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要堂堂正正
——兼與曹耀成先生談談心
楊明遠
曹耀成先生針對我的一些帖子,曾連續(xù)寫了好幾篇文章,表示了異議。由于以下的原因:
1、我正在思考其他問題,無睱顧及。
2、我認為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現(xiàn)象。有人能對自己的文章發(fā)表看法,是好事,是一種關心和幫助。網友的跟帖,我都會去看,兼聽則明,可以幫助自己提高認識。我一直本著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tài)度,對待他人的評論,一般都不會去爭論。因為自己的立場觀點,盡在文章中,沒必要再去重復。
因此,對曹先生的質疑,沒有及時回應。趁春節(jié)有空,就與曹先生談談心吧。
我看了曹先生的自我介紹,知道曹先生“以孔子為師”,是尊孔的。我是以毛澤東為師,是無限敬仰毛主席的。我們兩個信仰不同,對問題的看法各異,產生分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對于曹先生為什么尊孔,自然有曹先生的理由,我不探討,人各有志嘛。我只談談我為什么敬重毛主席,讀毛主席的書給我?guī)砹耸裁?ldquo;好處”。
我出生在舊中國,而且生活了十二年半。對比新中國,我覺得舊中國是依附于美國的,毛主席帶領共產黨人創(chuàng)建的新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就憑這一點,我就喜歡新中國,不喜歡舊中國,崇敬毛主席,熱愛共產黨。
曹先生是幸運的。因為曹先生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有幸上了大學,沒有經歷過失學的痛苦。我高小畢業(yè)就失學了,在社會上為討生活,勞累了三年多,才托毛主席、共產黨的福,十五歲終于上了初中,十八歲初中畢業(yè),進了中專,一年還沒有念完,組織就選拔我進了師資培訓班,十九歲時,毛主席、共產黨就將我培養(yǎng)成了一名中等專業(yè)學校的人民教師。所以,我雖然出生在舊社會,也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我也是幸運的。
我這個人是知恩圖報的。從此,我就拚命的學習,除了鉆研業(yè)務外,主要是讀毛主席寫的書,同時努力的工作,總想著要盡量將本職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不久,就是我七十八歲的生日了?;仡櫸疫@一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52年以前是我接觸社會的階段;1952年至1966年是我茁壯成長的階段;1966年至1981年是我接受考驗,成熟的階段;1981年以后是我從此安居樂業(yè)、獲得收獲的階段。
我是幸運兒。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還是現(xiàn)在,我都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前三十年給了我工作,給了我思想,給了我精神力量,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后三十年及其以后,我擠進了高級知識分子的行列,給了我安定的生活,給了我發(fā)揮才能的機會,給了我榮耀,給了我幸福的晚年。既然如此,我為什么又要懷念前三十年、歌頌前三十年呢?從國家來講,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政權基礎、人和基礎、經濟基礎,會有后面的經濟“騰飛”嗎?拿我個人來講,如果沒有前三十年思想上的“既得利益”,還會有后三十年和現(xiàn)在的物質上的“既得利益”嗎?這就叫:飲水思源,喝水不忘掘井人。
1956年我參加工作的時候,我的上級領導,不是老紅軍就是經歷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老干部,有將軍級的,也有大校級的。所以我不僅從毛主席的著作中學到了毛澤東思想,也在現(xiàn)實中見到了學習的楷模,找到了學習的榜樣。
我除了刻苦鉆研業(yè)務外,通讀了《毛澤東選集》1-4卷,反復學習了《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矛盾論》和《實踐論》。從此,我也牢牢記住了下面那些話。
“水滴石穿,繩鋸木斷,小斧頭能砍倒大樹;勤能補拙,不斷努力,自然會有成績。”我獲得了決心、信心與恒心,每次都會努力去排除萬難,爭取成功。
“專技基于博學。”“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從此,我就博覽群書,不恥下問,取長補短,不從眾,對人、對事,也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搗鬼有術而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從所未有。”教導我一生堅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
“玩物喪志。”使我懂得了人的精力有限,只有放棄一些,才能集中精力將本職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最終得到的才會更多一些。所以我這一生,不抽煙,不喝酒,除了工作、學習,間或養(yǎng)養(yǎng)花,也就沒有了其他的業(yè)余愛好。
