，勝利了，又把他們當作敵人七斗八斗，這不是太殘忍了嗎？不是恩將仇報了嗎？當人們還停留在這種認識上的時候，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斗他們，整他們，他們說毛澤東犯了極左錯誤，大家自然接受，同時再結合中國的歷史，把毛的這行為說成是大殺功臣的帝王行為，大家也同樣會接受。然而等到他們的腐敗被多數人識破，被多數人憤恨，就像毛澤東死后十余年產生出的情況那樣，這時人們不再說共產黨好了，而是說共產黨的干部壞透了，說把共產黨的任何一個干部拉出來判了刑，殺了都不會造成對他們冤枉的這個時候，再七斗八斗他們，人們自然就會像當年斗地主斗資本家一樣地高興，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再解決這個問題，往往會殺人多而收效小，而且對各方面造成的損失就會太大太大了。兩者相比，顯然，毛澤東當時的做法是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中的行為，是正確的行為，但同時卻又會造成人們的誤解，會把毛澤東說成是殺功臣的千古罪人，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怎么辦呢？事實告訴人們，毛澤東當時并沒有這樣患得患失，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效出發，站在工農立場上，痛下決心來解決這問題。
但用怎樣的辦法來解決呢？這正是毛澤東大動腦筋的地方。也是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和亟待解決的問題。起初毛澤東并不認為問題這么嚴重，所以他曾提出“一年搞一次”整風，“一次個把月”(注50)就可以了。但實踐的結果并非如此。所以到后來，他親自領導，在全國發起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果仍沒有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發動了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敢于向自己所建政權全面發動猛攻的人。用他的話說：“我能不要6百萬干部，不能不要6億群眾。”(51)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站在工農立場上總結他治國的全部經驗后才得出的結論，同時說明了如下意思：
(1)在全國解放前，在成績和成功面前，經過努力，大家就都容易做到像九三那樣，可到全國解放后，在成績和成功面前，再做到像九三那樣，可就太難了。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即從一九五0年五月一日起，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批示》，決心要解決自己領導干部滋長起來的居功自傲、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密切黨和群眾聯系等問題時起，以及后來所采取的各種辦法和所講出的道理都很多，但都不能得到徹底解決，直到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辦法，毛澤東才最后肯定下來，說明毛澤東在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建立起不斷搞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才是防止和解決掌權后自己內部產生新剝削階級的最好和最有效的辦法。
(2)為什么過七八年就得再來一次呢？這也是從親自實踐中得到的結論，全國解放以后，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當中進行了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解決了像張子善、劉青山高級官員自身直接腐敗的問題，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這之間大約是經過了七、八年。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解決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高級官員打著為民叫苦的招牌，實際是在繞著彎子想來達到自己享樂而不愿再艱苦創業的這一實質性的目的，毛澤東把他們的這行為叫作“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之后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時，這大約也是經過了七、八年的時間。由此看來，每過一個七、八年，有功之臣為求取個人享樂而產生腐敗的問題就要出來表演了。而在每一個七、八年中，雖然過得也并不平靜，像在第一個七、八年中，就發生過像高崗、饒漱石的反黨事件，反右事件，還有其他不斷的整風運動等等，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行為，才保證了第一個七、八年中一直能保持了整個社會蒸蒸日上的局勢，但同時腐敗勢力也得到發展，雙方的斗爭也日趨激烈，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激烈斗爭。就彭德懷本人而言，他這時不一定是這個時期內的腐敗勢力，但在這時他的這種行為則和這股潮流匯在一起，成為這股潮流中的沖鋒陷陣的帶頭人，至少是被這時正走向腐敗的勢力當槍使了。接著進入到第二個七、八年，經過在第二個七、八年中的繼續斗爭，毛澤東才悟出，看來非得每過一個七、八年，就得徹底發動群眾來一次自下而上的民洗官、民懲官、民選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可。
能不能不搞運動，而把全部精力都一直用在抓生產上呢？這種思想，看來毛澤東最初也是這樣想的，但后來的實踐證明，過七、八年，那些高傲腐敗的勢力就跳出來了，這和打仗一樣，敵人沖過來了，早應戰比晚應戰損失要小，但不能不應戰。因為不應戰就要亡黨亡國。由此說明，如果因搞運動而影響了生產，這正是腐敗勢力進攻的結果。而搞運動，正是磨刀不誤砍柴工的表現，也正是要消滅這種損失的壯舉，這是規律，是駕馭這規律的行為，不然等到自然爆發革命戰爭那一天再來解決，到那時損失可就太大了。
