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想大家應該不陌生。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著重強調了生產力的重大作用,有人甚至評價為工具決定論,我想也是有道理的。上層建筑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暴力,而暴力發揮作用的節點恰恰是由技術進步帶動的武器裝備的革新,從而讓更多的人擁有了武器,才具備建立新王朝的實力。
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世界,歐洲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沒有發達的農業。他們的立足點是貿易,進一步講就是戰爭掠奪,從此開啟了歐洲與西亞、北非長期的對峙。歐洲打仗主要靠的重裝步兵,這些裝備是普通人負擔不起的,因此在歐洲奴隸制比較盛行。現在講的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只不過是貴族專政的詩意化描述,根本不具備先進性。這套制度能夠控制的也就是城市,對于廣大的農村他們也就無能為力了。因此,幾乎在整個羅馬帝國時期,它們幾乎天天在打仗,這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虛弱的證明。
古代世界的中心在中國,中國有發達的農業,推動中國發展的主要是內力,中國不亂,沒有什么力量能夠打敗我們。中國雖然也是奴隸制,但奴隸們的自由度還是比較大的。隨著井田制以及生產工具的進步,中國的權力中心逐漸由上層向下層轉移。西周滅亡了,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古典文化迎來了第一個盛世——百家爭鳴。隨著商鞅變法改井田為阡陌,鼓勵耕戰,中國迎來了第一次的庶民的勝利。在我心目中,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很好地限制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人民從有多個主子,變為只有一個主子。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利益又是想通的,因此,這算一次歷史的選擇。
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實際上是在向上層階級妥協。在對匈奴連年用兵的情況下,漢武帝必須取得統治階級的支持,從而歷史又來了一個輪回。漢武帝之后漢朝的土地兼并問題非常突出,地方豪族勢力大大增強,最終促成了王莽篡漢。漢朝雖然迎來了中興但并沒有解決問題,中國無可避免的進入了魏晉南北朝這樣的大變革時期。國家權力也在平民和貴族之間反復拉鋸。最終,府兵制讓兵民合一,平民力量來了一次大爆發,結束了亂世,中國迎來了隋唐盛世。
在唐朝,各項制度都進一步完善了。均田制、租庸調制都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但隨著唐帝國對周邊少數民族用兵的加劇,國家力量中心又一次轉移了。府庫兵被募兵取代,實物地租被貨幣地租取代,廣大的人民苦不堪言。唐帝國也在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侵擾下,一步步的衰弱了下去。中國走到了五代十國的關口。
曾經看過的一本書《狼圖騰》讓我印象深刻,里面還吹噓了一番蒙古人如何在蒙古草原所向披靡,但至少和明軍作戰時,很多情況言過其實。依我看,蒙古人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和魏晉南北朝到唐朝這大時段歷史時期的混亂大有關系,在這個時期許許多多的少數民族在軍事上得到了錘煉,受到了洗禮。蒙古人幾乎是最晚崛起的民族,在遼、金、西夏被中原文化腐蝕的差不多的時候,他們還銳氣正盛。借著這股歷史東風,橫掃整個歐亞大陸。中國的宋王朝沒有解決唐朝后期的問題,還是選擇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模式。因此,宋朝奸臣當道,宦官勢力和外藩勢力幾乎達到歷史頂峰。中國封建王朝的一切壞毛病在這里都可以找見,最后用程朱理學來自我閹割,面對強大的外患,焉能不亡?
少數民族靠強力統治中國是做不到的,中國強大的經濟基礎所孕育的底蘊是強大的,中國平民力量如果沒有受到壓制,是非常可怕的。這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優勢。因此,又一位平民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王朝。明朝吸取了前代的教訓,堅決不主動對外擴張。明朝還是實行皇帝和士大夫共建天下的模式,但讓士大夫擁有了更大的權力。明王朝靠市場經濟治理國家,但逐漸的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社會保障功能。一大批政府興辦的事業被關停,政府賑災能力趨于弱化,一條鞭法從長遠看讓農民喪失了利益,最終激起了民變。明朝地方商業集團的利益使得地方勢力爭斗加劇,晉商為了斗爭取勝,投靠了滿清。這兩股力量壓垮了明王朝。
清朝是一個被拼湊起來的王朝,它把各方利益都照顧周全了。跪著的漢族大臣們獲得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安心做寄生蟲。他們依靠家族勢力,統治地方,成為地方的控制者。滿洲貴族則掌握國家的軍事權力,監督漢族官僚,成為統治階層的另一極。發展壯大的商業勢力獲得了整個帝國的經營權,獲得了巨大的財富,但要滿足皇帝的私利。皇帝用出賣官僚資格獲得利益,把文字獄當賺錢模式。皇帝還用輕徭薄賦收買下層民眾,恢復國家的社會保障功能。這一切看起來很完美,但卻是一套內斗的模式,每一方想到的不是更好地發展,而是打倒敵人,擁有壟斷優勢。這就使得整個國家的力量弱化,組織混亂,在面對英國人的輕輕一擊時,虛弱的巨人也就轟然倒地了。
毛澤東為什么那么強調精神的作用?因為他深刻地抓住了中國歷史的癥結所在:在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上層階級想的更多的是壓制人民力量,而不是解放人民的力量。而想要救中國,就必須充分的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終于感動了中國的上帝——中國人民,所以才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奇跡。但中國建國后,中國幾乎又退回到歷史的老路中了,又不拿人民群眾當回事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主導者,而是追趕者,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中國現在唯一可倚仗的就是廣大人民的無窮智慧,這個我們可以很自豪的說,這是其他民族不具備的優勢。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結合是壓制新興的資產階級力量的唯一方法。如果共產黨和資產階級結盟,就會迅速的改變中國的力量對比,清朝的問題還會持續。那么現在已經顯現的地方尾大不掉的趨勢,民族分裂的苗頭,官僚集團壟斷中國話語權的行為都會愈演愈烈,最終還是歷史的老路,人民揭竿而起。但這個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國的內亂就會給外人機會,中國或許真的要血雨腥風了吧。所以,毛澤東預演了文革,讓各方勢力都有個可怕的心理預期,也讓中國共產黨人思考,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
實際上就像人的需要有剛性需求和軟性需求一樣,經濟基礎應該有絕對的經濟基礎和技術性的經濟基礎。缺乏農業基礎的歐洲,一直沒有突破阿拉伯人的封堵。直到地理大發現,尋找到了美洲,歐洲人用三角貿易,才真正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農業體系,才使得現代的金融業發展起來,成為世界的霸主。隨著美國的崛起,并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后,歐洲的經濟基礎又被破壞了。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世界霸主也就易手了。美國人是可怕的霸主,擁有者雄厚的農業基礎,又控制著世界的能源,所圖很大,這是以前霸主不具備的。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在于,中國不能拋棄農民,而要發揮他們的潛能,把農民變成市民是錯誤的,中國應該走合作化農業道路。中國共產黨只有和農民、工人的力量結合起來,并催動中國新興商業集團的發展,中國才能有適合自己的經濟基礎,才能對抗日益膨脹的帝國主義集團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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