……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我心中充滿陽光,看到的社會都是美好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積極投身到運動中。想不到我在學校第一個被打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我出身貧農,變成了地主崽子,我含辛茹苦教育的學生,以及一貫要好的同事,卻要整我了。
我清楚,整我,不是“文革”的大方向。在有人想整我的過程中,使書生氣十足的我,在看到社會美好的同時,也看到了人性與社會丑惡的一面。也更理解了毛主席在七十三歲高齡,還要發(fā)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那就是,要徹底消滅人性中的丑惡和社會上的丑惡。
由于我做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從不謀私利,每逢“有難”,都有貴人相助,皆能逢兇化吉。
1966年有人要拉我去游街示眾的時候,身為學校“文革”小組成員的王顯標老師帶領文革組的學生,將我救了下來。
1969年當我下放農村后,正愁夫妻兩地分居,有后顧之憂時,時任萍鄉(xiāng)市文教辦公室管人事的劉科長,主動幫忙將我妻子從內蒙古包頭市調回了萍鄉(xiāng)。后來又將我夫婦倆安排到一個單位工作。
由于我不會搞請客送禮這一套,有人說我不會做人。也因此遭遇過很多麻煩。
1971年市里將我妻子調來了我下放的麻山公社。結果,我妻子每個學期都被換一所小學,要搬一次家。有老師提醒我說,你想夫妻調一起是要送禮的。
1973年,市里將我夫婦倆同時調到市直學校臘市中學,麻山公社又不放我走了。找我談話說:你不要走,照顧你夫婦倆,調到一個學校工作。我夫婦倆沒有聽從麻山公社的安排,去了臘市中學。麻山公社管教育的領導,就不讓我家辦理糧油戶口的遷移手續(xù)。好在工資是由市里直接撥款,麻山公社管不著。這樣,人在臘市中學上班,每月卻要跑到麻山公社去買糧油和其他供應物資。這種生活一過就是兩年。
1975年暑假。湘東區(qū)教育局劉春生局長找到我說:楊老師,將你夫婦倆調到湘東區(qū)最好的學校湘東中學去,區(qū)領導已經跟麻山公社領導講好了,你去跟他們作個自我批評,糧油戶口等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這樣我夫婦倆就來到了湘東中學。后來,我才知道,是湘東中學領導班子內部不團結,鬧派性,區(qū)里將與校長鬧不團結的副校長夫婦調臘市中學,而與我夫婦倆對調了一下。其實,這又為我夫婦倆在湘東中學的工作,埋下了不利的種子。
我夫婦倆來到湘東中學以后,首先被安排住在一間大教室里。校長很關心我們,說教室里蚊子多,還給我們送來了蚊香。反校長那派的一些人,就將我當成了眼中釘,以為我跟校長是一伙的。其實,我跟校長根本就不認識。這樣就給我夫婦倆的教學工作,制造了很多麻煩,也增添了很多的困難。我向區(qū)教育局反映。劉局長跟我說:楊老師,你是煤炭系統(tǒng)下放的,除非回煤炭系統(tǒng),不然是不會放你走的。
煤校我是不會回去的。因為“文革”期間,將我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的那個干部,原來也是我的學生,已經是煤校旳校長兼黨委書記了。于是我到萍鄉(xiāng)礦務局機關子弟中學(簡稱礦中)聯(lián)系。1977年我夫婦倆調到了礦中。以為這下可以安生了,結果麻煩又來了。在礦中的領導班子里,也有一個“文革”期間想整我的人。工作上他找不到我夫婦倆什么茬子。在1979年評工資時,就做手腳了。民主評議三次,我妻子都榜上有名,最后被拿下來了。我妻子很委屈。1964年大學本科畢業(yè),工作15年了,又有群眾基礎,為什么不讓加工資?一氣之下,妻子調離,去了萍鄉(xiāng)市衛(wèi)生學校工作。1987年評為高級講師后,工資才與其他高級講師持平。直到1995年退休。
我妻子調走后,礦中領導又拿我出氣了,我也只好請調。1981年我來到了萍鄉(xiāng)三中(簡稱三中),工作到1997年退休。
后來一些在農村中學與我共過事的老師,碰見我時常會說:楊老師,你真有本事,想走就可以走,想去哪兒,都有單位接收。其實,我那有什么別的本事,只是因為認真讀了毛主席的書,做到了堂堂正正做人,敬敬業(yè)業(yè)教書,勤勤懇懇工作而已。在正直的領導眼中,我是一個值得信賴,會干事的有用之人。
當時三中的校長劉維霞,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還有一位副校長叫易守文,他們都是解放前參加工作的老干部。管體育工作的副校長叫何晃,是部隊轉業(yè)的干部。他們都為人正直,愛惜人才。我一到三中報到,何校長就找我談話:楊老師,我們將你要來,是想將三中的體育工作搞上去。你來擔任教研組長,原來的組長擔任副組長,希望你團結全組,做出成績來。
來到三中,我已經是快四十五歲的人了,作為體育教師,已不算年輕了。我二話沒說,起好帶頭作用,團結全組老師,共同努力,三中的體育工作,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82年獲萍鄉(xiāng)城區(qū)大中專、中學生廣播操比賽第一名,江西省第六屆運動會“群眾體育先進基層單位”。從此萍鄉(xiāng)三中,不論是體育教學工作,群眾體育工作,還是運動競賽成績,都進入了萍鄉(xiāng)市普通中學的先進行列。
安居才利于樂業(yè)。1982牟5月3日第九屆亞洲女籃錦標賽決賽,中國女籃以1分之差惜敗于南朝鮮后的深夜,我寫了一篇球評,發(fā)表于5月21日《體育報》上,開始了我的寫作和理論研究。