毛澤東的這行為，就是通過在每一個七、八年之內所進行的解決具體問題的小運動，以此保證干部在成績和成功面前都力爭做到像“九三”那樣，也就成了像每日的太陽到午后能自覺自愿再走回黑夜，并通過在黑夜惡劣環境下的艱苦奮斗，再迎來新一日的旭日東升一樣。而每過一個七、八年所進行的一次大的自下而上的民洗官、民懲官、民選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就找到了駕馭像上九因高傲而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的群龍無首的混戰局面，從而使大亂達到大治，即以最小的損失換來最大的成績，以這樣的行動迎接人間的一個又一個新的春天。
《周易》作者根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自然運轉規律，揭示出了事物發展的成敗規律。毛澤東在解決自己所領導的革命的成敗問題上，獨步古今中外，但每走一步，正好也都落在《周易》所揭示出的這個規律上，說明了毛澤東用自己實踐的行為找到了駕馭成敗規律的辦法。
看來成敗規律只能駕馭，不能跳出和回避。
或許有人會說，毛澤東的這一做法，是搞運動的辦法，不是抓生產的辦法，其實這是沒有看到事物本質的說法，就如戰爭年代，明明是為了打仗，但當時毛澤東卻全力反對只抓打仗的單純軍事觀點和行為，這能說毛澤東當時就不抓打仗工作嗎？實踐證明，正是那些只知強調打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行為導致了革命戰爭的失敗，而毛澤東的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行為才贏得革命戰爭的最后勝利。這事實就使得任何人不但不能把毛澤東說成在戰爭年代里是不抓打仗的人，反而證明了毛澤東是最會打仗的人。在和平年代里，若只知抓生產，抓提高生活，這種單純的只知抓生產抓經濟的觀點和行為和在戰爭年代里只知抓打仗，抓勝利的單純軍事觀點和行為實則同出一轍。既然在戰爭年代證明毛澤東反對單純軍事觀點是最會打仗的行為，也就證明了在和平年代毛澤東反對單純的抓生產抓經濟的行為，同樣是最會抓生產的行為。
(3)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一因沒經驗，二因大家不理解和不習慣，所以搞起來時間就會長，等以后有了經驗，自然不會再像第一次那樣再用十來年的時間了。
(4)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之后階級和階級斗爭隨之而消滅，但經毛澤東的實踐證明，階級和階級斗爭實際是消滅不了的，但可以駕馭。這駕馭的辦法，就是過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運動之后再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具體問題，可用整風的辦法來解決，不帶普遍性的個別人身上出現的具體問題可通過改造好了的公檢法來解決，只有這樣，世界才能最后實現“大同”。即實現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最終目標。
毛澤東的這一創舉，就如當年列寧根據自己的實踐能創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國成功的新理論一樣，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運用(因為馬克思主義原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國成功，而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特征，得出新判斷，指出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成功的必然性，這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解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階級和階級斗爭也提出了新論斷，并找到了駕馭這斗爭規律的新辦法，這同樣也是對馬列主義的一個新發展)。
（5）為了找到解決一個千古都沒解決了的問題的新辦法，毛澤東擔著被世人罵為千古罪人的風險，在做那么多試驗性的嘗試，在苦讀那么多的文籍，而且還抓住一切機會，想從自然科學上得到啟示，所以請自然科學家給他上課，即使出國訪問，一有余暇，也不乘機觀賞異國風光，而是找哲學家談話等等。綜合這一切，最后才找到這種辦法。若問為什么在歷史上唯有毛澤東才能找到這個辦法？回答就是，因為唯有毛澤東愿在勝利后付出這特有的代價。
(6)毛澤東曾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革命事業犧牲了他們的寶貴生命，我們活下來的人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他們才是。”(注52)而且“他說，他不會背叛中國人民，也不會背叛革命。他寧可摧毀自己建立起來的政府，拉下趾高氣揚的高官，也不讓他們成為新暴君。”(注53)他最后提出的這個要建立過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正是他實現向人民的這個許諾的表現。說明他表里一致，不是口是心非的政治騙子。同時把幾千年人們為實現“大同”的理想變成了現實。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新創舉。
四、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事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大體是這樣走過來的，從一九一零年走出鄉關去長沙求學，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得全國性的政權，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可以說都是毛澤東的多難多懼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他每走一步都生怕因做錯事而給自己所謀求的事業帶來損失或失敗。正是在這個階段里，他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真理。并在他的領導下，打走了日本兵，消滅了蔣介石，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出生入死，犧牲了六個親人；生過十個子女，其中六個就因革命而夭折或失落。當江山打下之后，也同時使毛澤東進入多功多譽的時期，這時越來越多的人“豎起大拇指”夸他說：“真偉大”，“最偉大”，“真了不起”，“打遍全國無敵手”，“沒有哪一個朝代的人能跟毛澤東比”(54)，總之用應有盡有的好話來贊譽毛澤東。