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的附產物,“軍隊國家化”問題近十年來隨時都會從某個陰暗角落冒了出來,大搖大擺地走進國家公民的視野。因其離經濟因素的改革較遠,與國民生活的改善并不發生直接的關系,因此普通民眾和網民關注的并不多,提出否定結論的,也無非就是黨的官方喉舌或官員。
“軍隊國家化”,其始作俑者和竭力鼓吹者雖然沒有明說,但葫蘆里賣的,卻是與中國國家命運和人民福祉利害攸關的毒化劑,或者說是以“改革”理念包裝的遠比核威懾兇險得多的預謀性精神原子彈。“軍隊國家化”的謬論,筆者認為應該是陰謀論,其要害是建立在背棄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上面的。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從社會主義制度誕生的一天起,作為國家政權支柱和抵御外侮的軍隊,都是黨管軍隊,或者說是黨指揮槍,至于軍隊與國家的關系,一個最明顯的體制性標志,就是黨的總書記既是國家主席,又是中央軍委主席,從體制構架看,軍隊既是黨的又是國家的,已經沒有任何疑義。
這樣的體制構架,為什么有的人還喋喋不休地提出“軍隊國家化”問題?難道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還不能代表國家?還不利于國家政治的穩定?還要超越現有體制實現某些人理想中的“國家化”?這就是全部問題的實質和關鍵,或者說就是“軍隊國家化”論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軍隊是人民的,又是代表或反映人民意愿的黨和國家的,這是天經地義的鐵律,即使請世界上最成功的改革家設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絕對不會出現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問題。既然軍隊既是國家的又是人民的,何來“軍隊國家化”問題?
某些人惡意炒作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問題,充其量是某些人虛晃一槍挑戰國家政體的敲門磚而已。言下之意就是說,某些人迫切需要保護既得利益萬古不變的支柱或靠山,就要像西方兩黨或多黨制那樣,軍隊只聽命于隨黨派斗爭不斷變換的總統,歸根到底是聽命于既得利益集團的擺布,才能高枕無憂,這就是某些人理想中的“軍隊國家化”癥結之所在。
“軍隊國家化”之所以有其政治空間,是與前些年某些人刻意炒作的西化論息息相關。可以這樣說,政治體制的西化論與“軍隊國家化”,是某些人精心包裝的包藏禍心的“改革”目標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就像沾滿銅臭氣的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一樣。
站在新的歷史界岸上審視政體西化論和“軍隊國家化”,如果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至少也是對世界大勢全然不知的“蠢蠢欲動”。筆者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一是明智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為避免固有矛盾激化摧毀制度本身,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移植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成分,迄今已達社會化的程度。
二是對世界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有著深入研究的美國哲學社會科學家伯恩斯,對毛澤東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在1993年就給出了歷史性的結論:“政治領導人和普通中國人民之間相互的和有組織的關系來鍛造一條堅定的行動路線”;“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相互作用過程的結果是在歷史上產生了最強有力的一種領導制度,它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使群眾的態度能夠影響黨的政策”。(伯恩斯《領袖論》287頁)
三是世界著名的美國研究機構——蘭德研究所執行所長亞龍·布魯克,近期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無可奈何地說西方正在放棄資本主義。言下之意就是說,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與安寧,已經正在大踏步向社會主義邁進。
“軍隊國家化”,這種玩弄概念包藏禍心的理論,已經不是動搖黨指揮槍原則這么的簡單,事實上,它已經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或“全心全意”為既得利益集團效力的官員,確保既得利益萬古不變最理想的依賴性支柱和擬議中的軍事保障!
國家命運有自己的邏輯,就像治亂相因、政略相應一樣,企圖用某種視角、某種理念駕馭或改變國家命運的航向,并不是提出自以為高明實則愚不可及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問題,就能實現其陰暗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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