憑論文《試論學校體育中的思想道德品質教育》,我有幸參加了1987年12月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召開的第二屆全國體育科學學術報告會(即第三屆全國體育科學大會)。
憑論文《深化學校體育改革淺見》,出席了1988年11月在湖南懷化市召開的全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校體育的特點、地位、作用、目標及深化改革”專題學術研討會,并在大會發(fā)言。
憑論文《中小學體育教學效益問題的探討》,出席了1991年9月在遼寧省鞍山市召開的“全國中小學體育教學效益現(xiàn)場觀摩暨研討會”,并大會發(fā)言。
論文《要用系統(tǒng)的觀點來研究體育課的運動負荷》,在我國是首次提出這一問題,具有開創(chuàng)性。因此榮獲江西省科協(xié)三等優(yōu)秀論文證書。就是靠這一紙證書,我才破格評上了高級教師,我這個學歷不高的人,1987年擠進了高級知識分子的行列。
發(fā)表在1986年第4期《學校體育》上的論文,《關于學校體育目的問題的哲學思考》,在全國學校體育界,引起強烈反響,《學校體育》雜志,為此展開了一年多的討論與爭鳴。
……
“人之初,性本善”。社會上的好人,總是占絕大多數的。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一般是不容易被人遺忘的。我自1964年參加完在南昌舉行的全國丙級足球聯(lián)賽的宣傳工作以后,就從未與江西省體委競賽處有過聯(lián)系和接觸。想不到,十年以后的1974年,我已下放農村六年,突然接到萍鄉(xiāng)市體委轉來江西省體委競賽處,調我去福建省莆田參加全國少年田徑分區(qū)賽的裁判工作的通知。我到省體委去開介紹信,競賽處的王再薌老師,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算見到了一位老同志。江西省就我一個裁判名額,并交代我,運動會結束以后,還要回到省體委來匯報。我經福州來到莆田。莆田是盛產荔枝和龍眼的地方。運動會是八月下句召開的,新鮮荔枝已經謝市,莆田政府為全體運動員、裁判員準備好了每人一斤冷藏的新鮮荔枝和一斤龍眼干。江西省的領隊大倪對我說:你在農村很難吃到龍眼干,我這份就給你吧。這樣我就有了兩斤。運動會結束后我跟隨江西省少年田徑隊繞道廈門,參觀了陳嘉庚墓地、廈門大學,去了鼓浪嶼,然后來到了南昌,向省體委競賽處作了匯報?;氐狡监l(xiāng),有朋友問我,你送禮了沒有,我說沒有。朋友說,叫你去匯報,意思是要送禮,這是潛規(guī)則。我認為,送禮,是對對方人格的侮辱和不尊重,也是一種小人之見。我從來沒有給王老師送過禮,王老師仍然處處關懷我,幫助我。1981年通知我考上了田徑一級裁判。1987年,我已經五十歲,還通知我到武漢體育學院參加國家體委組織的考試,我考上了田徑國家級裁判。還多次調我擔任省級的甚至國家級田徑運動會的總裁判、副總裁判、裁判長等職務。
在我這一生中,有很多專家學者,關心過我,支持過我,幫助過我。其中有華東師范大學的黃震教授,北京體育大學的賴天德教授、劉紹曾教授等等。擔任過首都體育學院院長的毛振明教授,在日本留學期間,也曾寫信給我,予以鼓勵和鞭策。……
我的辛勤工作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1983年評為全國體育傳統(tǒng)項目學校先進工作者;1990年評為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優(yōu)秀會員;1992年評為全國優(yōu)秀體育教師;1993年評為全國群眾體育先進工作者。
1996年我從教40周年的時候,萍鄉(xiāng)市體委結集出版了我公開發(fā)表的論文。
從1987年至1996年我是萍鄉(xiāng)市第七屆、第八屆政協(xié)委員。
拿當今時髦的話說,這就是我學習毛主席著作獲得的“紅利”。
我這一生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相信群眾,相信黨,堂堂正正做人。
我幸運地成長在毛澤東時代,那是個用人唯賢,不拘一格選人才的時代。如果處于當下這個市場起決定作用,言必稱博士、碩士、專家、學者的時代,我這個進城農民工的子女,很可能還穿梭在城區(qū)的大街小巷,白天賣著鮮雞蛋,晚上賣著茶葉蛋。
從受精卵開始,人的生命就進入了從胎兒、乳兒、嬰幼兒、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這個生長、發(fā)育、成熟、衰老、衰退、死亡的過程。“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這句詩中,是不包括年齡條件的。人都會老。年老了,仍然有用。我們要爭取優(yōu)雅地老。
近幾天,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南方春雨綿綿,北方雪花飄飄。這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詩詞: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它在叢中笑。
僅以此文與曹先生及其他網友共勉。并向關心我、支持過我、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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