但在這贊譽聲中，毛澤東并沒沖昏頭腦，而是非常清醒地向全黨指出：在“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55)就是說，像乾卦中所說那樣，面對勝利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像“九三”，另一種態度像“上九”，毛澤東現在就是在鼓勵、支持和繼續領導全黨在成功和勝利面前要再做到像“九三”那樣，決心使全黨再能回到像沒成功時的延安時期，再過艱苦創業的生活。可是這時像“上九”那樣高傲而腐敗分子，卻像潮水般地攻過來，使毛澤東應接不暇。也就是說，共產黨打下的這個為人民服務的新天下，只有解決好這問題，才能得到鞏固，因此解決好這問題，就成了歷史賦予的新使命，毛澤東明知道這“難做到”，而且決心“要做”這“難做到的事”。就這樣，毛澤東開始了為創造解決這一問題的新辦法而邁進自己生涯中的又一個新的周期活動。如果說前一個周期所做的事都是為了打一個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江山的話，那么后一個周期所要做的事，就是為保住這個為人民服務的好江山在作努力。把這兩個周期合在一起，前一個周期，就如同乾卦中的下卦的發展時期，后一個周期就如同乾卦中的上卦發展的時期了。
在前一個周期里，所對的敵人，是大家公認的日本兵和國民黨反動派。在后一個周期內所對的人，是自己內部已經走向或正在走向腐敗的分子，從發展的結局上來說，自己內部新產生出的腐敗和因腐敗而反動的國民黨在實質上并沒有什么區別。可是這些人在打江山時都不愧是頂天立地的為人民立過功的英雄，現在又把他們當作敵人打，在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難接受，這就是解決這一問題比解決和敵人斗爭還要更難的癥結所在，可是不解決這問題，就會成了李自成第二，歷史上的李自成，打進北京之后的失敗，并不是敵人把他們打敗的，而是自己內部在勝利面前迅速生長起來的腐敗把自己葬送的。
如果毛澤東也像歷史上的各朝代那樣，通過健全法制，對劣跡昭彰者依法懲辦，其實這既省力，也名正言順，為什么就不采用這辦法呢？其實這辦法歷史已經證明，不少朝代的法制不是不健全，而是很健全的，但最后并不能治住腐敗，因為法的主動權掌在官的手中，而不是掌在民的手中，所以當官的腐敗了，這個法首先就成了官維護自己腐敗的工具。正因如此，所以在解決這問題上，毛澤東就不得不擔起各種罪名另辟蹊徑。經過各種努力，最后才創造性地找到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條新道路。這新道路的特點，就是對踏進腐敗大門的任何人來說，既是關懷的，又是無情的：
所謂是關懷的，就是在斗爭中，一切出發點都建立在讓他們改的這個大前提下，而不是消滅他們。只要他們能認錯，真改了，就可官復原職，甚至對表現好的，又能取得群眾諒解的，還會得到進一步的提拔重用。對一時改不了的，也給他一個改的時間。相信人是能改造的，這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大特點。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他已經識破有的人本來就是笑里藏刀，棉里裹針，口上說對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但實際是靠不住的，雖然如此，也要耐心等待，絕不殺他們。不但自己在世時不殺，而且也不準自己死后讓別的人把他殺了。正是出于這個心腸，毛澤東在臨死時，才不把大權交給在文化大革命中堅決追隨和全力支持自己但會對他們大開殺戒的人之手。這一事實不僅說明毛澤東在耐心地等待著他的老戰友的悔改，而且說明，直到臨死時還在念念不忘打天下時就和這些老戰友結下的深情厚誼，說明毛澤東對他們的愛是出自肺腑的真情，而不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毛澤東的那種口是心非的愛，趨炎附勢的愛。毛澤東斗爭他們，是不準他們走向腐敗的路，是把對人民的愛和對他們的愛融為一體的表現。
所謂是無情的，就是對那些死不改悔者，也不惜七斗八斗，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拉下馬，直到他改悔，在這一點上，不管是誰，一點情面都不講，后來罵毛澤東專制、獨裁、新暴君，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人，也正是這些人，或在這些人的縱容與欺騙下才罵起來的。但這一點，也正是毛澤東對人民事業最忠誠的表現之處。
毛澤東“對親朋故友懷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對天下百姓懷有更熾熱的愛，所以他能以常人難有的毅力克制自己個人的感情。他可以讓心愛的兒子上前線為人民的事業流血犧牲，他可以見女兒餓得面黃肌瘦而不給她任何特殊的照顧，他可以冒家人的怨怒而不徇私情，他可以置幾十年的友情于不顧，毅然決然地處理那些侵犯人民利益的多年好友等等”(注56)。他真正做到了，“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注57)
就這樣，在毛澤東時代出現了一種特有的社會風尚，比如：
(1)“干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注58)。同時也就使政府官員和人民彼此間貼得更緊了，不管你的官做到多大；在百姓眼里，你同樣也是一個百姓，所以在當時就像當了國家最高官的毛澤東，當他攙扶著一個農村普通的老太太過臺階的事，人們見了不會感到特殊而產生驚奇，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是做著一個人起碼應該做的事，當官的也是人，自然也應該做，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所以老太太也“毫無受寵若驚”的表現(注59)。新聞界也不會當作特大新聞而大加渲染。正是在這平淡中，人們從心眼里都在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2)人們對毛澤東和對共產黨的相信，當時勝過了對任何人的相信，所以當時的人們只有一個想法：“聽毛主席的，聽共產黨的，沒有錯。”所以當時的天下沒有神，也沒有鬼，更不相信命，心中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毛主席和共產黨教干啥就干啥。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才能做到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打敗很有影響力的十六個資本主義強國對朝鮮的入侵，在國內也才能順利地取得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勝利。