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澤東，要分清上面三個概念。

　　抽象的人是哲學的事，跟政治無關。

　　人民，做為一個整體，是毛澤東最關心的。

　　個人，做為整體中的個體，他們的權益很重要。但如果個體的權益與人民整體的權益有矛盾，那么人民(民族)的利益為大。

　　這個角度，是歷史，文化，社會，現實等等因素綜合作用出來的。沒有這個角度，就不會有中華民族的崛起。沒有民族的崛起，就不能保證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世界上的利益。論證是：近代以來，世界資源已經被西方強國把持。中國人，作為個體，參與到西方的體系中去或作為其在中國的代理，很可以錦衣玉食。做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國家，如果依附于某種強權，也有可能沾到一點利益。但是這種狀態是不可能穩定的，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沒有永遠的朋友。要保證一個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利益，不把整個民族團結起來是不行的，在此意義止，從人民群眾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是必然的了。放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來看，從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思想是最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試看今天其他的主動或者被動擁抱了西方強權的民族或者國家，哪個不被西方強權所限制?哪個有中國今天擁有的自由?(當然，三十年來，種種因素，使在思想層面討論中國變得更加復雜了。但客觀地看，中華民族的崛起與毛澤東思想是分不開的)

　　相反的角度是，個人至上。絕對地看，這個角度不比集體主義差，甚至這個角度與集體主義能夠達到一一致。你看西方強國，都是個人至上，個人至上了，國家也跟著強大了。但這種一致，也是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在蛋糕還沒有被分以前。如果蛋糕已經被分完了，你想從別人手里把蛋糕拿走，就會被收拾了。中國近代以來到49以前，基本是處于當蛋糕的狀態(改開以后，又在某些方面主動地當了蛋糕)。在這種情況下，想從利益的提供者變成享受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有些有點頭腦善于鉆營的人，他們不愿意站在民族的角度上來看問題，不想謀求民族的利益。因為他們相信，沒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他們還是可以衣食豐足。事實是，他們更愿意讓大多數人處于底層，做為他們漁利的對象。他們的角度，就是個人的角度。這個個人的角度，還不是整體之下，統一于整體的個人角度，而是要從整體中脫離出來，從整體獲利的個人的角度。不論他們有沒有教養，懂不懂得尊重他人，在本質上，他們的角度與民族整體這個角度不相容，甚至相反：他們的角度在近現代，與民族的利益是必然沖突的。

　　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要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進而再搞思想領域的文化革命。他是想從內到外，從上到下，從政治到思想，把認識徹底地統一到人民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這個高度上來。在民族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保障每個個體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抗戰以來到毛澤東逝世，他所主導制定的一切政策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是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有頭腦有才能的人被壓制了。他們被壓制，不是因為他們有壞心，不是因為他們要破壞中國的建設，更不是因為毛澤東擔心他們危及自己的統治，而是因為他們的“路線”是個人至上角度的。可嘆的是，他們自己意識不到自己的“路線”是有問題的，他們自認為純粹是出于熱情，出于忠心，要為祖國建設做貢獻的，而事實也是如此。他們當然覺得冤。毛澤東發起的斗爭與運動，不但無情，而起看起來無理。但事實上，從思想層面來看，要保證人民群眾最長遠的利益，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某些人進行限制是必要的。毛澤東觀察問題的著眼點是如此之高，如此之遠，其他人不能望其項背。在當時不被理解甚至被人誤解，也是在所難免的了。在現時被主流攻訐，就更加正常了。因為毛澤東所代表的人民群眾，已經被另一條路線的執行者們成功地壓回到了社會底層，他們失去了在社會上的主導地位，當然也就失去了主流的聲音。

　　客觀地說，在奪取與建設政權的過程中，確實很多人蒙冤了。毛澤東站得太高看得太遠，而現實太難改變。強行改變，就會出現悲劇。如果毛澤東有一個跟他同樣胸懷，同樣氣魄，同樣領導能力的“接班人”，或者如果改變人的思想與意識很容易，十年即可完成，那么那些人的冤可能沒有白受，因為他們的犧牲換取了民族整體的更好發展。然而，有毛澤東的胸懷氣魄與領導能力的，幾百年間，只有一個。文革的精神也從中央到地方被扭曲，被利用了。第二代上臺，觀察點就從人民轉回到個人上來了。而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除了靠賣地增加GDP成了經濟總量第二與打洋工換外匯以外，再沒有比改開以前更大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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