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將至>：國企工人階級的湮滅》一文發出后，有許多下崗工人給我留言，這里略舉兩例——
這樣的留言，可謂字字血，聲聲淚，深信沒有親身經歷是寫不出來的。
類似的留言還有很多，不能一一例舉。
這意味著，發生于上個世紀末葉的下崗運動，在共和國歷史上留下的影響可謂創深痛巨，傷口遠未愈合。而關于這一災難的起因、后果、性質等方面的研究，至今甚至尚未起步。
知識精英們對這一事件的興趣，遠低于規模小得多的“反右運動”。他們甚至已經急于忘掉這件事情了。
下崗運動成了房間里隱然存在的龐大怪物，人人都知道它存在，但沒有人敢道破它存在。
究竟應該如何定性改制下崗?一言以蔽之曰，本質是剝奪了工人階級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由于失去了生產資料，工人也就不再具有主人的身份，以主人身份所享有的權利、待遇也都不復存在，復歸為單純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
什么是生產資料?簡言之就是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必須要使用的資源或工具。通俗的說就是可以被用來創造財富的財富，如土地、礦山、廠房、機器等等。
新中國前三十年，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有兩種，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體所有制。
當時的“國營企業”(意為企業歸全民所有，國家只是經營者，八十年代之后，在主流經濟學家的鼓噪下，悄然改成了“國有企業”，一字之差，經營者變成了所有者，或拍賣或送人，也就沒全民什么事了。)就是全民所有——
企業的生產資料是全民的，企業創造的價值、財富也是屬于全民的。
全民所有的含義，就是人人有份。這并不是說人人都可以隨意到企業里去拿走“屬于我那一份”，那樣的話就意味著放棄公有制，改行私有制了。
新中國前三十年，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含義，體現為全體人民都可以憑借身份——生產資料主人的身份——享受相應的權利和待遇，比如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獲得免費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甚至療養的權利(但工資主要是按勞分配)等等。
這些權利或待遇，從本質上說，不是通過“勞動掙來的”，而是“身份”帶來的。
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攻擊公有制是“所有者虛置”，完全是無的放矢。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一個人就可以什么也不做，憑借“身份”坐吃山空呢？當然也不是。
在公有制條件下，每個人既是所有者又是勞動者，兩個身份高度統一，權利和義務也高度統一。
如果一個人有勞動能力而故意不勞動，則意味著要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會被社會視為不道德。
所以，“愛勞動”一定是公有制社會的道德底線。
“憑借身份享受待遇”既然是全體人民的權利，那當然也應該包括農民，這也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一度出現“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象的思想動因之一。
但一向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主席很快發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經濟能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把農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提升到全民所有制水平，讓每個農民都享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生活水平，國家財力不允許，反而會在農村造成“一平二調”、“共產風”，傷害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于是迅速制止了這種做法。
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最終確定農村保留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庶幾相當于回歸到了以自然村為單位的“初級社”。
但毛主席預留了今后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進步，逐步提高農村的所有制水平，把農民也納入國家體制，最終消除城鄉差別的通道，這是真正偉大的“頂層設計”。
當時有一首歌唱道“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歌頌并希冀著的就是這種美好前景。
如前所述，由于歷史的原因，“憑借身份享受待遇”在全體人民的各個階級、階層中的實現程度是不同的，但在“國企工人階級”身上卻表現的特別集中。
由于“身份”為國企工人階級提供了諸多保障，這就使他們必須成為通過改制下崗運動“轉換身份”的對象。
說是“轉換身份”，其實就是取消身份。
“買斷工齡”之后，他們作為生產資料主人的身份不復存在，自然也就不能繼續憑借這種身份去享受相應的待遇和權利，而沒有這些待遇和權利的保障，他們也就只能到勞動力市場上去“自由”的出賣勞動力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跳船論”【點擊閱讀】的比喻是準確的，工人跳了船，隨時都有被海水吞沒的危險，為了生存，則無論怎樣苛刻的條件都必須接受，于是工資水平大大降低了，“投資環境”因此大幅度改善了，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就在這個基礎上蓬勃發展起來了。
更妙的是，主人跳了船，“船”——國有企業——就真的成了“無主之物”，大家也就可以隨意分而食之，或者被“界定”給私人，或者被“管理層收購”，基本做法是：
1、先把企業搞垮（至少賬面上資不抵債）；
2、然后定一個極低的價格，并規定管理層有購買優先權；
3、把企業的資產（如廠區土地）抵押給銀行獲得一筆貸款；
4、用這筆貸款把企業“買”下來，改制完成；
5、由于老職工都已經被“剝離”，不良資產都被甩給了國家，企業迅速恢復盈利，媒體大肆宣傳“改制成功”，“改制”救活了企業；
6、結局：原管理層一分錢不花成為新資本家，原國企工人淪為雇傭勞動者、靠低保為生者、小商販、小手工業者等等，甚至男為盜，女為娼……
令人扼腕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基礎是工農聯盟。即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政策從集體農業那里提取剩余進行工業化，工業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再反過來支持集體農業實現機械化、現代化。
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工人階級的瓦解恰恰是工農分裂的結果——億萬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作為廉價勞動力以極為迅猛的態勢陷“工資太高”的國企工人于四面合圍之中，幾乎不能進行有效反抗。
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歷史對工人階級在1980年代沒有支持人民公社對抗分田單干的無情報復。
毛澤東時代，全民所有制，“憑借身份享受待遇”在政治上的最重要后果，是中華民族凝聚成了一個牢固的命運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不可戰勝的“命運共同體國家”。
毛澤東時代高揚的愛國主義，正是建立在這種“命運共同體”的堅固基礎之上的。
隨著全民所有制的消失，所有人都不再能“憑借身份享受待遇”，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人之間，都只剩下簡單的交換關系，這導致了共同體的瓦解，也導致了認同的瓦解，形成了類似晚明的“惡性Capitalism”。
這非常危險，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新的歷史敘述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事實上，在“站起來”的階段，中國已經很強，如前所述，這種強就是全國人民圍繞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高度團結——“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豪邁和自信就來自這種團結。
今后中國要“強起來”，最重要的還不是技術和一兩件新式武器(當然技術和武器也非常重要，這毋庸贅言)，而是要把中國再次建成“命運共同體國家”，并在此基礎上重建全國人民的團結。
中國建成了命運共同體，則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構想，也就有了最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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