這時中國人雖然正在和世界上十六個最現代的資本主義強國激戰，等于一個小的世界大戰，但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上，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能使國民經濟由恢復得到發展，成為戰爭史上一大奇觀。接著還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又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并在科技發展上，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使“三彈一星”上了天，這一切的一切，就使整個時代出現了飛躍發展的大躍進的動人場面，使整個時代像大海的怒濤，把世界上藐視中國的一切行為都給沖走了，使整個世界的形勢出現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局面。當時中國最大的仇敵——美帝國主義的總統尼克松，也風塵仆仆，飛到毛澤東身邊，來求取友聲，送來了舉世聞名的上海公報，這也正是中國的強大逼使美國人改變了它仇恨中國態度的一大表現。非常奇怪的是，做了這么多事，毛澤東既沒給中國人欠下內債，也無欠下外債。這事實，怎能不讓外國人刮目相看呢？
但與此同時，那些在勝利面前因高傲而開始走向追求享樂的大功臣們，他們憑著過去的功勞，吃了飯就去打牌，就去玩，就去尋歡作樂，在這巨大的新成就面前，他們變成了搖芭蕉扇的人，一方面把這新成績說成是集體領導的結果，就是說這里面有他的功勞，實際在為自己爭功，也就是在為自己追求享樂撈取新的資本，另方面又說太“左”了，人民太苦了，以此煽動人們起來反對，實際就是說自己太苦了，是說勝利了，自己還不能名正言順地過上特有的享樂生活，還得跟著毛澤東吃大苦，以此和毛澤東結下了仇恨，也從此使自己變成了只抓毛澤東在前進中的問題，而且一旦抓住，就采取只抓一點不及其余的方法，把毛澤東說成一無是處，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目的在毛澤東死后，很快用他們所做出的事實告訴了人們，這就是用他們手中的權力，采取各種手段，來使自己及子女和親朋好友都成為有權勢的人，成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大富豪。領袖不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就大罵特罵領袖不民主、獨裁、專制等等。這一切的一切，對善良的大多數人在當時是看不透的，唯有毛澤東在當時看得很清楚。舉個例子說，就如當年農村所創建的農民看病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因為當時人力物力和技術都趕不上，毛澤東就教從培養“赤腳醫生”做起，于是他們出來反對了，說農民就不需要“洋醫生”了嗎？初一聽非常對，也很有反毛澤東的煽動力，但到后來他們掌了權，把這一制度取消后，同時使城里的“洋醫院”也變成了高官和富豪們的醫院，從而造成不但使農民，而且使城市里的人也都看不起病的結局。這時人們才感到上當受騙了，才感到在感情上受到了捉弄，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才真正感到了毛澤東才是百姓的最好領袖。才感到了毛澤東當時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為百姓著想的事，而且沒有半點的虛假成分；也才認識到他們當時和后來給毛澤東所加的各種罪名才是真正的虛假不實之詞。
正因為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百姓著想，而且成績卓著，這就又出了不少怪事，比如地主當年挨了斗，但到后來恨毛澤東的人并不多；還有反右斗爭，雖然后來有人借擴大化，企圖把責任推給毛澤東，但從結果看，多數右派也并不說毛澤東壞。至于共產黨的廣大干部，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受過整的幾乎沒有，可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受了整，到頭來不但不恨毛澤東，而且在關鍵時刻，還挺身而出，甚至不惜再次丟官，也要為毛澤東進行辯解，黃克誠就是這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人們說像黃克誠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才是共產黨的大忠臣。
既然如此，到底是誰在反毛澤東呢？以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為例來說罷，當時彭德懷給了毛澤東一封長信，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一下可捅了彭德懷這個大功臣的馬蜂窩，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場面，毛澤東見彭德懷走過來，“挺和氣地打招呼，‘彭總，我們談談吧？’彭德懷臉孔一下子漲紅了，一邊走一邊甩手，非常生氣地說：‘有什么好談的？沒什么好談的！’毛澤東望著彭德懷，態度仍很客氣：‘沒關系么，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么……’接著彭德懷說：‘沒什么好談的！’甩手而去。”(注60)看，彭德懷這時高傲到何等程度？簡直視不同意見者如寇仇。對領袖，也是對他的老戰友，都是如此，又何況對下級、對百姓呢？在勝利面前，正是功臣們的這種高傲行為，起到了破壞黨內同志式的平等關系，因此一切正直的人對此行為都應不講情面地及時提出批評，然而那么多高官不但對此只字不提，而且還只是為他喊冤叫屈，說毛澤東破壞了黨內的這種平等關系，是非也就這樣顛倒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情況呢？看來彭德懷的行為，正符合了那些高官的心愿，只是他們在當時躲在臺后不出面，彭老粗被他們當槍使了。同時說明，他們這時為了達到自己目的，早把良心拋到了九霄云外，他們已經墮落成了只講利益不講是非的人。對他們來說，只要符合自己利益的，不管是與非就都支持，不符合的就都反對。領袖接受他們的意見，按他們的意見辦事就是民主，不接受他們意見，不按他們意見辦事就是專制、獨裁。實際他們把民主變成了他們想實現“挾天子令諸侯”這一目的的工具，而毛澤東這時則繼續站在工農立場上，不但不能接受他們的行為，而且指出他們的不對，這就違反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群起而攻之，這就是他們一有機會就大反毛澤東的真正的源頭所在。他們的這行為，在當時廣大人民群眾也是識不破的，直到毛澤東去世后，等他們掌了權，通過他們的掌權所做出的事實才看得更清楚了。但卻使整個社會變成了只講權力、講利益，不講是非的社會。從此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信也沒有了。
