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敗，敗在舉國上下缺乏“命運共同體”意識。
這個問題今天依然嚴重。
今天人民是認同這個國家的，但知識精英、財富精英以及一些政治精英的認同卻在西方。
民族主義的遲到和缺位是中國近代苦難的主要原因，甲午戰爭的結局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近代以來中日兩國的關系史上，甲午戰爭非常關鍵。
經此一役，日本一舉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則加速墮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時刻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那么，日本何以勝?中國何以敗?
從戰爭爆發前中日兩國的實力比較上來看：
經濟上，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制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
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于中國。
軍事上，日本海軍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但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
很明顯，中日軍事力量對比，并不像鴉片戰爭時中國大刀長矛對英國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面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占優勢。
也就是說，甲午戰爭中國之敗，并不是敗在經濟、軍事實力上。
有人認為，日本勝利是因為日本有了憲政民主體制，這就更是不著邊際了。日本明治維新后建立的體制實際上是一種軍部以天皇的名義獨裁的體制，這種體制，并不比當時清廷的皇權專制體制更先進。況且，如果憲政民主體制能夠保證打勝仗的話，那何以解釋二戰初期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慘敗于納粹德國?
日本獲勝，最為關鍵的原因，在于日本先于中國接受了來自西方的近代民族主義。
明治維新在本質上就是一場在近代民族主義推動下的變革。
日本早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政治家山縣有朋，甲午戰爭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都曾經大力鼓吹民族主義。
明治維新后，日本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推動了兩大國家戰略的形成：一是與西方盡快解除不平等條約;二是向東方盡快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正是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強力動員下，遠比“大清”貧困的日本才會出現天皇每天減一餐，純潔少女出賣自己的童貞，舉國上下一致捐錢買軍艦的“動人”場景。在日本的聯合艦隊中，上至司令官伊東祐亨，下至普通水兵，都把“消滅北洋水師”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
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由于近代民族主義的缺位，并沒有形成如日本那樣的國家認同感。
陳獨秀1904年在《說國家》一文中回憶：“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個什么東西，和我有什么關系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么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
沒有近代民族主義，中國就難以有效地動員起自己的戰爭潛力。對普通百姓來說，戰爭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沒關系。對普通士兵來說，“吃糧當兵，保命要緊”，并沒有為保衛國家而獻身的精神準備。
1894年10月25日，日軍未經戰斗，就輕取東北重鎮九連城，駐守此處的清軍，盡管有著毫不遜色的武器裝備，卻早已望風而逃。根據日本官方的《日清戰爭實記》記載，九連城居然出現了“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的荒誕場面，日本隨軍記者因此感慨:“‘東西旦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民間和底層的精神狀態是這樣，上層精英的精神狀態也好不哪里去。
比如，李鴻章并沒有把北洋水師視為國家民族的軍隊，而只是把它看成是支撐自己個人權位的私人武裝，因此不僅沒有把消滅日本聯合艦隊，奪取制海權作為首要目標，反而一味的“避戰保船”，消極挨打，終于導致全軍覆沒。
負責防守平壤的清軍將領葉志超，更是在態勢占優的情況下棄城逃跑，結果自己人馬自相踐踏所導致的死亡遠遠超過了戰斗的傷亡。
甲午戰爭由此海陸戰皆敗。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日本依靠民族主義打敗中國，但中國的失敗卻喚醒了中國的民族主義。
甲午戰爭后，中國的近、現代民族主義開始發軔，救亡成為時代主題。此后經歷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等，終于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高潮，并成功地動員起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一致抗日，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所以一部中國近代史，與其說中國苦于民族主義的過剩，不如說苦于民族主義的不足。
即便在今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仍然是支撐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力量。
現在遠未實現世界大同，世界仍然是民族主義時代，如果中國自己放棄了民族主義，豈不等于自廢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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