再比如，當毛澤東保留黨的主席，而在行政工作上退居二線，以便以旁觀者的身份來觀察一下他的接班人，看他的接班人能不能做到像中國人所推崇的堯選出的舜那樣，于是預想不到的事出現了，這就是黨和國家召開決策性的有關會議的重要文件，應該先讓黨的主席毛澤東審閱，結果也不讓看了，還給毛澤東安置上竊聽器，逼得毛澤東不得不拿上黨章和憲法質問他們為什么不按黨章和憲法辦事(注61)，也正是在他們的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下，毛澤東很快發現：“有些干部真不是人民的干部了！殺了他也不解民憤！”(注62)這時毛澤東發現了他所選的接班人，不僅不像舜，而且正以跑步的速度變成桀、紂。就是說，毛澤東時代使中國出現了“堯天”，但他的接班人則不能使中國出現“舜日”，為此毛澤東開始擔憂起來。毛澤東發現的這情況和所擔憂的問題，在當時多數人也同樣是沒有察覺，因此反覺得毛澤東在杞人憂天，直到毛澤東死后的幾年內，到處都在迅速出現著人吃人的事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毛澤東早看到的問題，不是不存在，而是自己沒看到，這正是自己不及領袖的地方，也正是領袖比自己的高明之處。同時也才理解了毛澤東退居二線后再重返第一線，原來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爭權，而是為了來解決這些新問題，是來給人民除害的。然而這并不是單純的哪個人的問題，而是在勝利面前和之后產生像乾卦中的“九三”和“上九”這兩大潮流斗爭的必然產物。正是為了解決好這個問題，毛澤東做了好多嘗試，并用過好多方法，最后才認為過七、八年就來一次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民洗官、民選官、民懲官的群眾運動才是最徹底解決的好辦法；建起這樣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這個辦法好與壞，在當時也是看不清的，因為當時兩種思想各說其是，又各攻其非，尤其是像“上九”那樣因高傲而產生的腐敗行為，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一出來就被鏟除了，這不但不能使其發展到劣跡昭彰程度，而且也正因為如此，反使得他們倒咬一口，說毛澤東搞極“左”，就會整人。這一切的一切，直到毛澤東離世后，根據他們做出的事，和毛澤東一比較，人們的心才大亮了，尤其是廣大的工農群眾的心，才真正感到：“毛澤東是真正的真龍天子”，反毛澤東的人是“最大奸臣”，是“秦檜”。大批的工人下崗，也證實了毛澤東說他們是工賊，是叛徒的正確性和準確性。所以到了這個時候，當高官們再說毛澤東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時，廣大人民不但不聽了，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開始了自己的行為，這就是在他們大反毛澤東的日子里，人民則把毛澤東說成了神，并且制造了好多神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全國各地興起了張掛毛澤東畫像的風潮，同時還給毛澤東修廟等等。這兩種行為的尖銳對立，正是勝利之時和之后立刻產生出的兩種思想和兩種行為對立與斗爭的延續。也說明，正是實踐才證實了毛澤東的行為是最受人民擁護的正確行為。
毛澤東臨死時帶著幾分擔心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收回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是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注63)
現在對全國最廣大的工農群眾來說，已經看清了誰是誰非，也認清了誰是在真正做著順乎天而應乎人的事。因此毛澤東的這顆擔心的心就應該放下了。至于那些大官們怎么說？前途如何？《周易》所揭示出的成敗規律早已指明，像“上九”似的行為，是不會有好前途的。在這一點上，能扭轉“上九”大局的，只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創建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才是駕馭成敗規律的好制度。
注釋：
(1)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2)(清)吳承權，《綱鑒易知錄》中華書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339頁
(3)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4)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
(5)(清)吳承權，《綱鑒易知錄》中華書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1158頁
(6)(清)吳承權，《綱鑒易知錄》中華書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1159頁
(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頁
(8)《毛澤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09—210頁
(9)《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5頁
(1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7頁
(1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7頁
(1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4頁
(13)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72頁。
(1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2頁
(1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頁
(1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北京第1版，第1444頁
(17)《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0頁
(18)《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0頁
(1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15頁
(20)《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
(21)《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7頁
(2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9頁
(23)《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5—326頁
(24)《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3頁
(25)《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7頁
(26)《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8頁
(27)轉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2月
(28)《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6頁
(2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2；453頁
(30)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
(31)《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1958年8月16日)
(3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33)《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2頁
(3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35)《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頁
(36)《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頁
(37)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
(38)轉引[美]莫里斯·邁斯納所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
(3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6頁
(4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7頁
(41)俄羅斯《紅星報》1994年6月15日刊登的《斯大林兒子的受審記錄》
(4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71頁
(43)《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5頁
(44)轉引[美]莫里斯·邁斯納所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
(4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7頁
(46)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批示》(1962年9月)
(47)轉引自《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30頁。
(49)轉引[美]莫里斯·邁斯納所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
(5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7、488頁
(5))轉引《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2頁
(52)郭恩敏，《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8頁。
(53)郭恩敏，《我眼中的毛擇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233頁。
(54)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31-132頁
(55)《在毛澤東身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73頁
(56)宋一秀、楊梅葉：《毛澤東的人際世界》紅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頁
(57)宋一秀、楊梅葉：《毛澤東的人際世界》紅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6頁。
(58)宋一秀、楊梅葉：《毛澤東的人際世界》紅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55頁。
(59)宋一秀、楊梅葉：《毛澤東的人際世界》紅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8頁。
(60)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62頁
(6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31頁。
(62)轉引《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5頁。
(63)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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